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江蘇2019年gdp排名是怎樣的
2019年,江蘇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96萬億元,僅次廣東省,位居全國第二,13個地市全部3000億+。
據統計數據,2019年,蘇北連雲港、宿遷兩地GDP均預計突破3000億元,至此,江蘇省內13個地市GDP將全部實現3000億+,成為全國唯一。
傳統窪地在被墊實,歷來的優等生也有了新期待。2019年,蘇州GDP預計增長6%,總量達到1.93萬億,距離2萬億大關僅一步之遙。
目前,全國GDP超過2萬億的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從城市層級看,上述四城中有兩個直轄市,一個省會、副省級城市,一個經濟特區,而蘇州只是一個普通的地級市。
按照當前經濟的增速,2020年,南通GDP將有很大概率突破萬億大關,屆時,江蘇一省將有四城躋身「GDP萬億俱樂部」,又將創造一個全國唯一。
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8年江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高過廣東,如2018年時,江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81萬元,高過廣東的3.58萬元。
全國脫貧標准為年人均純收入4000元,「十三五」期間,江蘇省自行劃定脫貧標准為年人均純收入6000元,高於國家標准。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城市低保最低可以達到720元/月,合計年收入8640元,遠高於扶貧標准。
『貳』 2019年各省市GDP排名是怎麼樣的
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
與中國大陸相比,2019年台灣地區實現的GDP初值為18.90萬億新台幣(摺合人民幣為42180.68億元),剔除物價因素後,按可比價格計算實際增長
2.73%。
僅從目前的數據來看,台灣經濟總量在全國是排第九名——被福建省(GDP為42395億元)所趕超。當然了,台灣的人口僅約為2360萬,人均GDP接近17.88萬元人民幣。
而福建省在2019年的常住人口預計為3973萬,人均GDP約為10.67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台灣人均GDP的59.7%,差距仍不小。
由於全球經濟下滑、國際貿易疲軟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2019年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速也出現了一些下滑,各地區的排名也出現了一些變動。
『叄』 2019年各省市GDP排名是什麼樣的
2019年各省市GDP總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別為:
廣東107671.07億元內、容江蘇99631.52億元、山東71067.5億元、浙江62352億元、河南54259.2億元、四川46615.82億元、湖北45828.31億元、福建42395億元、湖南39752.12億元、上海38155.32億元。
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廣東GDP總量突破10萬億大關,達107671.0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2%,完成6%-6.5%的年度預期目標。
江蘇GDP總量也逼近10萬億元。江蘇省統計局數據顯示,江蘇省2019年全年GDP為99631.52億元,增長6.1%,距離10萬億大關僅有一步之遙。
浙江省GDP首次突破6萬億元,達到62352億元;河南省GDP首次突破5萬億元,達到54259.20億元;湖北、福建GDP總量首次突破4萬億元。
『肆』 江蘇和浙江哪個省的GDP比較高
都沒有超過,廣東的gdp總量一直位居全國前列,要是長三角跟珠三角比那大概超過了,單論一個省還沒有
『伍』 江蘇gdp排名2019
2019年江蘇GDP排名:
1、無錫;
2、蘇州;
3、南京;
4、常州;
5、鎮江;
6、揚州;
7、南通;
8、泰州;
9、徐州;
10、鹽城;
11、淮安;
12、連雲港;
13、宿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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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2019年江蘇各市GDP是多少
據統計數據,2019年,蘇北連雲港、宿遷兩地GDP均預計突破3000億元,至此,江蘇省內13個地市GDP將全部實現3000億+,成為全國唯一。
傳統窪地在被墊實,歷來的優等生也有了新期待。2019年,蘇州GDP預計增長6%,總量達到1.93萬億,距離2萬億大關僅一步之遙。
目前,全國GDP超過2萬億的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從城市層級看,上述四城中有兩個直轄市,一個省會、副省級城市,一個經濟特區,而蘇州只是一個普通的地級市。
江蘇省內另一個值得的關注的城市是南通,2019年,南通GDP增長預計達到6.5%以上,總量達到9400億元。
按照當前經濟的增速,2020年,南通GDP將有很大概率突破萬億大關,屆時,江蘇一省將有四城躋身「GDP萬億俱樂部」,又將創造一個全國唯一。
『柒』 江蘇和浙江比較 哪個的經濟綜合實力更強
你好
我是江蘇人
看了這個問題
情不自禁進來了
我也來說上兩句
不好意思啦
說到江蘇
浙江比較
就難免會拉上廣東
廣東:經濟總量第一,綜合經濟實力第一,內外資結合發展,過去以民資和外資主導,目前是外資和國資主導,民營企業相對較弱。早期的改革使得廣東藏富於民,但是在進入21世紀後被新江蘇模式帶壞,廣東民營經濟的作用被邊緣化,廣東的民企,一定要到非常大的檔次才有競爭力。由於早期政策性關系,其發展的地域不均衡性最強。
江蘇:科教文衛第一,以重化工業見長,外資和國資主導。不過該省的頂級的民營企業實力不俗,數量也不少。其實新江蘇模式也就是存在於蘇州,無錫,南京的部分地區。以外資為主導的後殖民地經濟。不過外資的進入也加劇了當地的經濟競爭,是強心劑,不具有普遍性。同時新江蘇模式比較有利於官員出政績,所以被很多地方追捧,但是很多人卻忽視了江蘇在科教文衛以及歷史底蘊,自然條件等方面的特點,這個模式有不可復制性。在一個遍地金子的地方撿不來金子,那就真的沒有本事了。其發展的地域不均衡性居中。
浙江:就全省而論,因為人口少,面積小,山地多。反映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都和廣東江蘇有差距。不過該省在涉及富民的方面做的非常出色。還有對外投資方面,也執國內牛耳。該省以輕工業見長,同時科教文衛方面該省也不算弱。該省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可復制性。在一個貧礦里,可以和富礦一樣淘出金子來,那才不容易呢。過去該省經濟一直以民資為主導,近年來,該省外資所佔份額也急速上漲。總體來講,該省是個均富省,雖然浙北總體比浙南要好一些。其特點是民營經濟總量大,同時大民企多。浙江百萬富翁多,千萬富翁也多,億萬富翁仍然多,這就是浙江的特點。
不過總的來說,就經濟發展的質量而言,三省區都居於全國省區的頂端。只是發展的模式不同,並不存在明顯的優劣。
廣東的不均衡是相對江蘇,浙江而言的。
江蘇的民不富是相對浙江,廣東而言的。
浙江的綜合實力弱是相對於,廣東,江蘇而言的。
其三省的社會經濟的綜合發展程度還是遠遠領先國內其他省區的。
參考資料:
http://www.china-county.org/xianyupingjia7/qiang-003.htm
『捌』 中國各省2019年GDP都是多少美元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除新疆外的30個省份披露了今年前三季度GDP數據。廣東、江蘇、山東GDP總量排名全國前三,均已超過6萬億元;雲南、貴州、西藏...
『玖』 浙江省與江蘇省的經濟比較
江蘇經濟與浙江經濟比較?
進入21世紀,江蘇經濟雖然也以高於全國平均速度在增長,但以民間資本為主的浙江經濟則以高於江蘇經濟增長速度在發展。更為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下半年起,依靠外力和政府強勢推動的江蘇出現了邊際生產力遞減和外部投資「斷奶」、經濟增長難以為續的狀況,在走訪江蘇沿江城市途中,一些基層官員也紛紛向筆者表示了這方面的擔憂:而浙江則出現了資本大量外移,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個GNP大於GDP的地區。
蘇浙經濟發展差距有多大?
目前,就經濟總量而言,江蘇依然排在了浙江的前面,2003年統計顯示,江蘇GDP為12451.75億元,浙江GDP為9200億元,按單位面積計算,江蘇每平方公里GDP為12136200元,浙江為9037328元。但就發展速度、人均指標及居民的富裕程度而言,無疑江蘇落後於浙江。
有統計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0年間,江蘇GDP從249億元增加到853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33.24倍;浙江GDP從124億元增加到6024億元,增長48.69倍。在人均GDP方面,浙江除了上海、北京、天津三個直轄市外,已連續多年超過廣東、江蘇,排名全國各省區之首, 2003年人均GDP為19730元/人,江蘇則為16796元/人,江蘇只為浙江85%,在人均收入方面,2003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431 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0元,江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23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62元,江蘇只為浙江78%和70%。
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浙江是全國發達地區中唯一一個區域相對平衡發展和資本輸出的省份。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為例,2003年浙扛水平最低麗水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於水平最高的溫州市67.4%;而江蘇水平最低宿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當於水平最高的蘇州市45.2%。另外,江蘇經濟發展水平按照蘇南——蘇中——蘇北順序,呈梯度分布;而浙江經濟較為均衡發展,浙西與浙東、浙南和浙北沒有明顯的區域發展差異。以進入全國百強縣為例,浙江是「東南西北,全面開花」,進入全國百強縣不僅數多,而且分布區域廣。另外,浙江經濟發展水平與自然條件、區位交通條件和歷史基礎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以溫州為例,雖然1978年農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有2/3的人處在貧困線之下,且浙江三個國家級貧困山區縣有兩個在溫州(泰順、文成),20世紀最後 10年才結束沒有機場和鐵路的歷史。但進入21世紀,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溫州,則是全國最著名的資本外溢地區,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溫州也成了浙江最高的城市。據保守估計,僅溫州游資就達1500億元,而整個浙江游資達到了7000億元。
江蘇雖然自然條件在全國各省區中最為均質,但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則列為全國最大地區之一。有統計資料顯示,蘇北淮安、鹽城、宿遷、連雲港等地級市不僅經濟總量達不到蘇南一些縣級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蘇南一些縣級市的1/10,甚至更低。如按戶籍人口計算,宿遷入均GDP為每人0.54萬元,張家港人均GDP為每人5.5萬元,崑山人均GDP為7.01萬元。
為何江蘇經濟不敵浙江?
世紀之交,江蘇經濟急劇落後於浙江,可歸納的原因很多,有自然、歷史、文化、經濟、體制等因素。從自然、經濟基礎的角度看,江蘇無疑優於浙扛,但正如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所說:「不虞匱乏的生產要素可能會反向地抑制競爭優勢,而不能提供正向的激勵作用。因為當企業面對不良的生產環境時,才會激勵出應變的戰略和創新,進而持續競爭成功。」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還處於短缺經濟時代時,具有先天優勢的江蘇鄉鎮企業無疑要比溫州的企業更能獲得成功,但同時溫州企業由此激勵出應變的戰略和創新。區位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差別,使得溫州企業用於運輸的成本要遠高於蘇南企業,這使得溫州企業要勝過蘇南企業,必需在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上下功夫。結果,一方面,溫州企業形成了微利也爭的商業文化,使得溫州在蘇南企業看不上的一些小商品上,發現了大市場,另一方面,為降低交易成本,通過民間資本改善交通,修建機場、鐵路,並且,建立專業批發市場,走生產和銷售分工的道路,由此,浙江企業的市場網路越做越大,產業競爭優勢越來越強。所以,當中國短缺經濟時代結束之時,也就是作為「住商」(住在家裡做生意)的蘇南本土企業丟失市場和溫州企業崛起之時。這也驗證了邁克爾.波特所言:「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其實還可以從不利的生產要素中形成。」 而世紀之交江蘇經濟滯後於浙江,在宏觀層面上,則主要與江蘇高層戰略失誤有關。20世紀80年代中期,浙江經濟發展模式與江蘇並無二致:杭嘉湖經濟發展模式與蘇錫常經濟發展模式雷同,以鄉鎮企業發展為主要特色,溫州經濟發展模式與蘇北「耿車模式」雷同,以家庭作坊見長。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之路出現了分歧:溫州經濟發展模式擴大到整個浙江,蘇南經濟發展模式推廣到整個江蘇,包括整個蘇北。結果到了1999年浙江農村經濟全面超過江蘇,江蘇高層方始反思蘇南模式。於是,為保持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江蘇又憑借區位優勢,趁世界產業大轉移之際,走上主要依靠外型工業化實現經濟增長之路。由此,GDP和地方財政收入有了較大增長,但同時城鄉居民收入沒有見長。
於是乎,不論在理論界還是政界、經濟界,頗受爭議的「梯度轉移」理論在江蘇繼續得到強化。一方面,蘇南繼續放在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嚴格按照蘇南----蘇中----蘇北的次序進行經濟布局:另一方面,最需要強勢政府按市場原則推動的基礎設施規劃建設也按「長官意志」隨意「拍腦袋」決策。由此,整個江蘇變成了「碎片化」的江蘇。
經濟相對發達的蘇南,雖然城市密集,但依然沒有一個真正能成為經濟中心的城市,蘇州經濟60%以上依賴於所轄五縣市,無錫1/3左右經濟總量來自於江陰,由此,蘇州、無錫所轄縣市更普遍地存在著一種離心現象。另外,更為明顯的是,蘇州、無錫兩市對蘇南經濟中心的爭奪,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了基礎設施建設分散和規模不經濟。 20世紀後20年沿江港口建設高潮,在江蘇高層推動的沿江經濟發展戰略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百餘公里的江蘇長江岸線,「一」字排開的深水泊位就有四百餘座。然而,據長江口航道建設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經過一期工程的整治,長江口航道通過能力得到了提高,但目前每個潮水理論船舶最大通過量也只有47艘, 8.5米長江口深水航道開通後,2001年1月1日到6月30日,1?5萬噸級船舶平均每天通過量為27.5艘,5萬噸以上船舶平均每天通過量為2.1 艘,20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1?5萬噸級船舶平均每天通過量為32.5艘,5萬噸以上船舶平均每天通過量為3.1艘。按此推算,長江口航道又怎能滿足日益增長船舶需要呢?
南京,作為江蘇的省會,從來就沒有起到過經濟輻射全省的功能。在江蘇境內,南京直接腹地歷來僅僅鎖定在寧鎮揚三市范疇。但由於長江阻隔,南京經濟輻射江北,客觀上很難,江浦大學城的失敗就是明證。但更為奇怪的是,作為最需要腹地支撐的機場,南京選擇了靠近安徽地方,既方便不了南京市民和企業,更方便不了鎮江、揚州。為此,揚州只得在江都規劃興建機場。
沿海南通、鹽城、連雲港三市,雖然區位條件優越,但事實上,江蘇高層並沒有重視蘇北沿海發展,由此江蘇沿海地帶成為了中國沿海經濟的邊緣化地帶。南通雖然擁有數十公里可建深水大港的岸線資源,但百年之港仍以河港形式而存在,鹽城雖擁有六百公裏海岸線,但江蘇高層定位為農業發展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位於歐亞大陸橋東端的連雲港,雖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定為數條鐵路的起點,但至今除了隴海鐵路連接間接腹地外,並無其他鐵路通過,為結束蘇北、蘇中腹地無鐵路的歷史,江蘇規劃建設的縱貫南北的新長(新沂----長興)鐵路,則選擇位於徐州與連雲港中間的新沂為起點,另外,兗滕煤田本可以通過連雲港對外輸出煤炭,結果由於行政管理分割,山東另起爐灶,興建了日照港和兗石鐵路。由此,連雲港成為了中國少有的只有間接腹地,沒有直接腹地的海港。
蘇北是江蘇真正的腹地。然而,一方面,江蘇高層嫌貧愛富,對於20世紀80年代來自貧困地區百姓求富所創造出來「耿車模式」,沒有讓其在貧困地區發揚光大,另一方面,江蘇高層也沒有在戰略上重視蘇北的發展,結果,靠海的蘇北日益內陸化、封閉化。目前,蘇北縱深地區的宿遷、淮安等市,不僅經濟發展上與蘇南的差距繼續擴大,而且也趕不上中部河南一些城市的發展。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蘇北徐州、連雲港,鹽城及蘇中的南通雖然都建立了機場,開通了通往北京、廣州等地的航線,但依然擺脫不了內陸化的命運。
相反,浙江各級政府似是「無為」,但實質不僅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順從社會經濟發展發展需要,而且戰略上把握了的制高點。例如,浙西南是浙江丘陵、山地分布區,歷史上經濟落後,發展經濟的條件也遠不如浙北和蘇南,但政府通過培育義烏小商品市場,由市場造就具有競爭優勢產業,結果:義烏在1996年就成為了浙江人均GDP最高的縣市。其他城市,如溫州、紹興等,也通過培育專業市場,進而培育競爭優勢產業,使得浙江經濟獲得了全面發展。
進入21世紀,江蘇經濟雖然也以高於全國平均速度在增長,但以民間資本為主的浙江經濟則以高於江蘇經濟增長速度在發展。更為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下半年起,依靠外力和政府強勢推動的江蘇出現了邊際生產力遞減和外部投資「斷奶」、經濟增長難以為續的狀況,在走訪江蘇沿江城市途中,一些基層官員也紛紛向筆者表示了這方面的擔憂:而浙江則出現了資本大量外移,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個GNP大於GDP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