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浙江省产业结构现状是怎样的
浙江省工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进一步凸现。
1.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到了第二产业部门，但是第二产业内部各部门的相对变化较为缓慢。七八十年代，浙江省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业。但由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缓慢，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纺织、机械（包括电机）和化工这三大工业部门的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2.在产业发展上，一般的规律是过去的路径制约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的资源优势是拥有众多的企业家资源，但多数企业家还是缺乏学习过程磨练的原始企业家；与此相适应，浙江的企业组织结构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角，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样的经济结构将导致投资决策的分散化，这对企业适应需求多样化的下游产品的市场竞争是有利的，但是要形成以规模效益为主要竞争力的重化工业就有不利的一面。
3.产业空心化问题导致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大量外迁，传统产业优势渐失，有的已日趋萎缩。由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土地紧缺等因素，导致中小企业纷纷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土地资源丰富、并有较多优惠政策的地区迁移。产业空心化会破坏一、二、三产业的合理比例，造成供求结构失衡，贸易收支恶化或逆差加剧。所以在浙江省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应该加以调整。
『贰』 浙江省六大产业是哪些
浙江的六大产业主要有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
2011年浙江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温州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累计完成投资70亿元。规划到2015年，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将达1500亿元，年均增长39%，占全市工业经济总产值15%，初步形成具有温州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
另外2012年3月份 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十二五”时期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进提升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为进一步促进产业的调整做
《意见》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
一是优化区域布局。六大重点行业新建(含搬迁)项目在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环境准入要求的基础上，原则上进入已完成规划环评审查的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
二是加快产业升级。坚决关闭规模小、能耗高、污染重、治理无望的企业和生产线，加快或提前淘汰国家和省明确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类产品、工艺和装备。
三是加强污染治理。对于水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超过许可排放总量、影响集中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的企业，除依法处罚外，必须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将被责令停产、关闭。
四是规范日常管理。六大重点行业要建立完善的节能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环保台账系统，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保管理。企业每个厂区原则上只能设置1个标准化废水排放口和1个清下水排放口。
五是严格执法检查。加强联动，整合资源，严肃查处违法建设、经营和违法排污案件，挂牌督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污染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污染高耗能企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在重点行业企业和园区设立环保监督员，严防污染反弹。
六是加强长效监管。各地要建立分片包干检查责任制，落实长效监管责任。实行现场检查责任制，将历次检查的负责人及检查、监督结果记录在案，并纳入企业一厂一档环保档案系统。
出政策支持。
近年来我们浙江的六大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叁』 如何解决浙江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将产业集群与复区域创制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2.浙江产业集群需要特别重视培育和创造生产要素。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
4.要把浙江产业集群整合到全球商品链之中。
5.推进柔性生产，抑制过渡竞争。
6.推进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制度建设。
『肆』 新疆和浙江经济发展一样缓慢的主要原因
路太远,交通不便,运费高昂,水源少,冬季时间太长.但我不同意楼下的说法，新疆的治安状况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只是有民族问题，但平时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个人走都没有危险。
当前中国和新疆正处于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中，城乡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差别在50倍以上，西部与东部落差越来越引人注目，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成为世界上基层系数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农民增收缓慢，“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焦点，成为影响和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究其原因，既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缺憾，更有传统制度设计上的动因，有些深层次的矛盾是机制、制度造成的。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严重失衡的城乡关系已成为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道无法回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堑，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瓶颈。解决不好这些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倾斜的天平就会引起强震带，就会严重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因为城乡关系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非解决不可的大经济大社会大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判断。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关键是要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机制，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最关键途径，它直接关系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新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矛盾
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新疆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新疆城乡之间关系尚未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新疆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新疆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虽然符合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国际趋势，但一、二产业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2005年，三次产业比重演变为19.、46.、35；其中一产比全国水平高6.6个百分点，二产业比全国水平低1.3个百分点，新疆工业所占GDP比重仅为30.5%，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5位。特别是新疆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6%，比全国低44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工业化滞后严重影响了新疆城乡经济的发展。三产业比全国水平低5.3个百分点，新疆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低。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3.9%，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特别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3强，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新疆服务业比重低于中下收入国家或地区近14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约30—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是城市化最大的推动力，第三产业不发达，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难以社会化，客观上加剧了新疆“三农”问题。新疆就业结构的严重缺陷在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2005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4.%，比全国高6个百分点，比相对发达国家高4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5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逐年上升，但就业结构变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目前新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还不到全部从业人员的1/3，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都在60%以上，可见，新疆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大课题，任重而道远。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由此导致新疆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新疆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较低的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更大。2005年新疆城市化水平只有37.3%，与1990年相比仅提高了5.41个百分点，在全国的位次也后移了8位，成为全国城市化进程最慢的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的进程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此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城市化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由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新疆农业劳动力每转移一个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根据世界160多个国家统计，城市化与人均GDP有如下对应关系(见表2)，新疆城市化水平比人均GDP相当国家或地区低6～15个百分点；与新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比，低了10.3个百分点，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新疆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新疆约有66%的人口滞留农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受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影响,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城市化进程滞后已成为制约新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它在客观上加剧了城乡、地区、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治区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收入悬殊过大。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十分缓慢。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仅占纯收入的16.7%，与全国相比，绝对数不到全国的1/3，比全国低30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1位；农民增收渠道狭窄，过分依赖种植、养殖，56%的劳动力仍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导致农民增收困难。1990—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比全国低2.6个百分点；1997—2001年，新疆农民人均收入仅从1504元提高到1710元，5年只增加了206元。2002—2005年由于粮食涨价因素，农民人均收入虽然有较快的增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差773元。
在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整体上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98年5425.1元上升到2005年的10493元，农民人均收入1998年为2162.0元,2005年为3255元，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5年3.22∶1，前者为后者的3倍多，收入的绝对差距已从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元。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为8100元，农民人均收入2005年为2482元，收入差距扩大为3.26∶1，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达56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全疆85个县市中有30个贫困县、35个边境县，低收入人口达280多万人。需要指出，由于口径和范围不一致，上述指标只反映了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与农村居民的全部收入，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福利和实物收入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而农民收入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下一年度的生产性投入，以及社会上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经常被低估而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收入被高估的情况，事实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在4-6倍，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一般在1∶1.5倍。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基层系数已由1980年的0.33扩大至目前0.458，“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属于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分配不公较为严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并非“人人都是赢家”(8)，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巨大的利益受损者，这些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的弱势群体愈来愈被边缘化，“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9)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已经到了非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不可的地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悬殊。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消费市场呈萎缩趋势。从消费市场来看，新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为4∶1，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五个西部省区之一；农民消费结构相当于城市居民80年代末的水平，滞后城市15年左右；66%的农村居民仅占消费品市场份额的18.9%，而1/3的城镇居民却占据全区8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各种产品在狭窄的城镇市场激烈拼杀，而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却始终没有被激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多，收入少，购买力低，造成城乡地区间的失衡，农村市场启而难动，当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向摄像、电脑、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发展的时候，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为主的消费水准。此外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也就意味着通过食品消费而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在减少，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不论全国还是全疆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从国际比较看，当前我国包括新疆居民的消费结构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战后恢复时期，新疆与发达国家约有50年的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和自治区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新疆城乡之间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新疆城乡不仅经济差距较大，在社会发展方面也严重失衡，就全区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就农村看，社会发展又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
一是新疆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
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全区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城镇每万人拥有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是农村的8.5倍，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区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农村教育水平低下，200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8.7%，居全国倒数第4位，农牧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儿童不能接受起码的基础教育；初中升学率仅为38.5%，即60%多的初中毕业生丧失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全区现有文盲人口104万人，新疆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72%，农村文盲率比城市高3.72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村尚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而与发展、现代化无缘。由于农牧民分散居住，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环境差，目前，新疆1260万农村居民还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视等公共服务。还有8%左右的人口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民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同时，在社会和文化上也被边缘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农民仍是“有饭吃，没钱花；有劳动力,没劳动；有需求,没市场”的格局，很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新疆在城乡基础教育投入上差别也很大。城市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列入城市财政预算。而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则主要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和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新疆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另一个问题是新疆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新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二是新疆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
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新疆公共卫生资源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比较欠缺，特别是农村卫生和医疗保健十分落后，15%的农村基层村没有医疗保健点；农村有40%以上的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58%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96%的农村家庭没有洗浴设施，42%无厕所，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近15%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传染病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均高于全国，婴儿死亡率达53.69‰，离初级小康标准(31‰)差距较大，比全国高23‰，比美日等国家高10倍。新疆城乡人口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三是新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
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全区有140.80万城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181.88万城镇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211.85万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有62.87万贫困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占人口近70%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四）新疆与东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新疆不仅与全国及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原来条件与我区相近的西部某些省区相比，也出现了差距有所扩大的趋势。
1.新疆城乡经济发展与东部的差距
一是人均收入差距。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新疆整体上属于中国的第三世界，但南疆三地州、边远农牧区仍属于第四世界（人均GDP低于3578元）。2005年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全国水平低2393元和773元，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全国第10位跌到第25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市的一半；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上海市高45元，到2005年上海已是新疆的2.5倍，再加工资外收入，差距则更大，真可谓今非昔比。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差距。1979—2005年，新疆GDP年均增长10.1%，比经济增长最快的前五位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分别低3.2、2.9、2.8、2.2和1.5个百分点。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1998—2002年，新疆GDP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7.8%，其中1998年居全国倒数第1，2001、2002年均为倒数第2。出现了西部大开发，新疆经济发展反而减缓的奇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三是经济实力差距。从经济发展总量看，新疆GDP总量位居全国第25位，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东部省市的差距分别扩大到7.3倍、6.7倍、6.6倍、4.8倍和3.4倍。从综合竞争力看，新疆地区竞争力均居第25位，基础设施竞争力位居第26位，生态环境竞争力位居第27位，表明新疆在全国不具有竞争优势。2.新疆城乡经济发展落后于西部主要省区与西部省区相比，1979—1995年，新疆经济发展速度在西部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八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比陕西、甘肃、内蒙古快2.1、1.8和1.9个百分点，与四川省持平；但“九五”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西部其他省区，经济增长率在西部12个省区中居倒数第1位。
二、现行政策、制度是城乡发展失调的原因和城乡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之间人为地掘出了一条“鸿沟”,筑起了一道“壁垒”,使农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迁移,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10）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现在能进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建国以后,为了加快工业建设,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农村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这样做,尽管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使我国用不太长的时间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主要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工业化变成了城市的工业化,直接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拉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同时城乡分割体制阻断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的途径,造成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过大的收入消费差距。近年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动,已使不少农民工可以临时到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根” (户口)仍在农村,起码从现实政策上讲,他们终归还得回到农村去。这说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城乡“鸿沟”和“壁垒”仍在起作用。长期以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隔离开来发展，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形成了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将广大农民限制在农村，强化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农户驾驭市场的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弱，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无所适从。时至今日，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保障的对象应是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但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只对城市人口，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等都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无缘，农民生老病死的开支只能靠自己。市民失业有救济金，农民失业无人问津。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决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国家、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已开始明文规定废止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歧视，这当然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所期盼的，但城市高昂的学费，仍使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望洋兴叹。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新疆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长期受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呈扩大趋势。长期积累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新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制度壁垒和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壁垒，加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从宏观经济政策考察，城市和工业过度地汲取农业、农村剩余是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产品短缺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农村资金、价值流向城市有四条渠道:一是财政渠道,即国家财政对农村取多予少；二是金融渠道,即金融系统将农村存款的一部分转贷到城市和工业；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27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农村存贷年均差额由“八五”时期的1071亿元增加到“九五”时期的2566亿元，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8000多亿元。问题在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三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即通过城乡产品的不平等交换,转移走农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11），城市从农民“积累”走至少12580亿元人民币。据测算，从1952年到1997年46年间,总共有32467亿元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虽然将不同年份的资金、价值加总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该数据还是比较直观地反映了46年间有巨额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是农民土地的廉征贵卖。最近十多年间，城市大兴土木、经济开发区热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圈地运动”，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蚕食走了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015个，其中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只有1818个，占30.2%，其余4197个均为省级以下开发区。1997年至今，开发区占地从1.2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6万平方公里，六年激增2倍，已超过现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很多地方借‘开发区’‘大学城’‘工业园’‘城市扩建’之名乱占土地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土地资产数额巨大，具有价值增值功能，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土地的供给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便成了经济转型时期权力寻租高额暴利的肥肉。
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愈快，失地失业的农民难题就愈突出。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丧失。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3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
『伍』 当前我国或浙江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十一五”时期浙江省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分析 内容摘要：产业政策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一定时期内产业的和变动趋势，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等进行规划、干预和引导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明确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本文试以我省“十一五”规划为依据，对我省产业政策主要内容与特点作一阐述。 关键词：浙江十一五产业政策主要内容特点 根据我省“十一五”规划，我省“十一五”时期产业政策主要内容与特点是：顺应集群化、信息化、国际化和生态化发展趋势，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推动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走出一条互动互补、集聚集约、创新创优、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之路，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行区。现将有关内容分述如下： 一、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一是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总体要求，提升发展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临港工业和新兴产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建生态省、发展循环经济、海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等战略重点，采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种自主创新形式，组织实施一批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及重要装备开发项目。加快创新成果运用，逐步实现由初级简单生产和贴牌生产为主向自主创新、自有品牌为主转变，培育一批知名品牌、龙头企业和优势行业，打造品牌大省。二是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围绕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大产业带建设，加大国家、省级各类开发区（园区）的建设力度，积极引入孵化器、研发服务等各类创新创业载体，构筑全国一流的产业集聚和发展平台。整合提升块状特色经济，形成若干总量规模、创新能力、装备水平、市场份额等居全国前列的制造中心和特色产业基地，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努力在电子通信设备、生物医药、交通运输设备、环保专用设备、大型石化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充分发挥对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我省现代农业建设的主攻方向，科学制定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形成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实施“种子种苗”工程，加强资源节约、绿色安全和加工增值技术的推广应用，探索农作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农业标准化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体系。加快优势产业和品牌产品培育，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对农户的带动力。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产品市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和储备体系建设，确保粮食安全。 四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服务业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充分发挥我省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壮大商贸物流、金融保险、旅游会展、文化和房地产等优势服务业，加快培育信息、科教、中介、社区、公共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适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产业升级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放宽市场准入，引导各类服务业向产业化、社会化、信息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努力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加强浙港澳台服务业合作，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不断提高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 二、统筹城乡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继续推进“五大百亿”工程，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大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力度，全面规划和建设安全饮水、治污净水、节约用水、科学调水等“四水工程”。加强电源与电网的配套建设，优化发展火电，积极发展核电，大力开发利用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力争实现电力供给适度超前。合理围垦滩涂、开发低丘缓坡，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土地存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管道等多种交通设施，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枢纽，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干线航道为骨架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重视改善城市交通，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轨道交通。积极推进通信、广电、计算机三网融合，打造大容量、高速率、智能化的信息网络平台，全面推进政府、企业、社区和家庭信息化。强化沿海防台御潮、高标准城市防洪、主要水系和流域治理、抗震及地质灾害避险等重要工程建设，健全预测预防和紧急救援体系，全面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三、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形成功能布局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功能定位，合理引导生产力布局和要素流向。进一步提升环杭州湾和温台沿海产业带发展水平，加大金衢丽产业带建设力度，促进杭湖宁沿线经济加快发展，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山地海洋生态区。继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充分发挥县域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划，逐步形成功能定位清晰、发展导向明确、开发秩序规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开发格局。二是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城市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强化城市要素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完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继续加快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和浙中城市群建设，积极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做大。鼓励大中城市通过城际快速干道等连接周边小城市，形成组群式城市发展格局。鼓励更多的县城和中心镇发展成为功能健全的中小城市，加快培育小城镇，使之成为连接城乡的节点和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重要载体。三是支持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立足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布局，着眼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加大统筹区域发展力度，努力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继续推进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和百亿帮扶致富工程，支持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促进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走人口内聚外迁、自我积累和借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山区和海岛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认真贯彻落实《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以滨海城市和陆域经济为依托，统筹陆海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加快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进程，加强沿海港口建设和整合，充分发挥港口的带动作用。加快外贸物流、战略物资储运基地建设和以能源、石化、钢铁、船舶、汽车等为主的临港工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海运业和海洋旅游业。优化海洋渔业结构，加快渔民转产转业。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加大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大岛建、小岛迁、陆岛连”，加快海岛水源和海水淡化工程建设。科学合理开发滩涂资源，建立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是逐步形成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节约利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基本途径，促进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不断减量，促进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着力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控制高能耗项目，禁止高污染项目，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扶持发展污染小、消耗低、效益高的资源节约型产业。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推广高性能、低耗材、环保型的建筑材料，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开发和使用环保型运输工具，建设绿色交通系统。大力倡导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节约和环保意识，鼓励使用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消费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形成节约型消费模式。建设节约型政府，发挥政府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
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评价体系建设，制定实施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专项规划。充分发挥价格、税收、金融、财政等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转向预防和全程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积极推进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和利用体系。大力实施“991”行动计划，抓好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形成一批示范企业、园区和城镇。
三是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深入实施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加大对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环境污染整治，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依法有序地解决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大八大水系及杭嘉湖、宁绍、温黄和温瑞平原河网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抓好造纸、化工、建材、医药、皮革等重点行业的污染整治，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加快水污染控制设施建设，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对大气污染、固体物污染、噪音污染的综合整治，加大核安全和辐射环境监管，推广资源化、无害化的垃圾处理方式，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积极推动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湿地保护和生态公益林建设，提高植被覆盖率和林相质量。 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省属国有企业为重点，以产权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积极推进规范化公司制改造，全面完成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完善出资人制度，规范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大力支持和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文化产业等领域。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相互参股、收购兼并、外资嫁接等多种途径加速发展。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五、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继续巩固和发展商品市场优势，大力推进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交易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改造提升传统商品市场，打造若干区域性、国际性贸易中心。深化金融改革，把地方性金融机构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行安全的现代金融企业。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继续抓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继续做好企业上市和债券发行工作，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增强“浙江板块”的影响力。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发展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建设“信用浙江”，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治制度。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是做优外贸、做强外资、做大外经，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一般贸易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更好地发挥进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创新引资方式，扩大引资平台，继续推进“以民引外”、“以外引外”、跨国并购、海外上市，大力引进对我省产业升级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项目、大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承包海外工程，开展国际劳务合作。积极开展境外资源合作，强化我省境外重要物资保障。积极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和协调职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扩大口岸开放，加强外贸“大通关”建设，加快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保障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国内经济合作与交流。积极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浙沪、浙苏主要城市的市场互通、产业互补、设施共建、信息共享、环境共保，加强长三角金融合作。积极参与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部署的实施，继续做好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工作，深化与东部沿海省市和港澳台的合作与交流。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建立粮食、能源、原材料和制造加工基地，充分利用省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发展平台，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鼓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浙商回乡投资创业，积极引进国内先进企业，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互动。七、建设科技强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建设科技强省的核心内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快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构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优化整合技术创新资源，推进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努力在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等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强化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功能，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鼓励大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继续大力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办好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意识和公众的科学素养。八、促进就业。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增加就业总量，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完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竞争能力。 以上是我省“十一五”时期产业政策主要内容与特点。概括起来，我省“十一五”时期产业政策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陆』 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基本现状是怎样的
浙江是电子复商务大省，传统产业及制社会各领域电子商务应用快速推进，技术、支付、物流等支撑服务取得重大突破，各项主要指标均处于全国前列。
1、产业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全国领先。
2、传统产业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深入。
3、经济社会各领域电子商务加快应用。
4、电子商务支撑服务取得重大突破。
5、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柒』 限制浙江第二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内到了第二产业容部门，但是第二产业内部各部门的相对变化较为缓慢。七八十年代，浙江省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业。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纺织、机械（包括电机）和化工这三大工业部门的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浙江省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需求结构的变化缓慢，其二是供给结构的变化缓慢。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将长期存在。统计资料显示，当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浙江省，都还有40％以上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这表明劳动力过剩的格局还将长期存在，中国的供给结构的变化过程和需求结构的变化过程一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捌』 如何提升浙江的产业结构
如何利用FDI提升浙江产业结构
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全省经济在持续6年的13%以上增速后，出现明显的高位回调态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这预示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浙江现有的产业结构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必须适应新的宏观环境与市场变化而不断调整，进行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能力。
从浙江工业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情况看，大致是从三个方面路径发展起来的，一是源于原有的产业基础。如浙江的服装、皮鞋等行业。二是承接外来的产业转移。如浙江的制革行业、打火机行业等。三是现有行业的转型升级。如化学行业、电气及电子元器件行业等。总之，温州产业路径依赖比较明显，大多源于原有的产业基础，承接外来优势产业转移不多，产业结构比较传统，产业升级相对比较缓慢。
浙江产业经济现在正面临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一） 浙江民营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的机制优势。许多民营企业已经增加科技投入，自觉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逐步实现转型升级；（二）外部资源价格下降带来的良好机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外经济受到重创，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下降，国外许多知名企业频临破产，这正是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兼并国外企业，收购知名品牌，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与人才的良机，这为我市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外部助力。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总体方向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向高技术、资本密集产业演变升级论。就是说浙江的产业升级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有传统产业逐步升级论--就是说在温州现有的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价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价值发展，目前只能通过提升服装、皮鞋的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当前，温州经济发展面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趋缓、本地资源要素制约加大、省内先进城市竞争实力提升等多重压力下，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也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
FDI吸引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集聚，集中区域对高素质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要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又要顺应要素市场要求，注意利用好劳动力丰裕的优势，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支持外资企业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打破外资企业技术封闭壁垒，鼓励外资企业向国内企业转移技术。真正地将浙江企业由原先的劳动力密集型改变为技术密集型。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不仅在与改善环境喜迎FDI,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含量，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持续地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玖』 1897年浙江产业发展好的原因
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浙江省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需求结构的
『拾』 浙江产业集聚存在哪些问题
浙江产业集群的这种原生性的特点，虽然具有根植性强，共生性好，不易移植等的优点内，但是其缺点容和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1、产业集群地域发展不均衡
2、产业集群的载体主要在小城镇，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差、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3、国际化知名品牌及区域品牌匮乏
4、产业集群的优势还是表现在成本优势
5、很多集群属于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受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
6、地区间的竞争压力日益加剧
7、企业中高层次人才资源严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