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國際貿易案例分析
貨物損失包括全部損失與部分損失。其中，全部損失包括實際全損和推定全損。部分內損失包括共同海損和單容獨海損。
第一貨艙的毛毯和茶葉均失去了原有的用途，所以屬於實際全損。
第一貨艙的煙草使用價值降低，屬於單獨海損。
精密儀器的整理費用超過了貨物的保險價值，屬於推定全損。
亞麻是為了維護船貨的共同安全而損失的，屬於共同海損。
第三、四艙紡織物品勾損也是為了維護船貨的共同安全而損失的，屬於共同海損
② 近幾年發生的國際貿易糾紛的案例以及對我們的啟示
中埃貿易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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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招標網 發布時間:2009.03.16 來源:駐埃及經商參處子站
近年來，駐埃及使館商務處積極貫徹落實部黨組指示，全力促進中埃經貿關系的發展，促進我對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雙邊經貿額連續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8年達到62.4億美元。與此同時，兩國企業交往過程中產生的貿易糾紛數量也有所上升。特別是今年以來，我企業在出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增多，風險加大。現將我處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關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和企業參考，請企業對埃出口過程中加強風險意識，確保交易安全，有效保護自身利益。駐埃使館商務處將繼續積極推動我企業對埃出口，並努力協助企業解決遇到的各種貿易糾紛。
案例一：與新客戶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夠的風險意識
2008年底，國內A公司通過網站結識埃及X公司，並約定向該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為見提單附件付貨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隨後將貨裝船運往埃及亞歷山大港。貨物發出後，X公司以各種理由強調經濟困難，要求減價，並更改付款方式為風險度很高的銀行匯票。X公司的行為導致我出口方進退兩難。如同意對方做法，則一方面利潤大幅縮減甚至無利可圖，並且有可能完全無法收回貨款，如不同意對方做法，由於貨物已在埃港口，則須支付巨額的碼頭及相關費用。
案例二：不能確保收匯安全
2008年初，國內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屬製品。合同約定買方支付25％預付款，餘款於貨物出港前支付。提單正本簽發給買方。2008年2月收到預付款後，B公司即組織貨源運至港口，但經Y公司多次解釋付款困難，並保證盡快付款，B公司在餘款未收到的情況下同意貨物裝船運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發覺貨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餘款至今未付，並拒絕與B公司聯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無單放貨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國C公司定購一批鋼材，提單正本簽發給賣方。合同約定買方支付30％預付款，餘款見到提單COPY付清。貨到埃及港口後，Z公司以各種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貨已被提走，餘款迄今難以追索。
1.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擴展對外貿易有相應的策略。一些專家學者撰文立著，從古典政治學先驅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從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引經據典的論證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是自由貿易，但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卻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責問美國和歐盟:「200年前歐洲人就開始向全世界推銷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今天，當中國工人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運往他們的市場時，為什麼這些自由貿易的鼻祖們搖頭說『NO』呢?」在這里，我們不能忘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市場競爭的本質是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的實踐和馬克思的理論揭示告訴我們，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在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認「利」不認「理」，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自由貿易理論是為資本謀取最大利益服務的，有利可圖就講「自由」，無利可圖就不給你「自由」。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美國和歐盟在對外貿易的不合理設限時，既要據理力爭，又要從最壞處考慮，善於在「不自由」、「不合理」的處境中擴展對外貿易，要有相應的策略。
2.在應對中美和中歐紡織品貿易中，各級政府必須負擔起引導、調控、保護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要職責。其實，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假設。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諸實踐的不科學理論觀點所誤導。我國還是一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生產力水平低、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發展不足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各級政府強化經濟調節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該管的也不去管。 3.繼續完善有關立法，推進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應對國內外經濟事務提供有效服務。隨著開放的擴大和加深，企業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聯系和來往更加密切，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多。僅就應對國際貿易糾紛，就不僅僅是要求有法律服務，幫助打官司。實際上需要一系列社會服務，才有條件應對各種名目的貿易糾紛。
4.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實現結構升級，錯位發展。目前，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的層次比較低，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所佔比重不高。我國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實現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資完成的。服務貿易發展出口嚴重滯後。服務貿易出口占我國貿易總額的10％，明顯低與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觀的市場容量也要求必需轉變轉變增長方式。在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掌握和利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規律，一方面穩定或延續中低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保持出口貿易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和積累中高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擴大產品出口，達到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的目的。
5.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突破「非市場經濟地位」創造更多實例。由於中國經濟地位上升，周邊貿易夥伴對中國市場興趣越來越大，只要我們運作得當，通過推進區域一體化逐漸消除不利條款的影響是有很大迴旋餘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有利於自己的游戲規則，要善於利用WTO規則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要善於在國際貿易爭端中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③ 中國紡織品國際貿易發展歷程
簡單說幾點供參考： 1、紡織是組合名詞。「紡織」的「紡」是指紡紗，「織」是指織布。都是勞動密集型生產的典型。 2、紡織品國際貿易的大宗主流交易集中於「兩紗兩布」。分別是指純棉紗、滌棉紗、純棉布、滌棉布。 3、織機設備的發展歷史：近代從鐵木織機、電力織機、到當今的高速無梭織機的歷程。 4、產業的轉移。英國首先完成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主要產品之一是毛紡織品。二戰以前部分工業國家以及日本都是紡織品生產大國。隨著這些國家步入發達國家，勞動力昂貴致使成本增加，紡織工業在全球范圍內向勞動力相對低廉的國家轉移。我國是當前產能與產量最大的國家，其次有巴基斯坦等一些國家。 5、優質的高支紗和高支棉布需要長絨棉為主要原料。長絨棉主要出產國家是埃及，我國新疆也有生產。
④ 紡織業的國際市場
中國和美、日、歐三大貿易夥伴紡織外貿交易趨勢比較好，比較穩定。受金融危機影響，美、日、歐三大貿易夥伴需求急劇減少，國際市場萎縮。而且常年合作的國外貿易夥伴出現財務危機導致誠信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猖獗，貿易摩擦將加劇。導致貿易國之間的貿易環境出現不確定性．紡織品面臨臨時性關稅和配給額度的覆轍．我國的出口還將受到生產成本升高、出口企業融資困難與融資成本上升、出口政策調整不確定性、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影響．出口企業銷售困難，盈利水平降低，甚至虧損，開工率下降，停產或倒閉，工人失業。同時，出口企業面臨著貨款回收風險。由於進口國經濟衰退，企業和個人支付能力下降，信用降低，出現支付困難，產品出口到貨後不能及時收回貨款，或根本無法收回貨款。衣食住行乃生活根本，市場雖然會委縮但決不會消失，低成本低報價的產品依然會有贏得定單的先機，紡織企業必然出現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和洗牌．雖然面臨困境，但中國紡織行業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國際國內的競爭優勢仍然存在。首先，創造的利潤佔全行業利潤98％的1/3的紡織服裝企業發展態勢良好。這部分企業1-8月份銷售收入增長24％，利潤增長33％，平均利潤率8.3％，其中3198家企業，銷售增長達到27％，利潤增長52％，平均利潤率15.1％，這部分企業是行業的主力軍，代表了行業發展的希望。其次，國內外市場巨大的潛力沒有變化。國內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人均纖維消費量從1978年的2.8公斤到2006年的14.6公斤，但相對於發達國家30-40公斤的人均纖維消費還是具有很大的差距。中國13億人口具有不同的消費層次，農村、中小城市具有不同的消費人群，消費水平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長，個性化、功能化的消費大幅度提高，市場需要更好的紡織品來滿足其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此外，城鎮化程度加快，從農村到城市，住房大大增加，家用紡織品和產業用紡織品的應用大幅度提高。國內市場自身的潛力決定了紡織工業的巨大前景。同樣，國際市場對中國紡織品需求沒有變化，中國在國際出口貿易市場份額佔到了30%，中國紡織品的質量、價格已經得到了國際市場大眾消費者的認可，國際市場對中國紡織品的需求趨勢沒有太大變化。再次，改革開放30年以來，紡織行業的競爭力得到了很快的提升，比較優勢明顯。紡織科技的進步，大大推動了紡織工業的發展，2000年以後平均每年進口40億美元的國外先進設備，以及國內每年采購的370億元的國內先進設備，使得中國現在的加工製造水平達到了國際一流水平。而且，完整的產業鏈配套優勢也更加明顯，從原料到最終產品到各種輔料，產業鏈的優勢以及140多個產業集群的優勢，更顯示了專業化的特點，快速反應、協作條件好、比較成本較低的優勢，並且在行業內形成了一批比較優秀的企業家、高水平的工程技術人員、素質較好的工人隊伍，由此形成的中國紡織行業的綜合競爭力也是以後若干年內中國紡織行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中央對輕紡工業信貸政策的支持對行業來說是一場及時雨。目前，行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60%，大量的中小企業依靠銀行貸款維持運作，銀行對企業流動資金的支持，是企業資金鏈上的及時雨。出口政策方面提高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取消涉及輕紡企業的各種不合理收費，暫停輕紡加工貿易台賬保證金「實轉」政策等，這對於紡織行業來說可以增加出口，抑制出口貿易的下滑勢頭。內需市場的拉動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強帶動了衣著消費的增加，大量住房的增加，鐵路、公路的建設，對家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的消費都是很大的拉動。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助推器增值稅的調整轉型將直接增加企業當期增值稅進項稅額，減少企業的增值稅負擔，鼓勵企業增添新的設備，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增加了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專項近來中央有關部門批准1000億元的專項資金，其中一部分會注入到紡織行業。其中，紡織行業獲得支持的項目包括1.高新、功能性纖維的產業鏈開發應用。2.環保節能降耗等相關項目。3.天然纖維的高附加值產品及先進工藝技術開發。4.十項成套紡機設備。5.行業公共服務平台的建設。通過這些舉措，可以加快我們實現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目的，這是紡織行業困境中的機遇，給行業帶來了走出困境的希望。中國是紡織出口大國，底子好，出口體制日趨健全。國家頒發相關政策扶持，拉動內需，增加出口退稅。經過這一次的重新洗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外貿紡織市場會更加規范，紡織出口依然會復甦。
⑤ 公司遭遇紡織品綠色壁壘的案例
中國紡織品面臨的綠色壁壘
[案情]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隨著紡織品配額的逐年取消，中國紡織品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紡織品的綠色壁壘。中國紡織品有關專家就紡織行業面臨的這一問題指出，綠色生態紡織品已成市場所需。
根據業內專家介紹，聯合國統計署提供的數據表明，1999年全球綠色消費總額達3000億美元，八成多的荷蘭人、近九成的美國人及九成的德國人在購物時會考慮消費品的環保標准。而21世紀世界環境保護浪潮的興起，必將影響到國際服裝市場，特別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通過制定各種環境標准和法律、法規，建立起一道道限制和阻止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地區)市場、保護本國(地區)服裝市場競爭力的「綠色貿易壁壘」。
專家認為，目前，國外對紡織品的要求正出現以下三大變化：
一是對紡織品的質量指標更嚴格。許多客戶會對合同中影響使用性能的質量指標提出特殊要求，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澳大利亞、日本等主要紡織品進口國家及地區對紡織品尺寸穩定性、染色堅牢度、耐磨度、起毛球性等項目指標要求明顯提高。
二是國際社會對紡織品的質量要求由傳統的重視實用性、美觀性、耐用性趨向注重安全性、衛生性。近年來，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制定出台了相關的環保法規和紡織品環保標准，對紡織品甲醛、偶氮染料、重金屬、PH值等成分實施了嚴格的限制。
三是從傳統的重視外觀質量檢驗趨向注重內在質量的檢測，有的外商已將紡織品內在質量指標列入了信用條款。
為此，有人將綠色壁壘形容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遇到的第一道、也是最難過的一道「門檻」，提醒說如果不積極應對，不僅使中國不少出口產品被迫退出國際市場，而且會影響到進一步擴大就業和經濟發展。在談到如何打破壁壘，提高競爭力問題時專家們認為，通過質量管理體系是突破壁壘的基礎。
具體而言，通過『IS(1)9000質量管理體系是突破壁壘、提高競爭力的基礎。據介紹，ISO(即國際標准化組織)成立於1947年，成員包括14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標准化組織，目前已發布1萬多個國際標准，是企業走向國際的鋪路石。Is()9000認證能確保質量管理體系適宜性和業務的適宜性，提高自己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信譽，提供系統的規范以提高操作效率、降低非質量成本。質量管理體系根據國際化要求，以顧客為中心，基於事實進行決策，並通過系統的管理方法來實現各方互利，真正做到與國際接軌。
打造「生態產品」突破障礙
「產品出口受到限制或被迫中止，給企業造成巨大的損失，而要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對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進行學科處理外，最重要的要從原料上開始控制。」李如成強調，「要生產出符合國際標準的生態產品。」
據了解，在紡織業，主要的污染來自於原料的種植及產品的生產。在服裝原材料種植過程中，為控制害蟲、植物病毒和雜草的侵蝕，確保其產量和質量，大量使用殺蟲劑、化肥和除草劑，導致農葯殘留於棉花、麻纖維之中。在產品生產、服飾印染時，使用的氧化劑、催化劑等化學物質，再次殘留在服裝上，排出的污水等又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
於是，作為最廣為接受的纖維——棉，由於農葯、殺蟲劑的反復使用，原料種植時產生的間接環境污染而被人們加倍重視。而毛、絲類產品已經難於滿足日趨增長的數量要求，化纖類產品因為石油等原材料的漲價和儲量的不斷減少，也將被新型的纖維產品所取代。
「在所有面料纖維中，漢麻一直被譽為『天然纖維之王』，並被歐美專家稱為『人類至今以來發現的最完美纖維』」。李如成介紹，「其典型的功能型、環保型已經受到市場的推崇。」
研究發現，漢麻自身含有多種特有化學成分，具有較強的抑草抑蟲害功能，種植簡單且抗自然災害、抗雜草，產量高，特別適合於輪作、間作。因此在整個生長過程中不需要使用任何殺蟲劑和除草劑，對環境不產生任何污染。
而隨著世界首條漢麻纖維生產線的建成，使漢麻纖維的生產形成了一條從漢麻麻皮分級切根到脫膠、梳理、成條的流水線，而且由於採用了總後漢麻研究中心的最新科研成果，生物脫膠、分纖漂洗、牽切分梳等生產設備性能明顯優於傳統的麻類纖維加工設備，節能減排分別達到40%，環保節能優勢明顯。
中國麻紡行業協會會長張世平說，漢麻從種植、紡織加工及廢棄物處理的全過程都具有生態產業的特徵，符合循環經濟發展的要求；在防止水土流失、環境保護方面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以漢麻纖維作為紡織服裝的新原料，是保證產品生態性能的主要方法。
奪取「通行證」進軍國外市場
「漢麻作為一種新材料應用到紡織服裝業，其環保方面的性能隨著研發的進程日益明顯。不僅保證紡織服裝產品的健康性、安全性，而且其纖維可以代替石油、煤等礦物原料，減少對礦物能源的依賴，減輕能源消耗給環境造成的污染。這為我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打下基礎。」李如成介紹。
業內人士認為，「綠色壁壘」是阻礙我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一座山，如果達不到相關綠色標准，不僅出口會受阻，很有可能連訂單都拿不到。
對此，李如成表示，「產品要進軍國際市場，企業首先必須熟悉規則，要保證產品的質量，在生產環境方面，要清潔生產、注意廢棄物的排放和回收利用以盡快取得『綠色通行證』。
事實上，漢麻纖維是典型的功能型、環保型稀貴紡織纖維，它具有吸濕、抑菌、抗輻射等特性，其排濕性是純棉的3倍，漢麻面料可在1小時內將附著的細菌消滅。漢麻織物可屏蔽95％以上的紫外線，在370℃高溫時不改色，在1000℃時不燃燒，具有極佳耐熱、耐曬性能。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以及麻類自身具有的透氣性、舒適性等優點，服裝家紡必然消耗大量麻類產品。
資料顯示，全球對天然纖維的需求量每年以8%的速度增長，麻類纖維織物的需求量更是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長。
「國際對漢麻產品的需求是一種潮流，但是在中國的市場，需求最多的只有部隊。而這僅占整個消費市場的一小部分。因此，雅戈爾將做好漢麻市場的開拓，讓漢麻產品從軍用走向民用。」李如成表示。
據悉，在產品的投放計劃上，雅戈爾生產的襪子、內衣、作戰服等產品先滿足軍隊需要，而所開發的高端產品將供應歐美市場，與此同時，雅戈爾將在北京、上海等五個城市開設生活館，開發國內高端市場。
⑥ 跪求中日或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紡織品貿易摩擦案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高分跪求！
平衡雙方利益——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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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日貿易持續增長，其中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的增長更是突飛猛進，但與此同時，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摩擦也逐漸成為兩國經濟關系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1999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達到661億美元，與1978 年相比增長12.7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4.3％，其中中國對日本出口和從日本進口分別增長17.8倍和9.9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5％和13.4％， 中國對日出口增長快於日本對華出口。2000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831.66億美元，其中，對日出口416.5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5％，高於27.8％的全國出口增長水平。(千金難買牛回頭 我不需再猶豫)
紡織、服裝工業是中國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產業之一，紡織品及服裝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也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來，紡織品及服裝一直是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其出口佔全國商品出口總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 1992 年至 1993年這一比重曾一度接近30％。雖然從1996年起紡織品及服裝位居機電產品之後名列第二位，但目前仍是中國對外貿易順差最大的商品。(剖析主流資金真實目的，發現最佳獲利機會！)
在中國紡織品及服裝貿易中，對日貿易占據著重要地位。中日紡織品貿易50年代～60年代，以日本對華出口紡織面料為主。7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向日本出口棉花等紡織原料，因此當時中日紡織品貿易是典型的製成品對原料的垂直分工。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動了自身的技術進步，中國的紡織品開始具有國際競爭力並進入日本等發達國家市場。在中日紡織品貿易中不僅中國對日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極大變化，即從以出口原料為主逐步轉向以出口製成品為主。目前，日本已成為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僅次於香港的海外銷售中場
中國對日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中增長較快的是服裝出口，特別是2000年以來服裝出口出現大幅度增長，而2000年以來在日本同樣反響很大的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其實並沒有大幅度增加。在對日紡織品出口中占份額最大的是棉織品，但對棉織品的統計表明，近年中國對日棉織品出口也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增長（表1）。2000年1 月～10月平均每月中國對日的棉織品出口量是4153.4萬平方米，如果按這一月平均出口量計算，2000年全年的中國對日棉織品出口量是49840.8萬平方米，比1999 年減少12.43％。
原因
隨著中日兩國經濟關系的加深，兩國在近年也出現了一些貿易摩擦。在日本方向，1995年初要求中國限制向日本出口毛巾、毛衣、針織外衣。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摩擦曾在1995和1996年出現一個高潮，即1995年4 月日本通產省開始對從中國進口棉紗、棉布實施設限調查，1996年8 月又對中國進口純棉府綢實施設限調查，但經過中日雙方共同努力，兩次調查均以日方不對中國產品採取限制進口緊急措施而告終。但1999年以來，中日貿易摩擦又有所增強。在日本人造棉織品工業聯合會（棉工聯）利日本紡紗協會等有關行業團體的壓力下，通產省纖維產業審議會基本政策小組委員會，要求限制進口的呼聲逐漸高漲，自民黨設立了纖維對策特別委員會討論在WTO體制下實施限制進口緊急措施的可能性， 政府則准備對六種蔬菜和紡織品採取限制進口的緊急措施。
在中國方面，自1999年下半年起也開始運用國際上認可的方式——反傾銷來處理中日貿易摩擦。1997年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公布以來，中國已對5起反傾銷案立案調查，其中對 3起已做出徵收反傾銷稅的最終裁定，對2 起做出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這兩起案件均涉及日本。
近年中國對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增長較快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中國紡織工業正處在發展的黃金時期。10多年來，中國從日本等國進口了大量紡織機械設備，對紡織業進行了大規模技術改造，使紡織工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產品質量迅速接近國際水平，受到日本消費者普遍歡迎。第二，日本國內成本上升，紡織業每小時勞動力成本位居世界前列。與日本情況相反，盡管中國紡織業的技術含量在不斷提升，但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屬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產品中勞動力成本的高低對其競爭力有很大影響。統計顯示，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出口的勞動力成本分別為每小時0.62美元和0.43美元，分別居世界的最低和次低位置（表2 ）。第三，日本對中國紡織業的投資促進了中國對日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在1994年以前的日本對華投資中，紡織業曾占很大比重，分別是日本製造業對華投資項目的43. 7％和投資金額的16.8％。
日本紡織業大規模對華投資始於80年代，最初投資地大都集中在廣東等華南地區，以後向華東和華北沿海地區擴散。從投資形式看，日本對中國紡織業投資的形式是以「三來一補」為主，由於產品外銷型的日資企業80％可盈利，大大高於產品內銷型的日資企業，因此大部分日資企業對華投資的動機是產品返銷，而「三來一補」則是實現產品返銷的有效投資形式。
從投資紡織業的工序來看，日本對華紡織業的投資迄今大都集中在下游產業，這些下游產業製成品大部分返銷日本（表3、4）。90年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紡織業的投資擴大到中游產業（如染色、面料的精加工等）和上游產業（如棉紡、毛紡、化纖等）。中國紡織業中小游產業的發展。為下游產業對日返銷提供了原料保證，也取代了原來從日本進口部分紡織原料，其結果是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紡織品從服裝的質量，增加了對日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進入21以紀後，日本的主要紡織企業如東麗、帝人、三菱REIYON和近藤紡織所，計劃進一步增加中國紡織業的投資，把紡織業的上游產業，如聚酯長纖維、丙稀短纖維、棉線和棉紡織品轉移到中國，中國仍將是日本紡織業對外產業轉移的最主要國家。
具有上述特徵的日本對華投資結果反映在貿易上就是中日貿易中加工貿易和外資企業進出口的比重高。據中國海關統計，1999年加工貿易佔中日貿易的56％（占對日出口的58.3％），以日資企業為主的外資企業進出口佔中日貿易的59％（占對日出口54.6％），加工貿易和外資企業進出口佔中日貿易的比重要比其佔中國外貿的比重高10多個百分點。可見，中日貿易大部分實際上已成為「日日貿易」。
由此可見，導致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對日出口增加不僅有中國的原因，也包括日本自身的原因。
多邊＋雙邊
1.中國加入WTO與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走勢
中國加入WTO以後，紡織業雖然受益巨大， 但目前形成的中國對日本強勁出口勢頭將隨著中國的「入世」而被削弱，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摩擦可能出現緩和。
第一，貿易環境變化的程度及其利弊，除了取決於多邊協議外，還取決於雙邊協議的條款。根據WTO《紡織品和服裝協議》（ATC），WTO 成員的紡織品及服裝出口自2005年1月1日起不再受配額限制，紡織品及服裝出口完全回歸到自由貿易。但根據美方公布的中美WTO協議，在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間， 美國仍對超出一定增長率的中國紡織品及服裝保留實施特別保障措施的權利。而另根據 WTO 非歧視原則，一成員國向任何一成員國所做出的讓步均適用於所有其它成員國。因此，中國加入WTO以後發達國家不會輕易讓出市場空間， 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出口不可能有大幅度增長。
第二，紡織品及服裝配額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存在雖然破壞了公平貿易原則，但客觀上又起到一種保障作用，即保障了發展中國家有向發達國家穩定出口其紡織品的機會。配額的取消使發展中國家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趨激烈。中國紡織行業已經受到東盟、東歐國家和巴基斯坦等國的強有力挑戰。
第三，目前中國紡織行業正面臨一系列困境，如企業平均規模小、缺乏新產品開發能力、缺乏國際知名品牌、產品檔次低、出口服裝所需面料大量依賴進口、紡織品流通體制和進出口體制不能適應全球化競爭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加入 WTO，紡織行業不僅要實施關稅減讓，而且將面臨進口紡織品的沖擊。另外， 2000 年11月，中國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 已經修改了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取消了這些法律原有的外匯平衡條款、當地含量條款和出口業績條款，在華外資企業的國民待遇已大大前進了一步。可以預見，今後日資企業對華投資動機中產品面向中國國內銷售的比重會日趨增大。因此，外資企業將與中國國內企業形成正面競爭，中國紡織業將面臨多重沖擊。
第四，中國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配額過去優先分配給國有紡織品及服裝企業，外資企業被排斥在外。近年，包括日資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已多次向中方提出，要求中國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配額向外資企業開放。在中國加入WTO以後， 外資企業將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出口配額向外資企業開放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屆時，外資紡織品及服裝企業對歐美的出口將增加，這樣有助於減輕目前中國對日紡織品及服裝出口的壓力。另外，中國外貿正在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如果這一戰略實施順利，也將減少對日紡織品及服裝的出口。
2.中國加入WTO對中日紡織品及服裝貿易摩擦解決方式的影響
WTO主張各成員國實行貿易自由化，逐步開放貨物市場和服務市場， 但也重視市場開放後可能對成員帶來的負面沖擊，允許成員根據WTO的保障機制， 實施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s）和反傾銷措施以對本國產業實行合理與適當的保護。為防止成員濫用這些措施，WTO 對商品進口與本國產業損害之間因果關系的論證、取證、證據審核和調查程序都做了嚴格規定。另一方面，WTO 也規定採取保障措施的成員應對那些因該保障措施的實施而受不利影響的成員提供充分補償。如果兩成員未能就貿易補償達成協議，那麼受影響的成員可採取報復措施（也即交叉報復， cross retaliation）。WTO允許成員實施保障措施和報復措施並不是鼓勵成員之間打貿易戰，而是促使世界貿易更健康地發展。為應付可能出現的貿易摩擦，WTO 建立了爭端解決機制（DSB），規定了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WTO鼓勵各成員在遇到爭端時，盡量採用這一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但同時也鼓勵爭議雙方盡量採取友好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中日過去的貿易摩擦均是靠雙方友好協商解決的。比如，1995年和1996年日本曾兩次對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實施緊急設限調查，但經過中日雙方艱苦的磋商和雙方的讓步，終於都以日本放棄限制而告終。中國外貿管理部門也從規范出口秩序和考慮日方要求的角度出發，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出口管理方法。友好協商解決貿易摩擦為處理今後的中日貿易摩擦積累了經驗。中國加入WTO 使中國可以在世界經濟組織中獲得一個進行爭辯的講台，可以使中國增加一種解決貿易摩擦的途徑，可以用多邊爭端解決機制解決雙邊的貿易摩擦，但中國不會排斥友好協商解決貿易摩擦的途徑。
互諒互讓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目前的中日紡織品和服裝貿易摩擦作如下認識。
根據歷年中國對日紡織品及服裝出口統計數字，2000年以來中國服裝對日出口出現大幅度增長的態勢，但除此之外的其他紡織品對日出口並沒有出現這一態勢。
近年中國紡織品從服裝對日出口的增長，是中國增加競爭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國內對此需求增加和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
日本周邊國家的崛起和日本國內結構性問題引起的高成本，可能是日本紡織工業面臨困難的更深層次原因。可見，日本以中國紡織品及服裝進口增長過快、影響國內產業生存為由，實施設限調查或單邊進口限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由於中國將實施降低關稅，在華外資企業將獲得國民待遇和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配額， 又由於發達國家在取消紡織品限額的問題上採取消極態度， 因此中國加入 WTO以後，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對日出口可能不會大幅度增長。
中國加入WTO將使中日貿易摩擦得到更理性和更順利的解決
總之，解決貿易摩擦需要當事國雙方的相互理解和富有誠意的努力。今後，貿易摩擦不可避免，但只要雙方互諒互讓，並遵守WTO規則， 中日貿易摩擦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
⑦ 求中歐紡織品貿易摩擦案例最好是最新的，高分
所謂貿易摩擦是指在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在進行貿易往來的過程中,在貿易平衡上所產生的,一般是一國的持續順差,另一國的逆差.或一國的貿易活動觸及或傷害另一國的產業.
2005年，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加劇，中國連續11年位居全球貿易摩擦目標國榜首，全年共有18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63起，涉案金額21億美元。從涉案產品看，主要集中於輕工、紡織、機電等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其中尤以紡織品貿易摩擦更為突出。近年來，我國摩擦產品種類一直在不斷增加，機電、高科技產品出口增長迅速，成為新的摩擦熱點，例如汽車、醫葯產業等。同時貿易摩擦不斷擴散，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呈上升趨勢。在表現形式上，技術性貿易壁壘、環境壁壘和知識產權壁壘成為貿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中國貿易爭端壓力從何而來？從統計數據上看，2005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了1018.8億美元。不可否認，貿易順差確實加劇了貿易摩擦，但順差並不是導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我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造成了對原有利益格局的沖擊，貿易摩擦在所難免。加入世貿組織後，發達國家由於承諾對中國開放市場，給其國內企業和相關產業造成壓力，為保護國內企業，許多發達國家便採取貿易爭端的方式為國內企業贏取空間和時間。WTO歧視規則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主要原因，例如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紡織品特保及WTO技術、環境、知識產權相關壁壘協議等等。另外，我國產業產品結構、出口經營秩序等方面存在的自身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也容易導致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數量增多並不奇怪，這是貿易增長的必然反應。但應對貿易摩擦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對貿易摩擦要有長期的思想准備，一方面要冷靜對待、看清本質，並持以平常心態；另一方面要有積極的應對措施。首先，應努力轉變出口增長方式，盡可能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開辟更廣泛的國際市場。其次，要建立完善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三者分工合作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此外，從長期來看，要大量培養應對貿易摩擦的專業人才。
相關行業要重視國際規則和標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來應對貿易摩擦，特別是要充分發揮中介組織在化解貿易摩擦中的作用，增強企業主動採取措施避免貿易摩擦的意識，進一步發揮企業應對貿易摩擦的主體作用。行業外交是應對貿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於增進理解、消除誤解、加強溝通和協商、化解摩擦、構建穩定和諧的貿易環境具有重大意義。以紡織品為例，2005年，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在解決中歐、中美貿易摩擦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此外，有條件的企業可以採取國際化經營戰略「走出去」，把一部分加工生產能力轉移到第三國，繞開對我國設置的貿易壁壘，包括國際貿易摩擦矛盾比較尖銳的飽和產業、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競爭力優勢下降的產業，以及出現了過剩生產能力的產業，比如像紡織業、家電業等。
從貿易爭端的解決機制來看，雙邊貿易磋商機制在解決貿易摩擦中是一種常用和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們應認識到依據WTO多邊規則比靠雙邊的，主要依靠政治、實力解決問題的途徑要公平、公正，因為WTO的爭端解決更講規則與程序。因此，要適當調整過去只依靠雙邊解決問題的傳統做法，養成尊重、遵守、適用多邊規則與機制的習慣，要敢於和善於在WTO法律框架下解決貿易爭端。
⑧ 世界紡織品貿易演變過程
O(∩_∩)O哈哈~我到圖書館借到了這本書，資料很全~~就是不告訴你！
新中國紡織業經過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 多年的快速發展, 在滿足國內衣著消費、增加出口創匯、積累建設資金、解決就業以及為相關產業配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 我國化纖、棉紗、棉布、毛紗、呢絨、絲、絲織品、服裝等主要產品產量和出口量均具世界首位。但是, 我國紡織業大而不強, 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在企業規模、產業結構、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 還是在技術設備、工藝水平、經營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對整個紡織業而言, 紡織品的出口是發展的動力, 而紡織業的的進步、競爭能力提高則是紡織品出口和全行業發展的基礎依託。中國已成為WTO的成員, 當今世界國際經濟一體化水平日益提高, 各國在資源、成本、技術貿易政策等方面都展開了全方位的競爭。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和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紡織工業日益趨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達國家的資金比較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比較優勢, 不斷改變世界紡織生產和貿易的格局。我國紡織業面臨巨大壓力, 但也遇到難得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冷靜思考、權衡利弊、審時度勢, 不斷完善調整戰略, 實現紡織強國之夢。
首先，我們得了解國際紡織服裝貿易的發展狀況。國際紡織品服裝貿易從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至今，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一、18世紀末到二戰前夕。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爆發，英國開始以及其大生產取代傳統的紡織手工業。以防止機械革新為起點的機械化生產，促進了英國紡織品生產效率的急速提高，英國真正成為「世界工廠」。紡織服裝業的國際貿易初步形成，世界紡織服裝生產和出口中心是以英國為中心的發達國家。二、二戰後到1960年。戰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低迷使其採取了高關稅、復雜的進口許可程序和一系列貿易限制。到了20世紀50年代，數量限制由於GATT和IMF等國際組織的謀求貿易自由化進程而減弱。發達國家的紡織品服裝貿易限制的逐漸減少促進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成為紡織服裝出口國，這些國家原材料豐富，勞動成本低，他們先增加了棉花的出口，幾年後服裝出口增加。發達國家並不十分歡迎這種趨勢，因為從發展中國家過快的進口對本國產業有影響，為了避免潛在的嚴重社會問題，一些發達國家也與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國政府簽訂協議以減少棉紡織品的出口。1959年世界服裝出口額首次突破十億美元。三、1961年至1994年。這30年來，世界紡織服裝貿易一直在貿易保護主義下進行。20世紀60年代，紡織服裝生產中心從美國、日本和西歐轉移到韓國。香港。台灣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而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仍在繼續，從韓國。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向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巴基斯坦轉移。發展中國家成為主要的紡織服裝出口地區。四、1995年至2004年。在這一階段，區域貿易協定對紡織服裝貿易流向有明顯的影響，美國、墨西哥紡織品出口貿易在增加。從西歐到周邊國家，如中歐、東歐、土耳其和北非的出口明顯擴大。而亞洲，特別是韓國和台灣地區對西歐和北美地區的出口增長也是相當可觀的。發達國家通過產業升級，從過去以製成品出口為主，轉變成以紡織品為主，發達國家繼續通過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紡織品來獲取高利潤。而將服裝及中低檔紡織品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五、2005年以後。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紡織品的配額到期後，發展中國家將面臨良好的貿易環境。
發達國家一直是紡織服裝的主要進口國，目前世界70%的服裝出口到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和美國，但這一廣闊的市場並沒有完全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發達國家的進口很大一部分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特別是歐盟，其內部的貿易占其進口總量的50%以上。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在紡織服裝業佔有比較優勢，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服裝業通常是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先導產業，當一個國家經濟實力越來越強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產品的需求就會增加。這表明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擴大生產和出口的空間很大。近40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加迅速，而發達國家則出現了出口下降的總體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出口額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目前世界紡織服裝市場已形成了發展中國家出口、發達國家進口的格局。美國、歐盟、日本式全球紡織品服裝的主要市場，佔全球紡織品服裝總進口額的70%。
紡織業是我國競爭性和國際依存度較高的產業, 也是勞動密集型和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支柱產業之一。我國的紡織工業具有一定比較優勢, 但缺乏競爭優勢。我國紡織業比較優勢明顯主要表現在原料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首先是天然纖維資源與發展迅猛的化學纖維資源優勢。如棉花產量世界第一; 萱麻纖維占我國纖維總量1 % , 但佔到世界萱麻纖維產量的99 %。亞麻也屬於我國所特有資源之一。此外我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繭絲生產國, 蠶絲和廠絲產量佔世界的70 %以上, 此外還有兔毛、大麻等天然纖維資源。化纖原料資源種類齊全, 國內生產量逐年增加。同時擁有的就是大量的勞動力資源。與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比勞動力廉價; 與亞洲、南美州、非洲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素質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從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分析。其中的關鍵因素仍是勞工成本與技術水平因素。服裝工業仍具勞動密集的傾向, 而紡織業整體越來越明顯的表現為資金技術密集的傾向。我國廉價的勞工成本是我們突出的競爭優勢, 但日本等發達國家以技術領先, 很大程度又抵消了我們的成本競爭優勢。從國際競爭力來看, 我國比較優勢仍然存在, 諸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各國總體實力仍不能與我抗衡。但從長遠看我們的競爭優勢依然不足, 主要體現在: 企業規模偏小、技術設備落後、產品開發能力不足與現代企業制度不健全、經營管理水平低等方面。棉紡錠設備中的30 %、毛紡設備的15 %和印染設備的30 %急需淘汰。代表世界紡織工業水平的無梭織機和自動絡筒機普及率發達國家已經分別達到60 %和90 %以上, 我國卻僅為514 %和13 %。目前先進國家(地區) 的化纖人均產量約為我國的5～10 倍。開發能力弱也是我們難以克服的弱勢, 發達國家研究開發投入一般為銷售收入5 %～10 % , 而我國則不到1 %。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的, 這理論同樣適用於地區和產業之間。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 在某種商品上, 一個國家(地區) 在勞動生產率上佔有絕對優勢, 即生產所耗費的勞動成本絕對低於另一經濟, 若各國都從事自己已佔有絕對優勢商品的生產, 即而進行交換, 那麼雙方都可以獲益, 從而整個世界也可以獲得分工的好處。斯密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麼這一國家能否參加國際分工進行國際貿易? 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國經濟處於怎樣狀態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 即使一國總體上處於劣勢, 也可以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兩國的勞動生產率差距並不是在任何產品都是一樣的, 雙方按照「兩優取強, 兩劣取弱」的原則進行分工, 交易仍可獲得貿易利益。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 - O 模型) 繼承發展了李嘉圖理論, 揭示了各國生產成本差異和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H - O 模型基本容為: 同樣產品的價格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基礎; 價格絕對差異是由成本絕對差異決定的; 成本的絕對差異是由要素價格差異決定的; 要素價格絕對差異是由要素存量比率不同決定的; 要素存量比率差異是由要素供求決定的; 要素的供給則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間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 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於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 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 各國應當生產出口哪些密集型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 而進口哪些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比較優勢原理構建了國際貿易的基礎, 影響著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但比較優勢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適用程度和范圍是有限的, 因為它僅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從動態角度看, 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教育的進步, 各國各地區的比較優勢是在變化的, 產業結構、貿易結構也不斷變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一味地單純以自己的成本和資源比較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國際貿易結構, 就會不可避免的進入「比較利益陷阱」和「出口的貧困增長」。原因有二: 一是初級產品和工業成品交換的貿易條件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惡化, 目前我國紡織工業主要提供初級品; 二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加強。同時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總會處於不利地位。
在人們的觀念中，比較利益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長期以來，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各國產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對外貿易也一直以此為指導。迄今為止，我國凈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凈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其中占出口第一位的紡織、服裝明顯屬於此列。中美、中歐紡織品頻繁的貿易摩擦顯示，比較優勢理論運用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巨大的國內市場，只有中西部及東北等潛在市場不斷被開發出來，中國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和歐洲似乎應該放棄在紡織品行業的生產能力，將其讓位於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充分發揮後者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既是相對比較優勢，也是絕對優勢)。但是實際情況是，歐美不但不會放棄本國紡織業反而會對其進行保護。因為如果歐美放棄紡織品行業，這幾十萬的產業工人將面臨下崗和工作轉型的挑戰，而其培訓和遷移成本巨大。此外，美國的紡織品行業可以利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去游說議員，進而給政府官員施壓，要求對中國的紡織品加以限制。
通過分析可知，如果我們繼續增加低附加值的紡織品的出口，可能會引發以下結果：(1)在紡織品領域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發生更加激烈的競爭和貿易摩擦，受到更多的反傾銷指控，貿易環境惡化；(2)紡織品企業規模小而分散，專業化水平低，導致整個紡織品產業競爭力低下，進一步降低低附加值紡織品的國際市場價格，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如紡織品雖然在快速發展，但在整個紡織生產、銷售過程中，中國企業只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許多與品牌、營銷等環節相關的市場收益，都被其他國家的企業所分享；(3)紡織品的貿易增長只是在數量上帶動了經濟增長，卻缺少重要的技術和管理效應，產業結構難以升級。
由此，紡織品出口要想正常健康發展就不能僅僅局限於比較優勢，而應盡快實現出口產品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發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從外貿大國向外貿強國轉變，把紡織品的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構建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 主要研究各國(或地區) 不同產業間的系, 比較優勢強調的是各國(或地區) 比較成本和資源稟賦狀況, 最終歸結為價格。競爭優勢是構建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存在著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 是研究各國(地區) 同類產業之間或可替代產品的關系。強調的是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產業的競爭優勢是一系列因素決定的, 這些因素主要有產業組織效率、投入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學習和創新能力、合作的效率、文化力量以及產業政策的作用等。比較優勢的實現離不開競爭優勢, 而競爭優勢越來越處於主導地位。任何國家的產業國際競爭力都是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兩方面因素所決定。傳統的比較優勢強調各國比較成本和資源稟賦的狀況, 比較優勢最終歸結為價格競爭, 而競爭優勢更強調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比較優勢的實現離不開競爭優勢, 而競爭優勢越來越處於主導地位。因而紡織工業的發展應當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動態地進行研究, 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構建競爭優勢, 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獲得真正更大的比較利益。
為適應知識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從比較優勢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是必然選擇。在當前，中國紡織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主要表現在成本、規模和質量等方面：產業鏈完整、勞動力資源廉價、一些天然纖維的種植生產豐富(如棉花、亞麻、蠶絲等)、投資不斷增長、國內外市場需求旺盛和國內社會政治穩定等，其中勞動力資源豐富是構成中國紡織品價格優勢的主要源泉。但也應該看到，紡織產業的產業鏈很長，其上游產業(包括纖維的生產、自主品牌的創立)和下游產業中的市場營銷環節均屬於技術或資本密集型，這方面發達國傢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中國的競爭優勢僅限於下游產業中勞動密集型的服裝加工環節。在紡織品業高附加值方面的欠缺部分的抵消了我國在勞動力資源上的優勢，使得我國的紡織產品只能靠價格優勢佔領低端市場，獲得微薄的利潤。我國提高紡織品的競爭優勢要在充分利用現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研發新品種，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策略和營銷策略，使企業由於具有創新機制而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構築我國紡織品的競爭優勢，需要企業競爭優勢的確立、技術創新以及政府扶持等共同作用才能實現。
⑨ 國際貿易案例
這個要看當時的合同怎麼寫哦！
但按理當乙通知甲停止合同時，甲方應該在合理時間內內向甲方提出反對，並向乙容方要求賠償10噸的損失，因為一般的合同都會提到如果有特別情況發生，雙方都需要盡辦法為對方減少損失，但甲方不提出異議就代表認同了，但當初的合同如何寫的才是關鍵！
⑩ 國際貿易案例分析——求助！！！求解！！！
1、出口商A公司與進口商B公司以FOB術語成交，A公司在貨物裝船前，已獲悉准確的裝運資回料，並據此向B公司發出了裝答船通知。B公司當即憑裝船通知向其保險公司按倉至倉條款投保了一切險和戰爭險。不料，貨物從賣方倉庫運往碼頭途中遭遇暴風雨，部分貨物損失。買方能否就此向保險公司索賠？如果以CIF術語成交，A公司在貨物裝船前向保險公司同樣按倉至倉條款投保一切險和戰爭險。不料貨物運抵港區貨位後，港區遭遇海嘯侵襲，導致貨物全損，請問買方能否就此向保險公司索賠？ 原因是什麼？
1)（如果是fob不可以，因為FOB倉至倉的保險范圍為貨物從裝運港運至目的港，案例中貨物是在賣方倉庫運往碼頭途中部損，所以保險公司無賠償責任），但可以向賣方索賠，因為風險轉移點為越過船舷，所以部損的承擔責任在賣方，更何況如果貨物發生部損是由貨物擁有者自行承擔的呀= =
2）當然可以，在倉至倉條款下如果由買方辦理保險，保險公司的承擔賠償的范圍就是從出口商的倉庫至進口尚的目的地。而一切險的險別是最高的，它的承保范圍其中就包括貨物因自然災害而造成的全損，詳細請看ICC的條款吧。不過呢，貨物的全損是由船方/保險公司/買方承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