⑴ 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运行体制
二十国峰会,扯皮,以物质刚性支持人币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形成!
从20国峰会看,美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制造者,其没有物质,把垃圾美元输送给了全世界,推高了物价,现在是价值回归.
这次峰会,其主题还是以解决危机的借口,要大家出钱,出力,继续维持其垃圾美元的戏.
这次世界上大家都不认账,要求美国先解决其金融问题.
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物质的美国,现在还靠忽悠,那是不行的.
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必然是建立在强大物质背景支持的货币框架内,也只有人币能够承担这一任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3日召开了会议，研究和部署金融改革发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全面推进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在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肯定中国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和进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任务：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加强金融调控和监管，着力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显著增强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等。其实，这些要求就是要根据2007年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来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
全面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让中国金融市场成为一个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市场。这个市场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规模或表面繁荣，而是要让金融市场成为支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体系，让它成为中国民众分享经济改革成果的一个场所，而不是金融风险聚集与涌流的地方。
那么，如何来推进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呢？从金融工作会议所发布的公告来看，尽管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要建立金融国资委、重新界定金融业分业或混业的经营模式和存款保险制度确立等问题，这与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会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六大任务，并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顺序与方向。
推进金融制度建设关键要深化国有银行改革
从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格局来看，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一基本格局在短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中央政府把推进金融制度建设的第一任务界定为是要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可以说，近几年来，尽管中国银行业改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斐然，但深化国有银行改革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大事。因为，这不仅在于国有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而且还在于近几年来国有银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注重组织机构重组、引进制度规则，但没有转轨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国有银行改革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不仅表明了政府对国有银行要成为真正的商业化及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决心，也表明了政府对国有银行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胜出还带有几份担忧。
也就是说，尽管近几年来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工、中、建、交几大国家商业银行都已成功上市，但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几大国有银行成功股改上市了，但这只是表明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国有银行能否完成向现代商业银行的真正转型，未来是否具有在中国外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还是一个未知数。同时，尽管近来上市后的国有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十分张扬，但它们与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仍然相差甚远。因此，如何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如何让国有银行在未来的几年里真正走出转轨经济的阴影，应该是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要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一就是如何来巩固国有银行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二是如何让目前还没有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国有银行更快转轨。比如，对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而言，前者横跨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两大领域，后者涉及到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在金融工作会议的公告中对此提出了明确任务与目标。可以说，如果银行业改革有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有了较大进展，这不仅意味着可以奠定中国金融业的基础，而且也是事关中国金融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把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放在首要任务上，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当然，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转变其运作机制、重新功能定位国有银行及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和价值标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来清楚界定国有银行产权，通过什么方式真正有效地运作被界定的国有银行产权。因此，尽管此次会议对建立金融国资委并没有明确表示，但巨额的国有金融资产如何来管理、增值和运作，以及“金融国资委谁来监管”，这些问题都是深化国有银行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事情。
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也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上。从本次会议公告所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到，如何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体系，政府确实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与措施。比如说，对农村金融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农村金融组织进入市场标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都是原则性东西，如何让这些基本的原则转变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还得具体细化。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能够把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未来几年金融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这说明了政府已看到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可以说，农村金融不发展，就不可能改变落后的农村经济，农村经济落后就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障碍。就建立与发展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既有中国农业银行如何重组改造及定位的问题，也有如何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来改变目前落后的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
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表明，中国农业银行重组改造是2007年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但是，中国农业银行改革有三大难点：一是如何化解它的沉重包袱，二是化解它的包袱之后如何定位其职能，三是在此基础上如何让中国农业银行能像其它三家国有银行一样走向商业化及市场化。对此，公告有些说明，即中国农业银行未来职能的定位是如何为县级经济服务。但是，仅有这点还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理念还是三大国有银行的重组模式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农业银行的重组改革，重新认识已变化了的中国农村经济，这才是破解中国农村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成功的关键。
可以说，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二是部分发达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三是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必要劳动力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四是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分化了的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采取完全同样的农村金融体制或模式已不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了。因此，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及职能定位就得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根据金融业的基本特点，发展农村金融，已不拘泥于以往如何为农业服务的旧观念，而是应该重新设计出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以及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改变农村经济的金融生态。这才是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农业银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银行改革重组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落实到一个“农”字上，而是要落在如何有利于已经改变了的农村经济发展上。比如说，重组上市后的中国农业银行重点应该是利用它的网点优势，将其业务放在上面所区分的前两类农村经济发展上，这两类经济早已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及最有发展前途的部分。对于后两类经济，则应该重建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及机构来予以补充。
对于建立农村金融组织，最近银监会在制度安排上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而且，央行正在放开对农村金融方面的种种限制。但从金融业特性来看，要想全面发展中国农村金融组织得并不是件易事。
为什么这样说？由于金融业本身是一个风险定价行业，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农村金融，如果缺乏减少或分散风险的产品或工具，那么要建立起农村金融体系是不容易的。
对农民来说，为什么不能够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融到资金？为什么农民不能够用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品到银行贷款？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农民没有有价值的抵押品，就在于农村住房没有城市化，即使农民的住房可以用来抵押，但其商业价值低也无法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抵押品。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或是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或是让农民的住房、土地及耕种土地使用权直接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这样，农民就有了能到银行进行信贷的有价值的抵押品，农民的融资渠道就容易打通，各类的金融机构也愿意向农民贷款了。可以说，给予农民所持有的土地清楚明确的使用权，可能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好的办法。
当然，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就得加快城市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减少农村人口所占整个人口比重；二是利用法律的方式来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收益权。这样，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进行银行信贷，就有了最基本的财富起点，就有了可抵押的有价值的物品；三是要确立农民的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可以说，如果农村金融生态不改变，那么农村金融市场要得到真正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然，要全面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还对央行提高宏观调控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新要求；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结构优化上；并要求建立有效的机制密切监督投机的外资进出中国，并采取措施遏制这种外国投机资金对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干扰；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而不急于推进金融混业。
总之，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会更为深入的进行，但在金融改革的步伐上会更加稳健，会强调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⑵ 国际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有哪些
①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些运作看，往往是承诺容易，执行困难。在后续程序专和政策的协调，
监管框属架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执行的任务依然艰巨。
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仍然想接着以前的体系维护本国的利益，使得国际经融机构的职能形
同虚设！
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需要很大的成本，单靠几个国家改革起来比较困难！
⑶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对于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王岐山副总理前不久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方支持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他说，“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通过以配额为基础的体系以及自愿捐助两种途径来调动资源，以取得贡献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一要务是增长配额。如果短期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应当按照当前的配额来决定出资。如果配额出资不能达到当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发行债券，中国将成为债券购买者之一”。
我们也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其中：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还分别与韩国央行、香港金管局、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印度尼西亚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800亿、2000亿、800亿、200亿、1000亿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因此，我认为，我国在推进国际货币和金融改革进程方面，在短期，着力点应放在促进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与刺激总有效需求；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积极支持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在中期，着力点应放在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协调机制；合理界定全球失衡和金融动荡的调整责任，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外部性；保证大宗资源能源国际价格的相对稳定；在长期，应推进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金融全球化监管制度框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我国在推进国内货币和金融改革方面，在短期，着力点应放在加快推进国内金融和货币的市场化基础，增强价格弹性和灵活性。同时，针对美元以及当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全球系统性风险将必然和频繁发生的特点，着手建立开放风险的对冲机制，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中期，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改革，推进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结构改革，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监管，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在长期，建立全球资产多样化组合以切实保护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和效益；形成区域超主权储备货币和货币管理机构；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的话语权并在完善全球治理结构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⑷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影响
奥巴马说，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经济复苏，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加以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是胡主席和我决定建立21世纪美中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原因。他说，我们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使我们得以摆脱几代人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中伙伴关系对应对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昨日还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为此，双方注意到彼此强有力和及时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全球产出下降和稳定金融市场。双方同意延续现有举措以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承诺履行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作出的所有承诺。《声明》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信息交流，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为此，美方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双方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声明》指出，双方认识到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双方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承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在2010年达成一个积极、富有雄心、平衡的最终成果。
⑸ 国际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主要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和份额,
而在现实中,其它的国家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和理论支撑.
⑹ 中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0但人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wei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3.面临的风险挑战
(l)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2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典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wei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的国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⑺ 国际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构建研究
晕。。你这课题做的。。。很赶潮流哟。
但是可能有点难做哟，因为这个东版西是眼下各国都在努力权希望解决的，也是布林森顿体系瓦解后30余年里世界希望解决但一直解决不了的。。。
只有多上网搜搜，多借鉴。。。多说套话。。。
⑻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⑼ 国际金融体系具体指什么
根据国际著名金融专家丁大卫教授的解释，国际金融体系是世界金融的总称或泛称。由于金融具有环环相扣的系统性，因此称之为体系。具体而言，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指的是国际金融市场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因为金融市场具有很高的收益和风险，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金融监管，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时共进的关系。例如，2008年9月15日全球爆发金融市场危机，之后，全球都在致力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前面说过，金融体系是一环扣一环的，因此又可细分为若干市场和监管分枝体系，如货币市场体系及其监管体系（中央银行）、银行体系及其监管体系（银监会）、证券市场体系及其监管体系（证监会）、保险市场体系及其监管体系（保监会）等。
各国国情不同、立法不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金融市场划分及其监管体系略有不同。
国际著名金融专家 丁大卫教授简介
丁大卫，国际著名金融专家、金融危机预言家、金融规律的发现者、金融定律的发明人、国际企业管理专家、国际金融界权威人士、全球金融领跑者、金融市场守望者、中国金融市场诊断师、中国金融走向国际化道路的促进者。他可能是全球金融领域拥有最多知识产权的个人。
全球独一无二、最先进、最完善、最实用、最有效的管理体系、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金融树(FinancialTree)、金融树体系（FinancialTree System）、系统金融学（Systematic Finance）、金融生态学(Financial Ecology)、金融物理学（Financial Physics）、金融科学(Financial Science)及金融科学体系（Financial Science System)的发明人和创始人。
他破天荒般地发现了金融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的金融学和金融科学体系。他不仅开创了人类金融科学的先河，而且率先揭示了金融与危机的来龙去脉和变化规律。
曾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考取了极个别人才能通过的几乎所有美国金融/证券行业所需的营业执照，并在该行业的不同领域从业至今，涉及企业和金融管理的各个方面。历任：美国环球证券首席投资执行官，美国国际金融证券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顾问，加拿大风险资本交易所董事，博鳌亚洲论坛/博鳌水城投融资总策划，博鳌亚洲论坛顾问，博鳌水城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博鳌从一个渔村变为一座比澳门大两倍的现代化水城）、中美多所大学教授或特聘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黄金投资专家委员会首席金融科学家，全国贵金属产业专业委员会专家、中国房地产协会－清华大学房地产总裁同学会顾问、国际多家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美林、高盛、黑石、野村等国际投行的经常顾问。在海内外发表过多部著作、金融教材和上百篇论文，经常在国际会议上作专题报告。
上世纪90年代曾向朱镕基副总理、总理及国务院等部门提出过许多有益建议,其中包括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尤其是整顿、规范期货市场的建议和方案。据中国政府唯一英文官方报纸《中国日报》2001年4月10-16日的报道: “他的建议曾至少两次帮助中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将国际金融从业执照和资格认证体系其中包括S3、S7、CFA、CFP等引入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中财、中科院研究生院、中央党校、上海交大等中美众多大学教授各种高端前沿课程；曾为国内外众多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证监会等、各大金融机构、数千家房地产企业老总、跨国公司及上市公司高管提供前瞻性高端培训，为中美培养了大量金融人才；曾为众多政府机构如吉林通化市政府、北京东城区政府及企业，其中包括美林、高盛、黑石、大摩、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提供独特的咨询和解决方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丁教授都曾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发出警告并预示了结果。 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此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在为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相比之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长达21年之久，期间多次发生金融危机，他不但一次也没有觉察到，反倒一次次将虚假的繁荣误以为真。
丁大卫教授从事金融20多年来，始终走在国际金融研究与实践的最前沿；开创了一系列崭新的金融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方法体系和管理体系：将原本抽象无形的金融世界变得一目了然；始终坚持承诺对所传授的所有知识及每一个观点和判断的客观性、前瞻性、准确性和正确性终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