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A. 人口问题的经济影响

讨论人口政策问题，要算算经济账。所谓经济帐，就是看看人的效益怎么产生，算算人的成本是多少，以及人口变动情况对这些成本效益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的效益只有加入经济生产中才会产生，也就是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在能对社会产生贡献。那么在中国，人口增加会对收入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很显然，人口增加会降低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说，会阻止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
在中国，人口众多会降低收入水平，这首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人太多、工作不好找”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简单的分析原因的话，就是经济的形成需要市场、技术、资源、劳动力等多种因素限制，其它因素不足，某种因素过多是没有用的，而在中国，就是人口过多，人口过多而经济有限时，人口再增加不会自动增加经济，而是相互竞争，使人均收入减少。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有些国家，可能情况不一样，人口不多而资源等其它因素多，那么增加人口就会直接增加经济。
中国目前情况来说人口继续增长，而产业水平也不断提升，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高。然而人口增加阻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的效果仍然存在，具体的说，就是就业压力仍然很严重。
国家搞经济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的，我们的确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系，但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没有不愿意提高收入水平的，所以在我身边的人，没有愿意让人口增加而让自己收入减少的。

B.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C. 解释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怎么影响营销决策的

市场营销宏观环境是指那些给造成市场营销机会和形成环境威胁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科技环境、法律环境以及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些主要社会力量是不可控制的变量。

第一 人口环境：人口是市场的第一要素。人口数量直接决定市场规模和潜在容量，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职业、居住分布等也对市场格局产生着深刻影响，从而影响着的营销活动。应重视对人口环境的研究，密切关注人口特性及其发展动向，及时地调整营销策略以适应人口环境的变化。
第二 经济环境：是影响营销活动的主要环境因素，它包括收入因素、消费支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银行利率、支出等因素，其中收入因素、消费结构对营销活动影响较大。
第三 法律政治环境：是影响营销的重要宏观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引导着营销活动的方向，法律环境则为规定经营活动的行为准则。政治与法律相互联系，共同对的市场营销活动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
第四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已经形成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任何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营销活动必然受到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此，应了解和分析社会文化环境，针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组织不同的营销活动。
第五 自然环境：是指自然界提供给人类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料，如阳光、空气、水、森林、土地等。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各国都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这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对营销的挑战。对营销管理者来说，应该关注自然环境变化的趋势，并从中分析营销的机会和威胁，制定相应的对策。
第六 科技环境：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营销活动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D. 如何理解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E. 人口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

F.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于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成果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里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我国自1978年以来，由于成功地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卓有成效地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有力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以下两图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增不断降低，人口总量的增长也趋于平缓。
同一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变化则是不断向上发展，这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有专家测算了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
尽管该数据模型建立及有关结论数据有待商榷，一些学者也质疑该量化结论和推论的准确性。但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们根据该研究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有效的作用。
由于全球人口自1984年以来的过度增长（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132％），已经在粮食生产，耕地面积，淡水，海洋捕捞，肉类产品，自然保护区，森林，生物多样性，气候，能源，废弃物，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城市16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60～1998年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这四个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40％～50％。
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度膨胀，自然保护区开始受到威胁，大面积森林退化，大量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在全球15个主要海洋渔业区中，就有11个渔场捕捞量下降。大多忽视人口增长和忽视计划生育的非洲国家，开始被大量需要就业和受教育的问题所困扰。而在人口增长最慢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最快，包括：南朝鲜，台湾，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同时开始重视人口过度增长并把经济转向环境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轨道，经济的衰退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人口缓慢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呢？类似观点可在各类研究报告上发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16亿以内，并顺利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这将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通过对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关系来看，保持适度人口增长才会利于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我们暂时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G.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H. 《新人口论》对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新人口论》是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

I. 人口对经济影响的历史借鉴

一个国家人口的变动轨迹决定了它的劳动力资源的变动轨迹。中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关系到下世纪就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就业政策的制定。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通过对社会总消费的影响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1、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消费基金的不断增长。消费基金的增长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增加，从而刺激消费品的生产的扩大，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2、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消费结构及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口的老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消费和服务需求会增加。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兴建公共养老设施、老年活动场所，增加相应的老年服务项目，这将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于降低失业率。

3、人口老龄化会对总人口购买力产生影响。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购买力不同，在未来的20年内，人口老化会使中国总人口购买力提高，从而增加有效需求，使商品生产扩大，对就业产生有利影响。
但也有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