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与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之间，得出的比率是有什么区别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分子不同，一个是财政收入，一个是税收收入，前者的数值大，后者的数值小。
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还没有起专有名词，提及时就直呼其名
『贰』 地方官员晋升是看gdp还是看gdp增长率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尤其是地方）；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和资本形成加快——且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副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随着民营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考察地方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赢利水平，削弱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乃至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征税后替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和所主导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率，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叁』 税收和价格对国民经济的调节
你好，辨析题要来看是否存在值源得肯定都地方以及对错误进行改正，加以补充，答案如下：（1）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就是在市场能够调节的领域，市场调节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2）宏观调控是指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手段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还要有必要的行政手段，题中强调了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但忽视了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是片面的。
（3）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总体功能，坚持二者相结合。
『肆』 如何看待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关于宏观税负问题，目前讨论很多。
但从数据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我国实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高。2011-2014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96%、18.92%、19.20%和18.74%。而OECD34个成员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2011年为24.4，2012年为24.7，分别比我国高5.44和5.78个百分点。可见，从总体看，无论是否包括社会保障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都要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以上，也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第二，我国政府收入负担水平不低。主要是因为除税收收入以外，还有占比不低的非税收入，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规模要大得多。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内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约37%左右。确实，37%的政府收入水平已高于上述OECD34国、33个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水平。但把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全部计入税负，收入计算口径显然过宽，“社保基金收入”除征收的各项社保费收入以外还包括财政对社保的拨缴收入和基金的存款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显然是不能划入社会保障税范围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如此，目前的45项基金项目，有不少项目的基金收入尤其土地出让收入实际是以成本补偿的方式用于专项支出的，它并不构成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仅剔除土地出让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会减少6.5个百分点以上。去除上述两个方面，真正具有财政收入性质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低于30%，而不是37%左右的水平。
由上，即使认为我国按大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偏高，需要下调，那也不应该减税，而应该减费、减基金。此外，宏观税负是否适当，不能单纯看其比例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要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如果两者相匹配，那么宏观税负水平高一些也是合理的；如果不匹配，那么，有可能需要降低宏观税负。
目前，经济增速下滑并继续面临下滑压力，虽然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具体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比较有共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乏力，外需持续不振；二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已达到瓶颈，表现为钢铁、水泥等众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支撑外延扩张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的供给约束和环境承载力已近饱和。从宏观看，单纯依靠刺激投资、消费来拉动经济继续外延扩张已难以为继，此时如果盲目全面减税以硬性刺激经济，不良后果会更严重。当前经济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经济转型，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税收政策也需要在稳定税负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引导、促进经济的结构转型。
『伍』 为什么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速
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具有典型的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差异等方面的表象特征。这些表象原因也较好地解释了前者“高于”后者的客观事实，但是，社会公众在认可这些原因的同时，总感觉并不尽然。其实，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占税收总额70%流转税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而流转税作为主体税种的选择符合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税制符合工业作为实体经济基本形态的经济结构这一具体国情，也符合中国作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大国的现实，更是中国以流转税参与全球商品定价的必然结果。
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表象原因
财政收入与GDP在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上的差异，是导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速的表象原因。总体来看，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税基与GDP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大体一致，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弹性关系；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和车辆购置税等税种的税基，只是部分对应于GDP，二者相关性较弱；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车船使用税等税种的税基，主要是与本期GDP无关的存量财产；而海关代征的进口税收则与GDP负相关。因而，财政收入与GDP的这些差异导致二者增速的差异。
一是税基与本期GDP无关的税收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与基期GDP无关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税收，伴随着10多年来房地产的飞速发展和房价的大幅飙升形成的巨额存量财产及其交易量的快速扩大而大幅增长。房产税的税基是企业保有的自用房产原值总额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总额，它的增长速度是由纳税人房产的保有总量和房屋出租价格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契税实现收入2763.61亿元，同比增长12.1%，契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3.1%。土地增值税实现收入2062.51亿元，同比增长61.3%，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2.3%。房产税实现收入1102.36亿元，同比增长23.3%，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1.2%。城镇土地使用税实现收入1222.26亿元，同比增长21.7%,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1.4%。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高达8%。在土地房产诸税大幅增长的同时，各地土地出让金也存在巨大的增幅，这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是税基与GDP负相关的进口环节税收不断增长。按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是进出口净额，外贸进口在GDP核算中是减项，进口与GDP存在负相关关系，进口越多对GDP的贡献越少。从税收的角度来看，进口税是税收的重要来源，进口越多进口税收增加就越多。这个因素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产生双重重要影响。仅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2010年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快速增长，增幅分别为35.7%和36.6%。进口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17%。
三是按现价核算的财政收入与按不变价核算的GDP。中国现行发布的GDP总量指标是按市场价格核算的，其增长速度则是按可比价格核算的，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考虑价格变动的影响。如果是按照现价来计算的话，2011年中国GDP增幅高达17.4%，这与财政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会大大缩小。
另外，按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在通胀背景下存在物价引致的税收累进效应。流转税和财产税与物价上涨的正相关关系较为明显。中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加之以土地房屋为核心的存量财产激增，物价上涨的税收增长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四是预算管理不断加强背景下预算外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自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以“收支两条线”管理为中心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将属于一般预算收入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与税收收入一起统筹安排使用。2011年，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据初步统计，2011年中央约60亿元、地方约2500亿元原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已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也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起到重要的显化作用。
五是低征管能力背景下设计的税制框架与征管能力的不断提高。不可否认，1994年出台的分税制框架体系存在一定的“宽打窄用”痕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994年相对较低的征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2000年以来，税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加之增值税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的作用日益显现，税制由设计之初的“窄用”逐步变为“尽用”，尤其是重点税源监控企业制度的大力实施，对实现税收的大幅增长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总体来看，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起到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深层原因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国出口依存度的居高不下，与之相适应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保障了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速。
一是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国内营业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流转税构成了中国税制的主体。流转税一直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流转税的增长率又快于GDP的增长率，这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关键所在。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02年有80种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到2010年，有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高达1.95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而美国201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所占的比例为19.4%，这是中国首次超过了美国。2008-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0.2%，相比之下美国仅为1.8%，而日本则为4.25%。中国的基础工业产品和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少则20%，多则高达80%，相当数量的品种占比超过50%。如此强大而惊人的生产能力，在税基上就表现为天量的流转额。
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确立的加工贸易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巨量的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在此情况下，中国以商品流转额作为税基进行征税也具有广阔的税源。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相应地也拓宽了税源。从出口方面看，201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十五”末的93.6%提高到94.8%；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由“十五”末的56.0%和28.6%提高到59.2%和31.2%，汽车、船舶、飞机、铁路装备、通讯产品等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均有新的突破。
总体而言，流转税是以商品生产、交换和提借商业性劳务为征税前提，征税范围广泛，税源充足，且不受生产、经营成本和费用变化的影响，可以保证国家能够及时、稳定、可靠地取得财政收入。流转税的这种特点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大国地位相符合，与我国以工业作为实体经济基本形态的经济结构相符合，也与分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和我国基本经济规律相符合。这既是分税制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根本原因。
二是GDP占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宏观税负较高。一个地区税负的高低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发展速度越快的地区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强，其税收占GDP比重越大；反之，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弱，其税收占GDP比重越小。“十五”期间，东、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70.8%、15.5%13.7%，东部地区税收占比超过其GDP占比的十多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这种状况尽管有所改变，但东部地区税收比仍然以较大比例超过GDP占比。
三是占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宏观税负较高。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从而决定税负水平。一定的产业结构规定了社会总产品的物质内容，税源结构及税收收入的规模必然受制于产业结构所能提供的活动范围。因此，税源结构和税收收入的规模必须建立在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它不可能超越产业结构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免征农业税，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很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产业受自然约束条件较小，流转额大，税收增长弹性强，因而税收负担较重。第三产业虽然税基宽、税源广，但长期以来，我国对第三产业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因此对其课以低税负。这就决定了工业的税负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宏观税负较高的原因。即地区差异与产业差异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高，宏观税负就高，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低，宏观税负就低。
四是GDP占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宏观税负较高。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从39%下降到了4.47%，资产总额从占68.8%下降到了41.78%，主营业务收入从52%下降到了27.8%，利润总额从36%下降到了27.8%，从业人数从占全国的60.5%下降到了19.2%。从2006年开始，我国非国有资产的总额已经过半。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重要矿产资源领域、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生产供应业和水的生产供应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所在行业的比重分别高达92.7%、91.8%和64.2%；在石油加工和煤炭采选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本行业的比重分别为71.6%和60.2%；在交通运输设备、台金、有色金属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在31%-48.3%之间。
在上述税收来源结构中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三维视角下，GDP占比较大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宏观税负都比较高。这“三个较高”的实质就是中国以工业作为实体经济基本形态的经济结构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大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科所）
『陆』 哪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于我国税收负担高低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我国目前税率适宜区间存在着不同看法，二是横向比较时口径的选择不同。本文选取了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为切入口对我国的税收负担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认为，我国税负从全球范围来看处于中等位置，但由于税制存在着较大的不合理性，再加上税收运用透明度不够，造成了和人民感觉负担较重，幸福指数较低的局面。
一、宏观税收负担的定义及其口径的选择
税收负担，也称为税收水平、宏观税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等，它反映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是一个国家税收政策与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税负轻重的重要指标，它在实质上反映与调节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一般将我国的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三个口经。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我国非税收入规模庞大，特别是在地方非税收入项目众多、规模庞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非税规模及其对和居民的负担，就不能正确衡量的实际经费负担状况，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横向税收负担比较就失去科学的基础和可比口径。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作出税收负担选择时，如果仅仅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税收负担，就会得出错误决策主张。而收入数据统计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收入实际规模难以确定，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来对我国的税收负担进行分析。
二、我国税收负担分析
（一）纵向比较
主流观点认为，税收的增长速度应和一国的GDP增长速度成正相关，但要低于GDP的增幅。由图1-1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甚至高出较多。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宏观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我们本国而言，这种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的负担，许多不堪重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由表1-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基本都在20%左右，且有增大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是不断增大的。
（二）横向比较
由表1-2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宏观税负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税负相比较，每年都是最低的，除了马耳他。尤其北欧4国的宏观税负更高，与中国基本没有可比性。与全球各地域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宏观税负大致处于中间位置。然而与发展中国家比较，如与人均收入比较接近或者是东亚东南亚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较时，中国的宏观税负就比较高了。
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税负的理想税负相对来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广义宏观税负并不能说低，税费负担重、税制结构不合理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再者，中国税收收入的主体是间接税，部门交纳了较多的税收，然而最后税收实际转嫁给了居民部门，导致居民部门税收负担不断加重。
三、造成我国目前税收负担状况的原因
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宏观税率并不高的结论。可是，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和居民都感觉到了沉重的税负压力，而与之相应的社会福利水平却不能匹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许多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环境、体制等各方面的差距。
（一）经济发展状况
从拉弗曲线可以看出，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社会产品越丰富，经济增长水平越高，GDP的水平就越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会增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越高。理论上认为，一个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最终确定，是阶段性的，要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增长应该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协调的。
我国近几年来一直处于经济大发展的时期，GDP增长迅速，相对而言，税收收入也增长的较快。而且，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客观上也需要财政收入的增长来保证各个项目的建设，尤其是地方获取财政收入的欲望非常强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速。此外导致GDP与财政收入增幅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现价计算，还是不变价计算。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但GDP的增幅是按照不变价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现价计算GDP的现增幅与财政收入增幅之间的差距会大为缩小。另外，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税收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得直接税的比重不断提高。在经济的迅速增长下，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税制改革之后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
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主要看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权重比例，它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就我国税制结构来看，税负分布不均衡，中小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相对来说比较沉重，间接税的比例达到60%以上。增值税为第一大税，占40%左右；在所得税中，所得税占绝大部分，这说明我国税收收入高度依赖个别税种。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宏观税负过低的情形。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的作用，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仅占6%～7%，该比率不利于其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整体来说，税制结构的不合理，继续完善和发展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