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宁县农村信用社

『壹』 王莽变法的影响

王莽变法

一、 复古改制思潮与王莽篡汉

1、西汉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元帝追求享乐，不问政事。成帝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坟墓，化了十五年时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外戚王氏大造宅第，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民田，他卖给国家，得钱一亿多。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更加困苦，“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穷则起为盗贼。” 当时起义的，有农民，也有铁官徒。从成帝建始四年（前29 年）至永始三年（前14 年）的十五年间，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广大地区多次发生农民或铁官徒起义（看幻灯片4）。这些起义给予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哀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政策，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办法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这个办法制定之后，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限田”的政策未能实行。以后哀帝一次就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完全违背了“限田”政策的精神，“限田”之事再也无人提了。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看幻灯片5），除了继续反抗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2、复古改制思潮

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于末日，于是在统治上层兴起了一股“复古改制”的思潮，要求汉廷依照古礼及土德的规定，改秦制建新制，在祭祀、音乐、服装、官名、井田、货币、历法、明堂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挽救汉的国运。有些方士和儒生用“五德终始”的理论来附会这一政治形势，并编造出了“汉运将终，当再受命”的说法，以为封建地主阶级另谋政治出路，实际就是说要改朝换代。起初，刘邦的子孙们对这一说法非常仇视，斥之为“邪说”，并把传布这一说法的人关押起来，或加杀害。

可是到哀帝时，连哀帝本人也感到刘家江山已岌岌可危，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摆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陈”为舜后，“刘”为尧后。哀帝自称“陈圣刘”，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这是应天之命。）此闹剧上演两个月，社会情况仍无好转，哀帝又自动取消了“再受命”之事。这种自欺欺人的易号改元，除了暴露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以外，毫无其他意义。

3、王莽篡汉

当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莽继王凤、王音、王商、王根诸叔之后出任成帝的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成为王氏一门的第五位大司马。 王莽时年38岁。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王家在西汉后期是重要外戚，有九人封侯，五人任大司马。王莽在王家亲族中是一位有才能的人。哀帝死，无子，王莽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立九岁小儿刘衎（kàn ）为帝，是为平帝，王莽以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

王莽比较注意个人品德，生活俭约。他掌权不久，就铲除了罪大恶极的外戚、权臣董贤，改善了朝政。为救灾荒，他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在他带动下，官僚、豪家二百三十余人捐献田宅，用以救灾。他又废呼池苑（今甘肃华亭） 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灾民可分得田宅、器具、耕牛、谷种、粮食等。他还扩大太学，广招太学生；网罗学有专长的士人有数千之多，安置在长安，给予优待。对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以及年老致仕（退休）的高官，都给予照顾。于是在他掌权不久，就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们的爱戴，希望他能有一番作为，以稳定社会秩序，保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社会安定，能够生活下去，对他也产生过一些幻想。

在政治上，王莽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重视，他很想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不过他的个人野心也很严重。他初辅政时，就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立一个两岁小儿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为“假皇帝”，实际和真皇帝一样。过了三年，他又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王莽“篡汉”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并不重要；但他的改革思想和谋取私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改革内容混乱而又不坚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共升了六次级，费了八年功夫。在这八年中，他费了许多心思，定了许多制度，显现了许多符瑞，用了艺术的手腕，把一个愁惨的旧国变成了一个升平的新国。

二、 王莽改制

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定三统五德系统

以五德终始说来排列古代帝王的学说起于邹衍，其原理是五行相胜，该学说在秦始皇时已经得到现实运用，并有广泛的影响。汉朝前期礼制未备，有水德与土德之争（汉初高祖时，不以秦为一德，用张苍之议定汉为水德；文帝时用贾谊、公孙臣之议，草定为土德）。董仲舒又大力提倡（黑、白、赤）三统说，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自成一统，以应天命。1年12个月之中，有3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即子月（现时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和寅月（农历正月）。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就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的颜色。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而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于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统。这就是“三统”说。

汉武帝太初改制，在历法上接受三统说，改行寅正；而在五行上依据相胜原理定汉为土德。王莽时，刘歆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农、黄帝开始，推算出汉为火德，为尧后，王莽为土德，为舜后，意在重演尧舜禅让的故事；依照五行相生之理，意在以土德取代汉的火德，作为自己篡汉的理论依据。

刘歆是王莽的国师，他所著的《世经》，为中国历史描述了一个从上古太昊庖牺氏以来直至当时的五德帝王谱，作为王莽篡汉的理论准备。在刘歆所排的古史系统，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入少昊金天氏，使战国时说的“五帝”中多出一帝。而把原五帝之首的黄帝升为三皇，与伏羲、神农并列。从此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古的三位帝王。这个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牵强之处，一是把汉帝按相胜说定的土德又改为火德；二是按相生之说，汉火德与秦水德毫不相连，于是就说秦“非其序”，而把秦排挤出正序之列。至于在黄帝之上又寻出两位更古的帝王炎帝、太昊，则更是为了体系的需要。这个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证明王莽为黄帝、帝舜之后，是土德，则按尧禅位给舜的古史传说，汉禅位给王莽也正是天理之序。（看幻灯片17）

2、封古帝王之后

王莽还为新排定的古帝营求后人，封以爵位，使奉其祭祀，以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他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昊后；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夏后辽西姒丰，封为章功侯，亦为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

3、王莽还对郊祀、庙祀之制进行了改革，定立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之礼，为后世尊奉。

4、建明堂、辟雍，扩充太学（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5、改州郡地名

为了让地名符合符瑞，王莽还大改西汉的地名，有人统计，西汉末共有103个郡国，名字被王莽改了75个，占73％；1587个县，改了730个，占46％，有些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把全国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许多场合使用地名极不方便，甚至连他本人下的诏书也不得不连篇累牍地解释地名，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6、改官名、爵制

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凡十一公。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又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戍卫、皇帝的舆服等。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长称宰。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傣禄无着，就用各种办法扰民。

7、改革币制

王莽改革币制是由附会周景王铸大钱引起的。他铸有各种刀币，作为大钱。后因“刘（刘）字有金、刀”作偏旁，刀币犯忌，他又废刀币和五铢钱，另造二十八种货币，叫做二十八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钱和布为同一物，即铜制。所以总称之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金、银、龟、贝、钱、布。）。王莽共改革币制五次。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屡易货币加速了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宫，以十万数…愁苦死者十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也最大。

8、实行井田制

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没收其多余的部分，按一家百亩之数，分给九族乡党。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个诏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卖买庶人者，且一切勿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就完全失败了。

9、五均、六筦（guǎn ）

始建国二年（公元10 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业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

10、改外族称号——王莽还滥改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如改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改钩町王为钩町侯。

★改制失败的原因：王莽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他来说，主要有三个问题，就是附会古制，官吏贪污，任意乱改。例如土地与奴婢问题，是西汉一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这样尚且遭到反对，不得实行。而王莽的“王田”政策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这是使历史倒退，是办不到的。所以命令下达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而激烈反对这项政策。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在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或亲生儿女时触犯该项禁令，以致沦为罪犯，给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苦。这项政策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过了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这项政策的废除，标志着王莽改制已基本上失败了。

“五均、六筦”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阻止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的，汉武帝时就实行过“均输、平均”，与之基本相同，但很有成效，因为武帝能够凭借封建国家的力量，基本上控制为封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无力控制他任用的推行五均六筦的大商贾，这些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结，制造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百姓愈病”。

此外，王莽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戏，欺骗人民；一面虚张声势，发动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只得“悉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了联系。更始元年（公元23 年），王莽的统治终于在农民的无情打击下彻底崩溃，王莽本人也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了。

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传》中是这样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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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乡。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班固说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1）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于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6）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

三、各地起义与新朝灭亡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是王莽的所谓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破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边民不堪其苦，挺而走险，聚众反抗。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1.绿林军

绿林军起义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草根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常为群众排难解纷，得到群众拥护。天凤四年（公元17 年）， 贫苦农民数百人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以绿林山（在今当阳）为根据地，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 年），起义军打败官军二万多人，攻占竟陵（今天门），横扫云杜、安陆（今安陆一带），队伍发展到数万人。第二年，瘟疫流行，死人极多，起义军分为两支，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下江陵，称为“下江兵”；另一支为主力，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今河南境，称为“新市兵”。

昆阳之战与刘玄称帝

西汉的宗室痛恨王莽篡位，侵夺了他们的利益，也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反对王莽。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縯（yǎn 衍），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起兵于舂陵（今枣阳南），称为春陵军。他的弟弟刘秀率宾客起于宛（yuān 渊，今河南南阳），后与刘縯军会合。刘氏兄弟为西汉皇族后裔，他们抱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反对王莽，与新市兵联合作战。起义军主力连败王莽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以公元23 年为更始元年。刘玄在西汉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他参加起义较早，而且又无兵权。拥立宗室刘玄，这是农民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公元23 年三月，王莽军前锋近十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秀收集各县起义军数千人回救昆阳，突入王莽军的指挥中心，莽军大乱。城内守军乘势杀出，莽军大败，死伤以万数，王寻被杀，王邑狼狈逃窜。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昆阳之战”。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他们兄弟的势力逐渐凌驾于农民军之上，刘縯自己很想称帝，极力反对立刘玄，刘玄和王匡杀掉了刘縯。刘秀因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反抗，表面上表示忠顺于起义军。刘玄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刘秀乘机北上，率军到河北略地，图谋发展自己的势力。

新莽覆灭与绿林军瓦解

绿林军的一支，由王匡率领，攻下雒阳；另一支由申屠建率领，攻破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更始二年（24 年）十月， 申屠建率军攻破长安。此时，长安城里也爆发了市民起义。起义群众攻入皇宫， 追捕王莽。王莽逃到渐台，被起义商人杜吴杀死，王莽的反动统治至此结束。

刘縯被杀，混在农民军中的西汉旧贵族势力一度受到打击和削弱。可是刘玄也是一个旧贵族，他进入长安以后，在他身边形成为一个旧贵族集团。刘玄住在长乐宫，生活奢侈腐朽， “日夜与妇人饮讌（yàn 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贵族们借口绿林军不可靠，阴谋杀死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军将领。王匡率领部分士卒武力反抗旧贵族集团的迫害，却被刘玄等击败，王匡投降了赤眉军。绿林军基本上瓦解了。

2.赤眉军

赤眉军起义 赤眉军是于天凤五年（公元18 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义的。初起时只有百余人，首领是琅邪人樊崇。后来以泰山地区为根据地， 展开斗争。一年之间，发展到一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先后率众起义，共有数万人，与樊崇会合，以樊崇为首领。

这支起义军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首领们不识字，所以在军队中不用文书、旌旗、号令等等，而是以口头传达命令。他们之中地位最高的称三老，其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战士之间，互称巨人。（三老、从事、卒史是汉朝的乡官或士卒小头目的名称）他们约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在和莽军作战时，为了识别敌我，就染红了自己的眉毛，从此就被称为“赤眉”。

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人进攻赤眉军。莽军军纪很坏，到处抢劫，甚至乱杀无辜。相反，赤眉军的纪律比较好。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莽军，杀敌万余人，廉丹被杀，王匡逃走。赤眉军在胜利声中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转战于青、徐、兖、豫四州。王莽极为震恐，忙派大司徒王寻率十余万人守卫雒阳；又派王匡、哀章率三十万人，严尤、陈茂率十万人，合力进击赤眉军。正在这时，绿林军已攻下昆阳，围攻宛，进逼关中。王莽被迫，又改调王寻等南下，企图夺回昆阳，并解宛之围。

赤眉军入关与刘盆子称帝

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由于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脱离刘玄，分兵两路，转战于今河南一带。更始三年（25 年）冬，徐宣部在弘农击杀刘玄的守将和士卒三万余人，打进关中。樊崇部也由武关打进关中。两路军连破刘玄军，至华阴附近会师。他们立起义军中的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为帝，由徐宣任丞相，樊崇虽为起义军所爱戴，但因不识字，就任御史大夫，这样就建立了赤眉军的政权。这时，原绿林军中以刘玄为首的贵族集团和以王匡为首的农民军将领在长安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王匡失败，投入赤眉军。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杀刘玄。

赤眉军失败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长安已残破不堪。长安城外各县，到处是地主的武装壁垒，都打着“汉”的旗号，割据一方，与赤眉军相对抗。赤眉军在长安日久，缺乏军粮，就离开长安，到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就粮。又遇大雪，士卒因饥寒而死的极多，赤眉军又回到长安。这时，刘秀已派邓禹率军进入关中，一再进击赤眉军。赤眉军的士卒死伤惨重，势力大大削弱，于是决定东归。这时，赤眉军尚有二十万人。在行至崤（xiáo ）底（今河南洛宁）时，中了刘秀军的埋伏，士卒大乱。奋战到宜阳时，再中埋伏，士卒死伤极多。樊崇被迫投降，后为刘秀杀害。

3.铜马等异号各军

在今河北省全境和山东北部，有农民起义军数十支，大者数十万人，小者数万人，总共约有百余万人，各立名号，不相统属。其中最著名的有铜马、城头子路等部，声势浩大，给予这一地区的官府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可是，这一地区的斗争很复杂，西汉宗室贵族、王莽时的郡守、县令、拥有武装的地主很多。豪强地主在邯郸拥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建都邯郸，并派兵收降附近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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