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地区战略产业发展

㈠ 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什么不同

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它主要是指比较成本论与要素禀赋学说。根据该理论，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的不同，而且各国产品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国产品成本不同，由此国际贸易产生。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应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80年代美国的波特教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即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国能在某个特定产业获得长久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指出,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目前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现在甚至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
台湾９０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说明一个经济体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低的家用电器和船舶。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国家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中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ＧＤＰ的比例下降。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２０%以前,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中国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㈡ 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㈢ 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焦点

一个国家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那些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在目前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激烈争论中，很少有针对比较优势战略本身的，人们争论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比较优势的具体判断上，即：什么才是人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说，比较优势战略是否等同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机电产品的组装，中国都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还应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甚至成为世界工场。这一观点是林毅夫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樊纲、胡鞍钢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宁向东认为，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大量发展中国家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获利空间减少，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了。洪银兴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产品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源、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而且，通过人力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劣势。因此，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争论人们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比较优势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比较优势的判断上。前者认为劳动力丰富构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进而构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后者认为劳动力丰富并不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不代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优势。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人们认为：
第一，劳动力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便宜，劳动力价格便宜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这一基本链条是成立的。据预测，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强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者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虑到素质差异，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10倍，但两国的工资差异在30—40倍之间，因此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发挥比较优势就等同于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比较好、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来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著称的，无论是中山、顺德的家用电器产业，还是温州的皮鞋、服装产业，都属于这一范畴。从出口结构来看，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组装环节。中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非不关注，但效果并不明显，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实践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切实存在的。

㈣ 什么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从对比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发展绩效开始构造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比表明，二战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无一例外最终都没能实现最初的发展目标，而那些没有选择或较少采取"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中却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种结果，理论界存在多种解释。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种解释后认为在其之前的各种解释都没有能够真正解释造成"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和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实行的"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由于与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符合从而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后者则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执行了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

简单地说，"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就是使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相对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期早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家的富强。但是，欠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特色是劳动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力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在生产过程中超前地使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必然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了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国家还可以使用降低税收或给予补贴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比较大，国家就只好使用扭曲价格机制的方式来扶持战略性产业。这样，"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由于"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和经济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出现，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了。这就减慢了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这样，由于资本积累速度减慢，"赶超"国家的经济结构升级速度进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

其次，由于没有自生能力，那些作为"赶超"战略具体实施者的战略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状态。林毅夫教授称这种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机制被扭曲，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增大，国家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因为"战略性"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于企业经理人员缺乏努力造成的。这就使企业经理人员有借口要求国家不断进行扶持。结果，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大量蔓延将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进一步下降。

与那些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相反，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自觉地推行了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进一步讲，由于多数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的资本积累能力比较强，因而能够快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核心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简单地说，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林毅夫教授详细分析了国家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优点：

第一，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地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真正"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就必须使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即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早日结束资本相对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唯一能够保证国家快速地积累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如果一个经济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它就不需要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为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也是资本最密集的技术，它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并不适合。为了进行技术升级，欠发达国家只需要引进一些比自己现有技术略微先进但在发达国家又不处在前沿的技术。这就使欠发达国家能够比较容易地、低成本地获得新的技术。与之相反，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则可能需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这就增加了技术引进的难度，提高了技术引进的成本。许多时候，推行"赶超"战略的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重新发明发达国家已经发明的技术。由于R&D往往是非常资本密集的活动，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难以承担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经指出，"赶超"战略的推行必然在经济中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就成为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税收的来源反而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这就有可能造成财政的空虚；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负担起支持战略性企业的重任，这就有可能造成银行贷款的损失和不良贷款的累积；最后，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更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不仅如此，为了建立和维持这些企业，国家还需要不断拿出稀缺的外汇资源来进口昂贵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这就有可能造成国家经常项目的赤字。财政赤字、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和经常项目赤字三个方面加在一起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与之相反，那些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则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观经济不平衡的出现。

最后，"赶超"战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现象，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行则有助于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赶超"战略以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密集产业为目标，而使用同样的资本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赶超"战略的实行就有可能恶化国家的就业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失业现象严重，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与之相反，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行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减轻国家的失业问题。这必然有助于维护收入分配的平等。

㈤ 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哪些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详细点

西部大开发 老东北振兴 等林毅夫教授从对比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发展绩效开始构造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比表明，二战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无一例外最终都没能实现最初的发展目标，而那些没有选择或较少采取"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中却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种结果，理论界存在多种解释。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种解释后认为在其之前的各种解释都没有能够真正解释造成"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和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实行的"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由于与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符合从而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后者则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执行了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

简单地说，"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就是使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相对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期早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家的富强。但是，欠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特色是劳动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力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在生产过程中超前地使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必然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了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国家还可以使用降低税收或给予补贴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比较大，国家就只好使用扭曲价格机制的方式来扶持战略性产业。这样，"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由于"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和经济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出现，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了。这就减慢了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这样，由于资本积累速度减慢，"赶超"国家的经济结构升级速度进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

其次，由于没有自生能力，那些作为"赶超"战略具体实施者的战略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状态。林毅夫教授称这种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机制被扭曲，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增大，国家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因为"战略性"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于企业经理人员缺乏努力造成的。这就使企业经理人员有借口要求国家不断进行扶持。结果，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大量蔓延将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进一步下降。

与那些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相反，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自觉地推行了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进一步讲，由于多数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的资本积累能力比较强，因而能够快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核心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简单地说，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林毅夫教授详细分析了国家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优点：

第一，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地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真正"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就必须使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即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早日结束资本相对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唯一能够保证国家快速地积累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如果一个经济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它就不需要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为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也是资本最密集的技术，它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并不适合。为了进行技术升级，欠发达国家只需要引进一些比自己现有技术略微先进但在发达国家又不处在前沿的技术。这就使欠发达国家能够比较容易地、低成本地获得新的技术。与之相反，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则可能需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这就增加了技术引进的难度，提高了技术引进的成本。许多时候，推行"赶超"战略的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重新发明发达国家已经发明的技术。由于R&D往往是非常资本密集的活动，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难以承担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经指出，"赶超"战略的推行必然在经济中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就成为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税收的来源反而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这就有可能造成财政的空虚；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负担起支持战略性企业的重任，这就有可能造成银行贷款的损失和不良贷款的累积；最后，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更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不仅如此，为了建立和维持这些企业，国家还需要不断拿出稀缺的外汇资源来进口昂贵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这就有可能造成国家经常项目的赤字。财政赤字、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和经常项目赤字三个方面加在一起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与之相反，那些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则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观经济不平衡的出现。

最后，"赶超"战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现象，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行则有助于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赶超"战略以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密集产业为目标，而使用同样的资本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赶超"战略的实行就有可能恶化国家的就业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失业现象严重，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与之相反，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行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减轻国家的失业问题。这必然有助于维护收入分配的平等。

㈥ 如何理解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结合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从对比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发展绩效开始构造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比表明，二战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无一例外最终都没能实现最初的发展目标，而那些没有选择或较少采取"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中却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种结果，理论界存在多种解释。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了各种解释后认为在其之前的各种解释都没有能够真正解释造成"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和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前者所实行的"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由于与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符合从而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后者则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执行了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

简单地说，"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就是使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相对密集型技术的采用以期早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家的富强。但是，欠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特色是劳动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自生能力的概念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大力推动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在生产过程中超前地使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必然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了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不大，国家还可以使用降低税收或给予补贴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如果"赶超"或"进口替代"的力度比较大，国家就只好使用扭曲价格机制的方式来扶持战略性产业。这样，"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就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由于"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和经济中大批失去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出现，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了。这就减慢了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这样，由于资本积累速度减慢，"赶超"国家的经济结构升级速度进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

其次，由于没有自生能力，那些作为"赶超"战略具体实施者的战略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状态。林毅夫教授称这种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机制被扭曲，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增大，国家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因为"战略性"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于企业经理人员缺乏努力造成的。这就使企业经理人员有借口要求国家不断进行扶持。结果，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大量蔓延将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进一步下降。

与那些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相反，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自觉地推行了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都符合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进一步讲，由于多数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的资本积累能力比较强，因而能够快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核心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简单地说，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林毅夫教授详细分析了国家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优点：

第一，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地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真正"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就必须使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即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早日结束资本相对稀缺的局面。上文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唯一能够保证国家快速地积累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如果一个经济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它就不需要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为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也是资本最密集的技术，它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并不适合。为了进行技术升级，欠发达国家只需要引进一些比自己现有技术略微先进但在发达国家又不处在前沿的技术。这就使欠发达国家能够比较容易地、低成本地获得新的技术。与之相反，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则可能需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这就增加了技术引进的难度，提高了技术引进的成本。许多时候，推行"赶超"战略的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重新发明发达国家已经发明的技术。由于R&D往往是非常资本密集的活动，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难以承担其成本。

第三，前文已经指出，"赶超"战略的推行必然在经济中造成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就成为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它们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税收的来源反而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这就有可能造成财政的空虚；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负担起支持战略性企业的重任，这就有可能造成银行贷款的损失和不良贷款的累积；最后，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更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不仅如此，为了建立和维持这些企业，国家还需要不断拿出稀缺的外汇资源来进口昂贵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这就有可能造成国家经常项目的赤字。财政赤字、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和经常项目赤字三个方面加在一起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与之相反，那些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则有可能有效的避免上述宏观经济不平衡的出现。

最后，"赶超"战略的推行有可能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现象，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行则有助于保持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赶超"战略以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密集产业为目标，而使用同样的资本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赶超"战略的实行就有可能恶化国家的就业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失业现象严重，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与之相反，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行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减轻国家的失业问题。这必然有助于维护收入分配的平等。

三、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政府的作用

按照词汇的直接涵义，经济发展战略属于政府政策的范畴。所以，研究政府在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理解政府在一个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中的作用可能要比理解政府在一个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中的作用困难一些。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价格机制的作用自然会引导资源向符合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这样，一旦政府决定实行违背国家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干预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价格机制的作用自然会将资源引导到符合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去，那么，政府在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中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问题的答案已经部分地隐藏在问题本身之中。既然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引导资源向符合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流动的趋势，那么，"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c 。这就是说，政府在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中的第一个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并维护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

政府的这一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往往是市场机制非常不完善的国家。事实上，欠发达国家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很可能正是长期实行某种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实行还使得欠发达国家经济中存在许多扭曲现象。这些扭曲的存在往往成为政府建立市场机制的最大障碍。为了清除这些扭曲的积淀，保证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将面临艰巨的经济改革任务。

除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的另一个作用与市场的失效有关。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将表现在：（1）通过国家的努力来促进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分享；（2）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3）补偿那些因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而失败的企业。

1、信息生产：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为了投资新的产业，企业必须对该产业具备充分的了解。这就需要收集和处理有关该产业的信息。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由每个企业分别进行信息收集是无效率的。政府的介入则可以降低信息生产的社会成本。

2、协调：成功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个人选择、企业选择和社会选择之间相互协调。协调的失败必然增加产业升级的社会成本。国家的介入则可能会减少经济不平衡发生的概率，促使产业升级过程顺利进行。

3、补偿：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未必总是正确的。如果国家产业政策发生失误，首先响应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就可能发生一些损失。这一损失的信息通常对后来企业的选择是有利的。因此，国家需要对发生损失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补偿。

应该指出，在那些实行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政府也可能会发挥这三个作用。所以，评价政府的作用关键还要看它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

㈦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什么是比较优势陷阱中国应如何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谈到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多人会提到的是人口优势，劳动力成本云云，但是，那种包容并蓄的文化可能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是诸葛亮在出征南夷之前定下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最终使西南成为了蜀国持久而坚固的后方。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兵戈并起，四分五裂的状态很常见，但是最终仍然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 中国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 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我国)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㈧ 达州经济情况

达州市经济的区域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二十一世纪初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加入WTO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区域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在参与全球区域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经济竞争能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西部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也提出了重大而艰巨的发展使命；近年来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到来，既使全省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也使区域经济的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面对我国、我省和达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达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发展战略研究十分重视。就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加快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思路，并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即：“融入成渝，联动秦巴，强工重农，兴城活商，追赶跨越，富民强市”。“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优化结构，抓好龙头，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培育航母，打造船队，构建秦巴地区的商贸中心；科学规划，强化建管，实现经营城市新突破；优化环境，大力招商，以大开放促进大跨越；放手放权，激励加压，强力推进县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我们认为，这一战略思路完全符合达州市的客观实际。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这一总体战略思路，经认真研究，提出本报告，供市委、市政府参考。应当指出，本报告只是针对达州市的区域定位与发展战略，关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和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等内容应该另行研究，与之配套。
一、达州市经济区位的变化和趋势
对区域经济区位的正确判断，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达州市地处目前所指的川东北地区（包括达州、广安、巴中、南充、遂宁、广元6市）。川东北地区属盆地丘陵和盆周山地区域，面积占全省14.3%；是我省人口的主要聚居区之一，2002年人口占全省33.2%；是我省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区域，2002年GDP占全省20.3%。长期以来，我们对川东北地区的区位认识存在着一定偏差，一是发展的思路偏重于盆地丘陵和盆周山区农业这一难解的命题；二是对区域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作用认识不足；三是对其与重庆市和接壤省区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显然，面对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需要对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及其在全省经济的地位作用重新认识。而达州市面积占川东北地区6市的23.91%，人口占川东北地区22.20%，GDP占川东北地区24.23%，在川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川东北地区经济区位的认识，重点在对达州市经济区位的认识。
1、工业化进程中对达州市经济区位的再认识
四川是全国农业大省，川东北地区是全省农业主产区之一。2002年全省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1.1%，比全国高6.6个百分点，而川东北地区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达34.3%，比全省高13.2个百分点，达州市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为35.1%（2003年达州市第一产业的比重为33.7%），比川东北地区高0.8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农业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另方面更说明工业经济薄弱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对农业反哺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
因此，认识达州市的经济区位，必须要跳出传统农业经济的思维方式，在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同时，着眼于推进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使命，更多地用现代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重新认识达州市的经济区位，全面构建和整合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和比较优势，把达州市作为我省新兴的重点工业布局区域，充分发挥达州市的资源优势，合理利用市场半径的效应，加快以能源、冶金、建材和特色农畜产品加工、现代中成药等为特色的工业基地建设。
2、交通地理条件改变对达州市经济区位的影响
就川东北地区而言，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我省交通相对不便的区域，一方面远离省会中心城市，一方面内外交通不畅，形成对工业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制约。然而对于达州市而言，其交通运输条件在川东北地区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其中又以铁路最为显著，七十年代建成的襄渝和近年来建成的达万、达成三条铁路在境内交汇，各县均通火车，铁路车站达34个之多，在川东北地区乃至全省均十分突出。
然而，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和公路建设的加快，尤其是川东北地区成南等高速公路的建成，铁路作为适宜于远程运输的交通方式，其重要性正在部分为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所取代，如近年来铁路运输客货运量的增长明显低于公路运输客货运量的增长。相对而言，达州市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可喜的是，近年来，达州市大力加强公路和机场建设，达渝高速和河市机场即将建成，交通地理条件正在重新向着有利于达州市经济发展的有利方向转变。
3、行政地理区位对达州市经济区位的作用
达州市地处我省东部，在行政地理区位上属川、渝、陕、鄂四省市的接壤地区。自古以来，达州市就是这一区域的商贸流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尽管在我国目前按行政区划管理经济的体制下，行政区划所造成的区域经济分割仍难以根除，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特殊的地理位置将使达州市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辐射区域和市场空间。
综观川、渝、陕、鄂四省市结合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其目前仍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达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内其他地区在总体上基本相当，其工业化进程与区域内其他地区属同一阶段，但在某些方面也略高于其他地区。因此，未来达州市一方面可以向这些地区形成辐射和吸引，拓展和扩大产品市场，构建区域经济中心；另方面也必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形成竞争，尤其是在争取欠发达地区稀缺的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源方面。
4、成渝经济带的扩展与达州市经济区位的变化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西部大开发确定的三大重点区域之一，成渝经济带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部分，是我国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对成渝经济带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一般认为只是成都—内江—重庆沿线。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川东北地区与重庆市的经济技术联系日益增多，成渝经济带的区域概念已由原来的一线型发展为哑铃型。川东北地区作为成渝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得到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的认同。目前，国家正在准备开展成渝经济区规划的编制工作。
达州是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与重庆一脉相传，历来就是重庆市重要的经济辐射区域。由于行政区划的隔离和统一市场需逐步完善，达州与重庆的经济技术联系曾一度削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这种联系正在不断加强，并呈加速之势。以目前全市公路客货周转量为例，往重庆方向占了50%以上，而川内和陕西等方向合占不到50%。未来达州必然与重庆在经济贸易往来、资金技术辐射、产业分工协作等方面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二、达州市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产业分工的基础，对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正确认识，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区域比较优势是相对的，认识区域比较优势，有一个参照系的问题。达州市地处川东北地区，主要参照系无疑是川东北地区。但在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更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既立足于地处西部内陆且相对落后的客观实际，又着眼于参与全国乃至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达州市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综合分析达州市的比较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位于西部开发重点区域和四省市结合部、邻近特大中心城市的经济区位优势
达州市地处川渝陕鄂四省市结合部，北与陕西接界，南与重庆相依，东与三峡库区及鄂西地区相通，使达州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广阔的区域市场空间；同时，达州市位于成都、重庆、西安、武汉四大都市交汇辐射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距重庆市相对较近，使达州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辐射源；达州市还处于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成渝经济带，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达州市经济发展将受到国家和省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回顾达州市经济区位的变化，其优势经历了由相对弱化再相对强化的过程。1997年重庆分设为直辖市后，由于当时全国统一市场仍处于形成之中，行政区划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与重庆的经济技术联系。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达州与重庆以及陕西、湖北的经济技术联系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达州市成为成渝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的地位加强，经济区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2、丰富的优质煤炭、天然气等矿产和特色农产品、中药材等自然资源优势
达州市自然资源丰富，其中尤以优质煤炭、天然气和特色农产品、中药材等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达州是我省三大煤田之一，且煤质较优，煤炭总储量达5.3亿吨，其中工业储量2.7亿吨，是我国南方煤炭资源较为富集的区域；四川是我国、达州是我省天然气资源富集的区域，据中石油西南分公司资料，以达州为主的川东北气田天然气资源量达4700亿立方米，其中探明储量1200亿立方米；据中石化西南分公司资料，区域内还有计算资源量3700亿立方米，合计资源量占四川盆地5.5万亿立方米资源总量约五分之一；达州市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共有耕地29.08万公顷，已建成6个国家级和省级商品粮基地县、5个生猪基地县、7个肉（奶）牛基地县、3个水禽基地县、3个茶叶基地县、2个苎麻基地县等，特色农产品和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当前，达州市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从煤炭资源看，近两年我国能源电力需求迅速增加，尽管我省发展电力以水电为主，但必须要火电与之配套，达州作为我省的富煤区域，其煤炭开发和火电发展正当其时；从天然气资源看，达州天然气资源丰富，但含硫量较高，近年来随着天然气脱硫经济技术难关的解决，达州市天然气大规模开发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从农产品和中药材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色、天然、绿色食品、油料、纤维和中药材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发展农产品加工、麻纺织和中医药产业前景广阔。
3、以襄渝、达成、达万铁路，318国道、210国道和河市机场为骨干的交通优势
达州是川东北地区、四省市结合部乃至四川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初步形成了以铁路为干、公路为网、机场为点、水路为补，综合配套，相互连接的立体运输体系。2002年末，达州市境内铁路总长346.5公里，铁路密度达1.39公里/百平方公里，位居全省第6位；达州市公路通车里程7848公里，公路密度47.33公里/百平方公里，均位居川东北地区第1位，并分别位居全省第4、5位；公路客、货运量均位居川东北地区第1位，并分别位居全省第7和第2位。但也存在公路等级较低，等级公路比重仅为60.89%，居川东北地区末位，河市机场至今未能复航等问题。
今后一段时期，是达州市交通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时期，将为达州市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有利条件。从铁路看，达万铁路客货运输的全面开通和逐步繁荣，将与长江航运构成铁路水路联运网，形成新的出川达海的直接通道；从公路看，达州至重庆的高速公路即将全面建成，将显著缩短与重庆的相对空间距离，有力促进达州与重庆的经济技术联系；从航空看，河市机场即将建成复航，将大大便利达州与国内外的联系和交往，加快达州的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4、以冶金建材、能源电力、食品纺织、机械电器等为特色的工业经济优势
尽管达州市工业发展滞后，但相对于川东北地区各市和川渝陕鄂四省市结合部其他地区，达州市工业具有相对较好的基础。2003年全市工业增加值66.25亿元，在川东北地区位居第1位。其中又以冶金建材、能源电力、机械电器等重工业较为突出，2003年全市钢材产量56万吨，发电量30.3亿千瓦时，水泥产量197.2万吨，均位居川东北地区首位。2002年全市规模以上重工业增加值42.7亿元，占川东北地区35.3%，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1%。但达州市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相对落后，2002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仅为南充、遂宁的约一半。
今后一段时期，达州市工业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到来，使钢材、水泥、煤炭、电力等的需求大幅上扬，但也导致相应的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绿色食品、麻纺织品、中成药等的市场需求广阔，但达州市在这方面产业规模较小，工艺技术落后，对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制约较大。
三、达州市经济存在的比较劣势
对区域经济比较劣势的正确认识，也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认识经济发展的比较劣势甚至比认识比较优势更重要。认识区域比较劣势，也有一个参照系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在川东北地区的比较，但更重要的是用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瞄准国内发达地区和国际先进水平，寻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综合分析达州市的比较劣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想观念较为封闭，改革开放相对滞后
达州市地处大巴山南麓，山地占总面积71%，丘陵占总面积28%，平坝仅占总面积1%左右。由于地处内陆，且以山地为主，经济社会的开放度不高，思想观念较为陈旧。近年来，达州市大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成效显著，但由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与沿海和省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从改革看，由于多方面原因，达州市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明显滞后，至今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在传统机制中运行，大量的国有资产处于沉淀状态，职工的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较为薄弱；从开放看，由于地处内陆山区，其招商引资存在较大难度，兼之其他主观原因，至今招商引资尚未有大的突破，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成效有待提高。
2、财政实力较为薄弱，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达州市经济与全省类似，具有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特征。然而，达州市又是典型的吃饭财政，某些方面甚至入不敷出。2002年全市人均财政收入仅101.1元，在川东北地区位居第5位，仅高于巴中市，在全省排名仅19位。由于财政实力薄弱、建设资金短缺，对各方面均造成重大影响。
如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全市投资率仅为28.1%（2003年投资率为33.76%），在川东北地区位居第5位，仅高于巴中市，在全省排名15位；又如教育事业发展，2002年全市教育事业费增长率仅为13.46%，在川东北地区位居末位，在全省仅排第17位。尤其是由于建设资金短缺，包括机场改建在内的一批重点项目工期一拖再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3、城市化水平较低，投资环境尚不如人意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辐射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达州市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其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国内和省内较发达地区，也低于川东北和省内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市。2002年达州市城市化水平为15.7%，在全省排第15位，在川东北地区居第4位，不仅低于人均GDP高于达州的遂宁市，也低于人均GDP低于达州的南充和广元市。
城市化水平的落后，不仅导致经济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降低，也是投资环境尚不如人意的重要方面。因为对于欠发达地区，吸引外商投资主要在城市，改善投资环境也主要在城市。这是达州市投资环境的重要差距，如至今市工业开发区尚未形成企业入驻的基本条件，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4、产业结构尚不合理，产业关联有待加强
达州市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传统工业化初期的结构特征。与沿海和省内较发达的区域的差别尚且不论，在川东北地区6市比较，一方面2002年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9.7%（2003年为26%），在川东北地区居第1位，比其他市高5～9个百分点；另方面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27.8%（2003年为31.9%），在川东北地区最低，且比其他市低达7～10个百分点。
如此大的差异，即便考虑某些不可比因素，也说明达州市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亟待加强。同时，达州市产业的关联互动亦较弱，全市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全市原煤年产量达730余万吨，但就地转化为电能仅占15.1%；全市苎麻年产量3.6万吨，但苎麻加工严重滞后；全市天然气大开发正在展开，但天然气如何转化亟待认真研究。
5、生产技术和管理粗放，经济效益较为低下
达州市工业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尽管工业增加值在川东北地区6市中列第1位，但其经济效益却有待提高。工业经济效益不仅与沿海和省内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川东北地区其他市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统计，2002年达州市每百元工业增加值实现利润仅1.1元，位于川东北地区末位，每百元工业增加值实现利税仅17.0元，也位于川东北地区末位；每百元工业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仅0.5元，位于川东北地区末位，每百元工业销售收入实现利税仅7.6元，只略高于南充市；每百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仅0.45元，位于川东北地区末位，每百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仅6.9元，同样位于川东北地区末位。尽管同样有不可比因素，但其显然是工业未能对全市经济形成应有的强力拉动的重要原因。
四、达州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定位
根据以上分析，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区域产业分工、强化区域经济特色、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期，达州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定位可以是：四省市接壤地区的以能源重化工业、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现代商贸物流业为重点的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市。
1.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达州地处川渝鄂陕四省市接壤地区，周边市（区）虽分属四省（市），但同为秦巴山区，自然地理相似，文化习俗相近，经济联系密切。长期以来，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至今尚未形成突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随着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已成为客观需要。达州市是区域内传统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且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这一区域居于前列，产业基础较好，交通运输便利，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功能基本形成，2002年通川区和达县非农人口已达38.9万人，未来应向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规模发展，把达州建成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不仅将有力增强达州的区域积聚和辐射能力，而且将有力促进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建设四省市接壤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关键是要加快达州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强化资源开发利用，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支柱产业，加快工业发展步伐，努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实行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举，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以达州城区为重点，加强城市规划和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积聚和辐射功能；要利用地理区位和交通运输之便，着力培养大型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加快商贸流通、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较高层次第三产业的发展。
2.川东北地区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
四川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之一。从全省看，我省能源重化工业基地不在川东北地区。但能源、冶金、建材工业的基本产品如煤炭、水泥、钢材等，由于单位产品的重量较大，因而都有相对合理的产品市场半径，其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达州市能源、冶金、建材工业在川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资源条件看，具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石灰石等资源，资源丰度在川东北地区名列前茅，尤其天然气的开发前景十分巨大；从产业基础看，已经形成达钢、达竹煤电、恒成能源等企业为骨干的冶金、能源、建材、机械等支柱工业，重工业规模和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位居川东北地区首位；从产品市场看，达州市的建筑钢材、煤炭、水泥等产品已在周边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电力、天然气的市场更供不应求。
要把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源优势、加快能源重化工业发展作为达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扶持，加快实施一批重点建设和技改项目，快速壮大工业经济实力。包括加强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加快大型火电的建设步伐；加快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尽快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对达钢等优势企业的改组改造，培育和壮大重点优势企业，逐步形成和壮大作为川东北地区乃至四省市结合部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
3.四川省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之一
如前所述，四川是我国、川东北地区是四川、达州是川东北地区的农业主产区之一。较为雄厚的农业基础，为达州市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尽管从全省看，达州在这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加工业发展仍较为薄弱，但其市场容量较大，发展前景广阔，而且关系广大农民的致富奔小康，关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全市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必须予以大力推进。
建设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必须紧紧抓住加工这个龙头，强化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我省各市（州）大多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关键是看谁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更快，谁的农产品加工质量档次更高，谁农产品加工的产品更适应市场需求；必须突出优势和特色，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要围绕达州具有比较优势的肉牛、苎麻、油橄榄、富硒茶、地道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龙头企业，提高加工深度；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强化市场营销。要有重点地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开发适销对路产品，争创名优品牌，扩大市场份额。
4.重庆中心城市的重要辐射带动区域
就大的经济区域而言，达州市是成渝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和重庆是成渝经济带两个特大中心城市，达州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两个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但从经济社会的历史传承、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看，达州市与重庆市的经济技术联系更为密切，也更为重要。达州是重庆传统的辐射带动区域，其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相似，经济社会联系历史悠久；达州与重庆比邻而居，通往重庆的交通条件更为便利，而且是重庆北上的必经通道；达州与重庆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既为重庆提供配套服务，又承接重庆的产业转移；达州与重庆互为市场，达州市场上重庆的产品占有很大份额，达州的产品也有很大部分销往重庆市场。吸引争取重庆特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以重庆市作为达州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是达州经济发展的合理选择和必然趋势。
加强与重庆的经济技术合作，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摆正位置，甘当配角。要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积极跟踪重庆经济的发展动向和市场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与重庆优势互补，在产品开发中注重重庆的市场需求，在招商引资中加强对重庆的针对性。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规模，提高合作实效，使达州成为川渝经济相融和产业互动的走廊。
5.四省市结合部的商贸物流中心
商业职能是城市的初始职能，区域中心城市首先应成为区域内商贸物资流通的中心。达州作为进出川的重要门户，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被誉为经商贸易的“金三角”，是川东北传统的商贸物资集散地。达州批发零售业、餐饮娱乐业、交通运输业较为发达，商品贸易辐射力强。全市2002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亿元，2003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4亿元，居周边各市前列。2002年全市客运总量9509万人，货运总量3300万吨，在川渝地区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发展基础，达州是省规划的五大二级物流枢纽之一。
加快商贸物流中心的建设，重点要培育大型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在此基础上，积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技术手段，加快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的转变步伐。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完善物流运输平台。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信息化建设，促进物流与信息流相结合，完善物流信息平台。积极为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创造条件，大力促进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的发展。
五、达州市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根据以上对达州市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经济区位和区域定位的认识，按照达州市委、市政府总体发展战略思路的要求，我们认为：如何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是达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为此，建议全市在战略重点上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加强经济结构调整
——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是加强区域经济自身增长机制的必要手段。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在全市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条件。积极推进“三个转变”，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的转变，激活民间资本投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组，通过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逐步确立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

㈨ 比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联系实际，你认为该如何构建中国外贸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前提下：
1、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或一种要素（劳动要回素）；
2、国家之家存在某答种特征差异；
3、各国的比较利益的静态不变的，不存在规模经济；
4、自由贸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进行的，以物物交换为形式；
5、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
6、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在进入对幼稚产业保护的更深一步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幼稚产业的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里指的幼稚产业必须具备以下3个特点：
1. 这种产业是该国尚未发展成熟的新兴产业。它暂时还没有能力同国外较发达的同类产业竞争。且该产业具有发展潜力。
2. 该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度。即该产业和国内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正的外部效应。这一特征为幼稚产业的保护提供了必要性。
3．该产业在现阶段缺乏推动其发展的资金实力。
在此还需要特别说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指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定使其免于国外同类产业的激烈竞争，同时为其发展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为其营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