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从文化产业比较

① 日本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区别和相似之处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②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最明显表现在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上面我是转载别人的，但在我所了解的，日本和服还有家居装饰，最先都是由中国古代流传过去的（应该是明清那时的吧不然就是唐朝的时候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有所不同。我时间有限你还是上网具体了解一下吧。

③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异

日本文化就是华夏－汉族文化的分支。但还有很大区别，主要原因是：
1，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六朝、唐朝、宋朝、明朝时期从传播过去的，再经过他们自己消化吸收，自然有所变动。
2，中国在宋朝、明朝灭亡的时候，受到异族统治，文化遭受重大毁灭（尤其是满洲清国的文字狱），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此，现在的中国，没有保留多少传统文化。而中国人长期当亡国奴，因此，人的本性也改变了，称为了一盘散沙。
3，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有绝对的优势。而日本则地理位置不好，资源贫乏，因此有绝对的劣势。注意，我用的是绝对，而非相对。因此，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做事认真；而多数中国人没有危机意识，做事得过且过

中日文化在于本质上中国文化是包容却有脉络和原则的，而这个原则是理性和道义的；日本文化只是善于模仿却有另一种狭隘的固执情节在里面，他们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国文化儒学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人为本敬天爱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执和偏见情绪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无精神实质的传承，喜欢走捷径有大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禅宗在日本被搞的不伦不类，他们还自己觉得傻不错呢？可以骗骗外行，打扳子狮子吼什么的表象容易，提到具体实质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脉在他们的神道文化上，学习中国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于这位先生的奇异观点，好象是说中国文化善于同化，所以亡国也没什么被日本占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浅见．一个恶劣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到老师精华的思想和行动的．元朝没有清朝也是一半，他们运气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重视文化善于运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罢了，文化衰落国家的兴盛是假向经不得实际历练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弹指一瞬算什么，大家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目光的长远和发心立地的不同处．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过失的，真正的儒学基本上毁在他手下。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u]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④ 中国和日本文化的不同

中日文化的主要差异

1、思想观念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强调的是“以孝为先”“尊老爱幼”，讲究的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后又融入了道家“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思想和法家“以法制为核心”思想，让中国人形成了较强的家族观念和道德观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同时，家族色彩较为浓厚，认为所有的人际关系中血缘第一，血缘关系会让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才是地域关系，在一个地域内的建立联系，增强凝聚力。

而日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家族观念，但日本的家族活动是以生产为主，但有历来以集团的原则行事，除了本家族的成员外，其他非血缘关系的人们也可以作为家族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家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与本家的关系要比旁系亲属更加紧密。

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国民有着由内而外的满足感，讲求“以和为贵”。而日本受地域限制，本身资源相对缺失，急需从他国索取所需，这就使日本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侵略的思想。

2、行为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都讲究“和文化”。对中国这一大陆型国家而言，良好的自然和农耕条件奠定了中国农业大国的地位，“日出而坐，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传统作业模式成为了中国人的主要生存方式。

人民不必过于为温饱和物质短缺担忧，而生活的其他所需又可通过交换而得，这种生活的满足感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以和为贵的相处原则和温和圆滑的处事方式。而以大和民族自居的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地域狭小、物产匮乏，使国人自古以来便具有较强的征服欲。

为了自己营造更多的生存资源，他们需要用较强的匠人精神和意志品质赢得认同和信赖，所以日本人普遍能够用严谨认真的态度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执行命令一丝不苟，注重工作细节，遵守规则，有很强的时间观念。

而虽然诚信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人们时间观念较弱，日常活动较为随意，有时候会更改双方见面的时间，经常出现迟到的行为。所以，中日文化的行为模式中，如果不全面了解，很容易发生冲突或矛盾。

3、表达方式

语言表达是文化中差异最明显的一项。首先，日本文字的是在唐代时中国汉字演变而成，有些字会直接照搬汉字，但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却与汉字的字面意思有着天壤之别。如“先生”，在日本，“先生”只能用于教师、医生等。

如“大丈夫”在日语中是“没关系”的意思，“皮肉”是“讽刺、挖苦”的意思，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次，日本语常用暧昧的表达方式。日本人与他人沟通时想要表达否定、推测、暗示、拒绝的意思，说话就会较为圆滑，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尽量减少对他人的伤害。

比如：在拒绝别人的出行邀请时，中国人的场合可能会说“对不起，我家里有事去不了”。而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以这种委婉的表达，先感谢对方的好意，然后说明原因，避免与对方产生摩擦。另外，日本人虽处事谨慎标准又高，但却很少直接的否定对方的行为。

(4)中国与日本从文化产业比较扩展阅读：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文化上，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时中国正是盛唐时期。故日本在思想、艺术、建筑等方面受盛唐影响极其深远。平安时代佛教从中国流传入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当时有在日本也是"临天下,曹一角")。进入镰仓时代后佛学逐渐兴盛，日本也经过改良产生了独特的宗派如净土宗等，在农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镰仓末期宋代的朱子学传入日本，当时后醍醐天皇希望恢复天皇的权威，朱子学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教条思想正好符合当时的国情。利用朱子学在武士阶级中所产生的影响，镰仓幕府被彻底推翻。朱子学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之一，在江户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在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反对朱熹提倡王阳明的思潮，可以说是日本启蒙思想的开端。

日本的文字也是发端于汉字，但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汉语产生了较大的歧义。可以说现在日本的汉字还保留着许多中国古代汉字的原意。中日间文化交往在唐宋两代达到顶峰，之后的元明两代逐渐减少，到明中期由于明代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基本完全废止了。

清军入关后日本当时的室町幕府曾有联合郑成功反对清廷的计划，但因九州太宰府出现变故而止。但民间仍有以此为蓝本的小说：国姓爷战记，讲述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最终反清复明的故事。

中日两国交往在元代中断的原因和文永-弘安之役有关，忽必烈曾多次要求日本称臣，但却遭到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宗的断然拒绝。时宗怒斩来使并加强九州海防严阵以待。

但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形成集团作战的概念，交战时往往是两军士兵互通姓名后进行单挑，因此对元军集团式作战感到非常不适应。在元军总攻的前夜突然狂风大作，元军战舰全数沉没，不得不狼狈退兵。数年后忽必烈再次进攻，却再次不幸的在总攻前夜因大风而全军覆没，最终放弃了入侵的打算。

中日两国在明早期也有军事合作，室町幕府早期中国沿海与九州沿岸海盗盛行，明廷派出使臣前往日本交涉合作剿灭事宜。历史上的倭寇实际上并不都是日本人，有些明人也混迹其中大肆劫掠，室町幕府则派九州大宰府出兵征剿。日本主要对抗的是朝鲜沿岸与九州沿岸的海盗。

⑤ 谈谈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异同，800字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⑥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显著对比

分几项来向楼主解惑吧。

1. 经济方面。日本的经济相较于中国，其实是具有局部优势的。日本的汽车业、电子产业、文化产业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完全压倒中国。SONY电子、尼桑汽车、丰田汽车、影视产业非常发达，这几点上来说，中国没有办法与日本相提并论。

   但，虽然日本具有局部优势，但出口量与中国也无法相提并论。日本的技术产业非常发达，但中国的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几名。在国外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识。日本优势在于局部，中国优势在于整体，总的来说，这两个国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2. 文化。在过去，可以说从5世纪-19世纪，日本的文化几乎80%来源于中国。从宗教、文化、政。治体系、制度、书籍、建筑等方面来说，几乎完全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之前，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而这时的中国，在亚洲而言，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日本现在的文化，几乎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

   但令国人汗颜的是，日本模仿、学习中国的文化，反而成了日前亚洲第一文化大国，而被日本模仿的中国，在如今的文化影响力却远远不及日本。到目前为止，许多日本人都异常热爱中国文化，如论语等古籍、古文化，比中国人还要更专精、更热爱。

   中国文化已经渐渐没落，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文化大国。在文化方面，日本占据优势。

3. 国力。这一点和经济方面很相似——日本具有局部优势，中国具有整体优势。日本的海军、空军等技术都要领先于中国，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是差于日本的。这一点从二战时期就能明显看出，日本在20世纪初就在海战中击败了强大的俄国，与英美联军的战斗中也取得了早期优势，这是中国无法做到的，所以说中国的技术层面要落后日本几个层次。

   但同样，日本的技术较为先进，但迫于和平宪法与国家财政实力，自卫队的规模始终不大。而中国的资源丰富，疆域辽阔，虽然技术逊于日本，但整体规模远远超出日本。日本的军事软实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日本自卫队目前已经基本做到了作战系统信息化，作战信息化系统也是美国军队的绝对优势之一，在信息化方面，中国还需继续努力。

   而近几年的日本，财政异常窘迫，军事预算一年不比一年，呈现下滑；中国的军事预算则是一年多于一年，处于上升。

   所以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的国力会对日本产生压倒性的优势。但目前只能说处在同一水平线。

4. 国民。在国民方面，日本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极端——日本军国主义正渐渐复苏，日本也试着篡改历史将这样的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但是这一代了解过去历史的日本国民，是十分反对战争的，厌战情绪非常之高，甚至对于中日战争并不看好，不信任日本的军事实力；而中国则是恰恰相反，中国国民大多狂热的支持对日战争，反日情绪一波高过一波，对国家实力非常自信。

   就目前来讲，日本执政党还没有得到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对于日本目前的方针，大多民众持反对态度。这一点上，中国是优于日本的。

5. 最后总结一下。

   国力：不相上下。

   经济：中国略微优势。

   军事技术：日本优势。

   国民意识：中国优势。

   文化影响：日本优势。

   资源产业：中国优势。

   总的来说，日本VS中国，水平相当，差距不大。

⑦ 日本有三大文化产业世界领先，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

中国先慢慢来，现在文化软实力不如日本，以后慢慢进步，先把电影拍好还有电视剧和动漫。

⑧ 日本的ACG文化产业比中国先进太多

主要原因是，日本对此类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比美国还严格，绝大多数消费者也愿意花钱去购买。因此，盗版在日本虽然也有个别的，但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这样，制作方及创意人员有收入，也可以持续创作下去。还有，在日本也卖空白的CD、DVD碟片，私人可以购买并复制原版的碟片，只要不用于商业贩卖即可。空白碟片的销售利润还是会分给ACG一部分的。

⑨ 中国与日本动漫产业的比较

动漫产业，日本已经发展了40年了，而国内则尚属起步阶段。

我认为这个课题很难做，日本的动漫产业在全球也很有名，特别是动画片，不要说对亚洲人的影响了，就连欧美也十分推崇。整个产业已经很健全了，而且完全是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无论是漫画家，还是动画片制作商，都已经颇具规模，而且已经是十分的专业。特别是最近5年以来，日本在动画片制作中运用的电脑科技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个产业发展至今，几乎没有衰退过，动画产业的源泉是漫画作品，而在日本，本身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有看漫画的习惯，这一点上，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重要性。

而中国，我实在是认为动漫根本难以称得上产业。到今天，除了我们小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看过的几部动画片，算得上印象深刻以外，那还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引进日本的动画，加上网络也不发达，电脑都不普及，没有什么竞争也没得选择所致。而在现在来说，中国的动画片基本上还是以科普教育目的为主，制作手段相当的落后，还是几十年前的方法来拍动画。画面粗糙与否其实不重要，关键在于情节，和人物。但是，中国拍的动画里面，最近20年来，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内容更是看着想吐的感觉。。。我印象中除了葫芦娃我印象最为深刻以外，对其他国产动画几乎没什么感觉。

此外更不要说，动漫产业所必然带来的一些相关的周边产品，比如公仔，模型等等，甚至一个书包，一支笔都可以和某个动画或漫画联系起来，但是这一点上，国产漫画/动画创造出来的品牌，消费面窄的可怜，除了一些小学生，还是3年级以下的，几乎不会有更大年龄的人选购。。。

所以，中国动漫产业与日本动漫之间差距太大了，可以说是无法相提并论，比较的意义是0。
倒不如拿日本动漫比较美国动漫还有些价值，两者风格绝然不同，而且也都发展时间较长远。美国的漫画发展时间似乎更久，而且经典的漫画也早日本多年就搬上荧幕，比如我们熟悉的超人，蜘蛛侠，绿巨人等等。而日本动画在15年前就已经打入欧美市场，因为无论是画风到内容模式，思维方式都极大的不同，所以在动漫领域，也算是两种文化的碰撞，比较有说头。。中国动漫产业根本没几个人在搞，到今天也不清楚风格是什么，很少听说过中国有谁画漫画比较有名的。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很多好的故事题材，比如花木兰，三国，水浒，封神榜等等，都要给日本美国，才能拍成写成能让人看的动画漫画。。。。

另外我感觉，大陆的漫画还不如香港的漫画产业发达呢，虽然我极其讨厌香港这种漫画（多为武侠为题材）的画风，但是人家至少还有市场，年轻人至少每个人也都买回来看上几本，而且各大报摊就有出售的。。。

⑩ 为何日本的文化产业如此发达

日本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在于环境上，他们对于文化的教育和培养下的力度都非常大，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我们赔款日本的那么多的白银，结果全部用在教育上。教育的发达导致日本现在文化产业的发达，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短视的，我国现在的教育却很短视。主要是在文化课街上的比拼，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学了十几年以后，对学习这个事情失去兴趣，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以后还有五六十年，他一点都不愿意学习，提到学习就头疼，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

其次就是国家的提倡，国家在文化教育上的投入和提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这个就像是举国体制。国家每年举办文化活动，给予资金和宣传上的支持，更多的是氛围的营造上，导致了很多的日本人热衷于文化的学习和精力上的投入！让很多人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精神上的压力，所以，很多人觉得挣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碰撞！所以，日本的文化才会如此的繁盛，尤其是漫画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