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论文

A. 求关于网络文化管理改革的论文5000---10000字左右

跨文化经营是企业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存在，这样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引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D.A.Richs,参见范徵，1993，第269页)。跨文化经营的存在主要有二种形式：其一为跨域或跨国经营，企业作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资(类似的有合营等)公司存在于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区域（他国、他省市等）。就企业外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为企业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由此就存在着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就企业内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也因所雇佣员工大都为本区域民众，这部分员工不可能不将其自身的人文禀赋一并带进企业，由此就存在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二为企业雇佣非本域人文禀赋的员工。显然，在这种情况中，只存在管理方式变革与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的第二种存在形式客观存在着，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存在形式将愈来愈普遍，但时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认为，对这种存在性应该给予重视，至少不应该忽视。艾科卡曾写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发言人’的话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我‘缺乏温文尔雅的风度’，太‘盛气凌人’，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出生的意大利移民儿子的品格教养与格罗斯波因特相差甚远’”(李·艾科卡，1984，第121页)。且不管这段话所要揭示的或许是福特家族的偏见及歧视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层管理者，也有可能发生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文化冲突的问题。

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产生作用，就在于由文化、企业文化构成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通过人文环境对从事企业经营的人产生激励约束作用。用制度经济学语言定义就是：人文环境是由许多非正式规则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态系统，它既内含着一定区域传统观念形态的非正式规则，又反映着现代观念形态非正式规则；它既内含着本区域观念体系的主体作用，又接受着外来观念体系的渗透作用。人文环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体现人之为人意义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又作为一种准外在于人的类自然力量反作用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这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现象，是人在组织自我活动和推动社会进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认识和研究开发的课题。

开放态约束·区域文化作用弱化

开放态约束大致可从二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为体制开放态约束，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开明度，体现在行政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自由交流；其二为方式开放态约束，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怎样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实体层面与虚拟层面的开放态约束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指贸易制度的开放度，突出体现在贸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物质态商品交流方式，后者主要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方式的完善度，主要体现在传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同时性的网络交流。用数学方程式表示即为：开放态约束是体制开放态约束与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方式开放态约束又是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与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并且均为增函数。可依次用开放度、体制开放度、方式开放度、实体方式开放度、虚拟方式开放度来表示。

方程1：开放态约束＝F（体制开放态约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2：方式开放态约束＝F（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性质：方程1与方程2均为增函数。

就中国的发展历程看，政治体制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够自由实现；贸易制度也随着WTO的加入和运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渐强化趋势，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公平实现；传输方式已经由于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网络化的广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达到与国际同步发展的阶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同时实现。如此，就有可能推动着区域文化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1．各种人文环境在总体上并不一定内隐着封闭性。针对中国一度存在的闭关锁国事实，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内蕴着封闭性，进而引致权力中心建立和实施封闭政治体制呢?我不这样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其本身并没有内蕴着封闭性。有学者将先秦到汉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详尽罗列，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赵光贤等，1986)。如果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也不难得出，中国文化一度封闭，不能排除当时权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与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数肯定不一样，体制是否开放，对统治者们经济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增减并无多大影响，但对他们政治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则有可能因开放导致民众观念选择空间增大及由此引发民众思想不统一、政局动荡等风险而递减，这样预期开放的总成本将远大于总收益，因而选择封闭是最为明智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区域文化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区域文化也同样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至于具体体现封闭性还是开放性，主要取决于该区域的约束机制更多的倾向于封闭态还是开放态。所以说，文化是否存在封闭性，主要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之外。

2．开放态约束将逐渐模糊核域环境与外域环境的边界，使文化规则的选择不是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环境可依据对行为主体作用区域的不同分为核域和外域环境，显然，核域环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对行为人的作用更大。显然，核域环境的扩展将会增大行为主体对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那么，核域环境的边界与什么有关联呢?其一为人文环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区域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供给着非正式规则，另一方面又衍生着非正式规则的解释系统，双向作用规控着行为人既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人文环境就会驱使行为人建构对所处人文环境的偏好，甚至达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从内部构建着外域人文环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为人文环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压力集团的导向作用。政治团体诞生于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动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维护某类非正式规则而贬抑另类非正式规则。开明政治体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团体对人文环境的相互交流不设置人为壁垒，使非正式规则的流入或输出渠道通畅。这样，由于体制的开放，外域文化环境与核域人文环境相互渗透，逐渐模糊了内外域环境的边界，使得外域人文环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网络化约束持续和强化的作用，为各种文化规则总体上不受时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进入行为人选择框架提供了畅通通道和技术支撑，在各种层面推动着可能性不断向现实性转化。外域环境核域化无疑拓展了国民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而且非正式规则的监控约束机制也不同于封闭政治体制下的情景。封闭体制下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和运作，基本上属于一维的和单向的，从而使行为人只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构建自我的行为偏好。

不过，人文环境的核域与外域尽管在开放态约束逐渐走强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须明晰：（1）模糊不等于完全隔离。隔离意味着没有沟通，核域与外域人文环境规则分别对各自所处的区域发生作用，而对非本区域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模糊则是指内外域尽管没有完全同化为一个环境，但各人文环境的规则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种人文规则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出现在行为主体的选择框中，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较为自主的进行选择；（2）模糊不等于完全消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区域文化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作用着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大区域中，区域文化连同其政府部门运作方式、职员的处事方式等等，一起构建着一个带有区域文化特色影响的经营环境，这个环境就前提性的决定着企业运作的部分游戏规则。
3．开放态约束将逐渐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文化规则的选择可能是被动强制的，也可能是主动自觉的，前者称之为强制性选择，后者称之为诱致性选择。强制性选择主要是指，在封闭态约束下，政府建构一个完善的更多体现约束性质的激励约束机制，导引行为主体只能选择政治收益极大化目标，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行为人选择非正式规则，全方位地接受着各方面力量的导引。行为人在选择非正式规则时，就不会象封闭态约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别无选择，而是根据自我有限的理性，对各种选择加以比较分析，最后选择和运作在自己的行为之中。同时，行为人还要接受着不同人文环境的解释系统和评价系统，更进一步地确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行为人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诱致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由于监控约束机制较为软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较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变迁要容易些。在封闭态约束作用下，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尽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只要约束发生变革，就有可能发生裂变和重组，不过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或长或短的转变历程。

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的突出体现是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政治性而强化其效用性。行为人选择每项非正式规则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要接受着多维度的激励和惩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文环境约束机制主要体现的是封闭态，企业员工偏好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建构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仅接收本区域文化的作用，选择的范围也只能限制在本区域文化内，对非本区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经过政府设立的过滤网滤化），如此就更强化了对本区域文化规则的认同和选择及对他区域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政治导向，使得行为主体各种选择更多的带有政治性影响，政治目标高于一切，效用函数也更多的取决于政治效用而排斥经济等非政治效用。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环境约束尽管还处在由封闭态向开放态过渡的阶段，但相关于文化的人为壁垒基本上被消除，特别是贸易制度的开放性、网络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国人对外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等方面都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标而根据自己或企业的目标函数，重新审视外域文化规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国人对文化规则的选择面更宽广了，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规则之上而将选择的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众多文化规则、就有可能超越一维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与经济等非政治尺度之间寻找到使自我效用极大化的尺度均衡点，这个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经济等非政治尺度。

开放态约束决定了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有一个开放的制度及技术保证，参与人基本上对所有文化规则具有可接触性和可选择性，即一方面参与人基本上不受约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触世界上任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并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离、成本（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如时间、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参与人接触某种文化后，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依据政府给定的目标函数选择某种文化规则作为自己行为指向的原则；特别是开放态约束推动着行为主体的尺度指向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由一维的政治指向转化为以效用为核心的行为指向系统。依据自我效用函数自主建立的行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蕴含着害人或损人，利己偏好同样有可能派生利他行为，只是这样形式的“利他”较之一般的“利己”能给行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难理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利己主义横溢，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利他事实，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层次使利己与利他的演进体现为帕累托改善。
区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变革趋势

文化冲突就行为者而言，意味着因文化冲突将引致自我效用递减。换言之，文化冲突对行为人不是发挥激励作用而是产生着负面效应，所以，管理方式变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为一维重要约束。对此，已经有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参见科特等（1992），冯鹤鸣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有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已经论及，文化作为一类或曰一束影响人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认同以及在行为中贯注，最主要的在于由此能引致行为人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而开放态约束的形成和强化，引致区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导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发生变革，主要体现在：

1．由“全面适应”原则转型为“部分适应”原则，即“外在适应性，内在选择性”原则。有企业文化研究者认为，企业跨文化经营必须全面适应企业经营环境，“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业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应所有企业的‘克敌制胜’的企业文化。只有当企业文化‘适应’于企业环境，这种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页）。应该说，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企业内外部不加区分的论述则存有偏颇，特别是在开往态约束强有力的作用下，就更显其不足。随着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全面适应”原则必将逐渐转型为“部分适应”，即“外在适应性、内存选择性原则”。

（1）就企业外部而言，跨文化经营的公司只有适应外在环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冲突，并且有可能由此而获取公司所在区域的广泛认同及欢迎。当然，“外在适应性原则”并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适应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对于这一点，在本区域内生长发展起来的公司也同样难于全方位的适应。因为人文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行为人自身的理解和贯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对同一人文环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适应那些被公众所广泛认同并内化为行为惯性和成为引致当地民众效用水平增减的重要变量的规则。跨国公司在适应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可以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特别是作适应时代发展的变革，不仅不会引致冲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会声誉并由此给企业、各博弈参与人带来总体效用的递增。仅是适应，只能是进入竞争的最基础的约束，而适应中有创新，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具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跨国企业如果没有对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没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可以是相对于整个公司，也可以是相对于同处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创新更为重要)，跨国企业就不可能求得发展。

（2）就企业内部而言，相对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企业内在人文环境只能是个微小环境。微小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不同于外在环境开放性的相对封闭性，每个企业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构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内存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就决定了企业可以构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富有自我个性特点的管理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培植和强化得以竞争制胜的企业核心能力。在企业内部，各种不同区域的文化规则相互融通。并且，进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员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地认为员工效用目标是货币收益及非货币收益的函数，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具有替代性，这样，即使公司中运作的管理方式与员工的人文禀赋发生冲突并引致其非货币收益的递减，但只要货币收益能够足够替代非货币收益并驱使总效用水平递增，那么，员工就更有可能选择同化策略而倾向于适应管理方式。所以，在企业管理方式建构过程中，应该区分企业内与企业外，在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建构对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业总体绩效为标准(从另一层面讲，管理方式变革主体的效用是企业绩效的增函数，所以提高企业绩效，必然驱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递增)。运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员工有可能变革自我人文禀赋而转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则进而对新的规则产生信仰和主动地维护管理方式的运作。不难理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其管理方式的建构就贯注了这个原则。如果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也采用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中不努力的员工一旦进入外资企业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资企业管理方式的运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质上，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有助于员工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当然，我们强调“内在选择性原则”，并不是由此提倡对企业所在区域人文环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设计、建构、变革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适当的考虑各员工的人文禀赋并由此加以适当贯注，将对员工产生更为强大的激励，激励着员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从而提高着企业经营绩效。

2．由“区域特色”转型为“企业个性”，即“区域文化特色弱化，企业文化个性强化”。

（1）区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时也是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许多国外较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在论及企业文化构建及强化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提出要构建“有本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国学者（赵曙明（1995），冯鹤鸣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中则大都提出了“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纵观国人所言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条文，如“以人为本”、“诚信”等，其实在国外著述中同样是企业文化的主旨，只不过没有标明“本国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导出，世界文化在总体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将在某国或某区域体现较为充分或提倡较为强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该区域文化的独具特色。当然，由此并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认区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化趋势：区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曰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在构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区域文化中不好的内容，或曰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弱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放弃。由此不难理解，尽管美国与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企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但经过相互的借鉴与交流，两国企业文化在不同层面进行交融，日本企业在汲取美国文化的精华，如“能力主义”；美国企业同样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华，如“团队精神”，经过一定的时期后，两国企业就很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无差距。所以，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体现所谓的区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论在何处都应体现自己独具的企业个性。

（2）企业管理方式必然与区域文化相关，企业管理方式带有区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问题是当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而占主导作用时，企业文化建构或重组，就必然超越于传统的狭小的规则选择空间而面对的是无限放大了的规则选择空间。企业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构建企业文化的企业而言，本身不是终极目的，也即企业文化的构建原则在开放态约束与封闭态约束作用下都是一样，都是以企业绩效为目的，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实现企业运作目标的手段。从目的手段层面来讲，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将选择锁定在企业所在地的区域文化，而是根据能否提高企业绩效的预期。

（3）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于区域文化，从而推动着企业文化区域化。企业跨文化经营，必然带有母体企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一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证明是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积淀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而模式化。随着其他企业及社会对该企业成功的认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导致模式化的企业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响因子逐渐转化为强影响因子，进而由外域文化逐渐成为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融入该区域文化之中，内化为区域文化规则。不难理解，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多的地区，如沿海发达省市，文化层面的世界性体现得特别充分。说明，企业并不一定是因区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独具的个性文化竞争制胜的，两方面区域文化影响着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构建，另一方面企业个性文化规则同样对区域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

应该说，跨文化对管理方式变革的约束很是复杂，我们在此仅是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原则，尽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对业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实践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和对即将发生的跨文化经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企业管理方式变革必须适应人文环境的规控性作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变革还必须超越于人文环境的规控作用，创造出富有独异特性的新模式，创造性地动推动企业管理方式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B. 刘建生的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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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晋商非正式制度简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2：p41-44,2003-4，二B级，排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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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山西票号第三次合组银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税收与企业，2003-11p62-63,2003-11，二B级，排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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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明清山西典商特点浅议，山西大学学报，2002-5,2002-10，一C级，排名：1
59.晋商及其对现代经济的几点作用，税收与企业，2003-1p58-60,2002-1，二B级，排名：1
60.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2002-1，一B级，排名：1
61.明清山西典商的历史启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2002-1，二A级，排名：1
62.换个角度看晋商，山西日报，2001-08-15,2001-8，二B级，排名：2
63.晋商消费性支出对现代民营企业发展的启示，生产力研究，第4期第39-41页，2001-7，二A级，排名：1
64.两代人的情怀，山西日报，2001-6-26,2001-6，二B级，排名:1

C. 《大学生谈恋爱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论文

大学生谈恋爱的成抄本收益分析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的态度的变化和发展，经济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的行事原则越来越趋向于经济学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新经济人假说）也越来越被证明其正确性，人是自私自利的，但在一直追逐着自身利益的同时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很多情况下都是远大于个人所获私利，所以才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否认的，亚当

D. 制度经济学的英文论文哪里有啊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essay I intend to briefly summariz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describe how it differs from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then to
apply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s I see it) to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E. “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为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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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与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

[摘要]微观层次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是国家宏观会计制度的执行机制之一，在会计信息化影响下面临变革。信息化成为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影响着企业内会计组织结构的设计，重构了企业内部会计核算基础制度的设计，还形成了会计信息化专题制度的设计。

[关键词]信息化；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

一、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可见，广义的会计制度就是用来规范会计事项的规则，包括会计法、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等，同时也应该包括企事业内部的会计规范。于是广义的“会计制度设计”可以区分成两层含义：宏观层次的会计制度设计与微观层次的会计制度设计。宏观层次的会计制度设计，集中体现为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颁布实施，更一般的称谓是“会计准则建设”或“统一会计制度建设”；微观层次的会计制度设计，是指基层单位内部的会计制度设计，集中体现在会计本科教学“会计制度设计”课程中，为了与国家《企业会计制度》相区别，有学者采用“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来描述微观层次会计制度设计。本文所研究的就是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问题。

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一般包括会计组织结构、会计核算基础制度（如会计资料、会计核算程序和会计政策选择等）和若干专题会计制度（如成本核算制度、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会计电算化制度和管理会计制度等）。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必须符合宏观会计制度，构成了宏观会计制度的执行机制之一，同时它也是企业经营者履行宏观会计制度所赋予的剩余会计规则制订权的体现。随着宏观会计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其内容也处于不断变动和扩展之中。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会计理论和实践，企业信息化也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于是，企业会计工作也发生了变化，由会计电算化逐步向会计信息化转型。在该转型过程中，要求企业会计与业务紧密整合，关注流程再造和价值创造，以管理与决策支持为工作重心。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设计要适应、促进这种转型工作，使设计出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不仅有助于有效地收集、加工、传递和报告会计信息，更能够配合和促进企业会计信息化乃至企业整体信息化的进程，这构成了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会计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信息化对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带来的冲击，认为有必要设计一个专题会计制度会计电算化制度，对企业实行电算化以后的内部控制问题进行规范。但是本文认为会计信息化对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会计组织结构、会计核算基础制度到专题会计信息化制度都面临着变革。

二、信息化影响企业内部会计组织机构设计

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企业组织结构，由关注职能划分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向关注流程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发展。企业内部会计组织结构也不例外，组织结构精简与财务管理集中是比较明显的趋势。由于会计与业务的整合使原先集中的会计工作分散到业务处理过程，实现网络化、实时化和智能化，这就要求会计组织结构进行重新配置和精简，一个广为引用的案例是福特汽车北美货款支付处，通过信息化和流程再造，把原先由应付账款会计人员承担的核对职能在网络上重新配置，并借助电脑进行自动化采购结算和支票开具，从而实现把原先处理应付账款的500名员工精简为125名。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也能够实现财务管理的集中统一，这一点在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借助网络环境实现集团财务统一核算制度、统一报告制度、统一管理制度和集中监控，达到企业集团成员间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这种模式已经成为目前跨国企业集团普遍采用的财务管理模式。

按照信息系统组织模式改革会计组织结构，必然带来会计岗位划分的改变。会计信息系统主管、维护、审查、二次开发等新岗位应运而生，负责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安全和升级维护；数据操作、数据审核和数据分析岗位取代了原先按会计职能划分的传统岗位，取消了记账对账等岗位，弱化了编制凭证岗位，强化了数据的审核、分析和利用岗位。这些岗位的变革也要求会计人员的素质发生转变，更多地需求复合型人才、网络会计人才和软件开发服务人才。

三、信息化重构了会计核算基础制度设计

传统的会计核算基础制度按照会计职能和会计循环来设计，包括会计资料设计、会计核算程序设计和主要会计政策选择设计等内容。信息化改变了关注职能划分的会计循环模式，形成了关注流程的设计视角，企业内部会计核算基础制度应该更多地从信息系统“输入——转换——输出”流程角度设计。在信息化条件下，关注流程的业务事件驱动会计程序可以用图1表示。

信息化下会计程序的特点是与业务过程整合、实时、动态和无纸化。会计信息处理程序的起点将分布在企业重组优化后的业务流程中，即业务事件触发会计信息事件。根据REAL模型，业务事件发生，计算机信息系统应该采集基础经济事件的多方面信息，包括资源、事件、参与者和地点的多方面信息，然后不需要经过传统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会计科目表、借贷记账法、日记账和分类账等过程，可以直接利用事件驱动的详细数据生成财务报告，并且允许用户自己确定需要哪些方面的信息、汇总程度如何以及以何种格式输出。

当然，上述REAL模式是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方向，目前的会计信息化处于转型期，已经与业务过程进行整合，但是还需要对已经存储的业务数据按照传统会计规则要求进行转变，使之符合会计科目表、借贷记账法、日记账和分类账等过程的要求，最终产生以三大报表为核心的传统会计信息（目前多数ERP软件均如此）。

转型期会计程序对企业内部会计核算基础制度的重构性影响明显地表现为：第一，它取消了传统的以会计账簿为核心的会计核算程序（如科目汇总表式核算程序等），而代之以业务事件驱动的会计程序，输入和输出环节得到重视，转换环节被内化在计算机系统完成而不由企业控制；第二，弱化了记账凭证和账簿在会计核算工作中的地位，多数与业务过程有关的记账凭证将由计算机系统根据存储的业务数据和事先设定的会计规则实时自动实时产生，会计人员只需编制少数涉及资金、转账和估计判断的记账凭证，另一方面，由于原始业务数据已经存储在企业大型数据库中，账簿体系不过是把这些数据按照会计格式进行整理输出，所以在业务事件驱动的会计程序中，账簿体系不再是核心，只是一种数据的视图和查询；第三，为了实现从业务原始数据转换到会计数据，必须事先设定会计规则，这个设定传统会计规则的过程一般称为会计信息系统“初始化”过程，“初始化”成为会计信息化后新增工作程序，构成了企业内部会计核算基础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包括会计信息转换规则（一般指企业业务活动触发会计信息事件时遵照何种会计处理方法转换成会计信息，如销售业务、存货业务和采购等各业务活动对应的会计科目、凭证样式、主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会计控制规则（一般是根据企业管理和控制的要求、发挥会计的控制职能而制定的，如成本控制规则、物料控制规则、资金流控制规则和价格控制规则等）和会计报告规则（能够采集用户信息需求，依照用户需求生成指定会计信息报告的规则）。这种重构性影响具体可以用表1简要总结。

其中，扩展的会计科目表是相对传统只包括会计科目序号、编号和名称的传统会计科目表而言，信息化条件下会计科目表（以用友U8为例）应包括会计科目的编号、名称、助记码、外币、数量、账页格式、余额方向、辅助核算、受控系统、科目属性（指现金、银行等属性）等，通过对会计科目多属性的规定，实现与业务处理对接、收集非财务信息的要求。在会计凭证设计方面，原始凭证作为业务处理事件触发会计信息转换的触发点，体现了信息化下业务流程优化重组的结果，同时也已转向无纸化，原始凭证设计也成为企业内部会计信息化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在会计信息报告方面，由于对外报告受到越来越规范的管制，其披露变得更加程序化，可以由系统自动生成，而对内报告却可以利用信息系统强大的数据检索和分析功能变得更加丰富，这也成为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一个新内容，利用软件的数据检索函数和“二次开发”功能根据用户需求来设计满足特殊需要的内部报告。

四、形成了会计信息化专题制度

在“会计制度设计”体系中，会计学者认为要设计“会计电算化”专题制度，其内容集中在电算化以后的内部控制问题。随着会计电算化向会计信息化转变，会计电算化专题制度将转变为会计信息化制度，同时其内容也将扩展。由于会计信息化基础操作制度在会计核算基础制度中设计，在该专题制度中主要围绕会计信息化构成要素设计会计信息化规划与实施制度、推进财务职能转变的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企业会计信息化评估制度等内容。

企业信息化和企业会计信息化都是阶段性渐进的过程，而能否顺利实现企业信息化构成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于是结合企业实际与行业发展，对本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做出科学规划并实施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同理，设计一个符合企业实际的会计信息化规划和实施制度，促进企业信息化建设也尤为重要。在会计信息化的实施过程中，还要配备设计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估整改制度，以保证规划的目标得以实现。在会计信息化建设中，会计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从关注核算到关注管理与决策支持，如何对这种改变及时做出应对和管理，也需要制度的安排和保证。

五、主要结论与探讨

信息化对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成为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变革着会计组织机构的设计，重构了会计核算基础制度的设计，同时也形成了会计信息化专题制度的设计。

这些企业会计信息化实践的变化也呼唤国家宏观会计信息化制度的变革和会计信息系统理论的创新。我国在1994年前后出台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适应现实的问题，需要彻底修订，同时还要尽快制定《信息化会计核算基础工作规范》等新文件。会计信息化理论创新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如基于REAL模型的会计信息系统研究和构建。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水澎，刘启亮.会计制度公共领域与会计职业道德[J].会计研究，2005,(11)：3-7.

[2]刘玉廷.加强会计理论研究，推动我国会计准则建设[J].会计研究，1999,(5)：10-15.

[3]郭道扬.论统一会计制度[J].会计研究，2005,(1)：11-24.

[4]徐政旦等.会计制度设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5]李凤鸣.会计制度设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F. 关于行政管理的毕业论文

电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浅谈服务行政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
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G. 一篇劳动社会学领域范围内的任一主题的论文，题目自拟。 2500字以上。 发我邮箱 [email protected]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

产业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内容体系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产业关联、产业政策、政府规制与反垄断等主要领域。在国外，关于产业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一直存在宽派与窄派两种理解。以英国为代表的宽派认为产业经济学除了产业组织理论以外，还包括产业结构理论等内容。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窄派坚持认为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学。在中国，基本上是按照宽派来理解的。
一、中国产业经济学科发展阶段的回顾
从总体上说，产业经济学作为在中国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与国际产业经济学主流接轨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从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向以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到现在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主的演化过程。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轨迹，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产业经济理论的认识相关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或部门，学科专业相应地也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但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直到改革前，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遇到与产业组织有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因此，经济学界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在苏联范式下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总的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制度背景的产业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学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产业经济学在中国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显学之一，但其研究对象，却不是国际上作为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而是与日本相似的产业结构经济学。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的产业结构陷入极为失衡和不合理的境地，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走出濒临崩溃的境地，成为当时决策当局和整个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间必然经历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阶段。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政府如何采用非指令性计划的手段有效地控制经济运行，是决策当局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产业政策成为当时决策当局认可的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对“通产省奇迹”的称赞，使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看到了一个似乎可资模仿的样板。当时的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借鉴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对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振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正是在以上社会经济背景下，当时中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借鉴了日本产业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及其政策为主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等研究机构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与政策的研究重地。
第二阶段：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引进吸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西方国家产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在英美国家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个理论起源于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冲突”,即自由竞争与规模经济和垄断的两难选择问题。后经1933年的“垄断竞争革命”，到1959年产业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贝恩《产业组织》一书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正式诞生和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形成。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又催生了产业组织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W.G.Shepherd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该译著于1980年出版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出版，是国内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为名的著作，在国内影响较大，而且它影响了以后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研究框架，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比较系统地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介绍。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丹尼斯·卡尔顿和杰佛里·佩罗夫著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学术界积极引进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开始尝试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门设了一章“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也大量讨论了竞争与垄断问题。1988年出版的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完全以中国经济的竞争与垄断为研究对象，蒋学模评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竞争和垄断的专著，填补了一个空白点”。1989年出版的邹东涛和杨秋宝的专著《经济竞争论》，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竞争模式问题。与此同时，《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发表了史正富的论文《产业组织的转换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发表了陆德明的论文《改造产业组织，建立垄断竞争市场》，复旦大学课题组发表了《通过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等专著和论文，开创了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范式对中国现实产业组织问题（特别是垄断与竞争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还是个别的和初步的，还没有出版一本产业组织专著，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产业组织问题也是夹杂在其他问题当中。
第三阶段：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垄断与竞争之间以及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产业组织研究成果。1990年，陈小洪、金忠义出版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1991年，王慧炯主编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与1993年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于1994年同时荣获了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夏大慰编写的《产业组织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此外，《经济研究》等期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产业组织的论文。1997年，国际上最流行的泰勒尔的教科书《产业组织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卡尔顿等著作的《现代产业组织》的中译版均被出版。其中《产业组织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分析产业组织问题，为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带来了新的分析方法，从此，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产业组织问题的文献逐渐增多。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反垄断、政府规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问题都不断地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第四阶段：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繁荣阶段（21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渐渐与国际主流接轨。SCP分析框架是中国学者研究产业组织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较多的研究者以中国经济转轨作为研究背景，引入制度变量，对特定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随着研究的深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针对国际贸易、金融、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出版等具体行业领域进行研究。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政府规制体制改革、产业竞争力等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产业经济学繁荣与深化还体现在专业学术团体和专业期刊的繁荣上，国内目前有2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产业经济学会、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要专业出版物有《中国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研究》、《产业经济评论》、《中国产业组织评论》、《产业组织评论》和《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在国外，众多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活跃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等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产业经济学经过30年的发展得以迅速普及和提高。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大量刊载有关产业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其研究成果对政府产业政策、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WTO新一轮谈判（贸易与竞争议题）、垄断行业改革等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覆盖产业经济学）和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产业经济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30家，拥有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72家（含上述30家）。此外，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已经渗透和体现到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中。可以说，如果说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那么，产业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中的“显学”，成为研究生学科专业中的热门专业。1996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正式把产业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并列为应用经济学的组成学科，这也标志着中国产业经济学在学科设置上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目前，产业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专业和财经类院校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但随着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产业经济学何去何从，目前争议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产业经济学在学科目录上的归属如何调整，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经较为普及，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会继续深入下去，产业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和推动中国产业经济振兴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中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一）学科内容应进一步凝练和集中
目前，在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由于内容体系没有界定清晰，导致学科之间相会入侵，不仅其他大量的学科入侵产业经济学领域，产业经济学也大量入侵其他学科领域。如有些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中，设有产业组织研究方向；如发展经济学专家大量研究本属于产业经济学范围的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和规制问题；如有些大学在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和硕士招生中，设有产业核算（会计学）、产业管理（企业管理学）、区域经济、国际贸易、体育产业、品牌管理、期货贸易、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消费经济等研究方向，均是普遍反映的现象。
（二）产业经济学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在市场结构研究方面，对我国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水平、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多数成果是沿着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展开研究，忽略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技术结构、业务结构等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在市场绩效研究上，多数成果对绩效缺乏全面性和动态性的了解，忽略了绩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综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已有的成果研究方法较为落后，只有定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博弈论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等目前尚未被产业经济学研究者广泛采用。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不重视对计量分析和统计研究，确实很难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产业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崇拜”现象，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发出“经济学将兴于数学也必将于数学”的感慨。因此，在今后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重形式上的规范化，同时也要强调在规范化的背后，选题是否重要，方法是否恰当，结论是否可靠等“问题导向”。相信伴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学术界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国产业经济学“命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水平国际化”的“三化”趋势和特征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三）产业经济的现实问题应受到关注
1. 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产业经济学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实证检验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以传统的自然垄断为例，人们都在广泛使用自然垄断概念，可究竟何谓自然垄断，自然垄断在质上和量上如何界定，自然垄断的产业范围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定义自然垄断，不仅自身难以逻辑一致，而且也难以解释活生生的自然垄断产业以引入竞争为主题的改革实践。另外，产业组织学基本范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特别是制度范畴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2.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化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演变规律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基本上是还是“舶来品”，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背后一定会隐含着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演变动力和演变规律，对此问题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和可能。
3.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问题
国外垄断行业改革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中国垄断行业改革也已经有了10余年的历史。如何总结国内外垄断行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确立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和路径，这些命题自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就已经提出，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提出，但总的来看，中国产业经济学界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即将实施，如何有针对性地禁止和反对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对企业集中的审查标准如何确定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产业经济学家提供理论依据。处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物流，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好诸多的关系，协调发展。从而，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解决。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加强我国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使物流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概括地说，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现代物流业的基本内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著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二、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三、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四、我国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发展中国的物流业需要采取“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以下的八大协调政策：
（一）发展物流业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协调的政策
物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实现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物流业的跨部门和多环节以及服务业态和服务种类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具有其内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设备制造业、物流信息业等诸多产业部门，还涉及物流经济活动中的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货运代理业、物流咨询服务业等诸多行业，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内在要求：一是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根据产业结构的理论，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过程，有计划地进行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上稳步发展，促进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二是物流产业内部各种相关产业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和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经济学大师们对产业组织有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马歇尔对产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分析，美国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张伯伦对产业内的竞争与垄断进行了研究，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恩对产业组织的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实现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状态是产业组织的目标。物流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产业，其产业组织的目标就是使物流产业内部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必须反映这两方面的内在要求，使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相协调，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步和发展。
（二）发展物流与工农业生产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小康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经济时代全面过渡的发展新阶段，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物流业不仅是连接工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连接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现代物流经济活动，应该能够有效、及时、准确、快速地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化肥、农药等各种农业生产资料配送到乡村，把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工业原料、各种工业中间产品配送到工厂企业，使我国的物流产业能够真正成为有效地连接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在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形成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使物流产业的成长与我国工农业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为工农业提供有效的现代物流服务的同时，也将使本身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际上，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产业经济学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经给我们描述了现代物流产业进化的未来。
（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政策
我国的“十·五”计划已把物流业作为“十·五”时期着重发展的服务业。现在，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十·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物流的战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发展我国物流业的大政方针，对发展本地区的物流产业进行了规划，特别是对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规划投巨资建设大、中型物流枢纽、物流中心，成十亿、上百亿元投资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比皆是。应该说，对于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物流的热情和大动作是需要首肯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相协调的问题和关系。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具有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物流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于，大批物流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究竟是不是合适，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充分发挥物流整合资源的优势，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配置。投入产出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我国物流产业现在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确定，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投入产出模型如何构造，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和数量关系。这些物流发展中的宏观问题和数量关系，需要我们去认真的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至今为止，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模型还没有建立。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和参数估计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可信度。实际上，我国各地现在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大批的物流基础设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发展预期基础上的，普遍缺乏全国物流发展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协调，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论证和宏观数量分析的政策指导。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重复建设，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物流的投入产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尽管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适度，要有统一规划，要进行中国物流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和论证，需要有全国物流“一盘棋”的动态规划及决策。应该看到，加快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建设一定数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观的需要，关键在于，这些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于实现物流资源的最优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预期，是切实可行的。我国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贯彻这样一种“充分理性预期”原则，促进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资源整合的协调发展。

(仅供参考，自己修改)

H. 一篇关于经济危机方面的论文

三农问题已经注定要成为中国的历史性议题。这个让国家总理天天头痛的难题，已经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三农问题是与会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与此同时，新浪网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联合举行的“你认为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个群体”的在线调查中，三农问题竟占到近40%的比重，远远超出下岗工人等其它弱势群体。而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更是在向我们表明着三农问题的严峻性。2000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比例达到2.79：1，达全世界之最；农民的收入只增长2％，比GDP增长速度少了5个百分点。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一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土地改革，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I.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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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关于经济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最好有论文。

其实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靠的比较紧,可以去借鉴一下他们的观点,如科斯版,诺斯,康芒斯,威廉姆森等权人,经济社会学本身这个东东在国内的话听起来不错,但事实上也没见几个弄得可以看得,他们一般都会从波兰尼,泽兰尼等人入手,方法论上面第一条:经济学同意的我们要去怀疑一哈,首先就是理性人的假设,因为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上的均衡,投入产出分析等等,更主要的是考察制度,规则等一系列东西,比较有名的一些作品如<有闲阶级论>,其实经济学内部这些发展的说实话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