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贸易公司

❶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体现到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

对 外 开 放

开 放 格 局

中国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从1980年起，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海南省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后，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辟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并进一步开放一批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1992年以来，又决定对外开放一批边疆城市和进一步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还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15个保税区、3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样，中国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

经 济 特 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相继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1979年7月至198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4市划出部分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决议。决议指出：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3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国外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此后，1981年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中国经济特区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
（1）特区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吸引和利用外资。特区经济是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体。
（2）特区内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价格完全放开，特区产品主要供出口。
（3）特区对外商投资在税收、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4）经济特区内实行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如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总经理负责制，职工一律实行合同制，工资实行浮动制，企业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自行招聘、解雇职工等。
根据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材料，199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282.5亿元，约为建区前1979年的26倍；加上起步晚的海南经济特区，5个特区共有"三资"企业4000多家，签订外商投资项目约9000项，实际利用外资53亿多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近30%。与此同时，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值已占特区总产值的60%以上。5个特区作为中国新兴的出口基地，1990年出口总额达46亿多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额的近10%。
据海关统计，1991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的进出口贸易额达196.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5%，比上年增长25.6%。在5个经济特区中，深圳居首位，进出口贸易额为114.7亿美元，占特区进出口总额的58.3%。其次是厦门、珠海、汕头、海南。
随着吸收外资的增加，三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在5个经济特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1991年，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为93.3亿美元，占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4%，比上年增长34.8%，出口额50.4美元，增长35.7%。在三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体，进出口贸易额达54.3亿美元，占特区进出口贸易额的27.6%。
在不断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中，特区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1年的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达85.7亿美元，占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9.2%，比上年增加23.8%，初级产品10.4亿美元，占10.8%，比上年减少8%。
1992年，中国5个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43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7%。其中，出口额124亿美元，增长24.2%，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4.6%，其增幅超过全国出口增幅6个百发点。进口额119亿美元，增长16.6%。5个特区进出口贸易额全面增长，厦门特区为35.3亿美元，占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5%，增长46.9%，在5个特区中增幅最大；其次是深圳、汕头、珠海、海南。
经济特区的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达116.5亿美元，占全国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6.6%，占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9%。其中，出口额52.7亿美元，进口额63.8亿美元。三资企业中，中外合作企业增长最快，进出口贸易额为15.5亿美元，增长43.2%。
从特区进出口贸易方式来看，仍以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135.4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18.7%，占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5.7%。其中，进料加工98.7亿美元，增长22.9%；来料加工36.6亿美元，增长了1.1%；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13.1亿美元，增长了15.1%。一般贸易额91.9亿美元，增长28.1%。特区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居首位，轻纺产品次之。进口大宗商品有机电设备零部件、纺织原料、成品油、钢材、塑料。
1994年，中国5个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33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出口额169.6亿美元，增长29.3%，占全国总出口额的14%；进口额164.4亿美元，增长7.6%，占全国总进口额的14.2%。
经济特区的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达169.7亿美元，其中，出口额76.5亿美元，进口额93.2亿美元，其在全国三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继续下降。
从特区进出口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出口额7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9.9%，其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工贸易进口额76.5亿美元，增长20.9%。机电产品在特区进出口贸易中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达63.7亿美元。工业制品的进出口分别占86.5%和88.1%。

保 税 区

建立保税区是中国政府为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资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中国的保税区是一个设有隔离设施的小区域，是一种类似国外自由港兼自由贸易区功能的特殊区域，是兼有出口加工和对外贸易综合功能、实行特殊关税政策和特殊管理手段的海关监管区。
自199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批准建立了15个保税区，它们是：(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位于长江口南缘，面积5.5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二)天津港保税区，位于天津港陆域，面积5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保税区。(三)大连保税区,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面积1.25平方公里，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四)深圳沙头角保税区，位于深圳市沙头角,面积0.2平方公里。(五)深圳福田保税区，位于深圳中南部与香港连接的皇岗口岸处，面积1.35平方公里。(六)广州保税区,位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部，面积1.4平方公里。(七)张家港保税区，位于长江下游张家港区东侧，规划面积4.1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2平方公里，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内河港保税区。(八)海口保税区，位于海口市金盘加工区内，面积1.93平方公里。(九)青岛保税区，位于青岛附近的胶州湾西岸，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十)宁波保税区,位于宁波市北仑港北部,面积2.3平方公里。(十一)福州保税区,位于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面积1.8平方公里。(十二)厦门象屿保税区，位于厦门经济特区内,起步面积0.6平方公里。(十三)汕头保税区,位于汕头经济特区内，面积2.3平方公里。(十四)珠海保税区，位于珠海洪湾工业区内，面积3平方公里。(十五)深圳盐田港保税区，位于深圳大鹏湾，面积0.85平方公里。

开 放 城 市

中国现代经济开始发韧并逐渐繁荣于东部的沿海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对外港口众多、农产品资源雄厚，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商品化程度较高，一批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基地早在本世纪初叶即已成型，随之基础设施、交通建设、市场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条件优于内陆省份。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地区的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1979年1月，交通部驻港机构招商局率先根据中央的精神，于同香港一水之隔的广东深圳市蛇口公社，划出一块土地创办工业区。同年3月，广东省向中央提出了积极发挥广东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活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同年7月，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灵活措施，还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的基础上，明确建立汕头、厦门2个经济特区。
从此，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进入了新的阶段。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城市。尔后，又于1985年开放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为经济开放区。在此期间内，国务院还先后批准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如：将上海市的闵行、虹桥新区划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在营口、温州、威海等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了江苏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其目的是为了发挥这些城市的优势，借助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用较短的时间，在小范围内率先创造吸收外商投资的环境条件，提高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对外开放的功能，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85年3月，国务院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权限和政策。1987年9月，国务院批准威海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待遇。从此，自东北门户的大连到广东西部的湛江，由16座开放城市组成的扇形构筑了中国沿海黄金地带的开放阵势，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❷ 论述宋元时期的对外国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宋元：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时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居住十多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繁盛的海外贸易

宋朝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经营困难，所以对外贸易都较之历代进取，其可说得上是当时世界外贸最发达的国家。《宋史：食货志》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来，当时对外的商业买卖活动在南方较为蓬勃。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四六之一又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温州，当中以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另外负责处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管辖杭州(今浙江省杭县)、明州(今浙江省鄞县东)、温州(今浙江省永华县)、秀州华亭县(今浙江省嘉兴县)、青龙镇(今浙江省青龙县)五处市舶务，与日本、高丽、大食等50多个地区贸易。宋太宗专门派人“各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点评：朝廷国策、民间氛围以及国际环境的各种因素，使得两宋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易频繁。但是，弱小的军事力量、庞大沉冗的官僚集团以及文弱的风气，又使得两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盛的军事力量，失去了开疆劈土的激情。于是，宋朝与日本的国际关系用两个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贸易”。

宋日贸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来日两国贸易始终继续不衰。首先是宋朝需要对日贸易。宋朝经济通过一段恢复时期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煤的广泛应用，促进冶铁技术、质量和产量的提高；铜精炼法的出现促进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铸铜钱技术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自古以来就是传统出口商品的丝织品和刺绣，不仅恢复而且有所发展。此外，造船业发展较快，在内河出现“百石船”，远洋航行的“客船”可载二千斜粟。政府使用的海船，长宽都比客船高出三倍。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仅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而且船身坚固，经得起风浪。由于宋朝注意对外贸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贸易从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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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日本国内状况要求发展对宋贸易。但是，日本禁止对宋贸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日本贵族生活对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执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货的需求者。唐代贵族的糜烂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层社会，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紫式部的日记中，记载当时大纳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会上的衣着。每天一套唐式衣裤，浓淡相配；颜色样式不相重复。连内傍跑穿唐武衣服，在这个时期日本文人撰写的小说、评话、传奇等，如《荣华物语》、《源氏物语》等书里人物的衣着样式、质地，全是唐式的和从唐进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这个时期也趋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从贸易中获得极大益处，也是对宋贸易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点评：由于宋朝军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无法像后来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强那样开展海上霸业，因此，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贸易是纯粹的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即使如此，与同时代世界各国相比，宋朝的经济强得太多，只用正常贸易手段也给日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日本需要的是丝绸、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据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宝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过量，竞不得不发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贸易时，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贸易也多带砂金以换取铜钱。日商携带黄金最多的年代，总额近四、五千两之多。加上贸易中所得的铜钱，每次日商赴南宋总会带回大量铜钱。因此，南宋铜钱外流十分严重。铜钱外流，自北宋时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但那时主要是以来商携带的形式流到日本，现在，日商直接偷运，遂使南宋出现铜钱严重短缺。

元日贸易

元帝国与欧亚两大洲的许多国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对日贸易在元朝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元世祖准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军事手段，以达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所以，在元世祖时期，对日商入元无任何限制，甚至还有意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以利日商的往来。只是由于幕府坚持不通和好，两国才没有发展成为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二，由于日本国内的各种原因，要求对元贸易。

点评：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贸易可以说是宋日贸易的延续，在此不再详细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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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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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泉州“不能忘却的历史

中国古港口众多，像广州、宁波等不但是古代知名港口，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对外通航的重镇。泉州虽然在宋元时期辉煌一时，但之后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兴起，泉州以其历史地位备受世人关注，并且在国际上占尽无限风光。在众古港中，泉州的成名是必然也是偶然，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泉州“成名”背后的故事。

大使作媒，泉州抓住历史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别走访了那些在古代世界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泉州通过积极努力，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代表性港口，并从此成为国际上“海丝”研究的领跑者。

据介绍，当年，联合国在选择考察地点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港口，且被定为国际研讨活动的主办地。正是由于当时中国驻阿曼大使的热心推荐，改变了考察团原来的计划，使泉州一跃取代广州成为此次重点考察的中国古港。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阿曼是重要的组织国，阿曼国王还借给联合国一艘万吨级豪华游轮，以供考察使用。在1988年的国庆节，原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先生应邀出席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举行的宴会，阿部长告诉袁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行程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其中，中国的考察点定在广州。

袁大使听了，随口便问阿部长：“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泉州呢？那里有你们阿拉伯民族的清净寺、圣墓，还有阿拉伯后裔……”

阿部长十分惊讶：“中国沿海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没听说过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材料看看？”

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袁大使一直记在心里，回国后，他立即给当时的泉州市市委书记和海交馆王馆长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市委市政府立即批示海交馆在1个月内组织好相关材料，以便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使，是如何知道泉州海交历史的呢？原来，袁大使与泉州还有一段不解的缘分。解放初，袁大使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常来泉州，对泉州的“海丝”文化有一定了解。之后不久，袁大使便调离福建，没想到几十年后，袁大使远在异国他乡还情牵泉州。正是袁大使的这份热情和细心，成就了今天的“海丝”泉州。要不然，泉州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还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为世人所知。

毛遂自荐，泉州感动国内外官员

袁大使的来信，对于泉州来说，无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喜讯。海交馆立即组织了一批历史文化工作者，在20天内赶出了一本介绍“海丝”文化研究的书籍，对泉州的海上交通史作了详细的介绍。

当年，王馆长全程组织和参与了此事。他说赶写的那本书书名很长、很特别，叫做《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圆满成功》。研究者们在书中明确提出：联合国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如果没有泉州参与，就等于陆上丝绸之路没有西安一样，是令人遗憾的。书中大量介绍了泉州丰富的海交文物，还附送了世界各国海交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资料。整理成册的书及录像等材料，被送到此次国际考察活动的“中国委员会”，即中国教科文组织手里。

王馆长说，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安、兰州，还是海上的广州，没有一个是“自己找上门的”。泉州的“毛遂自荐”，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也感动了许多专家。时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陈高华先生，恰好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也被泉州人的热情所感动，为把泉州列为考察点积极奔走。

198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会议，确定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陈高华先生在会上提出中国政府要求增加一个考察点———泉州。结果之好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但所有与会委员一致通过，而且还表示将所有活动及学术研讨会放在泉州举行。

1991年，泉州古港扬名国际

在确定了世界各国主要考察港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泉州由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薛祖亮带队前往，抢尽了风头。

1991年，由世界各国参加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由意大利威尼斯起航，在泉州整整停留了6天，而本来作为主要考察点的广州只取得了2天的考察时间，宁波则完全失去了这个极好的机会。这年的考察，让泉州在国际上声名大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就让人想起泉州。

在离开泉州赴韩国考察的途中，所有联合国官员一致认为，在泉州的考察将是本次活动的最高峰。泉州市政府、海交馆、华侨大学都分别收到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亲笔签名的答谢函，这是在此次考察活动中绝无仅有的。之后的1994年、1997年，泉州又相继举办了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综合学术研讨会。作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

建馆设会，泉州扛起“海丝”大旗

1989年10月，为迎接联合国考察船的到来，泉州有关部门初步决定建一座专业的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在向上级部门汇报建馆的必要性时，王连茂馆长慷慨陈词：“这次考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的代表港口，泉州形象不好，就是中国不好！”

王馆长回忆说，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船带有大批展览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伊斯兰教等宗教文物。考察沿途各国都是将最好的展厅用来陈列这些稀世珍品，而泉州连个像样的陈列馆都没有，而且当时泉州海交馆还位于开元寺内，将非佛教文物放在开元寺里，从宗教感情上来考虑也非常不妥。所以，建一个专业海交馆已成必要。

虽然建馆请求一路绿灯，但此时，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泉只剩下一年的时间。经过一年没日没夜地赶工，在考察团到来的前4天，海交馆的一期工程终于完成了。当客人下船时，关于中国海上交通史的64万字的论文集也已准备妥当，联合国官员人手一本，宾主尽欢。在此之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主会址就设在泉州海交馆内。

就这样，中国的海上交通史研究，以海交馆为大本营，在泉州竖起了一面旗帜，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其他港口对此进行研究。广州、宁波等地的学术界谈及“海丝”，必称泉州，总会将宋代古船、海交研究及海交馆列为其他港口所无法企及的事情。

宋代古船，不能忘却一位老人

现陈列于泉州开元寺的宋代古船是泉州宋元时期繁荣的见证，名扬海内外。在发掘与保护、修复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他就是在2000年9月去世的陈允敦教授。

陈教授1902年出生于泉州，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在1974年至1977年间，陈教授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参与了古船的挖掘、鉴定、防腐保护、修复和考古工作。

在挖掘过程中，正是细心的陈教授发现船舱里有一枚“小黑子”，学化学、地质专业出生的陈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经鉴定，这枚“小黑子”就是宋元时期产于南洋的“龙涎香”，共提取出1．1克。另外，在船舱内还发现了南洋胡椒等物。这些宋元时期实物的发掘，为泉州“海丝”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文化遗产，

人类共同的财富

作为泉州“海丝”研究的参与者，王馆长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

他说，2000年不曾衰落的广州，在1991年联合国考察活动中黯然失色，在这之后又无所作为，而宁波则一直不为人所知，关键就在于相关部门不重视，组织不积极。直到最近，广州、宁波等港口的有关部门才猛然醒悟，并积极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重新开发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品牌，但这些城市在海上交通史研究方面，比起泉州晚了许多。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外交通史最为灿烂的一章，正如王连茂馆长所说，泉州、广州、宁波等古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起了对外海上交往的重任。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称号，不仅是对一个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中国的对外交通史所达到的地位的极高评价，无论这一称号最终花落谁家，它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http://..com/question/73140859.html?si=1

❸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在坚持什么国策坚持这个国策必须把什么作为自己发展的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在坚持 对外开放 国策。坚持这个国策必须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

❹ 我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得益于哪一基本国策

中国抄已成为“全球货物袭贸易第一大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大家知道，中国近几年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了，但是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仍然是一个标志，因为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表现

❺ 为什么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仍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因为贸易战本身并非闭关，而是双方博弈的筹码。
美国挑起贸易战，就是为了让中国同回意开放更多领答域和双方关税对等，而非让中国闭关据守。
而在中国自身开来，闭关据守也非明智之举，开放更多领域反而对中国有利。
所以中美贸易双方分歧的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大是双方矛盾点集中在整个结构上，改动起来并非一蹴而就。说小是双方诉求并非相距千里，而是开放的速度与质量的各自认知差距。

❻ （17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欧洲是很重视商业的，在古希腊时候就是重商业的，罗马也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