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農村新生活"培訓工作還存在哪些問題遇到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道德敗壞的環境，一切都是浮雲
2. 以改革開放新農村新生活新建設為主題寫一篇作文3000字左右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總共有1700萬知識青年從城市湧向農村。改革開放的春風，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農村的大部分知青回歸城市。
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回到城市，這一輪回，改變了知青的命運，也留下了許多刻骨銘心的記憶。
從鄉村的崎嶇小路走來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當時有一些青年熱血沸騰，咬破手指寫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也有一小部分人，從種種渠道感覺到了城鄉差別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態度既不十分積極也不推脫，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隨大流，這是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
上山下鄉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發去貴州農村插隊的。我記得我坐上火車時，外面還穿著一件棉襖。「好兒女志在四方」人人都喊，喊的同時，我隱隱意識到:我們到農村去是紮根一輩子，不會再回來了。但那時更多的，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們應該在農村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那時我們年輕、虔誠，也很狂熱，當然現在看來也有點盲目。
在貴州省的上海知青約有一萬餘人。
從現代大都市上海到閉塞、貧窮的貴州，路途遙遠，一路上我們的熱情也在疲勞打擊下慢慢地冷卻了。我們最先在貴州一個小城市貴定下了火車，在那裡鋪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著稻草睡覺。
真正抵達我們插隊所在的修文縣，則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車之後了。如果說疲勞只是磨掉了我們的激情，那麼真正可怕的是踏進山區、山寨的剎那間，面對和我們想像截然迥異的農村時內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縣久長鎮時，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願意下卡車。她們就在卡車上跺著腳叫道:「我們是聽毛主席的話來的，是來建設新農村的，怎麼跑到這寸土不生的山區來了。」
現實從一開始就殘酷地顛覆了我們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們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們來到農村的最主要動力，而這里和我們從小接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農村畫面完全不同。
當時我們是6個年輕人一起插隊落戶在砂鍋寨。記憶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牆茅草屋。第一次看到這座茅草屋時，用呆若木雞來形容我們的表情並不為過。可生活還得繼續。
然而，當十年下鄉結束，要回歸城市時，我已經和許多農民一樣了。有時生產隊派我到貴陽出差，買打米機之類的農具。我就穿件破棉襖擠火車，沒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圍的人一起聊聊天氣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會發愁，會想這青黃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沒糧食吃了。
十年七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我從小生活在上海，這10年則使我熟悉了最貧窮山鄉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些日子裡，我開始思考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一代人的命運，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真正生活。這段經歷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後來我在貴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從鄉村的崎嶇小路走出來，這些都可說是得益於十年又七個月的農村生活。
1700萬知青的回城心願
「一擁而下」的1700萬知識青年到農村之後，諸多涉及生計、生存的根本問題一並冒了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之「文革」的復雜性，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現實，問題的堆積終究釀成了知青雪崩般的回城浪潮。1980年，中央作出決定:從當年暑假起，應屆畢業生不再上山下鄉，一律作為待業青年，根據實際需要統籌安排。上山下鄉運動宣告結束。
10年中，我們可謂是身在農村，心向都市。當時惟一溝通的渠道就是給家裡寫信。我們6個人，無論誰家來信都能激起我們的興趣。信里提及關於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氣有多熱，冬天如何的冷，甚至黃浦江畔外灘流氓鬧事，這些都讓我們覺得我們的心是和城市聯系在一起的。
在經歷多年的農村插隊生活後，知青共同的心願就是上調。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而是因為他們真正了解到如果他們不回去，單靠天天勞動，是不能養活自己的。
我插隊所在的砂鍋寨是方圓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糞、挑灰、耙田、犁田、進洞挖煤。我身邊有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典型的生產隊，從早干到晚，每天勞動日值只有8分錢，是有名的「郵票隊」。之所以被稱作「郵票隊」，是因為「文革」期間，中國所有的郵票票值都是8分錢。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慶霖寫來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鄉中的諸多問題。毛主席作了「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回復。而「文革」結束，思想松動，果然鑄成了知識青年雪崩般的回歸浪潮。雲南西雙版納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蘇事件更是將回歸浪潮推上了最高點。幸運的是當時黨中央和國家領導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傳統，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1975年，我當時正在耕讀小學教書，師范院校來招生，有三大招生優待政策，特別優待上海知青中當了民辦教師的人。我的條件都符合，但我沒有報名。因為我當時在小學教書，我走了，200個學生就沒有老師了。不過，更主要的是這個小學校課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農村老師也能教的體育、勞動、自修課，而我就能騰出時間寫小說。可以說我是有些私心的。為了能夠寫小說，我選擇了留下來。
第二次機會我也沒有要。當時復旦大學到貴州招生，成績只要求190分。我已經出了三本書了，招生的老師對我說只要你寫一篇作文，我們把分數打得高些，其他五門分數加起來你還不用達到90分。我婉辭了他們的好意。那時我正在寫《蹉跎歲月》。
我的情況和大多數知青不同。《蹉跎歲月》完成後，1979年10月，我被調到了貴州省作家協會，就這樣，我在滿腦子只有出書的情況下離開了農村。我連出了3本書，稿費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總共拿到了400元。實事求是地說，我是1700萬知識青年中運氣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領導關心下才調回的。當時貴州也想挽留我。後來我獲知當時貴州領導曾有這樣的表示:如果本人堅決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親年事已高，我便再次爭取，終於得以調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