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经济政策影响

㈠ 春秋时代前期西周大篆的影响是什么

春秋时代前期，各国的书法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沿用西周大篆的阶段，这回是西答周传统书法进一步衰微，而新的书体正在酝酿产生的过渡阶段。打破沉寂、予人全新感受的书体式样首先在楚国出现，随后这种新的书体蔚成风尚，在楚系广阔的范围内流行开来，并且由南向北影响到中原的晋系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齐系。

㈡ 相比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相对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礼乐崩坏，不再以周天子为政治中心，诸侯各自为政，合纵连横，各自铸造钱币，战争不断，秦朝商鞅变法，周天子成为傀儡。

㈢ 分封制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各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时期，分封制巩固周朝统治，扩大周朝疆域，奴隶社会走向强盛。春秋时期，诸侯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各诸侯国相互间争夺和混战，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争霸。

㈣ 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与雅典的公民对国家的管理有什么异同

同：国人和公民都属于统治阶层，都能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回对国家兴衰有决定性作用答。
异：雅典公民分享政治权力的依据是城邦男性成年公民(“成年男性公民”是指父母祖籍均属本城邦，拥有一定财产，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没有一定财产，不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雅典本地人成年男性仍不算公民。)，依据城邦制度参与政治活动；具有直接民主的特点。国人以血缘宗族成员的身份参与政治，不具备民主权利.“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

㈤ 从西周到春秋的问题

因为分封制的，所以诸侯割据，思想活跃，是个有些混乱却真实的纷争年代，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是个伟大的却可能是个有些悲哀的时代

㈥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和生产关系情况。

西周时期还是奴隶时期，生产工具使用的还是青铜工具，不耐用而且不容易制造。回人力耕种。生产关系是答奴隶主强迫奴隶和平民进行劳动。春秋时期发明了铁农具和牛耕，大大增加生产力，空余的空地被开发出来，但没有推广。奴隶社会慢慢瓦解，有了农民和地主的雏形。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承认土地私有，削弱贵族权力和地位，开始出现封建社会的对立阶级地主和农民，推广了铁农具和牛耕

㈦ 简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音乐文化有哪些成就

春秋时期——宫廷音乐家
据载，我国古代的宫廷音乐，素来以硕大的规模和和宏伟的气魄著称于世。春秋时期，王室独占音乐文化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各国乐师适应各诸侯国统治者的享乐需要，开拓出一个较之前代更大发展、范围更加广阔的音乐天地。
春秋时期的宫廷音乐家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他们的名字前面都冠以“师”的称呼，如师旷、师涓等为的是表明他们在当时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二，乐师们往往是双目失明的瞎子。因为盲人有较强的音乐记忆能力。
1。师旷 晋国著名的音乐家（公元前572--532年）师旷善于用琴声描绘飞鹤的翱翔、鸣叫，以及舒翼而舞的优美姿态，还能表现大自然中的风雨声和雷电声等震撼人心的种种音响。他演奏的琴曲名为“清商”、清"清角”他有非凡的音乐才能和高超的演奏技巧。
师旷的听觉比晋国铸锺乐工要灵敏的多，他是一位重于艺术、敢于直谏的音乐家，他还弹的一手好琴，具有相当精湛的技艺。

典故：《史记·十过》中记载着 “师旷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和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则败。”平公不信，遂要闻之。师旷不得已奏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二奏之，大风致而雨随之，飞廊檐，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2.师涓 卫国乐师师涓（公元前534-492年）也以善弹琴而著称，并善于搜集和弹奏民间乐曲。《史记·乐书》中记载了师涓随卫灵公出访晋国的事迹：“卫灵公将之晋，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招师涓命其为我听之而写之。师涓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异日后，师涓见晋平公，灵公便要闻新声，平公既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一曲未终，师旷便按住琴不让再弹，说这是亡国之音，听不得。平公问何道理，师旷说此乃商纣王时乐师延所做的“靡靡之乐”。这故事说明卫国的商民族聚居之地其民间音乐的丰富和师涓的音乐悟性及对民间弹奏乐曲的广泛搜集。
3·师文 郑国一位杰出的大师曾从师与师襄，师襄夸奖他说师旷的《清角》，邹衍的吹律都不及师文。《吕氏春秋·审分览》载，师文二十五弦琴时，整天弹的如痴如醉，甚至拜倒在琴的面前喃喃自语：我效于子效于不穷也。”说明师文有极其丰富的音乐内心世界。他是郑国宫廷音乐乐师的优秀代表人物。师文学习音乐的态度非常严肃，据说他学琴三年不成，老师误认为他笨拙，让他回家。师文去讲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话，他说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内不得于心，外不应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这便亦是成语“得心应手”的由来，他成为我国古代音乐演奏的一项重要美学原则。
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思想领域的大开放,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呈现出绚烂多姿的景象,音乐理论空前活跃。音乐美学方面,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庄周重艺术、重精神。他们的见解,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当代对这一时期音乐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墨、道、儒三家的论争方面,而美学思想又是这一论争的焦点。

墨家主张“非乐”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认为音乐既浪费钱财,又不能解除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之“三患”,只能误国误民,因此应予以取缔。墨翟认为音乐——“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他认为“农夫”、“妇人”听了音乐,一定会妨碍农事和纺织;“士”听了音乐,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音乐,一定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其结果必然“国家乱而社稷危”。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说,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毕竟纯属空想,完全行不通。他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完全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反对音乐的进步和发展,也不切实际。因此,在社会上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在秦统一六国以后,这个学派就销声匿迹了。

道家提倡“大音稀声”

道家和墨家一样,都反对音乐、否定音乐,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提倡自然,否定一切人为音乐。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老子》一书中得到了阐释。《老子》全书共八十一章,涉及音乐的论述只有四处,分别是“音声相和”、“五音令人耳聋”、“乐与饵,过客止”、“大音希声”。其中“大音希声”一语,可以看作是《老子》整个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直接影响了其后庄子等人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老子》道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加以分析总结,可发现《老子》把音乐分为两类:一类是道的音乐,即无为的自然的音乐;另一类是世俗的音乐,即人为的非自然的音乐。道的音乐符合道的特征,它是一切人为音乐之本,无所不在,无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无声的,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人为的音乐则是动听的,因此它会令“过客止”,但这种有声之乐的美是世俗的、暂时的,会“令人耳聋”,所以不宜提倡。对于圣人来说,治理人民时,要“为腹不为目”,所以,要取消耳目的享受,要废除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化,如此才能天下大治,而达到《老子》所希求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道家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对音乐和美均持否定态度,实际恰恰相反,它比任何学派更重视音乐——作为艺术存在的音乐;更重视美——高于形式美的内在的、精神的美。换句话说,它强调的正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规律,即审美规律。而这一点恰好是其他学派所没有注意到的。

儒家以“善”、“和”为美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一。之后,孔子的弟子公孙尼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著《乐记》里。公孙尼反对当时有些人把音乐单纯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物的看法,也反对那种否认音乐存在的观点。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其次,作者还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公孙尼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淫乐”。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不过,“儒家一开始就把音乐看作“修心养性”的工具,没有独立艺术的观念,一切都要道德化,这样的音乐可以使听者变成圣人,也可以使听者变成禽兽,在儒家看来,对音乐的发展要加以控制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思想的这场论争,儒家学派对音乐的见解最为积极。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总之,春秋战国儒、道两家已经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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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春秋战国和西周相比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1、社会经济方面，铁制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水利事业的发展、技术上的进步和产量上的提高等等，都大大增加了农民对私田的兴趣，所以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剥削的方式，开始向征收实物税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比西周时期有了更大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上升，进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私营工商业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济的发展使各地区的联系加强，不平衡性减少，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2、社会结构方面，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以等级分封制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大型的复杂社会，要求建立更加严密的管理体制。

同时，兼并战争也使得形势更加严峻，要求改变卿大夫专权的局面，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在列强中立足，就要进行变法改革，不然就无法改变被淘汰的命运，这也为统一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3、文化知识方面，文化知识不再为贵族阶层所垄断而流向了民间，社会开始出现新兴的士人阶层，他们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其活跃的社会行为促进了文化学术领域的繁荣，最终出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这个时期还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8)西周春秋经济政策影响扩展阅读：

春秋约300年的历史，上承西周历史的发展，下启战国大变动局面的先河，在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新现象。

而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特征，就是继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以后，几大强国之间进一步展开规模更大、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经过长期混战，西方的秦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建立起了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从而结束了春秋以来的分裂局面。

㈨ 夏商西周春秋的文化成就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文化起于何时?目前史学家尚无定论。《周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 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无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周易大传》作者的远古文化起源论。司马迁作《史记》，“自黄帝始”。汉代以后，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很多。“五四”运动以后，20年代至30年代，国内出现了疑古思潮，对于传说的三皇五帝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都是神话人物，实际并无其人，甚至也否认了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的历史总算肯定下来了。夏代仍在怀疑之列。但是近几十年的才古发现，证明中国确有很长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缩短了，而是伸长了。夏代的真实性已逐渐肯定下来。我认为伏羲、神农、黄帝虽然是传说人物，也未必全无事实根据。伏羲指畜牧时代的代表人物，神农指农耕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指发明了宫室衣裳的时代的代表人物。尧舜禹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诸家学者共同承认的，未必出于人们的臆造。近来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者认为尧舜本是神话人物，后来转化而为历史人物，是神的人化。我则认为，从先秦诸子的记述来看，尧舜禹本来是历中人物，后来《山海经》等把舜禹转化为神，无宁是人的神化。汉代纬书也曾经将孔子神化，幸而《论语》、《左传》、《史记》都保存了关于孔子的记载，孔子还是被还原为人。我认为，在殷周以前，中华民族(当时称为华夏族)已有长久的历史，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商代宗教和艺术已相当发展，保存至今的商代青铜器的精美，至今犹今人赞叹。商代的甲骨文表明当时文字已很繁富。《尚书·周书·多士》记述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表明商代已有典籍，但都失传了。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孔子已叹夏商之 礼“文献不足”，今日更难考其详情了。甲骨文提供了商代史迹的一些证据，但仍然是不完备的。

《尚书》的《洪范》篇，传本列在《周书》，《左传》记述春秋时期士大夫的对话，其中引用《洪范》中的文句，却称为《商书》。20年代有人怀疑《洪范》是战国的作品，但《左传》中记述春秋时卿大夫已引用《洪范》的文句，足证在春秋时《洪范》已是公认的典籍，不是后人依托。(郭沫若先生认为《洪范》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更是主观 臆断。)《洪范》是中国上古时代第一篇有系统的理论文章。《洪范》提出五行、五事 之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五行是关于自然事物的类别；五事是关于人的认识的初步分析。

《周易》古经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周易·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周易》引述了一些周初的故事而没有引述其后的故事来推测，《周易》应是西周初年编成的。(有人认为《周易》出于战国 ，也是无据之说。)《周易》提出了六十四卦的完整体系，含有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Z Z 孔子赞美周代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2)从《尚书·周书》的记载来看，周公旦确是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对于以后儒家有深远的影响。要之，殷周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时期。

西周末年，伯阳父提出“天地之气”的观念，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 (近人或谓仁阳父与史伯是一个人，但尚无确据)，表明西周末年哲学思想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孔子是中国文经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巨人。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到现在已二千 五百多年。孔子以前的中国历史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韩非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3)表明春秋战国以前，华夏族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孔子的伟 大贡献是兴办民间教育，把“学在官府”的文化传授给一般平民，从而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孔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而提出了自己的一贯之道，这一贯之道即是 “仁”，仁的主要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求立达，也协助别人立达，即肯定自己，也承认别人。孔子以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总结了自古以来的生活经验，提出了最高的道德原则，而对自古以来的原始宗教不感兴趣。他宣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4)他不谈死的问题，不谈鬼神。这种“务 民义远鬼神”的思想态度，对于尔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的是老子。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老子》。《老子》提出了中国第一个本体论学说。以往人们都认为天地是最根本的，《老子》认为天地不是最根本的，还有比天地更根本的，即是“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原。所谓道就是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吕氏春秋·当染》有“孔子学于老聃”的记载，《礼记· 曾子问》叙述了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但《老子》书有批评礼的文句，因此后来有人提出了《老子》的作者是否老聃的疑问(这个疑问是北魏崔浩首先提出的)。30年代以来，许多史学家将《老子》一书列为战国时期的著作。但是，《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于 “以德报怨”的批评，而“以德报怨”之说见于《老子》书中。从《老子》全文看，有少数文句确定是出于战国(如“绝仁弃义”之类)，大多文句亦无必然出于战国的明证。因此，近年多数史学家仍然肯定孔老同时的旧说。孔子与老子是春秋末期两个思想家，双峰并峙，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洪流。孔子是中国伦理学说的最大宗师，老子是中国自然哲学的最大宗师。

㈩ 西周、春秋、战国社会经济

西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一切土地归国王所有，努力被迫在田上耕种；社会政治上专实行法制和分封属制。宗法制的最大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分封制，通过分封形成森严的统治等级。夏、商、周（西周）三代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春秋时，铁农具开始出现；战国时，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促使土地所有制有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除税亩”，以及后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春秋时，楚相孙权傲修芍陂；战国时秦国蜀太守李冰修都江堰，水工郑国修郑国堰。春秋战国时，冶铸业有划时代的发展，创造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考工记》是战国的手工艺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