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请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我国的对外开放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尊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和传统，适应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避免单纯研究生产关系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两种极端，而应当是研究一定制度背景下的经济运行，它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或制度和生产力或资源配置两个方面，而且应当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Ⅱ 求：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当今经济现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形成科学性与逻辑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方向。
一、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种模式
按照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来源，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
多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经济研究的着作和书信等材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内容庞大的宏伟体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五篇计划”和1858年提出的“六册计划”。而已经出版发行的《资本论》四册仅仅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小部分，“六册计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绪论”(商品和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六册构成。
汤在新教授认为应从“六册计划”出发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开始经济学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或者财富增长。其次，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科学的叙述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
杨国昌教授则以“六册结构”和《资本论》为逻辑起点，从导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商品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一般原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六大块构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仍是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蓝本构建的(周冰，2004)，并以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模式。传统模式按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分别形成理论体系，另一种形式则是试图将社会主义部分与资本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第一种形式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基础，一般秉承《资本论》的体系框架，再加入垄断资本主义部分和经济全球化等内容，就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苏联范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传统”的潮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遵循《资本论》的体系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突破“苏联模式”的理论体系，如许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谷书常教授197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北方本)、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等。这些教材都以其权威性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书堂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1989、2000)，蒋学模教授的《高级政治经济学》(2001)等都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不断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总论(2001年4月)和社会主义本体论(2001年10月)堪称严格遵循传统模式的典范。他以社会主义劳动为起点范畴，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总论部分)、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等，并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和主要范畴，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利益、政府等范畴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本体论分析，并最终形成了到目前为止少有的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隐含假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的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为前提，在本质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涉及到的范畴的研究析析较为深入。但该理论体系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现实感不足。
谷书堂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和“北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重视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成果，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制度作为分析前提，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和发展。这理论体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有益探索和创新，其现实性不言而喻，但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如何解决研究对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线的二元性(即“三过程”与“四环节”)(周冰，2004)将是这一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大考验。
传统模式的第二种形式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的创新模式，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逄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过程论”，首创“五过程体系”，除了导论、尾论之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及国际经济过程。构筑这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渊源是“六册结构”和《资本论》的逻辑框架，遵循从“一般范畴”到“特殊范畴”，从“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的原则，组织起了反映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体系。
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力图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分为两部分、内在逻辑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了三篇结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性的范畴及其运动；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则主要结合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一般范畴的特殊或具体形式，并将经济运行纳人到了体系之中。
这一理论体系体现了将两部分有机统一的尝试，同时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来界定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实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范畴的含义及其运动进行了探索，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第三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代模式探索。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出现了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差、研究方法单一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现代化则是共识。当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现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保留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沿用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构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可称之为“修补”方式；二是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可称之为“嫁接”方式；三是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具有普适性为前提，用现代经济学范式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称之为“重建”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仍然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主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时，更多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这种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经过现代市场经济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我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应当也能够成为我国正在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元素。在构建现代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来分析，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理论体系。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学具有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属性，上个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应该大力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并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和指导，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包括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在内的三个部分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系键所在，也是当代在世界范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田国强教授认为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不仅包容了西方经济学，也涵盖了“东方”经济学甚至中特色的经济学，因为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所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方式；(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的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他们二人均认为发源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转型经济的分析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因而也代表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二、对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
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取决于其科学性和实践性。从科学性来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即提出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统一的逻辑主线贯穿整个学科过程。二是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由概念(即范畴)、推理、结论构成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结构，要有以起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为基础，有众多层次不同的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三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将现实经济问题归入一个规范、科学地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结论，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实践。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有对现实的解释力。
在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几点形成共识。
第一，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别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国内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历史演变的必然结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即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生产关系才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的运动来形成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生产关系体系，也就形成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界定贯穿整个学科体系的主线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为科学的学科体系，贯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都比较重视逻辑主线的构建，传统模式中仿照《资本论》形成的逻辑主线包括社会必要产品的运动(雍文远，1985)、生产的三个过程(谷书堂，1999)、生产的五个过程(程恩富，2002)、经济利益的运动(谷书堂，1999；蒋学模，2001)等。从总体上看，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不同的逻辑主线，各种范畴、概念在一条红线的牵引下多层次充分展开的逻辑过程。这是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当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对于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本质是有效的，但在应用层次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需要创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时效性、应用性和针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上除了采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纬度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从而构建纵向内容的理论体系，也要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即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建立经济模型的方法，从横向角度来构建理论体系，从而最终形成纵横交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围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内在动力。
拓展研究范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创新活力的源泉，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源泉。我国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理论源泉。二是要不断开拓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方面的解释优势。
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于：
①研究对象不同。
《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 而对于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16版）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人”，它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结合。
②研究方法不同 。
总的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哲学的方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用的是数学等实证方法。具体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统一，将思维概念运动和其他的形式与客观的经济矛盾运动相统一，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总结。 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用的是实证法，只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客观规律，而回避“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采用大量的数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使得经济研究更有说服力和证明力。
Ⅳ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经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
Ⅳ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Ⅵ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借鉴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其中商品的二因素剩余价值论都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相符之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的应用颇有成效。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不知道你是要长篇大论的，还是要简洁的。。。。
以下是长篇大论的：
1. 我国经济发展为何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原理为参考
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会疑惑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是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避免不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产生关联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避免不了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吸取精华。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相适应则在经济上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同样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2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阐述一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的分配规律以解释和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物质资料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和存在的。
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论题的论述
下面我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几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应用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被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指导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应成为指导我国现阶段改革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在不少人对私有制经济发展心存疑虑认为私有制经济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由此认为私有制经济就是剥削经济也存在私营主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阶段对待私有经济和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首先要承认私有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发展私有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利用过剩劳动和闲置资本有利于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要行业有利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就必须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因此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要坚持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又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进行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社会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 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劳动时间的多少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对商品生产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关系到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有一部分得不到补偿就会亏损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商品呢生产者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它生产改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仅可以得到全部补偿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表明该省品生产者的少量个别劳动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承认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决定了不同商品生产者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率不同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多的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作为追加资本投入到下一轮生产中扩大生产资本规模改善技术就产生了良性循环致使收入不断增加而相反的资本家则进入恶性循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甚至产生一些的兼并与破产。所以不仅在全球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悬殊在中国内部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大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有限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剩余价值规律中国的资本家也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为不变资本一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和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亦如此。在中国的私有中资本家也是通过购买劳动力对劳动力进行剥削和压迫来获得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进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不再一次对已购买的劳动力进行剥削。而在工资形式上中国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基本方式都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而马克思在对工资形式的分析上说明因为有的工资随着劳动时间变化而变化有的工资随着产品数量的多少为变化而且在同种劳动的不同工人之间由于劳动技术高低和熟练程度的不同工资水平就有高低之别。这些方面掩盖了剥削的性质因此工资就像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同样有适用性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剥削现象究其本质无论是外国资本家还是中国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在未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会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 以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在中国经济中的体现从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所以下面我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应用以及产生的改革成就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证明结论
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取得了卓越成效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之路中我国始终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我国领导人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借鉴与改良后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建立起全面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一美元兑换人民币1.53元的汇率来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升上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改善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很多很多在这些成就背后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而在这智慧的结晶的背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四、结论及解决对策 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有了很多的应用其中的一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未来的探索与实践道路中我国应该继续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不断根据自己的国情与社会发展水平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Ⅶ 如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待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举出2到3个实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页。
(10)(11)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J].财经研究,1998,(3).
[2]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J].经济学动态,1997,(7).
[3]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3).
[4]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1998,(1).
[5]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J].经济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