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整天吵着经济转型,转型,怎么转
房价那么高
低附加值的产业自然活不下去
当然是向高附加值转型
与其说“吵”,不如说被逼
2. 上海青帮怎样转型成近代黑社会
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帮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荣既是法租界的督察长,又是青帮的“老头子”,表面上他是代表警方维持社会秩序,实际上却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首领,成为典型的黑社会“老大”。他利用黑白两道的地位,不仅大肆从事鸦片走私,经营赌场、妓院,而且也经营合法工商业、金融业,并且把触角伸入演艺界。所以,30年代的上海青帮,已经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向黑社会的蜕变。上海青帮从帮会到黑社会的蜕变,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一般黑色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黑色事业”。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从一般帮会头目到青帮三大亨,从一般帮会非法活动,到从事黑色事业,在经济上的标志,就是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帮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
宣统元年(1909),清朝当局与英、法两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禁烟条约,上海的英、法租界当局宣布在租界内实施禁烟。这实际上乃是个大骗局,表面上关闭了一些烟馆,但是又成立了“洋药公司”,使得鸦片的经营合法化、垄断化,租界当局从“洋药”即鸦片的税收中获得巨大利益。原来的烟馆名义上关闭,实际上仍在暗中继续出售鸦片。这样,在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异常活跃,为了获得暴利,烟贩们冒险贩运、倒卖烟土,并且发展成许多贩卖外国烟土的大烟商,如郭子彬经营的“郭鸿泰土行”、郑四太爷经营的“郑洽记土行”等。这些大烟土商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英租界)境内,形成著名的“潮州烟帮”和“大浦烟帮”。
由于贩卖烟土可以获得高达3倍至4倍的暴利,所以,受到帮会分子的觊觎,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黄金荣于是和妻子林桂生商量,用抢劫的办法获得烟土。他派手下的徒弟们,在租界的交界处进行抢劫,然后逃入法租界,英国巡捕和华捕都不能进入法租界,被抢者因为是非法经营,也不敢在英租界报案。
抢劫的手法,第一种是所谓“抄把子”,也就是警匪合作,警察、巡捕以查抄烟土为名,搜查烟商的烟土,将部分上缴,其余部分私吞。有一次黄金荣侦察到江苏一位米商购买到10包烟土,准备从徐家汇返回家乡,于是派徐福生和一名华捕到徐家汇路上等候。当该商人到达后,二人立即从行李内搜出10包烟土,便要以走私烟土的罪名将他拘捕。商人十分害怕,慌忙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并连连求饶,徐福生等人私分了钱,把8包烟土送到黄金荣家,其余两包交给巡捕房。
第二种是所谓“硬爬”,也就是拦路抢劫。他们事先在烟商经过的地方埋伏若干人,待其到达时,突然前去抢劫烟商携带的烟土。当时,有个名叫蔡乃煌的禁烟员,和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烟商勾结在一起,以调查、转运为名,频繁地从各地往上海私运鸦片,以获取暴利。黄金荣查出此线索,便派遣他的弟子,拦路抢劫他们的烟土,或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上当,使得蔡乃煌和烟贩们获得的暴利,相当一部分落入了黄金荣的手中。
杜月笙在投入黄门之后,最初就是带领十六铺和南市的流氓们进行抢劫烟客的勾当。杜月笙看到华界里那些有钱的烟客,每天都到法租界来购买烟土,于是就指挥他的弟兄们在两地的交界处等候,当烟客购买烟土后从法租界出来进入华界时,立即上前抢劫,然后又迅速跑回法租界。被抢烟客既不敢向华界警方报案,也不敢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只能自认倒霉。第三种是所谓“套箱”。鉴于贩卖烟土在当时表面上属于违法,所以烟土行一般都把烟土装在煤油桶里伪装起来,抢劫者则乘坐马车,事先准备好木头匣子埋伏在预定地点,待运送烟土的人到达时,抢劫者突然快速上前,用木匣子套住煤油桶,搬上车子快速离去。
黄金荣也往往直接抢劫轮船上的走私鸦片,这就是利用其弟子中在上海码头的所谓“水老虫”。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同时也为了逃避关卡的盘查,必须用小划子把鸦片一箱箱运到陆地。“水老虫”便趁机把小划子弄翻,然后把鸦片捞起抢走。
大量烟土被抢劫,严重影响了租界当局的收入,法租界的巡捕房便让黄金荣设法破案。然而无论是陆上的流氓瘪三,还是那些海上的“水老虫”,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黄金荣只好拖延应付。然而,这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就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商量,成立了“三鑫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对外国走私鸦片的轮船收保险费。凡经过三鑫公司保险后,如果被盗,由公司赔偿。保险费是鸦片价值的10%。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保险费的收据不仅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还有法租界巡捕房的收条。由于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不便公开出面,只充当后台老板,由杜月笙任公司经理,张啸林和范回春任副经理。
三鑫公司的运作方式带有典型的黑社会特点。鸦片的押运,是由法租界治安当局以武力进行。黄金荣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并且出动警车巡逻开道,声势浩大,鸦片从起运到入库房,都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公司除了包销法国军队的鸦片外,还包销部分土商的鸦片,然后再由公司把鸦片批发给租界里的烟馆经销。公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向各个烟馆收取烟枪执照费,发现有隐瞒者,则进行罚款,甚至吊销执照。
1923年,三鑫公司达到了鼎盛时期。《字林西报》报道说:“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二十五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以黄金荣为首的三鑫公司从鸦片的提运中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好处,而且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勾结在一起,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
黄金荣
黄金荣曾三次被法国东亚全权大使、安南总督褒奖头等和二等金银质宝星。同时也被北洋军阀引为知己,被聘为咨议、顾问,黄金荣曾被黎元洪授予陆军上校侍从武官军衔,被淞沪护军使衙门聘为上校督察。如此,黄金荣既是黑社会老大,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一身而兼二职!
大亨们还从事其他黑色事业。
除了走私鸦片外,青帮大亨们还经营其他黑色事业,主要有开设赌场、妓院,经营戏院、浴池等。
3. 上海威博作为一个有13年历史的老企业,为什么转型移动互联网,专注做智能O2O微分销系统呢
一、传统企业为什么要进行互联网转型?
丽君物流:首先国家在转型、经济在转型、市场在转型,这一切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企业依靠原有传统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的的增长模式来获取人口红利的日子难以为继。
其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4亿多80后、90后绝对是市场的消费主力,而他们天生亲近网络,尤其是90后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所以当你的企业跟互联网没发生关系的时候,意味着4亿多80后、90后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当他们跟你没关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口袋的钱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最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推翻了信息不对称,导致带来了人与信息的无限自由链接,意味着过去所有依靠信息不对称的盈利模式将瞬间坍塌。
二、“互联网+”企业到底该从哪里入手?
丽君物流:首先从行业利润高和效率低的环节入手,“互联网+”的本质就是高效率整合低效率.比如家电连锁企业过去的利润就比较高,结果京东把销售环节搬到了网上,马上就获得了用户的亲睐,其核心就是互联网的方法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有比如利用O2O降低营销成本,获取用户反馈来改进和优化产品。另外还可以从用户的痛点切入,比如“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所以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才那么容易获得风投的热捧,简简单单一个挂号网都能获得1亿美金的风投。
三、“互联网+”企业,怎么“+”?
丽君物流:“互联网+”企业就是企业互联网化,企业无非包括四个方面,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所以“互联网+”企业就是四个互联网化。
(1)营销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技术来发现需求、降低沟通成本
利用O2O来更精准的发现用户需求,最大化的降低营销成本。例如美乐乐通过O2O不断提升消费者体验,来增强客户黏性,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融合。
(2)产品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技术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用互联网研发产品的模式来改进生产环节,尽快的将产品投向市场,让用户参与产品试验,并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改进,将用户反馈囊括在纠错机制之中,形成内部创新的标准化体系,加快产品的更新周期,实现快速迭代。
(3)管理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思维武装全体人员
用互联网精神来改造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和产业的上下游价值链。“平等、开放、协作、分享”既是互联网精神,也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思想基础,甚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企业能否开始互联网化的重要指标。
(4)商业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模式开辟新业务
整合内外资源用互联网的玩法重构整个商业价值链,针对现有业务进行内部赛马和自我革命或跨界颠覆。例如腾讯用微信攻击手机QQ,马云给淘宝无线下的命令就是干掉淘宝,顺丰用“线下网店”嘿客来颠覆物流业。
四、为什么现在大家现在把转型的焦点都放在电商方面?
丽君物流:因为目前多数企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销售乏力,所以如果能增加销售渠道,扩大销量自然深受老板们的亲睐。但可以很负责的说电商只是互联网转型其中的一个子模块,而且销售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产品研发、生产,也涉及到战略等方面。雷军也说:“今天大家可能更多地认为向互联网转型仅仅是电商化,电商确实提高了渠道效益,但更为重要的是用互联网思想来武装自己。不是把产品放在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公司,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做事情。
五、“互联网+”时代,如何衡量一个企业的生命力?
答:(1)首先看它是否“在线”,各项业务流程中,多少项“在线”了,关键流程是否“在线”,这衡量的是企业的互联网化水平;
(2)然后看它多大程度完成了“互动”的理念,多大程度上能“遵照”用户的反馈来优化自身的产品和服务;
(3)最后,要看这家企业在非业务线性流的其他节点上是否“联网”,是否与全网发生着互动与交换,并因此产生新的流程和服务。
六、判断“互联网+”企业的三个标准:
马云说:“没有传统的企业,只有传统的思维,传统思维只有一条就是捍卫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既得利益。”所以判断企业互联网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在巩固和强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既得利益,还是在削减和释放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既得利益。具体分三个方面:
1.用户层面
企业与用户之间是否是一种平等、开放的关系,企业是否为用户营造了一个协作、分享的良好氛围。
(1)你所有的努力是在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还是阻碍信息的流通?
(2)你是尽可能的让用户得到关于产品的全部信息,进而便于用户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有意的屏蔽同类竞品信息,让用户只选择你的产品?
(3)你是在努力促进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而通过用户的反馈和诉求来驱动产品迭代,还是阻碍用户之间吐槽的扩散,维护企业品牌形象。
2.价值链层面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否建立在“平等、开放、协作、分享”的商业生态平台上。
你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是为了消减产品到达用户的中间渠道环节,最大化的让利给用户,为用户提供更大价值还是为了整合后最大化的获取垄断红利?
3.员工层面
企业与员工之间是否是一种平等、开放的关系,员工与员工之间是否足够的协同、分享。
(1)你现有的管理方式是依靠指挥、控制、命令等传统管理手段,还是员工发自内心的自主自愿行动?
(2)你在企业推行包产到户式的自主经营是为了企业效益的翻番还是为了激发员工更加自主的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你给员工丰厚的福利、期权、股票,是为了用这些金手铐栓牢员工舍不得离开你,进而可以为你创造更多的价值,还是发自内心的对员工付出的肯定。正如刘若英所唱“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你是否有如此的胸襟。
总之,这次移动互联网浪潮最大的冲击就是倒逼商业回归人性,所以“平等、开放、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必将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文化根基。
4. 上海怎么转型升级
制造业为主转为服务业〈金融,旅游,港口(转口和保税),〉
5. 四川北路的发展转型
继黄浦区提出创建国内第一个黄金珠宝商贸功能区之后,上海第二个商贸功能区——虹口区上海专国属际酒类商贸功能区建设也于2011年年中正式启动,来自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等9个葡萄牙语系国家和地区的红酒商首批签约,入驻商贸功能区旗下的上海酒文化展示中心。上海国际酒类商贸功能区相关负责人、上海酒文化展示中心主任刘波英表示,上海已占全国口岸红酒进口量60%以上,对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
据市商务委副主任张新生介绍,上海国际酒类商贸功能区选址在虹口四川北路中段,北侧紧靠东宝兴路,东侧紧贴吴淞路,南侧为塘沽路,西侧为河南路,总计约1.5平方公里。功能区将通过市区联手,依托四川北路中段较为成熟的商务商贸环境,努力打造一个集酒类展示、酒类交易、酒品品鉴、信息发布、检验检测、专业培训、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商务商贸公共服务平台。
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的研发转型
近年来,研究院准确把握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赋予研发体系的新使命,紧密围绕产品开发回进行研发转型,坚持答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研发思路,加强对客户市场的深入研究,配合集团战略转型,在中国电信新业务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市场推广方面不断做出贡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继往开来,研究院将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上海公司的正确领导下,承载历史赋予的重任,团结一致、求真务实、坚定方向、努力开拓,进一步凸现研发价值,为推进中国电信成为世界级综合信息服务商而努力奋斗。
7. 上海经济转型的时候到了吗
但,这样的增长轨道,在今年上半年却发生了变化。 除了经济增速仅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增幅这一指标,出现了较明显的“双低”现象———较去年同期相比低,较全国水平相比低。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增长的趋势,是否会出现逆转?全市的国民经济,下半年走势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 人们关注。昨天,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聚焦热点,去探讨、去求解…… 增速放缓——有规律性因素 对今年上海经济出现的“双低”现象,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誯松认为:这有其规律性因素的作用。上海速度的放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人均GDP到达一定阶段、商务成本上升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一方面是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的后发优势,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政策上的,都基本利用完了;而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上海的先发优势效应,也越来越不明显了。 华东师范大学远东金融学院院长、终身教授潘英丽认为:经济增速的放慢,是传统增长方式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从需求角度主要靠投资拉动,从供给看主要靠要素投入拉动,这就导致经济难以可持续。因为一味投资既消耗当前的产品,又容易引起生产性过剩的危机;而越来越多的要素投入,会带来资源的压力,带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滞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研究员表示:上海经济的趋势,应该是“增长速度减缓,增长质量提高,增长结构改善”。有一个倾向很好,现在区县政府对GDP的增长兴趣似乎开始减少,这说明地方政府对GDP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更讲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上海,更注重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不去单纯追求GDP。 他认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好像已不存在过热的问题,目前大部分指标都在正常区域,但也有一些指标处于“黄灯区”,关键就看这些指标能否稳住。他还特别提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如长三角,今年引进外资下降比较快,这有能源瓶颈因素,也有土地制约因素。这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而上海身处长三角,可能也会受到较大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说: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而这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开始启动,这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由实物,如住房、汽车等拉动的经济周期。上海在这一波中可能是最先感觉到的。然而,住房又不单是实物,它还是金融产品,是资产,房价升得太快,大量投机、泡沫就会溢出,于是必然就会有宏观调控。带来的结果是,这轮周期还没走完就结束,许多改善性居住还没完成,持币待购者还有很多。 内部调节——抵御波动风险 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房价、金融证券价格、车价、油价等的波动,也会对上海经济产生冲击。如何去抵御外部压力,抵御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教授观点明确:寻找内部结构调节机制。 他认为,上海可以在三方面着力。一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落实,突出国际化、科技化、生态化;譬如绿色的基础设施工程是最可持续的,做的越早,上海经济的抗波动能力就越强。二是利用第三产业引资的大幅上升势头,积极打造全球化的物流集散基地。洋山深水港的即将建成开港是个很好的契机,今后可能会在上海形成面向全世界的生产型服务业,如大型物流中心、大型科研基地、大型投资决策中心。三是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决不缩手,以此推动上海新一轮第三产业的发展。 增长方式——必须主动转型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是坏事,恰恰是极好的机会,因为“它可以逼着你去考虑后面该怎么做”,去主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费方域教授说:上海完全可以找到新的路子,上海的竞争优势要建立在大城市本身的优势上,即人才、资金、物流等方面的集聚,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去挖掘、去深化优势。 周振华教授说,上海城市的功能已从集聚阶段走向集聚与辐射并存,而辐射依靠的就是服务。这一点已经显现,如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开始发展。当然,与大城市相伴随的是商务成本会抬高。对此,刘誯松博士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转到适应高商务成本的阶段上来,产品附加价值、人均劳动生产率等要素就不能和现阶段相匹配。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很多高薪岗位,吸引很多高级人才到上海来,上海就能真正建成国际大都市。未来5年是上海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5年,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5年。 做好准备——承受转型代价 专家们提醒,转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周振华教授举了发达国家的先例,纽约、伦敦当年从工业城市转向现代金融、经济城市,用了三四十年,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经济、社会指标是比较糟糕的,致使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几乎绝望,认为看不到前途。所以我们要做好承受转型代价的准备,不能太着急,要保持信心。 困难会表现在哪些方面?袁志刚教授说:上海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困难很重,因为不是产业结构的自我自然升级,而是要从外国人手中“抢”过来。但上海也是有机遇的———全世界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势头正在出现。先是软件外包,现在又出现了研发外包,后者要求一个城市具备知识、资金、信息、人才等许多要素,这正是上海的一大优势。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指出:发展制造业对拉动GDP立竿见影,发展服务业见效则比较慢,而且服务业产品有难以标准化、制度难以建立等难题,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认识。费方域教授说,上海经济结构转变要真正把“三二一”落到实处,且应以科技为基础,提高附加值。上海现在要发展新的东西,同时迅速淘汰旧的东西,现在旧的东西占有资源太多,要施加压力加速淘汰。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两头在外”战略已不适合继续推行了。根据“微笑曲线”,加工制造业这块的利润是最低的,大约只占总利润的10%左右。 “突围”关键——要发展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不言而喻的选择。 对服务业深有研究的陈宪教授总结:今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出现了6个变化。第一,上半年服务业增长9.6%。第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第三,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第四,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第五,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第六,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 对于如何发展服务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议。袁志刚教授说,上海在服务业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是推进制度改革,就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我们竞争性的制造业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效率,企业制度的改革很重要。现在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业占到50%以上,很多服务业上不来是因为没有供应。上海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速与北京相比落后了,应该更加敞开胸怀为全国服务。 费方域教授提出一个新鲜的口号:“大小并举”,以对应“抓大放小”。“抓大放小”是从所有制角度讲的,“大小并举”则是从企业结构讲的。“小”有两个概念,一是小型高科技企业;二是运用高科技的专业化的小企业,它自己不做研发而是用别人的东西。这两块恰恰是上海需要而又很缺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对小企业要特别重视。 还有,上海面临市场深化问题,科技市场不发达,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同时,市场有好坏之分,必须要有好的设计。再者,政府要转变职能,更好地提供法规、政策。特别是必须制定大量的微观政策,而不是统称“宏观政策”。同时,中介机构的独立程度反映了市场深化程度,也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政府还要提供很好的规划和指南。 周振华教授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上海商务楼的供给不够充分,且以出租为主的方式没有与国际接轨。大型跨国服务机构需要整栋的或几层楼面的商务楼,金融、保险机构一般喜欢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