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产业发展史

Ⅰ 1、中药发展史各阶段有何著作贡献和及其创新之处。

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人们发现食用了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认识中药的起源。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烘火取暖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渐形成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劳作时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初步形成了原始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被中医界称为“医圣”。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孙思邈还提出“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朝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目前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时期，中医药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突出代表是医家李时珍历时27年之久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也被誉为“东方达尔文”。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药堂、中药铺的兴起。广誉远创始于明嘉靖年间1541年，是中医药史上现存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创建于1600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药堂，取名陈李济，寓意“陈李结缘，同心济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药堂，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号，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坚守着以传统制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在中医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Ⅱ 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1。基本理论萌时期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2。发展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3。辉煌时期
宋代，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Ⅲ 中医的发展史

先秦到汉代，中医学术体系形成时期；近晋代到唐代，发展时期；宋元时期，总结与探索时期；明清时期，成熟与创新；近代，中西医碰撞与交汇。

Ⅳ 综合史实,概述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医药学成就

一．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二．中医的基础
子桓经收集整理总结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总结了秦汉战国及春秋以前许多医家的经验和医学成就，体现了周秦时代的医学特点，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发展的基础。
《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辩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等。
《难经》是一部堪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藉，成书于汉代之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补充了《内经》中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三．医学理论
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诊断方法
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五．治疗方法
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经验，以后发展为针炙。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内经》和《难经》中详细记载了人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疗、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体内容，并高度评价了经络的“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累积，到西晋时，由皇甫谧进行了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针炙专书──《针炙甲乙经》，促进了我国针炙医学的发展。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着，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它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近些年来，针刺麻醉的问世，更震撼了国际医学界，并已传至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故外国学者多称誉中国为“针炙的祖国”。
六．外科学
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外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包括：
最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关于人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灵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颇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十一世纪时，解剖学仍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一般都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对人体血液循环的最早认识：对人体封闭式血液循环及其与心、肺的密切关系，早在《内经》中已有较细致的描述。如谈到血与心的关系时说：“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在什么地方流呢？《内经》明确指出“脉者，血之府”。叙述血脉与肺的关系时，《内经》说：“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毛脉合精”。这就是说，肺与全身血脉相通，肺将精华物质带到人体各经脉，通过循环，最后又流归肺内。古人认为血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呢？《内经》的回答是封闭管道式的，并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在这里是指动静脉两类血管互相贯通，循环全身，周而复始。《内经》还对动、静脉血液的性质进行了鉴别：“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这是根据血液流速、颜色和能否喷射等性状来鉴别动、静脉血的最早文字记载。总之，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这些精辟论述，较西方医学对此的描述要早约两千年。
最先使用麻醉药物进行腹腔手术：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手术后，缝合皮肤用的缝合线是鱼鳞草，采用鱼鳞草缝合皮肤得需要技巧，否则鱼鳞草会断，缝上鱼鳞草后，针眼让草胀死，草与皮肉不会产生粘连，伤口长好后，鱼鳞草可以抽出来。后来缝合线又改成羊肠线。
七．免疫学
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一千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
公元1世纪，天花传到了中国。东晋的南阳战役之后，因为首先是在俘虏中发现此痘，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虏痘”。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15世纪以后，由于交通发达，车来人往，天花在我国的流行也日益广泛，不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皇宫里也有传染。清顺治皇帝驾崩时年仅24岁，得的就是天花病。
18世纪的欧洲，天花大流行。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戏院关门……整个欧洲有6 000多万人死于天花，麻子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惊恐、战栗，畏痘如虎。英国史学家马考莱称天花是“死神的忠实帮凶”。
几千年来人类受尽天花的折磨，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战胜这“死神的忠实帮凶”吗？人们一直在思考着，盼望着，世界各地的医学家们也在努力研究着。而最早取得成功的，要算我们中国。
人们注意到：在天花流行过程中，凡患过天花而康复的人，就不会再得此病。天花在古时也被称为“百岁痘”，就是因为人得过天花后便可以太平终身，甚至寿至百岁。所以有人便尝试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方法是：取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沾在针尖上，然后再刺在没得过天花的人的皮肤里，这人就会得一次轻微的天花，待其康复后就不会再被传染。这就是祖国医学传统的“以毒攻毒”学说的实际应用。我国古代医家就是据此创造了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明代董正山《种痘新书》记载：“自唐开元（712～756）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这是预防天花的最早记载。据清代朱纯口《痘疹定论》记载：相传宋真宗（989～1022）的丞相王旦，原本儿女满堂，可均死于天花。后来老丞相又得一子，取名王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是丞相的命根子。丞相担心他再遭厄运，染上天花，便请来峨嵋山神医为其种痘。小王素种痘后7日发热，痘出甚好，13日结痂。并且再未患天花，活了六七十年。
17世纪末，人痘接种法已推广到全国，技术也逐渐完善。接种的方法也有很多，如痘浆法、痘衣法、旱苗法、水苗法等。明代隆庆年间，我国已经有了从人体上精选的毒性很小的“太平痘苗”。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也有了关于“熟苗”选种的记载：用生苗接种小儿后，挑选毒性小而出痘好的痂皮再接种另一小儿，如此挑选，接种7次，生苗就成熟苗了。熟苗的防病效果好，危险性也小。
这种人痘接种法也随着国际交往而传到了国外。17世纪末，先后传到了俄国和土耳其。当时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古因患天花而留下麻脸，十分痛苦。她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孩子的种痘效果很好，就在1717年给自己的儿子也种了人痘，后来，她随丈夫回到英国，便把这种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了英国。英国国王知道这件事后，还特地表彰了蒙塔古夫人。
不久，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又由英国传到了欧洲各国和印度，直到世界各地。1776年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首领乔治·华盛顿在军队面临天花威胁、兵源枯竭危及全军之际，毅然决定对驻地费城天花流行区的大陆军全部接种人痘苗，避免了大陆军实际上的瓦解，从而使美国的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华盛顿大规模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使人痘接种法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接种人痘，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一次轻型天花感染，难免有一定危险。有的人会因此染病而导致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人痘接种法的缺陷。但在当时而言，它确实起到了防止天花大规模危害的作用。它比英国的琴纳（Jenner）医生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大约要早八个世纪。而且，人痘苗的应用，也为琴纳发现牛痘苗提供了实践基础。
八．著作成就
1．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学专着
在古人大量医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于东汉时完成了第一部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现虽已失传，但其丰富的内容仍被保留在以后历代编修的本草书录中，并被列为我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这部药学经典，较欧洲可与之比美的药学书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
2．世界上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书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着。东汉张仲景在刻苦攻读《内经》、《难经》等医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民与疾病对抗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成两部分。其中《伤寒论》十卷，是阐述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专书；另有《金匮要略》六卷，其内容以脏腑辩证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包括疟疾、中风、心痛、黄疸、吐血、反胃等病症。
《伤寒杂病论》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医学家的临证治疗，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影响深远，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巨著。国外最早具有相当水平的专着是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但它比《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至少要晚数百年。
3．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文献
东汉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着成《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炼丹文献，也是近代化学的前驱。世界上的科学家们也公认炼丹术起源于我国。
4．第一部脉象诊断学
脉诊是我国医学中望、闻、问、切四诊之一，也是我国医学中一种独创的诊断方法。在《周礼》、《内经》中早有较多这方面的记载，历代着名医家，如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等，都精通脉学。西晋时，王叔和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经验和资料，完成了十卷《脉经》专着，对我国脉象诊断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其特点在于正确描述和区分各种脉象，肯定了寸口（相当于手前臂高骨处的桡动脉部位）诊法的定位诊断，并将脉、证、治三者结合进行分析，故对世界医学影响很大。早在公元五八二年，我国的脉诊学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七百年后为阿拉伯医学所吸收，并于公元十世纪被中东医圣阿维森纳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引述。
5．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着
我国南齐医家龚庆宣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于公元四七五～五○二年间总结并著述了《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共三卷，扼要总结治疗金疮、痈疽、疮疖和其它皮肤病等方面的经验，收列内、外治法处方约一百四十多个，并最早创造了用水银外治皮肤病的方法。我国运用水银软膏较国外至少要早六个多世纪。
6．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着
唐代蔺道人于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间著述了《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全书只一卷，重点叙述了关于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法，包括手技复位、牵引、扩创、固定等内容；提出了对一般骨折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指出要注意关节活动；对开放性骨折，则主张快刀扩创，避免感染；对肩关节脱臼，已能采用「椅背复位法」，这也是世界整骨学的首创。半个世纪以后，元代危亦林使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也是世界上的创举，英国达维氏直至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此法，较危氏法晚六百年。
7．世界药学史上的伟大著作
明朝李时珍总结我国千余年来中药学的经验，于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纲目》。此书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余条、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当时可说是集我国中药的大成，不仅汇集了以往各药学著作的精华，也对过去某些药书记述错误及不真实的数据和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和批判。据知，十六世纪的欧洲，尚无能名之为植物学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兰用拉丁文译出本书后，才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在《本草纲目》成书后近两百年，林纳才达到相同的水平。由于《本草纲目》的辉煌成就，该书被称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重要参考数据。李时珍亦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之一。
8．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
唐高宗时，李绩等人对《本草经集注》详加订注，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十一类，凡二十卷，名为《新修本草》（后世称为《唐本草》）。别又撰《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一起于公元六五九年由唐皇颁布于世。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撰颁布的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八百八十三年。《新修本草》书成后八十七年，在日本始出现传抄本。
9．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在法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事例外，在中国医学还有诸如种痘、司法检验及营养疗法等领域的创见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显位。故有人说：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医药应是对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从医学发展史和现状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九．著名医家
扁鹊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民间医家，擅长内、外、妇科、儿科治疗技术。其医术特点为调节五脏六腑和以毒攻毒。扁鹊曾为太子治尸厥，实际上太子患的是羊毛疔。扁鹊擅长治疗半身不遂、头痛、痈、羊毛疔和瘀,在接骨和针刺上也有独到之处，在火灸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在学术上自成一派。扁鹊的医术当时在列国中名列第一，无人能比，但他也很孤傲，个性极强，我行我素，经常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让人下不了台阶，砸了许多御医们的饭碗。御医们对其恨之入骨，都有害他之心。后被秦国太医李某派人骗到郊外用棍棒击昏，再用车碾死。
扁鹊给百姓看病不要钱，他说爱给不给；可是对有的人给钱他也不想看。给有身份的人看病，他也盛气凌人地说你爱看不看，非我谁也看不了。因而也得罪了有身份的人。扁鹊的医术在当时就比后世的李时珍高出许多。只不过李时珍思想活跃，会收集民间验方，会整理着书传播四方，而扁鹊则死心眼，不善写作，思想只局限在看病上，他的治疗技术都是他个人的经验。他说不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让后人自己去学习，去探索。他一生什么著作也没有写。《难经》不是他写的，是后世文人墨客强按在扁鹊身上的，那时的文人厚古薄今，总说古时好，这已经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一种定论，所以张冠李戴、篡改历史事实的戏法层出不穷。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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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新中医的发展简史

阴阳现代发展史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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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探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了革命性的进展、新意颇多。数学物理化，即“数理阴阳”成为现代阴阳的标志。将阴阳用世界三要素“物质、能量、信息”测度，用数学模型表述是现代化、科学化阴阳的特点。
1995年，李荣兴，阴阳定义析疑，辽宁中医药杂志，1995，6期。阴阳定义偏向中医临证。
1997年，赵喜新，中医阴阳学的数学模型，河南中医，1997，5期。
1998年，邓宇等，阴阳的科学本质及数理化建构，<<；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2:59-61.
数理阴阳，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1期。
1999年，邓宇 等，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v12，3期.创建“阴阳分形集”等概念。阴阳的分形维数=1.
2003年，林剑鸣，中医现代化与数学，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1期。
2004年，齐凤军，论阴阳的数理权衡，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7期。
2005年，赵致镛，赵威，中医阴阳理论的数学模型之建立及其微积分定量的研究，四川中医，2005，11期。
2007年，孟凯韬，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6期。
1998年，阴阳的哲学和逻辑学现代定义
定义1：阴阳就是在同一个属概念对立统一下的两个种概念阴和阳之间的一种不相容关系.阴阳的内涵互相否定，一个概念阴肯定对象的阴的属性，另一个概念阳则以否定阴概念所肯定的属性，作为阳对象的属性；阴阳的外延互相排斥，又相互互补，其总和等于它们最邻近的属概念（对立统一整体）的外延，即两个种概念阴与阳外延的和或并.
阴阳的定量测量：用“状态函数u”指标来描述，该性态或状态可用‘物质-能量-信息’整体描述，
u=EP。
E是运动学或动力学指标能量；P是系统混乱度（有序度）指标，与熵密切相关。

Ⅵ 中药的来源发展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6)中医药产业发展史扩展阅读：

中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响应传统医学决议的要求，已将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服务相结合共同纳入卫生系统中，促进了传统医学服务的全民覆盖。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国分享“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经验，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实践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项目，通过江苏、湖北、甘肃、黑龙江、广东五地的调研，历时两年，基本厘清了中国在“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其法规政策保障的原因。

Ⅶ 中医的发展史，你都有哪些了解呢

中医发展史是研究中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中医发展史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学科之一，是中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又是与社会科学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到中医学通史、断代史、专科史、疾病史、学术发展史、学术思想史、各家学说、学术流派和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经济史等基础理论、相关学科及中医临床各个学科。

中医发展史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探讨中医学的起源，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科学技术与文化、医政、中医教育、流行病、国外医药等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不同时期中医各科的特点及突出成就，主要中医学说及学术流派形成的源流、内涵、发展与完善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阐明中医学的发展轨迹，中医学的实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着重于研究中医学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外部因素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学习中医发展史对于认识现实，预见未来，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中医学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医发展史在吸取《中国医学史》《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药简史》《中医近代史》《中国针灸史》《针灸推拿史》《药学发展简史》《中医骨伤科发展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中医药文化学》《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医各家学说》、《中医临床医学流派》等教材及专著优点的基础上，减少交叉重复，突出以史为鉴，着重于研究探讨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发展较快的动力，停滞不前的原因；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哲学、地域环境及外国医学等）；主要中医学说形成的源流、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远古至春秋、战国至秦汉、晋唐、宋金元、明清及20世纪6个时期。

远古至春秋时期为原始的中医药起源和经验积累阶段，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极其肤浅。战国至秦汉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相继问世，尤其是《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基础。

晋唐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诸多方书保存并记载了大量的方剂与药物，为金元时期的医学创新奠定了基础。

宋金元时期，战争连绵，尤其是宋金对峙，饥饿惊恐劳役，疫病流行；滥用《局方》，用药多偏温燥，墨守《伤寒论》成规，操古方治疗今病，难以满足临床需要；加之统治者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相对较少，文仕通医，文人从医，使中医学队伍扩大，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为基础理论的创新，临床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争创新说，提条件。因此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争创新说，提出“六气皆能化火”，“脏腑辨证说”，“归经学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阴证论”，“相火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等，出现了“新学肇兴”的大好局面，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诸多流派纷呈，故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

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发展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依靠“金元医学”之惯性继续向前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渐臻成熟，临床各科诊治水平明显提高，温补之法盛行，经典著作考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温病学说的形成及《本草纲目》的问世，则反映了中医学的新成就。大力推行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但是晚清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以及西医传入，使中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前半叶，社会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中医学的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不但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还受到歧视和限制，因此中医学在学术革新和抗争运动相互交织的极其困难条件下缓慢地发展，“改良医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医学变迁的总基调。编纂刊行中医学丛书、全书、工具书及医案医话，对保存、传播、普及中医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间中医教育的迅速发展，许多中医药学术团体的成立，大量中医药报刊的出版等，为后半叶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部分医家从事沟通中西医之间的工作，形成中西医汇通思潮和学派。

20世纪后半叶政府极为重视中医学的发展，积极建立中医药和针灸研究机构，大力发展中医学教育，在全国兴办中医医院，成立中医药学术团体，大规模校勘整理出版中医古籍，出版中医药报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医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并且逐步走向世界。

Ⅷ 中医药的历史及现代贡献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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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达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回族、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Ⅸ 急.!历史论文.有关中医药发展的.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

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