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020年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从定性因素上分析，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宏观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第二，经测算，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微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第三，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采取降息、扩表等措施，总体有利于我国外部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我国出口增长；中美双方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经贸摩擦导致的负面影响有所减缓。
2020年，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实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灵活调控政策下，房地产投资总体稳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杠杆率提升、房地产投资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等因素，使得房地产需求逐渐趋于平稳。
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这些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整体而言，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有效手段。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8.5%，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4.1%，比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1%，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
2020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20年我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影响。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4.4万亿元，名义增长7.8%，增速比上年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
2020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前高后低。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上看：其一，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预计为75.8%，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其二，2019年M1和M2依然维持正常增速，基本与GDP名义增长率相一致。因此，不存在明显的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其三，根据世界银行判断，2020年国际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波动。因此，未来如果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价格总体平稳，由PPI价格变动向下游CPI传导的动力将不足。其四，针对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目前国家已经实施了多项政策稳定猪肉价格，相关措施效果也逐步显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虽然猪肉价格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但总体趋势是逐渐下行，从而带动食品价格和CPI价格有所回落。其五，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2020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据预测，2020年，物价总体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预计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2%和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总之，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
❷ 中国的经济核心是什么中国发展重地是哪里
中国的经济核心有三点，在这里我以GDP的增长来给你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结合 国家投资确保GDP高增长】
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中国GDP的三架马车。而投资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政府。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0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只能算得上是半市场化、半计划经济。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向是由当地官员谋划，各地官员的业绩考核中，GDP发展的如何是重要考量目标。
在这种机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当地行政官员挂帅，人力、财力、物力层层响应，如各地大建工业园、大搞房地产，而这些都是带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粗放型的大投入和规模扩张，往往忽略了社会效率和利润，老百姓很难直接从中受益。
国家层面上，大搞基础建设，如投资两万亿大建高速铁路。而据专家测算，修铁路每投入一块钱，可以拉动产业链形成5.7元的GDP。而两万亿的投入，可以拉动11.4万亿的GDP。但是，从老百姓的层面讲，国家修铁路，除了增加部分就业，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未因此提高，相反要为比飞机票还要贵的高铁车票买单。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参与高铁建设的官员和商人。近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中纪委调查，而有媒体称其涉及高铁腐败，并传其受贿10亿元。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变现国家资源】
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另一重原因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变现存量资源。
中国的13亿人口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廉价劳动力。出口使得大量外汇流入中国，贸易顺差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是，通过廉价劳动力而拉动经济的模式，虽然使国家变富，但底层劳动者的待遇却很低，富国的同时，并未富民。
此外，中国GDP的增长还建立在大量变现存量资源。中国的矿产、物产资源丰富，而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的存量资源被过度开发用于出口套现成外汇或者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以煤炭为例，中国的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国的煤炭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却是世界最快。有报道称，辽宁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20年开采。本来留给子孙后代的资源就这样为了拉动经济的发展被严重透支。再以稀土为例，多年来，中国以占世界37%的稀土储量为全球提供90%以上的稀土供应。在1996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稀土储量减少了37%，仅剩2700万吨。即使在实行稀土出口配额紧缩的2010年，中国的稀土出口仍高达39813吨，超额31.6%。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拥有全球13%的稀土储量，俄罗斯拥有全球19%的稀土储量，而这两个国家的开采量均为零，他们所用的稀土全部依靠进口。
【三、房地产驱动GDP 透支百姓消费能力】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架马车是消费。而很多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房地产提前透支。随着各级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房价飞涨，房地产也早已成为驱动中国GDP增长的首要力量。但是，高房价透支了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一套房往往是榨干了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共3个家庭。而房贷则使得买房人在今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要为还贷劳作。
高房价套牢了一批买房的百姓，而没有买房的百姓则要继续攒钱买房或者为教育、医疗这另外两大主要消费支出存钱。中国的富人们虽然有钱消费，但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国外的GDP发展做贡献，全球的奢侈品中，有25%被中国的富人买走。
消费能够拉动GDP的增长，但中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出口和投资这另外两架马车拉动经济。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受到到影响，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而台湾更注重通过消费的形式拉动内需，当地政府直接向全体百姓每人发放了3600元消费券。
中国的发展重点在：【百姓增收，富民强国】
贫富分化严重就不用再说了，要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强国和富民的双重目标，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GDP的质量。
首先，需要将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拉动GDP增长转变为通过消费拉动投资，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其次，必须改变分配体制和方式。分配体制改革，不只是收入差距问题，而是所有制问题和特权问题。实现公平分配，自然能够带动消费结构变化，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变化。第三，合理利用存量资源。中国是资源大国，但平均到13亿人民身上却是资源穷国，资源属于所有人民，国家不能为拉动GDP增长，纵容过度甚至破坏式的开发资源，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拉动经济增长。
强国之道在于富民，不能只重视GDP的增长而忽视富民，一个人民贫穷的国家，即使国家再富也只能是大而不强。正如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所建议，"十二五"期间，中国应重点关注如何解决富民、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
❸ 如何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由劳动力、科技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的。
劳动力，能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是更多的是高素质劳动力性，而不是那些占大多数的简单的劳动力。这些高素质的劳动力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中起到了领头羊和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发展，带来了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不是倍数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带来指数级别的增长。一个国家能在经济领域取得话语权和决定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的发展力度。
❹ 什么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和水平的重要综合性指标
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和水平不能单单靠一个指标来进行
一般需专要多个指标，在这些指属标中
GDP（国内生产总值） GNP（国民生产总值）CPI（商品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指标来实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中应用最广的事GDP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有选项就是A.综合国力
GDP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备哪些特点说明进入向成熟推进阶段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在学术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他用六个阶段的理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他确信他的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提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战略决择问题。
（一）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资源过多配置在农业，而非工业；在社会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家族和氏族；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实际收入仅够维持生存。牛顿学说以前属于这个阶段。
（二）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这是从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业生产和农业革命中发挥作用；金融业开始发展，并为新的投资提供资金；商业也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改进而正在扩大。农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既要提供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又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销售市场。所以，农业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此过渡时期持续时间的长短。
（三）起飞阶段。此阶段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入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罗斯托认为，一个区域一旦实现起飞，经济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因为较大的积累比例和较强的主导部门，会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不会感到不足，所需要的原料生产与供给、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起飞阶段大致为30年。
（四）向成熟推进阶段。这是起飞后经过较长期的经济持续发展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经济中已经有效地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建立，代替旧的主导部门，国民收入中有10％～20％稳定地用于投资。一般来说，铁路建筑、钢铁工业以及大量使用钢铁的通用机械、采矿设备、化工设备、电力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部门的发展，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在向成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成长所依靠的是对供给方面的投资，也就是靠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并由此带动了经济成长。
（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此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的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社会对高额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普遍化。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生产耐用消费品；技术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比前阶段有一定提高；用来供社会福利和保障之用的一部分资源逐渐增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此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成为主导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提供劳务，而非生产物质产品。居民追求时尚与个性，消费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人类社会将不再只以物质产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还包括以劳务形式、环境状况、自我实现的程度所反映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程度。
罗斯托认为，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最重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破。起飞阶段的开始通常源于一种特别锐利的刺激力量。刺激力量可能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所引起的，或表现为新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或表现为国际环境不利变化所提出的挑战。从非经济方面来讲，起飞阶段则表明要使经济现代化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确定的胜利。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起飞”的条件最重要的有三个：1.资本积累率要占国民收入10％以上；2.建立起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3.通过变革，形成与起飞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这第三项在中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在腐败严重的地区，司法也被腐败污染了，如此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将会使起飞过程夭折。私有制和法治是完成全部现代化六阶段的先决条件，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极权制度则必然中途夭折。苏联由于当权者不受制于人民也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一味忙于扩军备战，使人民迟迟无法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中国先经历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解体和经济改革，近年来刚开始进入起飞阶段，但已经由于缺少民主制度而问题成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民健康受损，社会公正缺位。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是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的抽象和概括，从它出发可以演生出许多重要推论。这一理论及由此生发的推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比如：罗斯托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中存在不同的经济主导部门。主导部门是各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形成主导部门的条件，是这个部门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有技术创新和迅速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有能够快速增长并带动其它部门增长的能力。罗斯托指出：传统社会的主导部门是农业；起飞前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等工业部门；起飞阶段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和铁路运输业；成熟阶段是重化工和制造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耐用消费品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服务业部门。
此外，根据罗斯托的主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其经济职能也有所不同。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环境卫生。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在此阶段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时政府主要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这些投人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进人发展的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政府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投入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在“大众消费”阶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维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会大大超过其他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也会快于GDP的增长幅度。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它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未来几年的中国,处于走向成熟阶段的初期,我们可以预见先进技术将被广泛运用。伴随出现的,则是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的逐渐消失。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异,虽然整个中国社会在未来几年将处于走向成熟阶段的初期,但个别区域可能提前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和服务业发达的区域,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消费增长会成为一个常见的社会图景。 虽然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把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仅仅定义为大众消费阶段,但十多年后,他马上补充了第六阶段——超越大众消费的阶段。可见,罗斯托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各个阶段进一步细化,这显然便于我们更好地审视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寻找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事实上,一些国家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确实较好地完成了经济发展各阶段的过渡。面临更广阔世界市场的中国,重读罗斯托,有助于我们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更准确地进行战略决策。
❻ 目前哪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好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在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使之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但一些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仍未解决，尤其是能源、土地、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由此导致“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内外经济不平衡矛盾加剧。总结本轮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项目、管住环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贷和项目分属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他三项实际上都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化改革的范畴，试图用宏观调控手段解决本应该由改革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宏观调控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但是不能从建立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上来解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保增长、扩内需必须要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不能继续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抓住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财政、金融、外汇管理、收入分配体制以及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结构的改善，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要认真研究和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其教训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吸取和反思。一是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会埋下资产泡沫的隐患。二是稳定物价既要盯住CPI，又要关注资产价格。虽然房价和股价属于资产价格不计入消费价格指数，但房价、股价交互上涨必然会传导到消费物价，不利于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尤其严重的是，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最终会拖累实体经济，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动荡。三是应该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认真反思。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就是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由此导致经济急速下滑、沿海大量外向型企业停产、倒闭，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新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以巨大的贸易优势，使出口持续数年保持高增长，由此引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最终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诱发了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美国次贷危机教训表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机构过度涉及该行业将造成巨大风险。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直接涉及房屋贷款的程度远高于美国金融机构，且风险高度集中。而且中国把房地产作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位严重影响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超额利润使过多的“非地产”行业纷纷涉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削弱了中国产业长期发展的后劲。出口和房地产是拉动新一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过分依赖外需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向积极扩大内需、通过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和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新中国60年的伟大历程，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那么前30年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智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艰辛探索的30年；后30年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进取，获得伟大成功的30年。这两个30年的继承与融合，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体制，并使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面对的是—个经历了帝国主义残酷野蛮掠夺和10多年战争烽火摧残的中国，神州大地百孔千疮、民不聊生、一穷二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政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我们党及时果断地实施迅速恢复经济的方针，在农村尽快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集中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政机关、部队、团体经营的企业；接收了苏联无偿移交的在华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征用了它们在华的部分资产和企业，将所有这些通过民主改革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同时，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加强市场控制，平抑物价；加强对外贸易的管制和保护；建立独立自主的外汇经营管理制度。通过这些举措，人民政府基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全局，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至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改善。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系。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是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在政策放宽以后，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促进了生产，扩大了就业，增添了国民经济的活力。1957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水平。当形势好转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开始头脑发热，“大跃进”运动开始，“共产风”盛行。此后，为纠正“共产风”的作法，中央提出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到1965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这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0多年的探索，是极不平凡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各种压力，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由于缺乏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也有过不少失误，经历了不少曲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与1955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增长3倍，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得以建设和发展，农业机械增长6倍，农村用电增长70倍，高校毕业生增长4.9倍。科学技术成果突出。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我们学习国外经验，但不照抄照搬，这一点非常宝贵。同时，我们在每次失误以后，都认真总结反思，总是注意针对具体实际，寻求解决法。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针对经济体制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重视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强调市场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等重要思想和理论，不仅在当时对纠正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今后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指导意义。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热潮即在全国掀起。到1979年，安徽等省市的广大地区推行了“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四川德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由6个扩大到100个，并进一步扩大了自主的范围。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市场调节逐步被广泛使用，经济特区成功建立，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此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步目标；“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改革目标由“计划经济”推向“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提出市场经济只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从思想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强调我们必须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从理论到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根据这个改革目标，我国全面推进了生产、流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住房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此后，党的很多重要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将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原则系统化、具体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着重研究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二是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这就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全面开放的新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不仅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而且回答了在经济运行实践中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三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作了科学总结,同时冷静分析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所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当前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城乡差距、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等方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求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解决。近两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党的十七大的正确判断。面对国内新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要研究处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创新。一是健全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影响力、带动力和凝聚力上。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不断增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经济体制完善与创新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要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出发，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建立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和谐发展机制，要把优化结构作为改革发展的基础。三是完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也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以把握经济规律为前提的发展的自觉性，来克服和疏导市场机制中的自发性，将市场机制的效率和功能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四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真正建立起一个有效利用“两种资源”、应对“两个市场”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行全面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必要的、正确的。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机遇、规避风险，就能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进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只是这个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殃及全世界罢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应对机制，要关注民生，启动内需，转变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以摆脱美国金融霸权为目标，内部体制健全、机制灵活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有充分的救助和管理空间，能有效防范和严惩金融犯罪。总之，不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运用两个30年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正确判断和把握当前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改革勇于创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❼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结构转换时期
过去的一年，在面临国内外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多项重要改革得以推开并取得
积极进展，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有些是过去累积下
来的，有些是新出现的。如何进一步扩大需求，推动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中需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
力之一，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结构转换时期。在城市，居民家
庭开始进入新的消费结构升级时期，一般地说，衣、食和部分用
的需要已基本满足，正在向满足住、行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方
向过渡。从消费额上说，一次性购买正在由数千、上万元向数万
元以上过渡，其主导内容是住宅、通讯及新型家电、轿车、社区
服务和教育等。如果消费结构升级较为顺利，与此直接和间接关
联的建筑、建材、电子、机械、石化、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等，
都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反之，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消费结构，
必然使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局限在原有的框架内。近年来所说的
短缺经济基本结束、较普遍的生产过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消费结构升级困难，主要是受到现有的住房、社会保障、金融
等方面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过剩
主要受当时“技术性约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对目前的
内需不足问题，仅靠宏观政策刺激是不够的，也不是简单地“鼓
励消费”的问题，必须通过相关改革的深化和政策调整，在消费
结构升级并带动产业结构转换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解决。
从供给角度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多年来条块分割的投资
体制所推动的过度重复建设，加剧了企业组织、市场结构的不合
理和一些行业的过度竞争，加大了企业亏损；在金融风险依然较
大的情况下，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为多种类型的企业发展提供有
效支持，特别是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缺少规范
、稳定的融资渠道；国有企业的解困任务依然很重，再就业和社
会保障的压力很大，国有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战略
性改组进展不快；城市经济的增长减慢直接制约了农村非农化、
城市化的进度，导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反过来又制约了市场需
求的增长；经过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规模较过去大得多了
，经济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通过一系列结构转换才能
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当前经济生活中
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困难，如需求不足、过度竞争、企业亏损、
失业增加等，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应
由此出发来考虑。
二、扩大内需要把着力点放到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上来
在新的一年里，国内外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较为有利的一
面，也有不确定和不利的因素。从国内看，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扩
大内需的措施，特别是发行财政债券、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
，将会在上半年明显见效。去年后几个月经济逐步回升，为今年
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今年面临的困难也不少。
近期增长加速主要是受到财政投资和灾后重建等短期因素的拉动
，对经济具有持续带动力的直接生产性部门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投
资热点，相应地，投资增长主要靠国有单位投资支持，非国有部
门投资仍然处在低迷状态。今年就业压力尚难有大的缓解，一些
地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支付问题尚未完
全落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仍然很重，金融体系在支持
经济增长上仍存在诸多缺陷。随着改革的深入，某些触及重要利
益关系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今年经济回升
的幅度和稳定性。
今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变数较多。亚洲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
正在过去，东南亚国家经济有望逐步走出谷底。日本经济摆脱低
迷仍困难重重。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波动，能否保持强势还有待观
察。俄罗斯经济仍将处在不稳定之中。欧元启动将改变国际货币
、金融格局，但其作用发挥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亚洲金融危机走出低谷，国际经济形势总体好转，对我国的影响
也将具有两重性。如果东南亚国家的结构调整较为成功，加上其
货币贬值后的价格优势，将增加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
美、日等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需求若不能明显回升甚至有所下降，
我国外贸出口受到的压力将会更大。
从目前情况看，外贸面临的困难可能直接对GDP增长产生负面
影响，其缺口须由内需来弥补，这将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的紧迫
性。近几个月开始的经济回升势头可望延续，但由于主要依赖财
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来带动，资金供给的持续性和项目的带动力
均有一定局限，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较为理想的情况是当财政
投资的带动力减弱后，一批直接生产性部门的新增长点能接上来
，使回升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具有稳定性。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出
现这种情景的把握不大，原因在于制约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和政
策问题并未有效解决，究竟有哪些新增长点能对经济起到强有力
的推动作用还看不清楚。可能性较大且较为有利的一种前景是，
承接目前的回升势头，今年上半年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加上继
续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导向，全年仍可保持与去年相近，但质量
和效益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深
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上，在把握我国经济现阶段特征和未来发展趋
势的基础上，形成并实施立足于中长期发展、近期又可着手的体
制和结构调整方案，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几个大的体制和政
策问题上有所突破，使若干个新的增长点能较快形成并积极发挥
作用。
体制和结构调整不仅是中长期的需要，也是短期的需要。当
前扩大内需与宏观政策有关，但主要是结构问题。这是由我国所
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所决定的，也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区别的。宏观政策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今后仍然要相机实行有
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但在宏观政策力度较大且局限性
趋于增加的情况下，拉动内需直接依赖于体制和结构调整。正因
为如此，扩大内需的难度要大于原先的估计。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仍可考虑采取新的举措
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今年将继
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要把去年出台的财政政策中计划在
今年实施的部分落到实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抓好财政债券
安排的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和
中央直属粮库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使其切实起到拉动需求的
作用，另一方面要统筹规划，保证质量，加强监督，防止旧病复
发，尽可能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
在财政政策拉动需求上，还有采取新举措的余地。例如，可
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发行适当数量、期限较长的特种国债，发行对
象为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适宜的金融机构。所筹资金主要用于补
充职工养老金缺口，部分可用于下岗职工生活补助和再就业培训
。该项国债由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包括小企业转让收入）、国有
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方面的收入偿还。发债所筹资金除少量用于补
助特别困难地区或行业外，大部分按地区实行谁使用、谁偿还的
原则，并制定出分年度的还债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监督执行。
此举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是发债资金形成离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
收入，这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发债资金能有效提高
消费需求；二是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这笔
资金用于离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能直接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职
工的关怀，有利于社会稳定；三是采取特种国债形式，期限较长
，有助于改善国债结构，不会形成短期还债压力；四是可望形成
一种借助财政政策推动国有资本存量合理调整、促进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机制。
货币政策要兼顾扩大需求和改进信贷资产质量两方面的要求
。近年来数次降息，目前降息的余地和作用已不大，但放松利率
控制，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或许是一个难得时机。最近央行
放宽对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限制，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限制，逐
步向在央行再贷款利率约束下，由市场供求调节商业银行贷款利
率的方向过渡。
四、重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市化问题
在农业和农村问题上，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同时，对农民的收入增长和非农化、
城市化问题要给予足够重视。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非农化
、城市化的进度放慢。乡镇企业是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增加
其收入的重要渠道，截至199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27．7％，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3亿，占目前全国城乡非农
就业总数的35．1％。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出现滑坡，要重获发展
机遇必须探索新路子。乡镇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发
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这些企业应打破地域限制，积极调整体制和
组织结构，提高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众多的小企业则
应依据各自的资源优势，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国家应配合发展
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对乡镇企业中的小企业予以更多的重视。
乡镇企业发展要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相互推动。一方面
使乡镇企业适度集中，形成积聚效益，改进环境质量，另一方面
通过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小城镇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农
村人口的就业机会。各地应因地制宜，注意总结行之有效的实践
经验，使小城镇成为城乡经济的新增长点。
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已成为与城市原有劳动力具有互补关
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经济回升、城市就业机会增加的情
况下，应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适当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跨
地区流动，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产业、提高收入的机会。
五、积极推进结构升级，培育一批新经济增长点
城镇居民住宅是现阶段潜力最大的新增长点，但目前存在着
若干棘手难题。在停止福利分房以后，要集中力量在住宅货币化
、公平分配、售后住宅上市交易、降低非生产性费用等问题上取
得突破。我国以往的改革经验表明，以增量带动存量问题的化解
，以货币化刺激市场需求带动新增长点的形成，是行之有效的办
法，房改中可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可考虑将用于住房的资金计入
个人工资，已分配住房按标准核定后多退（或增加付款）少补，
符合条件的售后住房尽快上市交易。由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
住宅能够上市交易（租赁或买卖）以形成现实的市场需求，是两
个关键性环节。房改中的公平分配是一个涉及重要利益关系、敏
感性很强的问题，应抓紧制定出有关当事人能够接受、操作性强
的方案。房改既已推开，就不宜拖延。几个难点问题解决得好，
住宅建设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在居民收入尚低、现实
意义不强的情况下，政策上对此保持低调是适宜的。近年来私人
购车上升很快，已成为轿车购买的主导力量。在轿车进入家庭问
题上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其使用范围和交通工具的分工问题，
例如在大城市的闹市区只能以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为主。可借鉴
的国际经验表明，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轿车发展可能带来的种
种问题并不足以构成其不发展的充分理由，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
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轿车工业将成为与
住宅业并列的支柱产业，大量的需求、投资、就业都与此关联。
因此，应顺应轿车进入家庭趋势加快的现实，在政策上予以积极
引导和鼓励。目前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对轿车发展考虑甚少（如
停车位置严重不足），税费征收、消费信贷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
题，对此应逐步加以解决。
通讯是近年来少有的高速增长行业。消费类通讯产品正在成
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应通过鼓励竞争、规范市场行为、支持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企业等，使这一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社区服务、教育、旅游、文化娱乐等行业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也很具发展潜力。应提高这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
水平，加强服务规范，并与扩大就业、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
相配合，推动其健康发展。
城市化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
力。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就业压力大、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缓慢都与此直接相关。从
国际经验和城市化的规律看，我国目前正进入一个城市化加速而
大城市发展速度更快的时期。以往我们采取的限制大城市发展政
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
经济日益交融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在政策上进行适度调整。不过
，在现有的城市框架内，拥挤、污染等已使其发展余地很小，必
须通过城市结构的提升来拓展发展空间。具体地说，即由目前的
城市结构逐步向市区轨道交通、近远郊及卫星城住宅、家庭轿车
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方向过渡。此举将为基础设施、住宅、轿车
等提供巨大的增长潜力。建议若干大城市先行试点，在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制定出规划，从市区轨道交通入手，分步实施，滚动发
展。
六、正确运用政府和市场力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可分三类进行。一类是传统产业，包括纺织、
煤炭、森工等行业，其特点是生产能力过剩严重，国有企业多，
历史包袱重。应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办法，淘汰部分过剩生产能
力，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引入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展开的纺织业压锭改造是一个积极的尝试。需要强调的
是，高科技不仅存在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中引入新技术也是高
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问题在于要有新技术引进、吸收的有效机
制。政府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传统产业的转产、过剩能力淘汰后的
补偿、退出人员的安置、新技术引进等方面。在国家产业政策体
系中，对传统产业的退出援助应给予特别重视。
第二类是近些年增长较快、市场份额上升、趋于成熟的产业
，如家电、汽车等行业。这类产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产过剩
问题，降价是近年来的主要竞争手段。应鼓励由价格竞争转向以
质量和服务竞争为主，并在正常竞争基础上促进生产集中，鼓励
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
，与之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应抓紧制定和完善反不正
当竞争、反倾销、反垄断等相关法规，为企业及其他当事者提供
行为规范，把理顺竞争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
第三类是尚处在起步或上升期、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如通
讯、电子、生物制药等行业。这类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对投资者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除少数尚处在幼稚期的行业外，通常并不需
要政府的特别扶持，但在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的鼓励和保护、人
才培养等方面，仍然需要政策支持。值得提出的是，近期知识经
济问题讲得较多，有其积极一面，但在有些地方也出现了脱离国
情盲目上项目的情况，对此应予关注和引导。
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也是当务之急。在生产过剩、竞争加剧
、企业分化的背景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着结构调整问题
。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改变过度重复建设、低效率竞争的状况，逐
步建立起更具合理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调整应在政府指导下，
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进行。对具有竞争实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优
势企业，应增加其优先上市机会，鼓励其利用自己的技术、管理
、市场营销、融资渠道、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收购、兼并及
其他形式的资产重组。重组既包括扩张，也包括“分立”或“减
肥”，目的是通过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利用，提高企业效率，而不
是简单地把规模“做大”。要认真总结东亚国家和我国一些企业
盲目扩张陷入困境的经验教训，鼓励企业正确处理主营业务发展
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着力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制定并
实施科学的企业经营战略。
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中，政府政策应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
为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社
会关系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更重要是其对就业、工业化、城市
化等全局性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问
题，主要不是数量多，而是与大企业生产相同产品，专业化分工
水平过低。这些企业的出路在于调整企业经营方向，把企业发展
的重点放在与大企业的协作配套上，放到适合小规模经营、同时
具有专业化分工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上，放到劳动密集、能够为消
费者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的第三产业上。在政策支持上，除了融资
问题外，可借鉴国际经验，开办一些由政府主办或受到政府资助
的、能对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管理、人才等专业服务的机构。
七、在加大防范金融风险力度的同时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
当前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都是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考虑到我国金融风
险隐患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涉及面宽，以及信心和信息在
金融风险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等因素，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宜采取
统筹考虑、分类处置、分解矛盾、逐步推进、以改革和创新带动
风险化解等办法。少数问题严重、短期内可能引发金融恐慌的，
可择机关闭机构，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有的可采取新旧两本账
，不良资产交由专门机构处置的办法。有的则可先行警告，限期
改正。
金融改革和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和
促进的。发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是缺少真正负责任的风险承
担者，缺少分散和转移风险的金融工具，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金融
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资金放出去收不回来是风险，拿到储蓄后
不放出去，无法产生收益也是风险。所以，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
，改进金融服务，提高金融业的经济效益，同样是当前的紧迫任
务。今年应在支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和
发展消费信贷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可考虑建立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基金，先试点，后完善，再推广。消费信贷是形成居民住
房、轿车等消费热点的重要因素，应在观念转变、金融服务等方
面有所促进，使其对刺激消费发挥作用。
❽ 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这话问得有深度啊……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
由于房价拉高了工资收入（由于房价太回高，工资低了就买不起答房，工作就没人肯做），所以，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成本飙升，订单都被人工费更便宜的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抢走了。
所以中国必须发展高端制造业，现在，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仅次于美国，就是为了发展高端制造业，生产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
如果这个趋势走向了成功，中国将迎来再一次飞跃。
如果这个趋势失败了，中国将迅速崩溃
❾ 我国经济发展简要轨道
改革和市场机制刺激了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9.4%,这种迅速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不仅使个人收入增加了,也极大地降低了贫困率,同时,中国经济大大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些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使市场价格及私人投资者在生产和贸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非国有企业正在推动增长,其作用还会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十分广泛的领域,占GDP一半以上,并占出口的绝大份额.非公有企业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远多于国有经济部门,并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及利润率.政府对国有企业进 了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但仍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需要改革;进行这一改革调整的政策已制定并推广.企业部门的表现还可以通过对经营体制框架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加强法制,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来加以改善.
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财政政策转向稳定的同时,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助于政府防止产品和资产市场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使货币政策更易适应国内的需要,并使市场力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决定银行利率.2005年7月宣布的汇率制度调整表明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金融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5年前的信贷政策导致了大量呆坏账的积累,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通过注资来消除历史负担的工作已近尾声,为此所付出的公共财政成本虽然不小,但看来仍在可控范围内.广泛的改革提高了银行作出基于市场的贷款决策能力.总的说来,这些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即使用新的,更可靠的不良贷款分类法来衡量,新的贷款质量也高多了.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需要继续关注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本结构,增加非国有股份.进一步消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改善资本配置,降低浪费储蓄的风险,并将系统风险降至最低.
稳固的公共财政有利于税制及财政支出改革.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对支出的控制使公共财政处于合理的状况.这样可以降低对不同企业和活动的歧视性税收,并同时保持低的边际税率.农村人口及城市外来人口的卫生和教育支出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全面调整.此类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需要辅以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如果新来者能享受公共服务,并且那些离开农村的人不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那么收入差距可望缩小.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能够高效而经济地减轻污染的政策.
评估及建议
经济增长快
经济改革开始仅25年来,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极快,过去20年里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5%,并很可能以此速度继续增长一段时间.这一产出的增长是过去50年里世界经济中最持续快速的经济转变.收入增加了,绝对贫困率大大降低了,以市场价格衡量的经济规模超过了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并且5年之内可能只有3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超过中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仍比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低,大部分地区已达到一些发达东亚国家一代人以前的收入水平,并以相似的增速迎头赶上.许多工业都已完全与世界供应链接轨,以目前的趋势,中国下个十年之初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增长的原因是,经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改善了企业效率.
经济政策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惊人的经济业绩是由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带来的,这些改变不断赋予市场力量以更大的权力.改革于20多年前始于农业,然后逐渐扩大到工业及大部分服务业,因此价格调控至2000年基本解除了.解除价格控制之时,政府引入了一部试验性的公司法,该法第一次允许私人拥有有限责任公司.政府还大力推行一系列竞争法,以统一国内市场,而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降低关税,废除国家出口贸易垄断及结束多重汇率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经济进一步自由的态势这十年还在继续,加入WTO使大部分法律法规得以规范,并有望进一步降低关税.此外,2004年还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强调非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及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任意没收.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某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金融服务业等的限制在2005年被废除.总的来看,这些可使非公有制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国有企业改革
政府也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主宰国家经济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许多国有企业被改造成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许多公司还在产生于9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上了市.自1998年以来,政府成功实施了放开小企业,改革大企业的政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量在接下来的5年里减少了一半多,就业合同也更灵活了, 2003年以前5年的时间里工业企业有1400多万人失业.这其间政府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将补偿富余工人的负担从企业转移到国家.最后,2003年,政府建立了一个机构,负责行使政府所有权并刺激这些企业的发展,这样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进一步合理化.
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迅速增长
改革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结构,这些资源来自于这个国家占GDP近一半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导致了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不过这只是一个大概估计,因为没有官方的资本存量资料,也没有不变价的支出法GDP构成的估算,这使经济趋势预测变得十分困难.一部分投资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资本占有额,因此2003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达到8.5%.投资还被用来促进城市化00鼓励部分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进入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由于农业劳动者生产率较低,这一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增长.
物质资本增长的同时,政府也制定政策提高年轻人的教育程度,为此政府制定了一个制度,让所有孩子接受9年义务教育,最近又提出要保证所有农村地区于2006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高等教育也经过了改革,2003年之前5年,高校学生数增加了3.5倍,其中以技术专业最为突出.这些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其中新加入的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几乎是即将退休者的3倍.最后,国家还制定政策使城市劳动力市场更加自由,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受过教育的员工收入得到提高.
非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确实,国家政策的改变形成了市场取向的经济,其中非国有经济起着一种关键性作用.精确计算非公有经济的规模是很困难的,但如以"既非国有也不是集体股东控股的企业"来定义,2003年非公有经济占非农产业增加值的57%.即使在更大的工业企业中,2003年非公有制企业生产了一半以上增加值,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还有进一步增加.总的说来,1998年至2003年期间,国家政策的逐渐演变使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非中国大陆控股企业产值增加了3倍;而国有部门的产值在这一期间只增加了70%多.
非公有制经济产值的增长也因为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对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更大的激励导致了他们使用较少的资本和劳动力来生产比国有企业高的产值.总的说来,工业中非公有制企业的总生产率据估计几乎是国有直接控股企业的两倍.非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率也极大地增长了,至2003年,获得15%的资产回报率.如此高的竞争力使2003年非公有制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四分之三,这些出口的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在2003年之前5年的出口增加了4倍,这是因为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获得了出口许可.总的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对实际收入及宏观经济活动有着良好的影响,使工业的多要素生产率在5年之内提高了近10%.2005年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许多过去严格禁止的领域后,多要素生产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增长前景更加光明
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这更有必要使私营经济的法律框架进一步现代化.政府正在准备修订三个领域的法律:破产法,公司法和实施关于财产权宪法修改的法律.破产法第二草案已通过立法机关,并被公认为符合最佳国际标准.该法将明确界定员工的确切资产权利,限制未付工资支出并把其它费用,如富余和重新安置费,交予社会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有保障的贷方才会乐意借钱给私营企业.一部新的公司法正被酝酿,该法的重点是减少组建有限及股份公司的障碍.有限公司持股人数的上限将予废除,在下限方面,将允许一个股东的公司.对这两种公司来说,组建公司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将予降低.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扩展私营企业.修改后的公司法将着重于提高公司的治理,特别是向挂牌及未挂牌的上市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更好的保护,并确定公司各机构的角色,如监事会和各部门经理的职责.此外,所提出的反垄断法将涵盖比目前范围更大的反竞争活动.最后,很快还将引入执行私有财产权宪法修改的法律.
在经济领域中更好地执法
然而,除了法律内容之外,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使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生效.现在正在使用一套有关知识产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2001年被修改过.在这一方面国家政策的重点已转移到如何执行这些法律上来.对知识产权给予足够的保护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挫伤地方公司的创造性,阻碍产品的开发.目前,在这一方面及其它方面,有时很难通过法院获得裁决,而有时执行裁决更难.这些困难不仅外国企业感到了,中国企业家也感到跨省发展十分困难,因为地方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违反商业机密,知识产权,合同执行案件中缺乏客观公正性.解决的办法得分几步,其一是将法院的部分财政来源转至中央;其二是提高法院的专业性(主要在破产及知识产权方面).
继续减少亏损国有企业的数量
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方法的改革提高了公司的效益,但是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巨大空间.在工业方面,国家控股公司的收益在2003年之前5年从5%上升到10%,然而收益增加的大部分只来自少数公司.国有企业中的35%以上收益并不为正,6分之1的公司股东权益为负.对于亏损的企业政府宣布了一个四年计划,用以进行其它的重大改革.在有的情况下,可以出售资产,但得遵照2005年春出台的规定,保证管理层收购的透明性.在此框架之下,资产估价需要考虑未来收益,作为对以资产购买价格为基础的估价方式的补充.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新的产权交易所,以保证国有资产达到有竞争力的价格.政府也可以考虑进一步向有改革经验的公司出售整套不良资产,以协助资产管理公司.对于资产回报率可与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相当的挂牌国有企业,政府已宣布将逐步取消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持股份不可转让的规定,这一举措可以使兼并收购更容易.
强劲增长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使得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得尤为重要00尤其是在价格方面.财政政策一直在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总的财政状况是稳固的,这有利于进行反周期调控:1998年当外部发展有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之势的时候,支出及赤字增加了;而2004年收入高于预算预测的时候,由于控制支出,赤字减少了.然而过去10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仍极大,几乎是美国的8倍,西欧的4倍.以GDP缩减指数测量的年通胀率由1996年的6%变为2002年的低度通货紧缩,而2003年及2004年又反弹, 2005年第一季度仍为5%,但由于食品类在消费者价格指数构成中占的比重大,此指数的增长于2005年初减慢了.
汇率应该更灵活
这些波动显示国内货币政策在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方面并不总是成功,对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使经济受美元有效汇率的波动而产生的通胀或通缩的刺激.在目前周期中,经常收支顺差及直接外商投资流入的增加导致必须以购买美元资产来稳定汇率.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及窗口指导等不增加利率的措施来限制银行贷款,中国政府对冲了这一流入的大部分.然而,由于2004年资金流入达到GDP的12.5%,并且,象其它国家一样,中央银行发行票据可能终究会对企业部门的投资组合平衡产生扰动影响,而增加利率上升的压力.尽管对资本流入有严格控制,但由于贸易流量的增加,资本账户还是很有可能越来越有渗透性,并对任何这样的利率增加反应更加激烈,以此增加对冲的压力.此外,靠窗口指导来限制银行贷款的方法有违国家有关加强利用市场手段以控制货币发展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政府已开始发展外汇及其衍生产品市场,以重新分配产生于汇率波动的风险.总之,允许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将使政府避免产品和资产市场进一步通货膨胀的风险,更好地使货币政策满足国内需求并更大限度地允许市场来决定银行利率.2005年7月对人民币进行的重新估价及汇率安排的相应变化,表明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银行业的重大改革正紧锣密鼓
政府在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方面有一个担忧,这就是银行系统的脆弱,由于银行向国外开放尚少,这种担忧可能被夸大了.银行体系正在进行重大改革.直到1995年,银行都十分重视按照国家政策决定银行贷款分配,累积了近4万亿元人民币的呆账,多为1999年以前那一时期的贷款结果.从那时起大范围的改革开始了.银行开始改进它们的贷款和风险管理业务,使其现代化,引入了更好的风险加权,不良贷款的分级制度也更现实了,外商投资者可以收购12个二级股份制银行的股份.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是成功的,因为从2000年以来银行的新贷款看来质量好得多.在进行银行业基础设施的改革中,政府开始对主要银行进行注资,并准备将它们上市.两个大银行在建立合理的银行体系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三个银行也已开始.
但这一系统需要更大的改革
银行系统的其余部分仍需改革,最好是加强银行业的市场化.近30%的银行需要进行注资,农村信用合作社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有许多小机构有很大的问题.一些试点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合作社被转为商业银行.因处置银行以往不良贷款的公司只收回了货款面值的20%,这样政府就得为它们再提供资金.考虑到这一点,银行注资最终所需的财政拨款虽然大,却是可承受的.但注资只是改善银行系统的第一步,还需要有更好的治理方法.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一条可行之路是更多地引入非国有股份,目前只有一两个银行不是国家控股,同时限制工业和商业集团的参与.至于主要银行,政策应着重于提高治理,特别是在高层管理职位上引入透明的用人机制.由于转向民营,改变管理方式等需要时日,银行监管机构在保证银行具有足够的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本市场仍需开发
扩大金融市场是提高资本配置的另一个关键,目前,这些市场的作用有限,这使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业的程度比OECD国家大.股票市场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因为2004年可自由交易的股票的市价只占GDP的9%.此外,几乎所有上市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未偿付公司债券在2003年相当于GDP的1%以下,股票市场不能起到控制市场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发行的股票契约权有限,这在理论上限制了它们的转让.政府正逐步放开市场,放松对上市公司出售国有股的限制,与此同时,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更加市场化了,但有关哪个公司上市的最终决定权还在国务院.也许可以考虑一个更灵活的办法,保证发行符合标准,信息透露足够.在公司债券市场方面,新发行仍由行政方式决定,需符合产业政策标准,对此也可考虑一个更中立的办法.这样的改革能允许发展中的私营经济有更多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并提高市场的效率,有助于避免银行不良贷款所造成的巨大的存款浪费.此外,增加金融收益将有利于那些用于养老的储蓄.
需要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以避免将来的财政负担
在将来20年内人口将迅速老化,资本市场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自1997年全国改革以来,只覆盖14%劳动人口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提供基础养老金,第二部分提供与缴费额成比例的养老金,由银行存款利率进行重新估价.第二部分可最终变为一种做实的个人账户制,余额投资于资本市场工具,产生比银行存款高的收益.这方面的一个试点改革已在一些省开始进行.目前,所有缴费都需要用于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没有剩余,因此试点项目要求政府进行拨款以满足这一过渡产生的费用,而将这些试验一般化很可能需要降低将来的退休金支出以支付这些费用从而避免财政赤字,这需要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并有所提高,逐步废除提前退休制,并使制度第二部分中的养老金支付与退休时的预期寿命一致.此外,政府原则上决定使用出售国有企业权益的一部分收入来创立一个基金,以缓解退休金的支付.由于国有资产为GDP的80%,此政策能极大提高资金筹集.从长期来看,应考虑将退休金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因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传统的养老体制会有一定的局限.
但其它方面公共财政状况良好
公共财政状况良好.始于1994年的公共财政改革导致政府收入有了巨大增长,其中大部分来自间接税而非所得税.公共财政的管理和透明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改革为90年代上半期因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产生的危机之后恢复公共支出打下了良好基础.在1994年至2000年之间,公共支出提高了近GDP的7个百分点,但仍比经合组织加权平均值低整整13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支出和贷款利息的支付低而导致的.确实,除了这两方面,公共支出吸收了与经合组织国家相近的GDP份额.后来,收入的快速增长及严格控制支出使总预算赤字降低至GDP的1%以下,国债余额稳定在GDP的23%左右.
正在酝酿一些税制方面的改革
如果政府收入继续沿着过去几年的道路蓬勃发展,可考虑进行一系列改革,以达到降低扭曲的目的.政府已考虑到对国内和国外公司采取同一公司所得税率,目前实行的33%的基础所得税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外企所得税率(15%)在世界上属最低之列.应为中国的公司设立有竞争力的统一税率,以鼓励国内资本的形成,即接近目前外资企业支付的税率.与此同时,支付国内股东的股息可免除再征税,这样便使风险资本的税率更接近对于国债利息收入所征收的所得税率.政府正在一些省份增值税转型试点,如果这一改革得到推广,可极大地消除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征税歧视.同时,增值税的范围可扩大至所有服务,并相应地对营业税进行改革.
如此一来,需要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
从中期来看,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应加以改革.在这方面,税制一向很简单,税收抵扣很少,对资本的收入只有一个税率.目前,很少有人的收入高到需要支付45%的最高边际税率,平均边际税率很低.但由于收入迅速增长,如果免税额和起征点仍不根据薪水或价格进行指数化,这一状况便可能发生改变,就象1980年以来那样,政府已经表示要继续支持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措施是降低边际收入所得税率的上限,这一举措在税收中所占成本不高,但能使中国象其它一些转轨国家一样认识到,低税率鼓励人们申报收入,并提高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同时,将起征点提高到某一限度,低于此限度便不缴所得税的做法有利于保证公平.
同时进行一些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
过去10年在公共支出方面有了极大的恢复,尤其是投资方面.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较低,并偏向拥有小康生活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总的政府资本性支出,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资本转移,以国民经济核算计,达到GDP的9%以上,建立了高速公路等体系.然而,有迹象表明有些投资形成了浪费,因此需要对支出结构进行重新调整.虽然政府已开始增加卫生和教育支出,但仍需增加,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因为那里的支出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为达到这一目的,需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进行再一次全面清理.90年代中期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这缓解了全国公共支出的不平衡.然而,卫生和教育支出由基层政府承担,但因它们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只能依赖于财政转移,而这些财政转移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有极大不同.应注意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符合它们的支出任务,并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设计一个促进公平的体制.
必须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减少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差距,但还需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市场.1999年以来实施了一些政策增加最贫困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支出,目的在于为更快的发展创造条件,在一些农村地区还实施了降低税赋和减少非法收费的政策,以刺激收入的增长.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或至少省级的劳动市场,可协助这些计划的完成.目前,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要永久搬迁居住地还很难,即使是临时搬迁也要求许多许可证.许多地方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卫生,外来人员或者享受不到,或者只能在一些苛刻的条件下享受.此外,如果一个农民永久移到城市,他的农村承包土地也被无偿收回.政府一直在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将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并能加快城市化进程
人口流动将加快城市化进程,当然这需要认真管理.目前,中国的城市比其它国家的规模更均衡,大城市更易大大提高生产率.最近的政府报告也强调了建立三个主要城市群以及在沿海地区和主要河流地区建立一系列城市带的好处.然而,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政策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和乡镇政府占用了大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导致中央政府在目前的上升周期中努力减少过度开发.过去10年的民营化,出现了住房市场,城市自有住房比率接近70%.不过,商业和住宅的土地使用期短,(分别为40和70年),可能为有效地改善土地利用造成一定的障碍,因为土地在租用期结束时归于国家.2003年,新的法律给了农民30年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但该法还未完全实施.此外,当家庭规模改变的时候承包的土地可能被重新分配.租用期加长可提高合理使用土地的激励机制.
总之,城乡收入的较大差距表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继续.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城市化的继续将有利于增长,并减少差距,但管理这一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同时在几方面进行改革:减少人口流动的障碍;改革土地法以使城市化进程更快;改变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尤其是省内)以保证给新的城市化人口以足够的卫生和教育支出;适当激励城市政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进行资源配置.
为达到这一点,完全可以保证环境不受污染
城市化及经济活动的加强是在高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家政策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成功的,但即使如此,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5个在中国.在第9及第10个5年计划期间的投资提高了对污染的控制.硫的排放量在1993年到2003年间只增加了5%,而同一时期GDP翻了一倍多.最近的经济周期中排放量的增加表明,要保证环保措施及能源政策在大大降低污染方面切实有效,是个巨大的挑战.2003年的新法律强调使用经济手段,大幅度提高对废气废水排放的罚款.但只有少数老电站有去污设备,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仍很高.空气污染目前所造成的福利代价估计为GDP的3%至8%,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的关键是地方环保局要有效地执法,并保证主要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受到严格监督控制.
总的说来,正在实施一个合理的发展战略
过去20年里经济政策的极大演变导致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收入每8年翻一番,这一点表现在贫困率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据核算,1980年至2000年期间全世界一半以上绝对贫困的减少发生在中国.另一方面,主要沿海城市的平均收入与其它东亚国家一代人以前的发展情况接近.经济面临着许多挑战,最重要的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但经济政策的继续演变,尤其在资本配置,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及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框架等方面,将保证这一发展态势继续进行.
❿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什么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回义现代化答国家。战略重点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