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理解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分配方式主要有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和按需分配。社會保障專作為一個多層次多項目的復屬雜分配系統，其中既有按勞分配的成分，又有按需分配的成分。社會保險的繳費通常與勞動耆的工資收入相關聯，它實際上是按勞分配的延續，但在待遇給付時卻並非完全按照繳費多少來決定，而是根據需要來確定，從而可以視為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的混合；社會救助的經費來源於國家財政收入，它明顯地體現出按需分配的原則。
②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資源有效集中，尤其是地區與地區之間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於增長極的形成，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地區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產生輻射效應，最終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人民收入的提高，只是在提高的過程中，可能存在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速度更快，從而造成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事實上，當經濟水平足以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時，市場與政府都會對縮小收入差距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增長使企業成本結構發生變化，僱傭高收入者的成本越來越高，競爭性企業開始尋求更低的勞動成本，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競爭，使低收入者獲得更高的工資，同時也限制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速度，最終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地區差距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地區資源枯竭，使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到開發不足的落後地區生產，利用當地資源，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從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政府的政策促進落後地區的發展，改變經濟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到落後地區生產，推動其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體經濟發展使政府擁有更多的財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給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未來收入，最終縮小與高收入者的差距。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並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傳導機制互相影響。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有負的影響，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研究表明，在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互相影響中，傳遞變數為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由於經濟增長不能自動地惠及窮人，不能自動地改善分配狀況，經濟增長只能是貧困減少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④因此，政府通過政策制定可發揮重要作用，即通過影響這些傳遞變數來實現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調控
③ 再規模經濟下，即壟斷競爭模型下，行業內貿易為什麼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很小呢，請哪位高手
[摘要] 本文通過現代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收入不平等與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探索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顯示，以基尼系數表示的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以產業內貿易指數測度的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的增長。
[關鍵詞] 收入分配結構 產業內貿易 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隨著中國與東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結構正在發生著變化，從基於要素稟賦差異的傳統產業間貿易走向基於規模經濟和差別產品的產業內貿易，且貿易產品的范圍不斷擴大，正在形成互補性分工，中國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得到迅猛發展。測度產業內貿易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產業內貿易指數，已經對中國與東盟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了系統測算的有學者王絹(2004）;戴楓、耿利敏、孫文遠(2005）;張重、胡彥(2006）等，雖然各自測算的指數略有出入，但反映的趨勢高度一致。總體變化為從1993年的約40%到2003年接近70%呈現穩定的上升趨勢，其中1994年，1997年及2001年有所小幅回落，2000年為十年來的最高值，在張重和胡彥的測算中，該年的產業內貿易系數高達74.6%。
在分析促進中國與東盟產業內貿易的因素時，人均國民收入一直被當作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人均國民收入往往與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意義上的國家規模密切相關。要把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階段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區別開，分別加以計量往往是比較困難的，而分析收入結構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是區別這種情況的方法之一。事實上，人均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與產業內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國民收入基本相同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其人均收入水平分配越均勻，產業內貿易規模可能就越大。這是因為，均勻的收入分配容易導致相同或相似的需求模式和消費偏好，從而為產業內貿易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市場條件。對此西方學者如林德(1962）、巴拉薩(1986）、庫萊姆和蘭德伯格（1986)等的研究都已經給予了充分證明。在國民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情況想反，往往收入的不平等分配更有利於產業內貿易的發展。這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容易在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形成一個高收入階層，而這種高收入階層所具有的與其較高收入水平之貿易夥伴國的相似需求模式和消費偏好，不僅有利於促進高收入水平國家產業向低收入國家流動，同時也促進了低收入國家生產與高收入國相似的產品,進而促進相互間產業貿易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均GDP迅速增長，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世界銀行近年發布的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統計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0.288，1995年是0.388，到90年代末21世紀初為0.458，已經突破了國際警戒線0.4的水平。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那麼中國這種收入分配結構是否對中國對外產業內貿易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國內現有研究較少涉及到該問題，回答好這個問題對加強我國產業內貿易的理論、促進我國外貿事業的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主義都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進行初步探析，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意的啟示。
二、實證研究
1.樣本選取
本文的實證研究以我國基尼系數（測度貧富差距）和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指數作為分析樣本。基尼系數（G）以周文興（2004）計算的基尼系數作為我們的分析依據,後兩年來自管理資源網www.earm.cn。中國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指數以張重和胡彥(2006)根據東盟秘書處資料庫數據整理計算的數據為樣本。為了降低異方差和時間序列的波動性，在檢驗過程中，我們分別對G和I兩變數取自然對數，採用雙對數變換法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而對變數取對數並不會改變相關序列的特徵。以LNG和LNI代表取對數後的樣本值。
2.平穩性檢驗
宏觀經濟中的大多數經濟變數都具有明顯的趨勢特徵，這些具有趨勢特徵的經濟變數受到沖擊時，一般會出現兩種情況:（1）逐漸返回到原來的長期趨勢;（2)呈現出隨機遊走的狀態。在第二種情況下，運用最小二乘法(OLS)時，高斯—馬爾科夫定理就不再成立，所以回歸分析可能導致虛假結果，從而產生偽回歸，因為此時隨機游的方差不是有限方差，OLS估計量是超一致估計量。所以，在進行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檢驗之前，應首先考慮兩組數據的平穩性。
本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G與LNI的平穩性，具體採取ADF（The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檢驗兩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
在95%的置信水平下，LNG和LNI的ADF檢驗其ADF值分別為-2.0931和-2.5742，其絕對值均小於臨界值-3.9271的絕對值，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對DLNG和DLNI的ADF檢驗，其ADF值分別為-4.2131和-3.4455，絕對值分別高於其5%當然臨界值-3.2695和-1.9791的絕對值，所以DLNG和DLNI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因此LNG和LNI是一階單整序列，即LNG~I（1）和LNI～I（1）。
註：表中（c,t,i）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帶有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後階數
3.協整關系檢驗
對非平穩序列進行回歸會產生偽回歸問題，但是如果兩個非平穩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非平穩序列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從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偽回歸問題。因此，下面我們對變數進行協整檢驗。本文採用的是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於向量自回歸（VAR）方法的協整系統檢驗，同時，根據無約束的VAR模型的殘差分析來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後期。在EViews5中，使用「Lag Length Criteria」功能對VAR模型的滯後期進行檢驗，得到的5個評價系統計量的值中，有4個認為應該建立VAR（2）模型，因此建立VAR（2）模型。估計結果得到的兩個可決系數分別達到0.9795和0.9094，說明擬合程度較好。然後以VAR（2）的結果為基礎，採用Johanson提出的跡統計量檢驗方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說明LNG和LN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如表2所示。以rk（A）表示協整關系的個數，當確定95%和99%的置信水平時，跡統計量為38.4945分別大於臨界值15.41和20.04，所以拒絕原假設rk(A)=0，即LNG和LNI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跡統計量3.5717分別小於臨界值3.67和6.65，所以接受原假設rk(A)≤1，就是說LNG和LNI之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4.格蘭傑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傑因果關系檢驗法（Granger Cansality Test）是美國加州大學著名計量經濟學家Granger於1969年提出，後又經Hendry、Richard等人的發展完善的一種檢驗方法。該方法的含義是：如果兩個經濟變數X、Y在包含過去信息的條件下對Y的預測效果要好於由於Y的過去信息對Y的預測，即變數X有助於變數Y的預測精度的改善，則稱X對Y存在格蘭傑因果關系。
根據理論分析，下面檢驗變數之間的關系，滯後期分別取1—3，檢驗結果見表3。
注:本表中的概率是零假設成立的概率。
由表3可以看出，當確定99%的置信水平時，滯後期為1和3時，LNG和LNI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滯後期為2時，LNG為LNI的Granger原因，確定95%的置信水平時，滯後期為1時，LNG和LNI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而滯後期為2和3時，LNG是LNI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收入不平等是產業內貿易變化的原因之一。且收入不平等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有一定滯後，收入不平等對當期的產業內貿易的影響並不明顯，對下一期的影響達到最大，而後的影響依次變小，這也符合一般的經濟邏輯。
三、結束語
從上述的經濟計量檢驗結果可見，以基尼系數表示的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以產業內貿易指數表示的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並且在不同的滯後期及置信水平下，LNG是LNI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東盟的產業內貿易的增長。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人均GDP的提高促進了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收入不平等在促進產業內貿易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不應該讓這種作用被其他因素掩蓋。中國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促進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可以從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的地域分布，產業結構狀況等特點找到原因。
中國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東盟五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中國與該五國的產業內貿易佔了中國與東盟產業內貿易的80%以上。而與越南、寮國、緬甸、汶萊、柬埔寨的貿易則份額較少。從中國內部地區來看，廣東、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發達，而內地相當有限。可以說中國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在東盟經濟相對發達國家和中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從產業內貿易的商品結構來看，工業製成品在產業內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呈遞增狀態，而初級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所佔比重呈不斷下降的趨勢。1993年以來，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比重呈逐步增長趨勢，機電設備及零部件、光學儀器、精密儀器、樂器類、化工製品、交通設備類產品等逐漸發展為以產業內貿易為主，產業間貿易的比重不斷下降，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正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一個比較高的收入階層與其較高收入水平之貿易夥伴國的相似需求模式和消費偏好所致。
本文注意到了我國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與東盟的產業內貿易，但這也正是我國對外產業內貿易的問題所在。產業內貿易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產業內貿易的重要不足之處，首先表現在地區分布不平衡，其次為行業發展不平衡，這表明雖然我國已經加入WTO，並不斷地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但還有很多欠發達地區和欠發達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未能充分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格局中來。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家大力投入西部大開發，加強東北老基地建設，十六大也提出了實現「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要求，這將有利於更廣泛的區域，產業和消費群體參與到產業內貿易中來，從而促進我國產業內分工，優化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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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永昌:產業內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最新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④ 個人所得稅與調節收入分配的關系
日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已作為議案提上兩會議程。提到個人所得稅，就不能不將其與收入分配聯系起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政府不應或盡量少干預；「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需要採取財政手段進行干預。20世紀之前關於收入再分配的爭論，理論界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收入再分配上，而20世紀則轉到如何進行收入再分配上，聯系我國實際，這種理論研究無疑具有指導實踐的意義。 一、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 從各方面統計指標來看，我國當前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值得給予更多的關注。 1、基尼系數。按可比口徑計算，城鎮內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為0.16,2004年為0.35,上升了1.19個百分點。全國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由1979年的0.33上升到2004年的0.465,上升了0.41個百分點,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2、城鄉收入差距。2001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59.6元人民幣，農村人均存收入2366.4元人民幣，前者是後者的3倍，若再加上城鎮居民享受的各種補貼和福利，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會更大。 3、地區收入差距。2001年排在首位的上海城鎮居民和排在末位的山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2883.46和5267.42元人民幣，兩者相差7616.04元人民幣,其比值為2.45:1。與此同時，排在首位的上海農村居民和排在末位的山西農村居民人均存收入分別為5870.87元和1404.11元人民幣,兩者相差4466.76元人民幣,其比值為4.18:1。 4、行業收入差距。2001年工資最高的行業和工資最低的行業相比相差10696元,比值為2.84:1,而且工資最高和最低的行業發生了很大變化,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 5、高低收入階層差距。按居民人均收入由高到低排列，2004年10％的最高收入者與10％的最低收入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前者是後者的8倍。 二、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財稅政策 過大的收入差距會帶來諸如貧困、社會沖突、低收入者得不到發展和改善自己處境的機會等一系列後果。能否解決好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關繫到我國市場化進程中進程中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與否。針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我國採取了各種財稅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有工資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稅收政策。 1、工資政策。我國的工資政策主要用於調節各種工資關系，它包括制定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制定最低工資標准、發布企業指導線，控制工資總量水平、工資增長水平和平均工資水平。允許企業適調節局部收入分配等。由於涉及的主要對象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並且控制的重點是工資總量，這種政策一方面對國有和集體企業又造成了行業之間的工資級差和行業內部的工資平均化，從而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范圍和效果非常有限。 2、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是一種轉移支付，是調節收入不均的重要手段，在許多發達國家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實施。一般情況下它的資金來源以工資和薪金為依據，由僱主和雇員共同負擔的社會保險費或工薪稅，它的調節作用表現在對低收入者的多支付，而不是對高收入者的多收取，沒有稅收的配合，社會保障將是一種單邊調節，要熨平相差懸殊的收入峰谷，顯然力度不足。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調節作用則更為有限。首先，它的保障面很窄，基本上只限於城鎮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其次，這種保障其實並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保障」，事實上只不過是企業保障或單位保障，其本身風險尚且很大，遑論調節社會收入不均。第三，保障的項目主要屬於被動型直接保險，如養老、醫療、工傷和失業等，缺少主動型間接保障項目，如義務教育、職工培訓等。 3、稅收政策。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不均的最為有力的工具，但並非所有的稅收都具有這種作用。一般而言，作為間接稅的流轉稅，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就非常有限。個人所得稅在西方國家被稱為「羅賓漢」稅種，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著最主要的作用。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是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效力，二是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1）比較1987年美國家庭收入稅前與稅後的洛倫茲曲線，會發現稅後的明顯更為接近絕對公平線，這說明通過徵收個人所得稅，美國貧富懸殊的收入分配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再比較1949年到1977年若干年間英國在稅前與稅後的基尼系數，後者總是小於前者，這說明個人所得稅在英國用於調節收入分配不均也是有效的。 （2）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由其不同於流轉稅的三個特點決定的。一是採用超額累進稅率，從而可以使對於高收入者適用的稅率在事實上遠遠超出對低收入者適用的稅率；二是直接對納稅人的貨幣收入征稅，納稅人的稅負不易轉嫁，因而能實現對高收入者多征稅，對低收入者少征稅的政策目標；三是在計算個人應稅所得時可利用費用扣除從兩個方面達到照顧低收入者的效果：一方面可直接對低收入階層的應稅所得給予多種扣除，例如醫療費用扣除、兒童撫養費用扣除、社會保險費扣除等；一方面可對於有助於間接增加最低收入階層收入的行為給予稅收優惠照顧，例如對高收入者向慈善機構和公益事業機構的捐款給予稅收優惠，以鼓勵他們慷慨解囊。這三個特點使得個人所得稅可以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從而能夠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 三、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 從理論上講，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中應該而且能夠發揮最主要的作用。但是，個人所得稅也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在稅收政策的具體規定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可能制定得盡善盡美。拿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來說，在起征點、徵收模式、稅率等的具體規定上就存在許多漏洞，需要完善和改進。 1、關於起征點。根據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現行的「工資、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800元後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1980年月工資33元，現在月工資1600多元。20多年過去，月工資增長50多倍，可800元個稅起征點時至今日仍未統一提高。這樣的起征標准和個稅模式已不能適應現實情況的要求，也難以體現公平稅負。現在，個稅的65％來自工薪階層，800元起征點加重了工薪階層的負擔，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主體，這與調節貧富差距的初衷相悖。目前，大多數專家學者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為1500元。 2、關於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是分類征稅的模式，即按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11個項目分別征稅，這11項所得是：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殊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這種模式在我國改革的初期是適用的，它的優點在於計征方便。但是隨著個人收入渠道和類別的增加，愈來愈暴露出它的弊端，一是處於同一收入水平的納稅人因收入的來源渠道和項目不同而實際稅收負擔是不一致的，無法消除納稅人整體負擔的差異，難以體現調節的功能。二是由於分類分項徵收使一些應徵收入游離於申報之外，造成征稅的困難和效率的低下，導致個人所得稅的流失。目前世界上普遍實行的是綜合所得稅制或混合所得稅制，如美國採用的是綜合型個人所得稅制；而日本則採用的是混合型個人所得稅制。從我國的現狀來看，鑒於征管手段的限制及金融改革等配套措施的不到位，銀行與稅務機關連網工作尚未展開，稅務機關缺乏對納稅人收入的有效監督，所以，我們在設計現階段個人所得稅的模式時應考慮採用綜合所得稅課稅為主、分類所得課稅為輔的混合型模式。即對屬於投資性的、不涉及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等實行分類按比例征稅；而對屬於勞動報酬所得和涉及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生產經營所得、承包承租所得、財產租賃、財產轉讓所得等實行綜合徵收，同時，對於實行綜合徵收的應稅所得改按年度課征，使這種模式的公平性得以充分的體現。 3、關於個人所得稅稅率的制定。由於超額累進稅率最能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所以它是一國在計征所得稅時各國所普遍採用的。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採取的是比例稅率和超額累進稅率兩種。在超額累進稅率結構中，所得與最高、最低稅率為既定的條件下，累進級距檔次的多少，將同累進所要達到的調節力度成正比。我國目前對個人所得稅實行兩套超額累進稅率，對工資、薪金所得規定的是9個累進級距檔次，檔次過多，調節力度過大，特別是後面幾個檔次，實際上是形同虛設。建議實行5％—40％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將原方案的前兩檔稅率合並，年所得額在2.4萬以下的均實行5％的低稅率；個體工商戶所得規定的是5個累進級距檔次，調節力度較為緩和，比較適中，保持不變。 我國稅率設計的立法基礎多是從財政收入角度來考慮的，所以稅率偏高，應適當降低，使人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於消費，提高居民的整體消費能力，拉動市場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⑤ 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版義大利經濟學家於權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
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
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
⑥ 如何看待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哈羅德的經濟增長模型表明，經濟增長率等於儲蓄率除以資本產出比。資本生產率作為一個技術因素，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所重視。經濟增長率被認為直接受到人口增長率與技術的影響，而儲蓄率則被假定為外生變數，從而不予考慮。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出現導致了經濟學中對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的分離。索洛認為，研究增長並不需要一個收入分配機制來創造一個穩定的增長路徑，自由市場假設在經濟增長理論中仍舊有效。這一理論的假定如資本與勞動完全替代、邊際報酬遞減等體現了新古典傳統。新古典增長模型強調了經濟增長的技術因素，而沿襲了哈羅德關於儲蓄率外生不變的假定。但是儲蓄率受制於消費者的消費預期效用和跨期替代選擇，是內生的、可變的，因而儲蓄率外生性假定是不符合現實的。
新劍橋學派在凱恩斯重視投資的傳統的影響下，關注了引起經濟增長的儲蓄率因素，進而探討了收入分配對儲蓄率以及投資率、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新劍橋學派的經濟增長理論否定了哈羅德和索洛等人的儲蓄率外生性假定。經濟增長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內在聯系的范疇，具有各自不同儲蓄傾向的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必然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儲蓄水平，從而對積累率和經濟增長率造成影響。另外，經濟增長速度和積累率也是影響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卡爾多在其模型中認為經濟增長是同收入分配緊密聯系的，而且收入分配是保持經濟均衡增長的重要條件。這種重視分配的經濟增長理論承接了古典經濟學派的傳統。
當假設資本生產率不變時，經濟增長率主要取決於投資率的提高，而由於假設經濟均衡增長時投資率等於儲蓄率，因此影響儲蓄率的因素將會對經濟增長率產生影響。根據以上假設，由於利潤收入者的平均儲蓄傾向大於工資收入者的平均儲蓄傾向，因此當利潤收入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提高時，社會投資率將有所提高從而有利於推動經濟增長；而工資收入者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提高時消費將會提高而積累率相應下降，這將不利於提高全社會投資率，從而不利於推動經濟增長。
根據新劍橋學派的增長理論，收入分配直接影響到積累率的大小，當利潤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與工資占國民收入份額一定時，積累率和經濟增長率的任何上升必然要求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增加。這就意味著經濟增長是以國民收入差距擴大為代價的。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必然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我國具體情況來看，由於我國政府開支連年刺字，企業投資飢渴，居民已經成為我國唯一的資金盈餘部門。我國居民儲蓄行為受到利率變動影響較小，主要取決於其收入水平。因此收入分配不均將有助於總儲蓄率的提高，這就是所謂的卡爾多效應。
然而收入差距擴大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極大地不利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⑴教育——生育決策機制。富裕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較高，貧窮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較低。人力資本高的父母撫養子女機會成本較大，從而對子女數量的需求小；人力資本低的父母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小，其對子女數量的需求較大。因此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與人口出生率正相關，與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負相關。
⑵社會穩定性機制。收入分配不平等會使低收入者對社會現狀產生不滿情緒，要求進行重大社會變革，從而帶來社會政治不穩定，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收入分配不公平也會誘發更多的違法犯罪，給社會帶來巨大破壞。
⑶市場規模機制。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人們對工業品購買力低下，從而抑制了工業品市場的規模，阻礙了經濟增長。
⑷收入差距擴大對對外貿易的影響。利潤份額的增加會加劇投資和出口的過快增長，這將會破壞消費、投資和出口三者之間的平衡發展關系，並導致經濟發展過熱、增長方式粗放、貿易摩擦增多、本幣升值壓力增大、流動性風險加大等諸多問題。
⑦ 比較斯密、李嘉圖勞動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政府與經濟的關系及成本學說，這四個領域觀點的異同！
亞當斯密的勞動價來值論是不源徹底的，二元性價值論，即認為價值由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共同決定；李嘉圖批判斯密的價值論，明確了價值僅由無差別人類勞動決定，但未能揭示剩餘價值，已經達到資產階級所能企及的最徹底勞動價值論。 斯密提出古典政治經濟學「三位一體」的分配理論，即「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由此，提出了他的「勞動工資論」分配理論。基於斯密分配理論的基本框架，李嘉圖對其進行了完善，提出相對工資論，從量的方面揭示資本主義三大階級的對立。 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均主張自由主義經濟，應該沒什麼原則上的區別。 斯密主張「絕對成本學說」，揭示了國際分工、自由貿易的必要性，但各國的絕對優勢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該理論具有局限性；李嘉圖主張「比較成本學說」認為各國需「有利取重」、「不利取輕」，以此增加國民財富。它反映了不同國家間經濟發展的一種內在聯系和客觀要求，但也有局限性，比較成本不利於後發國家經濟增長，造成經濟結構失衡。 問得還真夠多的，下次分開問好些，希望對您有幫助！
⑧ 論述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區別和聯系我國收入分配製度中怎樣處理二者的關系
按勞分配（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performance ） 分配個人消費品的社會主義原則。即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的社會扣除以後，按照各人提供給社會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還沒有能夠達到產品極大豐富的程度，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還存在著差別，勞動還未成為人們生活第一需要等原因，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物，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是對剝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歷史的一大進步。這個原則對於調動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建設社會主義，有重大作用。由於勞動能力不同，家庭人口不同，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不平等的，這是一個「弊病」，但在社會主義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反對平均主義，選擇合適的按勞分配的形式 社會主義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基礎的,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個人消費品分配的基本原則.按勞分配是公有制在分配領域的實現;舊的社會分工是按勞分配的直接原因. 按勞分配的具體含義和實現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非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所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分配的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實現. 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基本內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前提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 物質條件:生產力水平. 直接原因:舊的社會分工和勞動差別的存在. 原則：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按要素分配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的使用者根據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發揮的貢獻的大小,按照一定比例,對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支付相應的報酬的一種分配方式。 它是生產要素私人所有制在經濟上的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相適應，按生產要素分配對於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1）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所體現的所有制結構要求與之相聯系的分配方式。因為分配方式是由所有制性質決定的，同時分配方式又是所有制的實現。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按照市場原則對個人收入進行分配。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一切生產要素都具有商品性質，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把其所有的要素投入到經濟活動中，應該取得一定的收益。同時，在市場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營方式，也要求有相應的收入分配方式。 （3）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按勞分配是唯一的個人收入分配形式，雖然突出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卻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沒有從分配角度來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潛力。因此，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確立，不僅是分配製度的變革，而且也直接影響到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4）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實際上只把個人作為一個勞動者來對待，不承認他作為一個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限制了個人作為經濟主體對社會經濟發展所能起的作用，也使個人收入增長受到極大限制，從分配的角度制約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個人增長。所以，對個人收入分配實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實際上體現了把與個人既作為一個勞動者，又作為一個生產要素所有者，極大推動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增長的潛力。
⑨ 擴大內需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關系
擴大內需是現在金融風暴急需解決的問題，因為金融風暴二年多來，我們外貿出口嚴重受挫，外資和合資企業都在喘息中艱難生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府救市計劃中四萬億只投入基礎設施，這僅連帶一些國企和國建項目並非解決工業企業和農業，外貿的受挫是市場經濟一體化中讓百姓受益和受害的重要一環，基礎設施是解決不了出口或擴大多少內需問題的。我們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在投幾萬億也是容的下的這也是事實。但這只與官方GDP有關，也不能解決擴大內需，當前四萬億確實讓項目者錢多的去挖山，造鐵路，造公路了，擴大內需的問題一直是二年多金融風暴都沒有真正正視和加以解決，擴大內需又以事業單位瘋狂加薪和農村什麼家電或車輛以舊換新'貼補'等，另一方面是提高物價和各種不可迴避的開支，其中房價走的最遠，這些辦法讓原本能勉強應付消費的民眾苦不堪言，這樣擴大內需法是不現實的也會造成社會失去民心，所以造成現在有些人足以富的流油，消費到'吃飽撐著'，比如事業單位和壟斷行業或權力機構。所以近二三十年讓人們看到了越來越懸殊的收入差距和貧富不均。這就是分配體制的問題了。 解決分配體制目前應首先急需公正的輿論和對民眾疾苦的同情，政府在分配問題上不能在搞富升窮降了。真正體現分配體制改革的非常簡單定義應該是;拿錘子和鋤地人的收入高於權力機構。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擴大內需真正意義上;不是這錢不敢用那錢不敢用，進嘴和一些日常正常開支的往'死里打'的做法都是對社會的不務實做法，更不能用'專家深奧'觀點來胡拉亂扯迴避存在問題使決策經濟管理人受'蒙'。過去有些專家不是講過;'老百姓捂緊口袋了'實際上老百姓是實實在在沒有錢，因為專家們用平均值來統計收入了。而百姓真正是無口袋可捂的，因為為支付社保，醫保，教育，吃飯等問題那個普通百姓敢說;消費的起'，這里還不包括住房。現在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變成了是民眾的呼聲，我們只能渴望政府實事求是了。
⑩ 結合收入初次分配的各個流量解釋收入分配帳戶中「收入形成帳戶」和「原始收入分配帳戶」之間的關系。
答：（1）從帳戶的設置看：收入形成帳戶以國內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凈值）作為初始專項，而以總營業盈餘作為屬帳戶的平衡項，反映各部門在扣除勞動報酬、生產稅支付後的盈餘數額，表明生產過程提供給初次分配的各種原始收入的來源；原始收入分配帳戶以總營業盈餘為初始項，而平衡項是原始收入，反映了增加值各要素的實際分配去向，以及來源於營業盈餘的財產收入分配情況及各部門經補交分配後所獲得的生產性收入總量；
（2）從帳戶表現的經濟內容看：收入形成帳戶顯示的是創造原始收入的機構單位、機構部門或基層單位。產業部門在生產中對收入形成的貢獻數量，而不是機構單位、機構部門或基層單位、產業部門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的收入、原始收入帳戶是收入形成帳戶的繼續，顯示的是機構單位、機構部門或基層單位、產業部門參與初次分配的結果即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的生產性收入的多少；
（3）從帳戶的編制看：收入形成帳戶既可以按基層單位或產業部門編制帳戶，也可以按機構單位或機構部門編制帳戶，原始收入核算與生產沒有直接關系，所以只能按機構單位或機構部門編制帳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