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專家進)對外貿易順差、FDI凈值、金融資本流入相關問題
對外貿易投資數據是由海關統計的,FDI是由商務部統計的,金融資本流入數據是由外管局和銀監會統計的。
② 當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有什麼特點對未來世界經濟會造成哪些方面的影響
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推動了資本、生產、技術、服務、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快速流動,使世界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系日益加深,使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新的特徵與運行機制。
(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主體多元化,「金磚四國」表現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連續增長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按實際匯率計算達到3.8%;世界貿易量增長了 9.4%,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22%,達1.2萬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本輪世界經濟繁榮中,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全面振興。據IMF數據,2006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7.3%,高出世界總體增速3.5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6年,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比重從20%上升到了25%,對全球貢獻率為30%,按PPP計算超過50%。原因在於:一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得益於資源領域的投資和自身發展能力增強,經濟進入加快增長期;二是中東國家得益於石油收入和貿易順差,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更多的勞動人口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年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正在經歷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5.2%;四是拉美經濟穩步增長,主要大國削減公共支出、減少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勵私人投資,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日漸增強,2006年經濟增長5.3%;五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表現出色,雖然泰國出現了短暫的金融動盪,東盟經濟總體穩健,四小龍經濟增長較快,2006年亞洲(日本以外)經濟增長8.3%;六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成為美國之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又一主要動力,有研究報告預測,今後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將超過G7集團。
(二)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動性泛濫,導致全球性資產市場泡沫化
2007年,全球經濟盡管有所放緩,但仍高位運行。同時,各經濟體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依舊嚴峻。這種不平衡最主要表現在貿易不平衡上,美國的貿易逆差連年擴張,短短幾年翻了一番。這種不平衡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不平衡,美國的儲蓄相對不足,而其他國家消費相對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由美國向其他國家轉移。正是由於這種錯位和產業轉移,才造成貿易的不平衡。 從目前情況看,流動性泛濫並沒有體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當中,經過連續不斷的加息和收縮流動性,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物價指數目前增幅相對溫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主要是由服務價格(特別是與居住相關的服務價格,如租金等)帶動上漲的,而可貿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價格卻由於全球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態勢。但是,流動性泛濫在資產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體現。不但房地產價格在經歷宏觀調控之後仍頑強上漲(美國房地產價格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股票市場不斷將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場漲幅將近20%,並且已經超越了2000年初創造的歷史高峰。與此同時,商品市場在流動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運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可能觸動商品市場,富裕流動性將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反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綜合因素導致全球資產市場泡沫化。
(三)新一輪結構調整凸顯了產品價值鏈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隨著FDI的增長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業內部,分工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並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種表現:
一是全球產業內貿易的迅速增長。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既進口又出口同一種產品的現象。從世界范圍來看,產業內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產業內貿易額已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4-1/3。同時,產業內貿易在各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微觀主體。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角色。從目前全球價值鏈內部分工的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帶動了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1999),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其進出口總額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特別是在化學、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原材料和中間品標准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製造業部門,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關系更為密切。這表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奪某一市場,而是要服從其全球競爭的需要。
三是產品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的「分節化」,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在產品內部,當分工形式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升級,由產品組裝環節向核心零部件環節轉移時,產品的「分節化」生產得以實現。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這改變了產品生產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生產的傳統方式。目前,已經出現的一種貿易流現象:新興工業國家出口中間品和資本品--中國出口成品--發達國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勢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
(四)貿易總量增長,結構優化,發展中國家貢獻增加
貿易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內容。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在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協調下,世界范圍內的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非關稅壁壘受到約束,從而為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創造了有利環境。在總量擴張的同時,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不斷改善。世界各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業品生產和消費的迅猛增長,使工業製成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帶動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按名義價格計算,2006年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國際直接投資地區間分配不均衡,服務業是FDI流入的主要產業
據聯合國初步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超過此前2000年的1.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7年,弱勢美元促使更多外國投資流入美國,使美國成為最大FDI引資國,估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1930億美元。英國緊隨其後,約1710億美元,成為第二大新增外國投資接收國,法國以1230億美元位居第三。歐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佔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0%。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其金額達670億美元,較2006年的690億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國和窮國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長的同時,全球很多地區的跨境並購表現活躍。 生產性服務業跨國轉移成為新一輪國際投資的突出特徵,服務業跨國投資在全球FDI總存量中佔60%,在當年流量中也超過一半。世界跨國公司向服務業轉型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世界500強中一半以上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其中製造業相當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相互融合,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促進了外包的發展。2006年全球外包業加快重組,總規模估計達8600億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質人才的發展中國家的離岸外包迅猛發展,外包業務種類擴大到軟體、後台服務、呼叫中心、研發設計等,服務外包豐富了產品供應量的內涵,成為服務轉移的重要形式。
(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快速發展
1、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
國際貿易領域的多邊協調主要是由WTO推動的。同時,在雙邊和地區層面,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使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手段和渠道不斷豐富、完善。
2、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
在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機制已經初步建立:(1)在多邊層面,自烏拉圭回合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以來,WTO投資政策的國際協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在雙邊層面,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主要通過各國之間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來實現。(3)在地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包括外資流入較少的南亞、西亞和西非)經濟組織都進行了有關投資自由化的談判,並達成了相應的框架協議或旨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合作計劃。
3、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使競爭政策國際協調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盡管國際競爭政策仍然「缺位」,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制定全球性競爭法規的必要性,正著手開展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
(一)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斷增多,「金磚四國」繼續成為亮點
為適應全球化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未來必將有更多國家主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其經濟結構調整將緊緊圍繞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調整方向進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長點,帶動行業結構優化;扶「高」。就是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技術結構升級;扶「大」。就是扶持企業擴大規模,推進企業組織結構優化,實現規模經濟;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產品,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競爭能力。除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外,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但更趨多元化,而且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將繼續通過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全面增長;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繼續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亮點,在國際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經濟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對貨幣體系的影響在於,流動性泛濫,這已經成為世界性難題。
(三)結構調整進一步向服務型經濟轉型,資本流動呈現水平型
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結構調整的知識型服務型特徵都很明顯。目前,服務業佔世界GDP的比重已達68%,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與升級使國際競爭從成本和價格的競爭過渡到技術與品牌的競爭,再演變到了產品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成為決定各國在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關鍵因素。從中長期看,製造業在後工業化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應逐步相對下降。 從資本流動趨勢看,發達國家既是資本提供方,也是資本使用方,國際資本流動呈水平型。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變化看,未來幾年國際資本有可能增加對發展中經濟體或發展中地區流動,特別是向那些正在採取較大開放政策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流動。
(四)結構調整的區域化特徵增強,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抬頭
在此輪結構調整中,不少國家通過雙邊、多邊或自由貿易區談判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區域內的經濟關系,建立保證區域經濟增長的新結構。區域一體化組織最大的特點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而,區域性組織的發展一方面通過「貿易與投資的創造效應」,有利於實現區域內的優勢互補,提高區域內部分工水平,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帶動區域內部投資與貿易的增長;另一方面,區域性貿易壁壘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區域化和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既相互促動,又相互制約。通過地區內部利益整合,在區域層次上實現全球化帶來的部分主權讓渡要求,這不失為一條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盡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減少了WTO多邊貿易談判的層級,但在現行談判機制下,WTO多邊貿易談判一定程度上成為區域一體化組織彰顯地區利益的平台,區域一體化組織日益增強的談判勢力及其對地區利益的維護常常使談判陷入僵局,從而對多邊國際協調機制及其有效性帶來新的挑戰。
(五)此輪結構調整將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發展中,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處於主導和優勢地位,但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科技、市場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少數發展中國家將發揮比較優勢,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提升產業結構,成為又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但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高技術產業尚處於初始階段或雖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規模效益,其國民經濟主要成分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國際競爭力較弱,因此,各個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還可能拉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國公司將繼續發展,但受約束大,政府和社會力量增強
上世紀的9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兼並、收購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都超過了歷史記錄。一個新企業或新經濟發展的利潤空間很小,基本被跨國公司壟斷,要發展新的跨國公司,進入的門檻條件也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和本國市場所能夠提供的規模和利潤。跨國公司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壟斷世界市場份額,而不再是繼續投資,因此而導致跨國公司發展與非跨國公司發展之間差異拉大,非跨國公司逐漸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因此而形成等級分類和控制的發展模式,這在21世紀初將更加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後起國家那種試圖全面追趕的跨越式戰略可能不能實現,或者實現的難度很大。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跨國公司受到的約束也在增加。跨國公司如果不能解決自身造成的經濟、金融矛盾和危機,各國政府之間的政策協調和干預就會趨向加強,這在網路和金融時代,這個問題將明顯化。最後,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將共同參與全球化經濟新規則的制定和舊規則的修改、完善,有可能建立對經濟全球化的指導方針。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游戲規則也不再被發達國家所壟斷。
③ FDI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兩種FDI模式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此較研究
上海國際海事信息與文獻網 發布時間:2007-01-19 瀏覽:23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
國際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作為調整資源在國際間分配的直接手段與間接手段,之間的關系是替代還是互補,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就是蒙代爾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
蒙代爾最早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替代模型,認為在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Rybczynski線實施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小島清基於與蒙代爾的不同假定條件及對於外國直接投資本質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互補模型,直接投資並不是將資本作為一般生產要素分配到東道國的行業中去,而是有兩個鮮明的特點:(1)不單是資本的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知識的總體轉移,其核心不是貨幣資本的流動,而是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及技術、管理、營銷等技能的轉移。因而在理論模型中,可以不考慮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相對為數不多的貨幣資本的增減與轉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資視為包括銷售問題的先進生產函數的轉移、移植,這就意味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存在不同的生產函數;(2)直接投資是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的綜合體,由投資國的特定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向接受投資國的同一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的轉移,而不是作為流動性很高的一般貨幣資本流入東道國。基於以上觀點,小島清得出結論認為,由技術先進國家的「邊際產業」(即處於比較劣勢)進行的直接投資將會促進商品貿易。
小島清認為,日本企業的國外直接投資,正是通過這種「邊際產業擴張」,由本國處於「比較劣勢」的企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促進貿易的;美國企業則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導,憑借技術優勢,在優勢產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替代貿易的。
小島清提出的模型和觀點是對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國外直接投資實踐的理論總結。但在之後的二三十年間,日本企業的投資模式又有了哪些變化?尤其是隨著我國引進日本投資的不斷增長,日本企業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到底是怎樣的,是真如小島清認為的促進作用嗎?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兩個階段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兩階段的劃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外商投資20多年來的實踐,為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供了較為理想的實踐基礎。
根據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力度及發展速度,一般將我國引進外資的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起步階段(1979-1986年)。
改革開放之初,外商對來華投資的顧慮很多,大多持觀望態度。
該階段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於港澳地區,中小資本居多,來自以世界500強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很少,外商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不足百萬美元;投資項目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層次較低。
(2)逐步發展階段(1987-1991年)。
在這一時期,我國通過加強立法及實行優惠措施,進一步改善了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並對產品出口型及技術先進型外資企業給予更優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資環境,使外商投資興起了一個高潮。來自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投資日益增長,同時來自台灣地區的投資也隨兩岸關系緩和而呈迅速增長之勢。
(3)高速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針對「姓社」與「姓資」的問題,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徹底打消了外商對我國經濟改革政策穩定性的顧慮,此後,中國的對外開放開始出現嶄新局面,外商投資項目和金額成倍增加。1992年協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587.36億美元,超過以往13年的總和,實際利用金額110.07億美元,首次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最主要形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新的經濟增長點。
王洛林、江小涓、盧聖亮(2000)也認為,與初期階段相比,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吸引外資最重要的變化,是大跨國公司投資數額的增加-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這一時期外國直接投資在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上與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階段,我國吸引的直接投資以港澳地區的中小資本為主,即使是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也以中小項目為主,並且投資企業的技術並不比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先進,因而總體技術水平不高是當時外商在華投資的主要特點之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跨國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發展歷程也說明了這一點。
500強企業在我國進行的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起步和初步發展階段(1980-1991年)。
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環境的限制,我國在跨國公司全球投資中的區位優勢不明顯,因而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項目不多,實際完成的項目就更少,且主要位於深圳等少數沿海城市,投資的行業也以勞動密集型及資源利用型為主,並且主要來自日本跨國公司。
(2)大規模發展階段(1992-1996年)。
這一階段500強企業的投資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以歐洲、美國和日本製造業企業為主體,其中來自歐美500強企業的投資項目年均超過3000個。投資行業包括電子與信息、石油化工、通訊、汽車、建材、醫葯及大型機器設備,項目的平均規模超過了2000萬美元。
(3)調整階段(1997-2000年)。
雖然1992-1996年,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已有較大增長,但由於我國的市場尚不夠成熟,許多企業尤其是歐美企業的投資項目都沒有實現預期目標,且受1997年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500強企業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調整階段,投資項目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投資規模仍然較大。
(4)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年至今)。
經過挫折與調整,在投資問題上原本就比一般企業要慎重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變得更加理性與成熟,從2000年至今,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2002年,500強企業在我國共投資2.50多家企業,其中歐洲企業佔40%,美國、日本各佔27%。
中小資本的外資企業與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水平,還是在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以上我國引進外資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資以中小資本為主,多投向勞動密集型行業,屬於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但跨國公司掌握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投資的行業范圍也比較廣泛,並且是以最能發揮其技術優勢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投資的動機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吸引來進行投資,部分是為·了在我國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直接度量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存在困難,而且技術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對的,但一般來說,由於充足的資本是先進技術的基礎與依託,投資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其技術水平也相應地比較高,因此可以用投資的規模大小來近似地表示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
圖1顯示了1983-2003年根據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總數及實際利用外資額測算的直接投資平均規模的變化。
該圖顯示,外國直接投資的平均規模在1992年達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變化,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從1992年開始,平均規模開始迅速增長,到1999年達到高峰,雖然從2000年開始,又有下降,但整體上還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
結合前面對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三階段的劃分及本節中對跨國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四階段劃分,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規模考慮,我們將整體引進外資的「起步階段」與「逐步發展階段」合並在一起;將500強企業投資的「大規模發展階段」、「調整階段」和「恢復性增長階段」合並,即以1992年為界限,將1992年之前與之後引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進行對比,並分析這種變化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2.兩階段影響的實證分析
(1)1980-1992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到形成生產能力,並形成出口,都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要將外國投資者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整體移植到這些企業中,更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過程,因此,投資對貿易的影響是動態的,具有滯後性。
這種滯後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及我國的總出口額並不只受年度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的影響,還受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
因此,這里為了分析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將FDI(當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截止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1(上一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1(截止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2(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2(截止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作為可能影響出口額(EX)的變數,運用EViews軟體,分別測算了這些變數與出口額間的相關系數,結果如下(見表1):
表1顯示,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額間有非常強的相關關系。其中,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而且,當年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小於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於前兩年的;在直接投資存量數據中,前一年的存量與出口的相關性最高,前兩年次之,當年的最低。這些比較都顯示出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影響明顯的滯後性。
綜合以上各變數與出口相關系數的比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在整體上比當年及前兩年的更顯著。FDI-1與FDIC-1的相關系數經測算達到了0.978530,說明存在明顯的線性相關。保留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方程為:
該估計方程中,調整後的擬合優度比調整前略有提高,達到了0.9953,F統計值為2331.963,整體方程顯著,且解釋變數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FDIC-1的系數為2.7463,說明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
(2)1993-2004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與出口EX間的相關系數見表2:
與表1類似,表2也顯示出,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
但表2與表1的不同卻更加明顯,1993-2004年各變數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對應值中,最小的都達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達到了0.997863。可見,1993年後的這一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要明顯地小於1992年之前的時期。
而且在當年、前一年、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系數比較中,不論是流量值,還是存量值,都是當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兩年的最低,但前一年與當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與FDIC-1)。為便於與1980-1992年間的回歸模型比較,將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結果為
估計結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8382億美元,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9570億美元
(3)兩階段的對比。
根據以上兩個階段建立的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在1980-1992年的這段時間內,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而在1993-2004年間,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億美元,出口額的增加只有0.9570億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從兩階段相關系數的比較也可以看出,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相關程度下降了。
三、日、美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中關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日本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中國向日本的商品出口還受到日本的「購買力」,即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因此可以將進口國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作為中國對日本出口額的解釋變數,依然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日本直接投資(FDI)。截止當時的日本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其國內生產總值(GJ)與中國對日本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3:
表3中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且當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兩年最低。
由於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之間存在相關性,經計算得相關系數為0.893817,比較高。捨去當年的直接投資,將FDI、FDIC及GJ作為中國對日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778,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日本直接投資、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億美元。
2.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出口貿易的影響
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美國直接投資(F01),截止當時的美國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U)與中國向美國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4:
相關系數的比較表明,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另外,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間的相關系數,經計算也達到了0.914071,說明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當年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稍大於前一年及前兩年的值。捨去直接投資以及t檢驗值無法通過的GU以及常數項,保留FDIC作為中國對美國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603,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美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增加1.8262億美元。
3.比較分析
比較日本與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兩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可以看出,雖然兩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都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資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促進程度要大於美國(1.8712比1.8262)。
這說明,與美國依靠巨大跨國公司的技術優勢、寡頭壟斷和企業內部統一化進行投資,主要目的在於佔領當地市場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業對東道國具有生產成本優勢的產業進行投資,利用東道國在該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且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對外銷售。所以,不管是日本還是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對兩國的出口貿易。只是由於兩國直接投資特點的不同,使得促進程度存在差異,以成本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日本式直接投資」要大於以市場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美國式直接投資」。
四、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促進程度減弱的原因
1.「內銷限制」的取消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促進程度在1992年之後比之前下降了,而且,這種下降卻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表5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
該表將我國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按產品內銷比率高低,分成6組,將內銷率超過50%的企業認定為以內銷為主,則這部分企業的數量為93家(57+15+17+4),佔120家總數的77.5%。
外商投資企業這種較高的內銷比率與我國的相關政策規定變化緊密相關。為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並履行人世承諾,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獨資企業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法》進行了修訂,取消了對外資企業產品內銷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資企業在產品銷售上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2.外商主要投資動機的變化
美國學者帕特瑞根據動機不同,將國際直接投資分為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其中市場導向型對貿易的影響主要是替代效應,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貿易的影響則主要是促進效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作的一項調查問卷的結果表明(見表6),雖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仍以成本節約型(即生產導向型)為主,但大型跨國公司以佔領我國國內市場份額為主要動機的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所佔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於跨國公司在直接投資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隨著我國國內市場逐漸成熟,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的比重還會繼續上升。
3.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演變
下面進一步分析被稱為中小企業主導的「日本式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動機。
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編(海外進出口企業總覽1996年版)的調查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中,「佔領當地市場」占首位(22.6%),利用勞動力則僅占第三位(17.0%),此外還包括文化親和力、引資優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業運營環境等因素。
李國平、田邊裕(2003)根據日本《周刊東洋經濟》增刊《海外進出企業總覽(會社別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對2000年與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業對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動機的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可見表7。
2000年與1993年相比,「勞動力保證與利用」的動機所佔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個百分點,而「建立國際性生產與流通網路」與「開拓東道國市場」則分別上升了6.8%和3.0%。據此,兩位學者認為,日本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正處於從成本型向生產主導的復合型(生產+市場)的轉變過程中。
原口俊道(1994)認為,「日本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項目投資大多著眼於運用廉價勞動力」的觀點很多都是基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調查。通過對80年代日資企業最主要投資動機的調查,原口俊道發現,與在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日資企業相同,日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最主要動機也是「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排在第二位的動機才是「運用廉價勞動力」。只是由於以「市場」為投資動機的企業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資看起來主要是以中小型企業並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為主,而「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的投資動機卻仍然為日資企業所看重。原口俊道還認為,隨著9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漸具規模,投資額一定會有更快的增長,分布地區也將會擴大,而且「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作為日資企業對中國投資的最主要的動機,也會真正顯現出來。
可見,即便是日本企業對我國進行的直接投資,在投資的規模與動機上也有一些新的變化,顯示出有別於傳統觀點的新特點:跨國公司的投資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資」正逐漸向跨國公司主導的「美國式直接投資」轉變。
④ 中國的貿易條件變化的特點
根據貿易條件的計算公式,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全部依賴於出口的增長。從中國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可看出中國進口價格指數的上升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大於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的影響,並且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下降的趨勢,相反,中國進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上升的趨勢。影響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較突出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工貿易增長迅速
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6年的5,103.55億美元,占總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貿易方式的進口由15.04億美元增長到了3,214.72億美元,占總進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貿易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兩頭在外,原料和中間投入品主要靠進口,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其價格往往缺乏彈性,且易受出口國壟斷,會使中國進口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同時加工貿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存在制約,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國製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間惡性競爭,使出口價格上漲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這種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中,由於中國處於生產的下游或終端,多為簡單的加工和組裝發展階段,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是跨國公司的「裝配車間」。增值率不高導致出口價格難以上漲。相反,隨著加工貿易進口需求絕對值迅速增加,導致國內加工企業對國際燃料、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和成套設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鑒於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處於上升趨勢,進而使進口初級產品的價格指數趨於上揚。
(二)國際市場比較集中
中國的進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發達程度基本上都高於中國。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出口總額佔中國總出口的68.73%,前3個國家或地區佔46.48%,僅向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就超過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進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進口總額佔中國總進口的63.60%,前5個國家或地區就占將近一半,達到49.22%。中國的出口市場過於集中,以至於在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低迷的情況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受到較大的影響。如美國經濟時好時壞,日本經濟則長期表現不佳,美國和日本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其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出口影響很大。一方面,美國和日本經濟不景氣引起的需求下降,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場的經濟低迷容易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導致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國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1.74億美元。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FDI企業進出口比重由原來比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據國際收入轉移的貿易條件效應一般原理,收入轉出國的貿易條件將趨於惡化,收入轉入國的貿易條件將趨於改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趨於改善。但FDI的凈流入並沒有帶來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吸收FDI主要流入勞動密集型行業,易造成出口企業的惡性價格競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貿易結構在國際貿易中始終處於不利地位:不利於產業結構的升級,以低素質勞動力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導向不能維持國際競爭優勢,從而陷入「比較利益陷阱」,並造成了中國對經濟發達國家的依賴。二是FDI形成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執行「轉移價格」,影響了中國進出口價格。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為了達到減輕所得稅負、轉移資金和利潤、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採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製成品的經營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國進口產品的高價位;同時,即使不考慮國家出口退稅等支持措施,而把勞動生產率差異、技術水平差距等因素考慮在內,外企的出口價格水平也明顯偏低。跨國公司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進口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價格,在FDI企業進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況下,直接導致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
(四)關稅下降使進口需求擴大
加入WTO後,由於關稅大幅度下降,進口商品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於進口需求強勁,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實際進口商品的價格沒有明顯下降,這一點通過計算進口價格指數能得到很好的驗證。一個貿易大國徵收關稅,能使出口品的相對價格降低,生產者就會生產更多的進口品,而消費者會消費更多的出口品,這樣,出口品的相對供給減少,相對需求增加,從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對價格會上升,貿易條件得以改善。而在關稅下降時這一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加入WTO後,關稅一直下降,而中國又是一個貿易大國,因此,貿易條件的惡化與此有一定的關系。
⑤ 求一外匯儲備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的論文!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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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儲備與凈出口貿易
■ 周靖祥 劉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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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文匯》 2007年第4期
摘 要:本文針對當前FDl流入的持續增加,以及外資企業經營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測算貿易結構並分析三者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證檢驗發現:FDI流入並未對我國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產生顯著影響,而只是對工業製品出口貿易產生正相關影響,制約初級產品出口貿易,不斷擴大工業製品的凈出口規模;分析FDI和出口貿易對外匯儲備的影響,FDI對外匯儲備的貢獻較之於出口貿易更明顯,且波動幅度大。因而,凈出口和外匯儲備皆歸於FDI流入產生的「結構」性問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FDl的行業流向。
關鍵字:FDI 工業製品 初級產品 外匯儲備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變得十分密切,已不能簡單地概括成替代與互補關系。研究我國目前國際直接投資、外匯儲備及出口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極為必要。而且,隨著加入WTO後各項政策的深入,與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國際產業的轉移,跨國公司的進入,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規模的擴張作用越來越明顯。雖然FDI政策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製成品在出口中比重大大提高,但仍帶來一些負面後果,具體表現為結構升級不顯著。從出口的企業構成來看,吸引FDI和鼓勵出口的政策,使得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進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2005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5 779億美元,佔全國加工貿易總額的84%;國有或民營企業的許多來料加工業務也主要是由外資經營管理的,總體看來,外資經營的加工貿易約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90%左右(裴長洪,2006)。「註: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註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⑥ 調整經濟結構的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推動了資本、生產、技術、服務、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快速流動,使世界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系日益加深,使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新的特徵與運行機制。
(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主體多元化,「金磚四國」表現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連續增長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按實際匯率計算達到3.8%;世界貿易量增長了 9.4%,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22%,達1.2萬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本輪世界經濟繁榮中,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全面振興。據IMF數據,2006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7.3%,高出世界總體增速3.5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6年,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比重從20%上升到了25%,對全球貢獻率為30%,按PPP計算超過50%。原因在於:一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得益於資源領域的投資和自身發展能力增強,經濟進入加快增長期;二是中東國家得益於石油收入和貿易順差,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更多的勞動人口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年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正在經歷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5.2%;四是拉美經濟穩步增長,主要大國削減公共支出、減少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勵私人投資,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日漸增強,2006年經濟增長5.3%;五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表現出色,雖然泰國出現了短暫的金融動盪,東盟經濟總體穩健,四小龍經濟增長較快,2006年亞洲(日本以外)經濟增長8.3%;六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成為美國之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又一主要動力,有研究報告預測,今後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將超過G7集團。
(二)結構調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動性泛濫,導致全球性資產市場泡沫化
2007年,全球經濟盡管有所放緩,但仍高位運行。同時,各經濟體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依舊嚴峻。這種不平衡最主要表現在貿易不平衡上,美國的貿易逆差連年擴張,短短幾年翻了一番。這種不平衡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不平衡,美國的儲蓄相對不足,而其他國家消費相對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由美國向其他國家轉移。正是由於這種錯位和產業轉移,才造成貿易的不平衡。從目前情況看,流動性泛濫並沒有體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當中,經過連續不斷的加息和收縮流動性,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物價指數目前增幅相對溫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主要是由服務價格(特別是與居住相關的服務價格,如租金等)帶動上漲的,而可貿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價格卻由於全球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態勢。但是,流動性泛濫在資產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體現。不但房地產價格在經歷宏觀調控之後仍頑強上漲(美國房地產價格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股票市場不斷將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場漲幅將近20%,並且已經超越了2000年初創造的歷史高峰。與此同時,商品市場在流動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運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可能觸動商品市場,富裕流動性將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反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綜合因素導致全球資產市場泡沫化。
(三)新一輪結構調整凸顯了產品價值鏈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隨著FDI的增長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業內部,分工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並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種表現:
一是全球產業內貿易的迅速增長。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既進口又出口同一種產品的現象。從世界范圍來看,產業內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產業內貿易額已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4-1/3。同時,產業內貿易在各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微觀主體。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角色。從目前全球價值鏈內部分工的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帶動了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1999),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其進出口總額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特別是在化學、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原材料和中間品標准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製造業部門,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關系更為密切。這表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奪某一市場,而是要服從其全球競爭的需要。
三是產品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的「分節化」,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在產品內部,當分工形式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升級,由產品組裝環節向核心零部件環節轉移時,產品的「分節化」生產得以實現。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這改變了產品生產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生產的傳統方式。目前,已經出現的一種貿易流現象:新興工業國家出口中間品和資本品--中國出口成品--發達國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勢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
(四)貿易總量增長,結構優化,發展中國家貢獻增加
貿易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內容。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在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協調下,世界范圍內的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非關稅壁壘受到約束,從而為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創造了有利環境。在總量擴張的同時,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不斷改善。世界各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業品生產和消費的迅猛增長,使工業製成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帶動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按名義價格計算,2006年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國際直接投資地區間分配不均衡,服務業是FDI流入的主要產業
據聯合國初步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超過此前2000年的1.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7年,弱勢美元促使更多外國投資流入美國,使美國成為最大FDI引資國,估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1930億美元。英國緊隨其後,約1710億美元,成為第二大新增外國投資接收國,法國以1230億美元位居第三。歐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佔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0%。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其金額達670億美元,較2006年的690億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國和窮國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長的同時,全球很多地區的跨境並購表現活躍。生產性服務業跨國轉移成為新一輪國際投資的突出特徵,服務業跨國投資在全球FDI總存量中佔60%,在當年流量中也超過一半。世界跨國公司向服務業轉型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世界500強中一半以上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其中製造業相當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相互融合,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促進了外包的發展。2006年全球外包業加快重組,總規模估計達8600億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質人才的發展中國家的離岸外包迅猛發展,外包業務種類擴大到軟體、後台服務、呼叫中心、研發設計等,服務外包豐富了產品供應量的內涵,成為服務轉移的重要形式。
(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快速發展
1、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
國際貿易領域的多邊協調主要是由WTO推動的。同時,在雙邊和地區層面,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使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手段和渠道不斷豐富、完善。
2、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
在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機制已經初步建立:(1)在多邊層面,自烏拉圭回合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以來,WTO投資政策的國際協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在雙邊層面,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主要通過各國之間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來實現。(3)在地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包括外資流入較少的南亞、西亞和西非)經濟組織都進行了有關投資自由化的談判,並達成了相應的框架協議或旨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合作計劃。
3、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使競爭政策國際協調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盡管國際競爭政策仍然「缺位」,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制定全球性競爭法規的必要性,正著手開展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⑦ 什麼是對外直接貿易(FDI)
FDI(對外直接投資)是現代的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是指:在投資人以外的國家所經營的企業擁有持續利益的一種投資,其目的在於對該企業的經營管理具有發言權。
跨國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到1999年為止,5.3萬跨國公司約有3.5萬億美圓資產。且跨國公司的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且基本上分布於日本,美國,歐盟三極之中。日本早前的FDI主要投資於東南亞,80年代後,80%投資於美國,20%投資於歐洲。現在為中國的第三大外資來源國。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對外投資趨緩。
關於國際直接投資(FDI)的本質,有的學者強調「經營資源」,尤其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例如,日本學者原正行(1992)認為,FDI是企業特殊經營資源在企業內部的國際轉移;另一位日本學者小島清(1987)認為,FDI是以經營管理上的技術性專門知識為核心。有的學者則強調「控制權」,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1992)認為,FDI是指一國的某公司在另一國設立分支機構,或獲得該國某企業的控制權。相關國際機構、政府部門與理論界,例如聯合國跨國公司與投資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美國商務部等,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間接投資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因為FDI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處於核心地位,而貨幣資本則處於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進行間接投資,所以,FDI不僅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標就是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基於此,有學者認為,「FDI是指一國或地區企業通過壟斷優勢(主要表現為無形資產)的國際轉移,獲得部分或全部外國企業控制權,以實現最終目標和直接目標高度統一的長期投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