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文化产业

⑴ 在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有区别吗

有区别。
区别1：现代与后现代之分。文化属于现代，文创属于后现代，前者在中国以工业化（第二产业）为基础，后者在中国以知识化（第三产业）为基础，这是由于两者诞生时机和基础不同而决定的。

区别2：工业经济与产业经济之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简而言之，文化工业意指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这里，大规模的要求和经济上的策略，比其他考虑更为重要。”相反，创意产业是一种知识产业或知识经济，这一点姜奇平先生最先意识到。他认为创意产业第一理论权威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而上海的《创意产业》，正沿着凯夫斯的方向展开。 信息革命的成果，是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我非常认同姜奇平先生的观点，他是少数对创意产业具有真正前卫理念的人。

区别3：大众消费与分众消费之分：文化产业是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的受众主要是大众，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消费者是大众。工业化的“机械复制”，导致产品一模一样，没有个性，这是与大众传媒的受众相适应的。在大众传媒强势的时代，我们很难分清，究竟“机械复制”导致大众统一偏好，还是大众传媒强化了大众的统一偏好。大众传媒本身的生产，也是“机械复制”的。而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独立化引发小众趣味滋生爆发，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分众消费会变成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考量。

⑵ 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挑战有哪些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发展形态和文化现象，文化产业在世界上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并对其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世界文化发展浪潮中，文化产业的概念不断嬗变，内涵日渐丰富，专家学者对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研究，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权威、标准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准确把握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分类，对于中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的嬗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而能够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推动新时期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关键词】文化产业；概念；分类“文化产业”概念源起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Adono）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在1947年对“大众文化”的争议和批判。自从他们把“文化产业”纳入研究范畴以来，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便得到了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发展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产业同样是内涵丰富、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一、文化产业概念区分目前给“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界定一个准确的定义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从最为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一个“独特人群或社会团体的‘生活全貌’”，由此可以引申出所有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因为所有的产业都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有关。然而事实上，倘若我们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秩序得以传播、再造、体验及探索的一个必要（虽然并非唯一）的表意系统（signifingsystem）”的话，“文化产业”这一术语的表述和使用就会更加精准和严谨。简言之，文化产业通常指的是与社会意义的生产（proctionofsocialmeaning）最直接相关的机构（主要指营利性的文化企业机构，但有时也包含公益文化事业单位和国家组织及非营利组织）[1]。因此，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大都应该包括广播电视、书报刊出版、广告以及表演艺术等。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的首要目标都是与受众沟通并创作文本，最终多以文化产品的实体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从广义上讲，所有的文化制品都是文本，但由于它们可以任人解读，必然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有些概念甚至还时常混杂在一起。（一）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相对应的概念，长期以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在很多场合和领域混合使用，人们没能准确认识到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伴随着快速发展的高新科技和不断进步的现代生产方式，文化产业日益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视野并风生水起逐渐成为一种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一般来说，文化事业是由政府主导，具有公益性质，通过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则由市场主导，是经营性的，主要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推动文化企业发展壮大，调动非公益性资源和民营资本激活文化市场，以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2]从资本来源上看，文化事业的生产资本由国家或社会统一集中提供；而企业商品生产的资本来源则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多元化，广泛吸收民营经济进入文化产业经营领域。从管理体制看，文化事业通常实行公益性管理体制，文化产业实行经营性企业管理体制。从调控方式上看，对企业单位，国家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法律制度和价格杠杆进行间接调控并进行合理引导；而对文化事业，则偏重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文化事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公益性。绝大部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美术馆等都是国家投资兴建和拨付日常经费进行管理的，理所应当归社会全体公民所有。二是社会共享性。公益性文化事业为社会公有并且共享。三是社会公用性。主要是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多方面需求，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文化事业起着重要的文化服务引导作用，文化事业导向和滋养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可以增强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激发社会开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加快文化消费步伐，满足人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事业的建设具有基础性的补充作用，两者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都是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行十多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明确了新的文化建设理念，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文化产业由市场主导。文化产业既有商品消费的经济属性，又有精神享受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业既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实实在在的强大经济实体，又能体现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具有无限生机的经济增长点，能够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4]在全面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要“两手抓、两加强”，要尊重两大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处理好两对关系——文化发展之“魂”与文化传播之“体”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并不意味着只注重市场规律而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不能随意夸大或简单理解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文化产业化或文化市场化。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要引导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绝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影响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来获取经济效益。[5]（二）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在国家层面，我国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着明确的区分，并没有不加区别地对待。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以及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涉及有关文化产业内容时，普遍使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创意”二字，文化产业并不是创意产业，创意只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所有的文化产业都只是围绕着创意来活动的。英国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个概念。20世纪末，英国政府提出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英国振兴经济的聚焦点，专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将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高度，首次明确提出了“创意工业”(creativeinstries)的概念，主要指那些充分运用个人的天分、技艺、智慧，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循环开发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和潜在财富的艺术思维活动[6]。“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①根据“有想法的人，特别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比操纵机器的人更有力量”的基本判断，对创意产业做出较为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构成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艺术设计、专利申请、商标营销和版权保护。任何一种文化创意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依靠人的灵感和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提升传统文化要素的内涵和品质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加工和移植，创意活动融注了最大的个性特质。创意产业区别于文化产业的最大特征主要在于它高度集纳了创意元素、文化因子和科技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并深度融合，形成了高智慧、高文化的新型产业集群。[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知识产权、文化产品及服务被认为是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在国内，北京最早认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标准，侧重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角度重新定义创意产业——以创新为根本要素和途径，突显文化内核和创意价值，主要体现了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的行业集群特征。[8]而相对于文化产业，具有信息密集性和高知识性特征的创意产业是高智慧和创意的结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任何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利用人文积淀，通过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来完成创意点燃和价值实现。如当今的3D电影、3D打印和高清数字电视等高科技文化产品都是通过数字新技术完成的。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创意，创意是一种新科技理念。由于创意产业处于文化产业价值链条的高端环节，因此它的创新思维凝结在文化产品及服务当中，通过价值传导进而实现它的附加值增加，完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进而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深度发展。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关联极为密切。文化中有创意，创意中有文化。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政府制定实施决策方面，对“创意产业”一直存有较大分歧，特别是一谈到文化必然提及文化产业，这一对平行的概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也有显著差异。有时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有明确的区分，有时二者之间又可以互换使用。[9]在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形势下，虽然强调创意产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知识创新、产业升级和效益倍增等方面有巨大的增量空间，但由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所限，且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侧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与我国倡导的自主创新也不完全一致。因此，目前看来，盲目照搬英国等国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加强两者研究，有助于明晰各自归属的产业边界，廓清文化产业与创意之间认识上的误区。二、文化产业的分类文化产业包含的内容和门类非常丰富，是一个多系统多组织构成的有机整体，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规范科学的分类标准，现在的分类标准是在各种产业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因为对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加之文化产业概念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世界各国地域、经济、文化背景、产业政策等各不相同，所以与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相对应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和体系也不尽相同。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发展目标制定本国的文化产业分类体系，以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目前在国际上各种产业分类标准中，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其1935年出版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的三大产业分类法最广为人知。根据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顺序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即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部门，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相关产业。除此之外，一些国际组织根据组织内部的产业划分原则也制定了自己的产业分类标准。从世界范围看，文化产业从组织结构上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的行业（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行业）；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信息咨询、文化旅游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文化产业的阐述不尽相同。由表1可见，世界各国根据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分别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了具体而宏观的行业划分。最早建立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化的生产标准，经过生产、复制、流通和传播等主要环节的一系列活动，强调其知识产权的属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角度进行科学界定，为我国建立文化产业分类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分类也有系统研究，但划分类别上存在差异性。21世纪初，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初步形成了包括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广告、娱乐等较为细致的综合性文化体系[10]，但划分范围太宽泛，过于笼统。另有学者将文化产业区分为文化艺术、文化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旅游等四个领域[11]。这种粗略划分虽有些过于狭隘，缺乏具体操作性，但划分较为清晰。为更好适应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制定科学规范的分类标准和体系已势在必行。我国统计部门最早于1985年首次把“文化艺术”纳入第三产业统计项目中，开始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分类标准，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和体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形势下和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04年国家统计局会同多个部门广泛调研、共同研究，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作为首个国民经济分类指导标准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首次对文化产业的内容进行科学划分和全面统计，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宏观发展决策的制定实施。此次分类标准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认为文化产业是为全社会提供各类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相关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联的围绕文化消费的活动集合。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制作、文化产品销售活动、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等六大类[12]。再具体进行划分，主要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服务层（见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我国在文化产业的分类上比较宽泛，涉及的领域和门类较多，涵盖的内容十分庞杂，既有物质文化生产、制造和销售活动，又有精神文化生产、代理和经纪活动；既有公益性文化，又有经营性文化；既包括学术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又包括商业活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交错混杂并存发展。随着新兴文化业态的相继出现，2004年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越来越不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对文化产业统计工作提出的要求，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亟须对现行分类体系进行必要调整，使其更加切合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指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进行的创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2012年7月，国家统计局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延续原有的分类原则和方法，对产业类别和结构分别进行了相应调整，新增了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特征的新兴业态，逐步细分了部分行业小类，去除了少量不相关的产业类别。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04）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颁布实施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对文化产业的定义进行了更为精准的界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并进一步说明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从内涵）和与其相关生产活动（从外延）的范围指向。根据2012年的分类标准可以概括出，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文化用品的辅助活动和专用文化设备的生产活动成为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主要内容，其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构成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主体，其他方面则是补充。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基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规定的范围保持一致。统计上指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覆盖全部文化及相关单位，“文化事业”着重指公益文化单位，而“文化产业”主要指经营性文化单位（见表3）。当文化产业的内涵较为明确时，其外延描述就会更清晰。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基本上全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可喜成就，特别是新的四层次划分较为合理，对文化产业链条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梳理，更符合文化生产规律[13]，更好地适应了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这既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的热切关注，同时也澄清了以往在文化产业认识上的不确定认识，为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文化产业统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和行业导向，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人们对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加速融合，文化产业的涵盖范围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逐步完善文化产业的科学划分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化产业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和系统划分，能够正确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恰如其分地定位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坐标，以便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进行有效的区别管理，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既要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同时也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门类。

⑶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⑷ 中国文化产业具有哪些特点

宏观经济行为说。
宏观经济行为说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凯恩斯革命以前的经济学多是分析微观经济行为，如研究单个

消费品、个别市场或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经济行为，多属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而凯恩斯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从微观经济行为分析转向宏观经济行为分析凯恩斯强调的是国民收入、总就业、

总需求、总供给等总量研究，着重强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⑸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5)中国断文化产业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⑹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已经由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成绩是最主要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十几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尽管在电影、会展和动漫方面与美国、德国、日本等有一定差距,但却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如2007年国产电影加大走向世界的步伐：海外销售再创新高，78部影片销售到47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收入总计20.2亿元人民币；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俄罗斯、南非等33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68次中国电影展，展出国产影片605部次；29部电影在19个国际电影节上夺得49个奖项。中国电影的海外佳绩，折射出中华文化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加入WTO之后，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刚起步，而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它们的支柱产业，发展得比较完善。但同时也要看到，加入WTO也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提供更多的机遇。我国的文化产业可以更多的与国际接轨，学习它们先进的经验，增强我国文化企业的竞争意识，促使我国文化产业群的形成，从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由于我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一文化的消费人口，我国的创意权比一般的国家要大得多。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将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产业将会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

⑺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存在哪些缺陷

现状是不用多说的，在世界文化市场到处都有中国的文化产品，但是真正中国产的并且能被人铭记的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没有。
一直以来，我国就是把文化产业当做娱民手段，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内在的价值。即便是提出文化大发展的今天，我认为中央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还远远不够。楼主，你看看现在指定的所谓的措施，天啊，如果那真的能奏效，三皇五帝就能从地底爬出来。中国中央现在制定的文化策略就是说空话，一方面倡导，一方面有抓的原有的体制紧紧不放，其结果必然是畸形甚至失败。呵呵，我一直认为，中共中央是完全被他们刚发现的与外国文化产业差距和其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差距打昏了头脑，根本没有审时度势，就一味的跟风。
中国与外国的情况不一样，大大的不一样。内在环境我们是先天不足，外在环境是群强压迫，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绝对不是中央喊几句空话，然后大力倡导就能够解决的。
另外就是国民思想。我国文化体制落后，文化产业保护力度欠缺，国民的文化意识也不足。国民很少能够把文化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侵权现象连续不断，即便是中国存在文化精英，也要黯然远走他乡了。
中国文化产业现在很弱，但我可以预言，未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将会虚假的发展（不是吹出来的，就是劣质出来的），然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差距将无限的拉大。然后正如历史上中国汉族将其他少数民族同化为一体一样，在外在人口基数高于我国，且掌握先进的文化传播技术的情况下，我国国民将会被同化，国将不国。而且国家还是次要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国家变了不知多少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取代不过是时间问题。但这次面临的可能是民族灭亡，华夏！这两个震撼人心的字眼可能会永远成为历史……

⑻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的文化产业伴随改革开放产生，发展壮大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化单位在以文补文工作中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单位试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显露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颁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990年至1998年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由12.1亿元，增加到83.7亿元，增长了6倍；文化产业机构由6.8万个，增加到9.2万个，增长了35%；从业人员由49.5万人，增加到72.1万人，增长了46%。与此同时，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猛。1990年，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在总量上还远远小于文化系统，但到1998年，社会所办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已经是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为1.5倍，所创增加值为1.5倍。初步形成了由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图书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艺术培训市场、广告传媒市场等门类构成的文化市场框架体系。

在看到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充分，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8%。而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部分项目合计）仅占其经常性消费支出的2.35%，这种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文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把它塑造成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