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对地方经济

㈠ 教育对经济发展有何促进作用

第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教育发展对饮食业、运输旅游业、文化用品制造和印刷业、基础设施等相关行业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仅从文化用品业来看，我国2010年与2000年相比，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增加了1305.7万人，如果每生每年平均消费的文化用品按百元计算，新增学生能带动我国文化用品业产值增加130570万元。

第二，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可以延缓低级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问，起到“蓄水池”作用。此外，发展教育还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一些优秀的高校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不仅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职位，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第三，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能够传播知识，提高人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高劳动者承担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提高生产率。从生产领域看，与小学没毕业的劳动者相比，小学毕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43％；

与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相比，中学毕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1．1倍；与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相比，大学毕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3倍。

第四，通过加速科技进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提高了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技术力量成长提供广阔的基础和保证，优化人才结构，传播科学知识，使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发展教育对地方经济扩展阅读

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1999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作出了高等教育大扩容的重大决策。

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现代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教育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可以增加劳动力价值，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

㈡ 教育发展应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论据!!

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东部、中部与西部
贾彦东 张红星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610074）
内容提要：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每个传递环节并不总是必然协调的。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对全国31个省份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差别较大。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区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发展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过程均不协调。

关键词：协调发展、经济增长、教育发展、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一、引 言
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进了人力资本形成以及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激发了教育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对于这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如果这种由教育投入到经济增长再到进一步投入的关系存在，则我们认为这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然而，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教育发展过程的回顾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教育体制改革后的教育结构不合理、扩招带来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毕业生就业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经济的这种协调发展关系并不总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过对194个国家三个时间段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相比生产力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相同，表现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陆根尧、朱省娥（2004）等则通过对中国近十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偏低等结论。由此我们认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模式与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的，而且并不总是协调的。
特别是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制度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的并存（林毅夫 1989）、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产品供给的特殊性，更导致了这种相互关系的表现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断目前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如何分析中国地区之间的教育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与问题、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供给和教育发展问题以及寻找不协调发展的可能成因就显的极为重要。
二、背景与文献
探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与人们的认识过程相联系的。根据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考察，2000多年前，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关的论述(蔡增正 2003)。泰雷克(Tilak 1989)认为柏拉图不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与一国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蔡增正(2003)等认为中国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观点，并对此作了简单而有效的综述和总结。不仅如此，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费雪等人都曾提出过教育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思想（姚益龙 2004）。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罗(Solow 1957 1960)，他使用生产方程考察投入产出关系时,对除去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无法解释的“残余”贡献,提出了技术进步因素的观点,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毫无疑问，有关教育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提供贡献的最全面、最详尽、最经典的理论应当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有五个主要观点:第一,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时间来度量。第二,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投资渠道有五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说,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已经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工作质量,这些质量上的改进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第四,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人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第五,人力资本投资的消费部分的实质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质的耐用性消费品更加经久耐用。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一方面，以加里•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见解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得到一些看似批驳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与人力资本理论殊途同归的结论。
国内相关的研究也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运用计量模型，从数量上对教育投入或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分别对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业化国家的三个样本分别进行了估计。得到了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不仅是正的,而且颇为可观；同时也发现，教育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相比生产力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的结论。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统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教育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应注重内部的结构协调等结论；孙彩虹（2003）则应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统方法的灰色关联度来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了中国省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整体水平不高，且呈现由落后类向高类逐渐提高的梯度差异的结论。另一方面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测算与分析上。较具代表性的有：陆根尧、朱省娥（2004）运用教育与非教育两部门模型，对教育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进行了测定。李玲（2004）利用静态指标体系计算了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贡献度；并通过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进一步证明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然后从教育投资总量、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投资效益三方面详细剖析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而刘生元、张世晨（2000）以及叶茂林等（2003）等一类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从教育部门的产出的角度，引入生产函数的方法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进行测量与分析。
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得出，现有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方面出发，从理论上或方法上对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测量与分析。而且表现出了总体层面分析较多，对结构以及区域差异分析较少；单方面的相关测算为主，而教育经济协调关系的分析不足等特点。
基于此，本文我们试图从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全国31个省为对象通过对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与教育发展状态的协调相关关系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检验，以对中国的区域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进行描述和判断，并对其结构和形成特点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
三、研究思路与实证模型
1、研究思路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这种协调的相关关系通常表现为三个环节上协调相关。首先是从经济的发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这是一个政府行为的过程，反映了国家在教育经济之间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导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过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体系自身的协调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最后一个环节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一过程则不仅是教育体系培养人才能力与效率的体现，亦是一国教育体系人力资本转化能力的反映。这种协调的相互关系的具体表现如下图1。
在中国，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主要是由政府进行供给的。政府不仅通过财政支持以拨款的形式建立各种学校、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而且通过税收等协调机制促进个人对教育支付规模的扩大。这一过程中不仅涉及教育投入总量上的变化，同时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转变与调整。对于教育部门而言，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不同层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协调等影响教育部门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因此，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对中国目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同环节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检验就显的十分必要。
基于以上对协调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将对中国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命题：1、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将主要围绕着以上三个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2、实证模型的选择
对于以上命题的检验，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待估计的关系方程：
(1)
(2)
(3)
我们采用一个动态模型来描述这种相关关系。当期的教育投入规模受到当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与上期的教育投入规模的影响；当期的教育发展水平受到党旗缺的教育投入与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受到当期的教育水平的影响与以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为第 个省份的教育投入规模， 为教育发展水平， 第 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若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较为显著，则每个方程的β系数值应该显著异于0。

四、数据及变量的度量
本文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把全国划分为31个省（市）地区。并且按照国家中、东、西部划分标准将省份划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类（见下表1）：
表1： 区域划分
区 域 省 份
东 部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 部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 部 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时间上，选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关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重庆与四川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加总处理。这是因为统一口径核算的教育投入相关指标 的时间长度为1996－2003年度，重庆的独立数据1997年后才开始公布，为了尽量增加样本容量，我们对1996年的四川、重庆进行了相关的合并。
1、对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
遵循综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则以及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选择了如下19项指标组成教育水平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加权综合的方法分别得到中国各地区不同时期的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基础教育水平、职业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标。
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各地小学学生数、各地普通中学学生数、各地中专学生数、各地职业中学学生数、各地大学学生数、各地小学教师数、各地普通中学教师数、各地中专教师数、各地区职业中学教师数占该地总人口比重、各地大学教师数、各地区小学学校数、各地区普通中学学校数、各地区职业中学学校数、各地区大学学校数、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数、各地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各地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占、各地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数、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指标均为某一时期的总量指标，在进行主成分处理之前，我们分别计算以上指标的变化率以反映该时间内教育发展变化的状态。
2、对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
对于教育的投入，本文选择了各地区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额（包括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进行的衡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由于我们考虑的是某一段时期内与教育相关的经济发展指标，因此我们选择了地区GDP、固定资产总额、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总产值同样利用主成分加权的方式进行综合。
3、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由于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数据（Panel Data），因此，在指标的主成分处理过程中我们分别对不同地区近3年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主成分，并按其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取三年平均权重为最终权重，得到每个区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发展水平指标。对人均教育投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将GDP指标等经济发展指标主成分加权平均，分别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等各项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年相关各期整理所得。
五、实证分析
接下来，利用不同地区的数据分别对方程（1）、（2）和（3）进行估计并对参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由于我们选择了动态的滞后变量，所以在模型上并未考虑到时间维度上的异质性。
在估计方法上，我们在两种假设下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第一种是固定效应，在无异方差的条件下我们选择了LSDV来对参数进行估计；另一种是随机效应，应用GLS进行估计，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 来检验这两种假设，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由于是三个地区的三个方程的两种效应的估计，涉及的方程估计与检验结果较多，所以我们仅以西部地区为例，其它地区的情况我们将直接给出相关结果。

1、西部地区：
经过Hausman检验方程（1）为固定效应模型，其具体结果如下：

T值 （1.668） （0.121）
=0.7051
经过Hausman检验方程（2）为随机效应模型，其具体结果如下：

T值 （8.44） （5.12）
=0.81
命题3方程为固定效应模型：

T值 （1.51） （1.2） （18.68）
=0.93
由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西部地区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程度并不理想。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方程中参数的估计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并不明显，其中无论是包括小学与中学在内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显著。但其教育投入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而且教育总体水平的发展存在着时间上的累积效果，这一点与教育产业的发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产业的培养效率与人才转化的有效性较低等弊端。
2、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中部地区FE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增长到教育投入的增加与从教育投资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显示了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其中的滞后效应亦较为明显。而从方程（3）的估计来看，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并不清晰。其中基础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虽然明显，但绝对值较小。因此，中部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并不协调，存在着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

地区 相关关系方程 结 论

中部

=0.96 T值 （3.19） (9.35)
(固定效应)
相 关

=0.86 T值 （5.09） (10.85)
(固定效应)
相 关

=0.93 T值(1.65） (-1.95) (4.08) (7.34)
(固定效应)
较 弱

3、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地区 相关关系方程 结 论

东部

=0.98 T值 （4.17） (13.4)
(固定效应)
相 关

=0.90 T值 （1.31） (22.1)
(固定效应)
弱

=0.97 T值(3.15） (0.55) (4.74) (14.75)
(固定效应)
相 关

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各个省份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然而教育发展水平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教育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这一点与我国的现实并不矛盾。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加速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办学主体的放开与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的来源日益多样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但其中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显，而职业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较弱。
六、若干结论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关系的区域特点，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并不协调，具体而言：
第一、从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在东、中、西部的情况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地区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强，说明政府的相关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能力较弱；中部地区则不仅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资源的转化能力强于西部，但教育资源的经济转化能力依然不强；与此相对，东部地区尽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间的转化能力较弱，但较之中西部地区而言，其总体的相互协调关系已经得到明显提高。
第二、从总体的横向来看，无论那个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都相对较强，说明政府对于教育产品的供给行为是有利和适当的；教育投入对教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则是中部强，东西部均较弱；但是对于教育向经济转化能力而言，从西部到东部体现出了逐渐增强的趋势。这告诉我们，教育与经济作用的不同环节，不同地区的发展进度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完全来自于投入的差异，教育投入的实现以及教育向经济生产能力的转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显的。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相同，但中等职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均处于较弱的地位。
第三、从时间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区的相关关系的特点随着时间的延续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迹象。这说明我们对教育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看法还不够全面，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情况存在，及时的判断在中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情况对于经济发展与教育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教育与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合理均会导致整个发展的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从作用机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关政策。
其二、从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何有效的将现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强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转换是解决目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别是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向生产能力的转换是我们在西部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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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根尧、朱省娥：《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李玲：《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分析》，《财经研究》，2004.8

㈢ 教育与经济关系有哪些联系

教育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教育得以如此重视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教育并非总是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有时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据某些学者的调查结果来看，在我国一些贫困县，尤其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抱着“发展教育促进经济”的思想，将大部分财政支出应用于教育事业，大兴土木创建学校，引进师资举办教育，学生素质也因此提高不少，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尤其是考出去的大学毕业生，几乎没有回自己家乡的，而是留在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对本地经济的建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也已经发现，并提出了“教育发展，经济先行”的思路，唯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留住学生，留住人才。另外，有些贫困地区，为本地生源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如进入条件较好的事业单位，给与其较好的发展空间等等，都是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法。

㈣ 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科来学和技术的发展迅自猛，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这对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谁在新时期的教育中占上风，谁就可以在新时期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将教育置于优先地位。

㈤ 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作用

首先，教育对经济具有制约的作用，经济实力制约着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水平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经济结构制约着教育结构，经济条件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教育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第二，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教育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教育对经济的运行具有直接调节作用。

㈥ 经济与教育哪个应优先发展

这里有个辩证的关系，经济发展靠的是人才，人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回，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答么应该优先发展教育。但是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教育需要软硬件的投入，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投入高，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这方面看的话应优先发展经济。那么在社会发展中，我们通常都是政府来主导，对教育进行补贴，政府出资办教育，那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少，政府就会灵活得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民办教育，政府监督规范的方式来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提高教育水平。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始终不断，因此应采取齐头并进的方法我认为比较合适，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㈦ 高职教育对地方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概括的说抄 主要作用袭有两点
（一）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人才培养目标契合行业发展的需要。高职教 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 一线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可以直接从事 一线生产工作，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 重要力量。人力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无疑是内在 动因，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 说，如果没有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人力资源保障，区域经济就不可能扩大与发 〔摘要〕高职教育是一种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高等教育，其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具备了为区域经济发 展服务的能力。
（二）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高职科研能力推动区域科技进步。一是高职 院校中具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较为先进的实验设 备，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丰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借助企业平台，促进企业 科技进步，实现科研成果的社会经济功能。二是校 企合作是高职教育重要的发展模式。

㈧ 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重要作用；

二、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趋同的路径

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稳态值的重要因素，更高的教育水平进而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稳态收入水平（而不影响经济增长率本身）。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率本身，促进经济增长：（1）促进技术进步，（2）提高劳动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3）促进具有正的外部性的技术创新和扩散，增加社会收益。

通过计算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Uzawa-Lucas模型也可以用来解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通过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该模型认为，体现工人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内生的，个人通过牺牲现期消费，投资于教育、培训等，实现财富最大化。在稳态均衡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必须和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率增长，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另一个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重要模型是Becker、Murphy和Tamura的BMT模型，该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各个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多种经济增长模式和趋同路径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有多重稳态，既有高水平增长均衡即"高稳态"，又有低水平增长陷阱即"低稳态"，而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稳态值高低的关键。现实世界中，由于穷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往往较低，它们往往处于"低稳态"且难以突破，如同陷入了"贫困陷阱"。因而，发展教育、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是跳出低水平增长陷阱的关键。

三、教育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

根据其他经济体，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过经济的长期增长。一个低水平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经过长期的、持续性的增长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的繁荣。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类：一类是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如长期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形式等；另一类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增长源泉，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相关，如要素、技术和环境。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即制度和人力资本。那么，在中国，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的方式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中国经济增长中已经出现的绝对差异与条件趋同并存的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哪些影响？

观察其他经历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再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做出判断和分析是有益的。1966年～1990年间，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年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0.3％、9.1％、8.5、％、7.3％，大大高于英国、美国、德国2％～3％的年增长率（Alwyn Young，1994），成为亚洲"四小龙"。但是，Young通过增长核算分析发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资本的数量和质量；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并且人均GDP增长和劳均GDP增长的差异较大，表明其增长过度依赖劳动力的投入，依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资本、劳动投入都是不能无限增加的，据此，他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事实上，亚洲"四小龙"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是非常显著的，而由于其人力资本的模式不同于美国，Young的度量可能存在问题。

回顾中国过去20余年的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带来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显著改善，促进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仍处于转型经济时期，制度变革远远没有结束，走向更完善、更一体化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因而，制度变革和人力资本在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或将要面临以下问题和挑战：

（1）要继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资源非常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又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二者妥善加以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2）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平等的问题，包括区域间的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个人在资产、收入和人力资本上的不平等。不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道义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一方面，不平等本身是有差别的，个人收入的不平等、资产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较小，但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不平等不一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本身，但会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产生影响；例如，收入不平等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教育的公平性显得非常重要。

（3）人口总量压力和人口结构、质量转变的压力。我国人口基数大的事实将长期存在，到2030年达到高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10年起将趋于下降，2022年以后大幅度下降，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已所剩无几；但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将给人力资本积累带来机遇。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若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显著改善，我国将难以发挥潜在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

（4）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综上，有以下三点基本结论或建议：

（1）教育作为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渠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因素，因而也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2）现阶段，教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增长本身，还可以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3）教育的不平等会损害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平等性，损害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源泉，因此，促进教育公平将是我国未来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