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宋朝官富民穷，税收高，各种税一大片，甚至刚出生的婴儿都要收人头税，穷人交不起这税，于是便有了不举子的习惯，何谓不举子？就是把出生的婴儿溺死。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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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说：在江西婺源，老百姓“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时看到，“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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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臣在《麈史·风俗》中说，“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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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生子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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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所有因大量交不起税而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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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老百姓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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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老百姓沉重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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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四谛》∶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连宋朝皇帝都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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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朝人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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