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① 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因素称为自然因素是什么社会经济因素有是什么

1、自然原因：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地形上东部以平原为主，有漫长的海岸版线，西部以山地为主，西部地区权大多为高原、荒漠，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在经济的全球组织中处于边缘腹地的地位，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比中东部地区低得多。

2、社会经济原因：

历史上，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良好的自然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东部地区便利的交通为其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为东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良好的基础使东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西部地区尽管人口密度比中东部低很多，但西部地区人口对环境的相对压力已经大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生理密度已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经济密度不仅高于中部地区，而且高于东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出的幅度达50%以上。

② 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这种人口因素变化将对哪些企业有影响这些企业应如何面对变化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赡养比以及总的赡养费用的上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等等，这一切都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导致社会总的青壮年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匮乏和劳动力老龄化，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带来大量的老年人队伍，为了给老年人稳定的晚年生活，政府必须将大量的财政收入应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服务，严重的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减少了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从西方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最终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金越多，国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建设投入，刺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国家将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减少了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三是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储蓄和税收的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为储蓄和消费两部分，这两部分此消彼长。储蓄是投资的基础，只有储蓄部分增加，居民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刺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不利于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增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增加，老年的劳动能力有限，可支配收入减少，用于储蓄的资金会随之减少；同时因为生理原因，老年的疾病增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需要动用过去储蓄的资金用于消费，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增加，但在生产劳动领域的纳税人的比例减少，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政府只能提高税收比例。这一方面会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还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任何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再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年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国家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及相关消费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老年产业成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当前我国老年人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万亿元，充分利用好这部分市场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内需的增加，有效的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二是老年人形成经验丰富的劳动队伍。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远不如老年人，但老年人有年轻人所不具备的工作经验以及熟练的工作技能；同时，老年人的经济负担比年轻人要小很多，大多说老年劳动者被退休返聘到工作岗位之后，更加专注于对单位和社会的贡献，专心工作，创造出比年轻人更多的效益。三是老年人能让年轻人更加专注于工作。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竞争激烈，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巨大，还要为抚养小孩以及家庭管理分散大量的精力。更多健康老年人的存在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老年人可以用丰富的人生阅历教导年轻人专注于本职工作过，减轻社会竞争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可以帮助年轻人抚养小孩和一部分家庭管理工作，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增加年轻人的工作效率。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采取的有效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和沉重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只有解决困难、抓住机遇，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合理保持人口增长速度，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所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过快，各项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我国已经步入了“未富先老”的社会阶段，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困难。要控制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必须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速度，改变过去过于简单的计划生育政策，制度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保持一定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基数，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二）加强老年人市场的开发
老年人口的增加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老年人消费市场，国家在增加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的同时要加强老年消费市场的开发，满足老年人各方面的消费需求，通过老年人的消费来拉动我国的内需，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三）加强老年人人力资源的开发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社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发挥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财富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可以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实现老年人的人生价值，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要想发挥老年人的经验和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需要国家加强对老年人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充分保证老年人的权益的同时促使老年人继续给社会作出贡献。同时，还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在老年人自愿以及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时间。
（四）健全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老年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社会对老年人应尽的责任。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的保证老年的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要快于城镇地区，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比较缺失，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五）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导产业，大量而又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的最主要竞争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劳动人员的工资报酬不断增加，近几年沿海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的问题，给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③ 影响人口状况的社会因素有哪些

主要是经济和文化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④ 简述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未来十五年的人口目标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其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确定的发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提高出生人口质量。重点发展生育监测、生殖健康等关键技术，开发系列生殖医药、器械和保健产品，为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出生缺陷率低于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个发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以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学科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

纲要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强有力支撑。为此，该纲要还将“安全避孕节育与出生缺陷防治”、“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等，确定为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发展的优先主题。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出生率为12.40‰；死亡人口849万人，死亡率为6.51‰；自然增长率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二
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把经济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给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价值取向由传统的比较一致性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占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消失后，价值分化会导致那些曾经占过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同当今的经济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是，无论价值上是冲突还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为上来判断，由于中国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具有价值评价标准上的两重性特征，进而导致中国人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可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倾向和价值一致时表现出行动上的不一致倾向。
三
光环效应又称晕轮效应，它是一种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这种爱屋及乌的强烈知觉的品质或特点，就像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人们就形象地称这一心理效应为光环效应。和光环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的某一品质，或对物品的某一特性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一物品的其他特性的评价偏低。

⑤ 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因素有哪些

一、人类发展的内容和含义

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上面，相关的政策建议也都在寻找那些能够提高资本积累的因素。即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诸如教育、培训和健康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观察，而忽视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而在实践中显得苍白。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实现又好又快。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直接关注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至越来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道路，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最初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人口工作座谈会，被提高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层次，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此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开创了政府以人为本，以人口发展的可持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有实践。

从观察人口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角度，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出该组织看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该报告把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时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构成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构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传统上单纯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要更为全面(图1)。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个成就不仅是控制了人口数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诸种要素方面的改善，帮助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即无论是从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几个角度，都反映了人口发展的成就。图2显示了中国在过去3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位始终优于人均GDP的排位，标志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就。下面，我们分别从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要素的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把人口发展纳入了经济发展的视野，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丰富了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共同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3)。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
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
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直接贡献。

三、人口素质：数量与质量的替代

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的技能。人力资本之所以被言之为“资本”，是因为要获得这种资本同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共性；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为它和所投资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分离，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在。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先由舒尔茨(T.W.S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刚提出人力资本的时候，这一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触。但随着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阐述越来越清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4中看出其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有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体现，而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恰恰体现了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文发展更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和途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被认为是摆脱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联合国提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涉及人文发展的指标占有5项。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这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功不可没。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

对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图5所示，通过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为24%，与劳动数量投入的贡献份额相当。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

四、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

“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例和增长率，从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变化，人口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是伴随着老龄化以及一个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的，是与人口老龄化以后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第二，由于出生时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老龄然而身体健康，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这里所能看到的是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的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次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其次，取得这个人口红利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压力还较大的年份，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岁左右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就业，一些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就可能自愿或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结果。，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60岁以上。在中国，50~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0%。也就是说，如果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1
岁的话，劳动力资源便被大大浪费了。过去我们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地是从指标分母的角度观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因为相对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比例下降，还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长寿。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转变达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图
6)，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提高，增加对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性，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中国经过30年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人口观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对人的投资，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⑥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

本题考查：
人口迁移的因素。
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因素、战争、宗教、社会变革、国家政策、生态环境变化、个人动机和需求等。矿产资源属于自然生态因素。
政治变革和战争属于政治因素。交通和通信属于社会经济因素。

⑦ 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因素称为自然因素是什么社会经济因素有是什么

（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同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如藏族等世代生息的青藏高原，高寒的气候，贫瘠的土壤等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迟缓，人口增殖也就缓慢，从而形成我国人口分布最稀疏的地区。面积广大、尚未开发的藏北高原，更是地旷人稀甚至荒无人烟。西北地处干旱内陆，草原面积广大，农业以灌溉为主，水文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因而其人口的分布明显与水资源分布相关。广大荒漠地带，人迹罕至，而河水流经地区及地下水丰富的地带，则往往形成人口稠密区，如宁夏银川平原及内蒙古河套平原，均得益于黄河水灌溉之利而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成为塞上明珠；又如新疆阿克苏地区93%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占总面积6% 的绿洲地带，人口密度为175人／平方公里；吐鲁番盆吐地中的绿洲上， 人口密度高达376人／平方公里，而绿洲以外不足一人或为无人区。 西南地区虽然大部分地方地形崎岖，石山裸露，但由于气候条件有利，在一些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形成许多农业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
（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布局特点的影响
这是影响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起作用。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造成经济 结构的地域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
（三）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
人口的地域分布都不同程度地显示着历史的继承性，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布局的改变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其变化又表现出较大的惰性。
越是历史悠久的地区，这种烙印就越深刻，在中原汉族地区，人口增殖的时间长，密度也较高；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多数地区，因开发历史较短，人口增殖时间短，迁移人口数量有限，人口分布一般较稀疏。

⑧ 人口因素如何影响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和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连续27年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突破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各种制约，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为什么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贡献比率为1/3-1/2。对欧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期间增长的分析，平均起来，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较早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在滞后大约20年后，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估计，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 三、今后这些增长因素还存在吗 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享受人口红利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同时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观察2002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42.9，台湾省25.4，香港特别行政区27.3，新加坡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仅为美国的1.9%左右。但是，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四、未来持续增长靠什么 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逐渐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依赖于很多方面。 （一）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增长源泉。人均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或干预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长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更多的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具有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种情况意味着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养老挑战。针对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尽可能延长人口红利。 （四）清除制度障碍，保持劳动力源泉。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

⑨ 谁能简述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人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者，也正是人们的消费构成了社会的最终需求。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变迁的双重视角观察，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有很多争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梳理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脉络，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

1、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认识基本上是消极的，人口增长“危害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强调所谓的“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很强的负面效果。

2、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开始对悲观的“危害论”提出异议。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更加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物质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3、15年之后的观点已有明显的差异。在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美国科学院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指出：一是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二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

三是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四是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得到暴露。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人口增长“利弊论”的基本思想。

(9)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扩展阅读

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和对经济增长、结构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中国的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等问题，都源自妇女的生育率下降。

目前，按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妇女生育率是平均一个妇女生1.6个小孩。差不多是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两个，平均为1.6个左右。

人口学家研究的结论是，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人口长期稳定。我们的生育率远低于2.1。如果这个1.6的生育率保持不变，以后总人口必然就会下降，并出现人口加速老化。

二、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结构和改革的影响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看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做了许多研究，基本共识是人口老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从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是人口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再看看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用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两种情景进行模拟。

基准情景是今后10年内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 第二种情景是今后10年内人口结构按我们的预测发生变化。比较这两种情景下的中国的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就知道经济结构是如何变化的。

三、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制造业的影响

劳动密集型行业会萎缩。前面讲的是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影响，下面从比较量化的角度讲讲人口因素对一些主要行业的影响。

从劳动年龄人口分布来看， 如果从20岁到59岁之间的人群作为劳动人口的定义， 则2011年劳动人口已经见顶，今后38年内劳动年龄的人口估计将减少约两亿。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很高的工资增长率。

四、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我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测显示，今后38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总数会增长160%左右，差不多3个亿的人。对行业分析师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搞清楚未来中国的老人需要什么、消费什么。

日本的许多详尽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老人对各种产品的人均消费和普通人人均消费有什么区别。首先，老人吃营养品的人均消费远大于全国人均水平；

其次是修理服务，老人可能爬梯子爬不上去，需要请人来修理房子；还有老人吃鱼和紫菜比普通人多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信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上面提到的产品或产业会增长比较快。

⑩ 人口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对吗

错误。

人口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人口因素不能决定社会制度回的性答质；人口生产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口生产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生产的社会形式受生产方式制约。

人口因素构成人类社会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总和。包括人口数量、质量、人口的构成、人口的发展、人口分布和迁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范畴。

人口因素也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影响和制约的作用，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不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

(10)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扩展阅读：

自然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总是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实现的。因此，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构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通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口迁入率较高，经济落后的地区迁出率高。

人口迁移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人口迁移的距离和规模与交通工具的发展与布局有很大关系。

海洋使新旧大陆处于隔绝状态，现代运输工具的发展则使海洋成为交通运输和联系新旧大陆的通道，也导致人口迁移的距离和规模增大。新交通线的开辟，常常伴有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