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財政總收入占生產總值比重，與宏觀稅負（稅收收入/GDP）之間，得出的比率是有什麼區別
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分子不同，一個是財政收入，一個是稅收收入，前者的數值大，後者的數值小。
財政總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目前還沒有起專有名詞，提及時就直呼其名
『貳』 地方官員晉升是看gdp還是看gdp增長率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尤其是地方）；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和資本形成加快——且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副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隨著民營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考察地方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的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贏利水平，削弱了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乃至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征稅後替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和所主導的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率，尤其是在基礎設施的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叄』 稅收和價格對國民經濟的調節
你好，辨析題要來看是否存在值源得肯定都地方以及對錯誤進行改正，加以補充，答案如下：（1）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市場不是萬能的，就是在市場能夠調節的領域，市場調節也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等固有的弊端，因此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
（2）宏觀調控是指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的調節和控制，主要手段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還要有必要的行政手段，題中強調了宏觀調控的經濟手段，但忽視了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是片面的。
（3）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也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手段的總體功能，堅持二者相結合。
『肆』 如何看待我國宏觀稅負水平
關於宏觀稅負問題，目前討論很多。
但從數據看，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我國實際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不高。2011-2014年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分別為18.96%、18.92%、19.20%和18.74%。而OECD34個成員國稅收收入佔GDP比重的平均水平，2011年為24.4，2012年為24.7，分別比我國高5.44和5.78個百分點。可見，從總體看，無論是否包括社會保障稅，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都要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以上，也略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第二，我國政府收入負擔水平不低。主要是因為除稅收收入以外，還有佔比不低的非稅收入，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實際支配的收入規模要大得多。根據相關部門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我國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在內的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約37%左右。確實，37%的政府收入水平已高於上述OECD34國、33個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平均水平。但把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全部計入稅負，收入計算口徑顯然過寬，「社保基金收入」除徵收的各項社保費收入以外還包括財政對社保的撥繳收入和基金的存款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顯然是不能劃入社會保障稅范圍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如此，目前的45項基金項目，有不少項目的基金收入尤其土地出讓收入實際是以成本補償的方式用於專項支出的，它並不構成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僅剔除土地出讓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佔GDP的比重就會減少6.5個百分點以上。去除上述兩個方面，真正具有財政收入性質的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將低於30%，而不是37%左右的水平。
由上，即使認為我國按大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偏高，需要下調，那也不應該減稅，而應該減費、減基金。此外，宏觀稅負是否適當，不能單純看其比例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要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如果兩者相匹配，那麼宏觀稅負水平高一些也是合理的；如果不匹配，那麼，有可能需要降低宏觀稅負。
目前，經濟增速下滑並繼續面臨下滑壓力，雖然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具體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但比較有共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乏力，外需持續不振；二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的外延擴張型增長方式已達到瓶頸，表現為鋼鐵、水泥等眾多產業產能嚴重過剩，而支撐外延擴張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能源、資源的供給約束和環境承載力已近飽和。從宏觀看，單純依靠刺激投資、消費來拉動經濟繼續外延擴張已難以為繼，此時如果盲目全面減稅以硬性刺激經濟，不良後果會更嚴重。當前經濟的根本出路就在於經濟轉型，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稅收政策也需要在穩定稅負的基礎上通過結構性減稅來引導、促進經濟的結構轉型。
『伍』 為什麼分稅制改革後財政收入高於gdp增速
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具有典型的統計口徑和核算方法差異等方面的表象特徵。這些表象原因也較好地解釋了前者「高於」後者的客觀事實，但是，社會公眾在認可這些原因的同時，總感覺並不盡然。其實，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於占稅收總額70%流轉稅的增速高於GDP的增速，而流轉稅作為主體稅種的選擇符合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體現了稅制符合工業作為實體經濟基本形態的經濟結構這一具體國情，也符合中國作為「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國的現實，更是中國以流轉稅參與全球商品定價的必然結果。
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的表象原因
財政收入與GDP在統計口徑和核算方法上的差異，是導致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的增速的表象原因。總體來看，增值稅、營業稅、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的稅基與GDP中的二、三產業增加值大體一致，兩者之間存在穩定的彈性關系；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資源稅和車輛購置稅等稅種的稅基，只是部分對應於GDP，二者相關性較弱；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和車船使用稅等稅種的稅基，主要是與本期GDP無關的存量財產；而海關代征的進口稅收則與GDP負相關。因而，財政收入與GDP的這些差異導致二者增速的差異。
一是稅基與本期GDP無關的稅收逐漸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與基期GDP無關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等稅種的稅收，伴隨著10多年來房地產的飛速發展和房價的大幅飆升形成的巨額存量財產及其交易量的快速擴大而大幅增長。房產稅的稅基是企業保有的自用房產原值總額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總額，它的增長速度是由納稅人房產的保有總量和房屋出租價格的增長速度決定的。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契稅實現收入2763.61億元，同比增長12.1%，契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3.1%。土地增值稅實現收入2062.51億元，同比增長61.3%，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2.3%。房產稅實現收入1102.36億元，同比增長23.3%，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1.2%。城鎮土地使用稅實現收入1222.26億元，同比增長21.7%,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1.4%。與房地產有關的稅收占總稅收的比重高達8%。在土地房產諸稅大幅增長的同時，各地土地出讓金也存在巨大的增幅，這對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是稅基與GDP負相關的進口環節稅收不斷增長。按支出法計算，GDP核算的是進出口凈額，外貿進口在GDP核算中是減項，進口與GDP存在負相關關系，進口越多對GDP的貢獻越少。從稅收的角度來看，進口稅是稅收的重要來源，進口越多進口稅收增加就越多。這個因素對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產生雙重重要影響。僅從2010年的情況來看，2010年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快速增長，增幅分別為35.7%和36.6%。進口稅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高達17%。
三是按現價核算的財政收入與按不變價核算的GDP。中國現行發布的GDP總量指標是按市場價格核算的，其增長速度則是按可比價格核算的，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不考慮價格變動的影響。如果是按照現價來計算的話，2011年中國GDP增幅高達17.4%，這與財政收入增速之間的差距會大大縮小。
另外，按現價計算的財政收入，在通脹背景下存在物價引致的稅收累進效應。流轉稅和財產稅與物價上漲的正相關關系較為明顯。中國實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加之以土地房屋為核心的存量財產激增，物價上漲的稅收增長帶動效應十分明顯。
四是預算管理不斷加強背景下預算外收入逐步納入預算管理。自2000年以來，國家實施了以「收支兩條線」管理為中心的預算外資金管理改革，將屬於一般預算收入性質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管理，與稅收收入一起統籌安排使用。2011年，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全面取消預算外資金，將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據初步統計，2011年中央約60億元、地方約2500億元原按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收入，已全部納入預算管理。全面取消預算外資金，也對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起到重要的顯化作用。
五是低征管能力背景下設計的稅制框架與征管能力的不斷提高。不可否認，1994年出台的分稅制框架體系存在一定的「寬打窄用」痕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1994年相對較低的征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2000年以來，稅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加之增值稅環環相扣的制度設計的作用日益顯現，稅制由設計之初的「窄用」逐步變為「盡用」，尤其是重點稅源監控企業制度的大力實施，對實現稅收的大幅增長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總體來看，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對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起到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的深層原因
工業化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隨著中國製造業的不斷壯大以及中國出口依存度的居高不下，與之相適應的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保障了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的增速。
一是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與中國製造業大國地位。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國內營業稅和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以及關稅等流轉稅構成了中國稅制的主體。流轉稅一直占稅收總額的70%左右。而流轉稅的增長率又快於GDP的增長率，這是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的關鍵所在。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在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2002年有80種產品產量佔世界第一，到2010年，有220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製造業產值高達1.955萬億美元，在全球製造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為19.8%，而美國2010年在全球製造業總產值所佔的比例為19.4%，這是中國首次超過了美國。2008-2010年中國製造業產值年均增長速度高達20.2%，相比之下美國僅為1.8%，而日本則為4.25%。中國的基礎工業產品和主要工業產品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佔世界總額的比重少則20%，多則高達80%，相當數量的品種佔比超過50%。如此強大而驚人的生產能力，在稅基上就表現為天量的流轉額。
中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並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確立的加工貿易大國地位，決定了中國巨量的商品和勞務的流轉額，「大進大出、兩頭在外」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在此情況下，中國以商品流轉額作為稅基進行征稅也具有廣闊的稅源。在中國由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邁進的過程中，中國工業製成品的附加值不斷提高，相應地也拓寬了稅源。從出口方面看，2010年，工業製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十五」末的93.6%提高到94.8%；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由「十五」末的56.0%和28.6%提高到59.2%和31.2%，汽車、船舶、飛機、鐵路裝備、通訊產品等大型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出口均有新的突破。
總體而言，流轉稅是以商品生產、交換和提借商業性勞務為征稅前提，征稅范圍廣泛，稅源充足，且不受生產、經營成本和費用變化的影響，可以保證國家能夠及時、穩定、可靠地取得財政收入。流轉稅的這種特點與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國地位相符合，與我國以工業作為實體經濟基本形態的經濟結構相符合，也與分稅制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和我國基本經濟規律相符合。這既是分稅製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的根本原因。
二是GDP佔比較大的東部地區宏觀稅負較高。一個地區稅負的高低與經濟增長和經濟總量的大小有密切的關系。即經濟越發達、發展速度越快的地區承受稅負的能力越強，其稅收佔GDP比重越大；反之，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承受稅負的能力越弱，其稅收佔GDP比重越小。「十五」期間，東、中、西部地區稅收收入佔全國稅收收入比重分別為70.8%、15.5%13.7%，東部地區稅收佔比超過其GDP佔比的十多個百分點。「十一五」期間，這種狀況盡管有所改變，但東部地區稅收比仍然以較大比例超過GDP佔比。
三是佔比較大的工業企業宏觀稅負較高。產業結構決定稅源結構，從而決定稅負水平。一定的產業結構規定了社會總產品的物質內容，稅源結構及稅收收入的規模必然受制於產業結構所能提供的活動范圍。因此，稅源結構和稅收收入的規模必須建立在產業結構的基礎上，它不可能超越產業結構所提供的物質基礎。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我國已經免徵農業稅，第一產業稅負水平很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第二產業受自然約束條件較小，流轉額大，稅收增長彈性強，因而稅收負擔較重。第三產業雖然稅基寬、稅源廣，但長期以來，我國對第三產業採取鼓勵發展的政策，因此對其課以低稅負。這就決定了工業的稅負水平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工業發達的東部地區宏觀稅負較高的原因。即地區差異與產業差異密切相關，東部地區工業化程度高，宏觀稅負就高，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程度低，宏觀稅負就低。
四是GDP佔比較大的國有企業宏觀稅負較高。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10年，我國國有企業的數量佔比從39%下降到了4.47%，資產總額從佔68.8%下降到了41.78%，主營業務收入從52%下降到了27.8%，利潤總額從36%下降到了27.8%，從業人數從佔全國的60.5%下降到了19.2%。從2006年開始，我國非國有資產的總額已經過半。但是，在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重要礦產資源領域、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國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2010年，在石油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生產供應業和水的生產供應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所在行業的比重分別高達92.7%、91.8%和64.2%；在石油加工和煤炭采選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本行業的比重分別為71.6%和60.2%；在交通運輸設備、台金、有色金屬行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所佔比重在31%-48.3%之間。
在上述稅收來源結構中的地區結構、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三維視角下，GDP佔比較大的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工業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宏觀稅負都比較高。這「三個較高」的實質就是中國以工業作為實體經濟基本形態的經濟結構和「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大國的國際分工地位。
（作者單位：財政部財科所）
『陸』 哪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達到主要發達國家水平
於我國稅收負擔高低問題，一直存在爭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於我國目前稅率適宜區間存在著不同看法，二是橫向比較時口徑的選擇不同。本文選取了以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這個指標為切入口對我國的稅收負擔進行分析和比較。分析認為，我國稅負從全球范圍來看處於中等位置，但由於稅制存在著較大的不合理性，再加上稅收運用透明度不夠，造成了和人民感覺負擔較重，幸福指數較低的局面。
一、宏觀稅收負擔的定義及其口徑的選擇
稅收負擔，也稱為稅收水平、宏觀稅負、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等，它反映了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分配數量關系，是一個國家稅收政策與稅收制度的核心內容，也是判斷一個國家稅負輕重的重要指標，它在實質上反映與調節國家與納稅人的利益關系。
目前，國內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測度指標，在進行相關研究時，一般將我國的宏觀稅負分為大、中、小三個口經。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是指收入佔GDP的比重。中口徑的宏觀稅負，是指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小口徑的宏觀稅負，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目前我國非稅收入規模龐大，特別是在地方非稅收入項目眾多、規模龐大的情況下，如果不考慮非稅規模及其對和居民的負擔，就不能正確衡量的實際經費負擔狀況，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橫向稅收負擔比較就失去科學的基礎和可比口徑。在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作出稅收負擔選擇時，如果僅僅用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稅收負擔，就會得出錯誤決策主張。而收入數據統計存在著一定的難度，收入實際規模難以確定，因此，本文主要採用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作為度量指標，來對我國的稅收負擔進行分析。
二、我國稅收負擔分析
（一）縱向比較
主流觀點認為，稅收的增長速度應和一國的GDP增長速度成正相關，但要低於GDP的增幅。由圖1-1可以看出，我國近年來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一直高於GDP的增長速度，有些年份甚至高出較多。這表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宏觀稅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我們本國而言，這種增長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的負擔，許多不堪重負，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由表1-1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較大，基本都在20%左右，且有增大的趨勢。這意味著，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宏觀稅負實際上是不斷增大的。
（二）橫向比較
由表1-2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的宏觀稅負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稅負相比較，每年都是最低的，除了馬爾他。尤其北歐4國的宏觀稅負更高，與中國基本沒有可比性。與全球各地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宏觀稅負大致處於中間位置。然而與發展中國家比較，如與人均收入比較接近或者是東亞東南亞同一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較時，中國的宏觀稅負就比較高了。
綜上所述，我國宏觀稅負的理想稅負相對來說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但是廣義宏觀稅負並不能說低，稅費負擔重、稅制結構不合理卻是不能忽視的問題。再者，中國稅收收入的主體是間接稅，部門交納了較多的稅收，然而最後稅收實際轉嫁給了居民部門，導致居民部門稅收負擔不斷加重。
三、造成我國目前稅收負擔狀況的原因
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我們得出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相比，宏觀稅率並不高的結論。可是，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和居民都感覺到了沉重的稅負壓力，而與之相應的社會福利水平卻不能匹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在許多方面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環境、體制等各方面的差距。
（一）經濟發展狀況
從拉弗曲線可以看出，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的宏觀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正相關。社會產品越豐富，經濟增長水平越高，GDP的水平就越高。這樣，稅基就比較寬廣，整個社會稅收的承受能力就會增強。因此，經濟增長水平越高的國家，其宏觀稅負水平越高。理論上認為，一個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的最終確定，是階段性的，要結合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其增長應該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協調的。
我國近幾年來一直處於經濟大發展的時期，GDP增長迅速，相對而言，稅收收入也增長的較快。而且，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客觀上也需要財政收入的增長來保證各個項目的建設，尤其是地方獲取財政收入的慾望非常強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大於GDP的增速。此外導致GDP與財政收入增幅差距較大的一個重要因素，按照現價計算，還是不變價計算。財政收入，尤其是稅收收入，是按現價計算的，但GDP的增幅是按照不變價計算出來的。如果按照現價計算GDP的現增幅與財政收入增幅之間的差距會大為縮小。另外，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方面使稅收迅速增長，另一方面也使得直接稅的比重不斷提高。在經濟的迅速增長下，稅收收入連年超常增長。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稅制改革之後與經濟體制的改革，並產生了較大的矛盾。
（二）稅制結構的不合理
一個國家的稅制結構主要看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權重比例，它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就我國稅制結構來看，稅負分布不均衡，中小和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相對來說比較沉重，間接稅的比例達到60%以上。增值稅為第一大稅，佔40%左右；在所得稅中，所得稅占絕大部分，這說明我國稅收收入高度依賴個別稅種。這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宏觀稅負過低的情形。增值稅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的作用，而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僅佔6%～7%，該比率不利於其發揮穩定器的作用。整體來說，稅制結構的不合理，繼續完善和發展稅制結構，結構性減稅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