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
在回答你这一个就睡觉，经济学上观点：目前我们第一产业（农业）发展仍然缓慢，第二产业（工业）平稳较快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迅速发展
『贰』 中国各行业目前及未来的发展情况
我只能告诉你未来
保健产品类消失行业最有前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会想到健康保健啊
所以说你做这个会比较有前景啊
『叁』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沿用的是东方核算体系MPS，该体系的核心是对物质产品进行核算的。但随着经济发展，非物质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按照MPS体系核算,既不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也不利于国际对比。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步由东方的MPS向西方的SNA核算体系过渡，客观上要求我国要建立和加强第三产业统计。
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建立于1985年。1986年,国家统计局首次正式公布了198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到1988年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制度已基本形成。为了摸清第三产业的底数，为各级政府制定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1993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并建立了周期性普查制度。同时为了实现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转轨，1993年国家统计局加大了对各专业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力度，推行了“7+1”套表,增加了财务统计的内容，建立了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一套表统计制度，以满足计算GDP的需要。但由于基层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统计力量薄弱，难以保证数据质量，1997年国家取消了上述两项制度，对这些行业的统计调查处于空白状态。
在非普查年份，第三产业增加值依据相关专业的统计资料、普查年份的行业结构资料和有关部门的财务统计资料等来推算。
我区的第三产业统计工作与国家是同步开展的，并且我们在贯彻国家各项统计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治区政府的要求,于1998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第三产业快速调查，在快速调查的基础上,于2000年建立了《服务业滚动统计调查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将现行统计中没有覆盖的第三产业行业按四年一个调查周期，每年调查几个行业，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的指标是用于计算增加值的财务指标。该项制度的建立填补了我区第三产业部分行业统计的空白，为非普查年份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虽然我区第三产业统计工作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并且经过全区各级统计人员的辛勤劳动，第三产业统计数据在为各级政府宏观管理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加大对第三产业实施统计监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目前在第三产业统计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第三产业中部分行业的统计制度不完善。表现为一是核算方法不完善，特别是对部分行业中核算基础差的服务活动，没有一套科学统一的核算方法，这也是造成GDP数据在地区之间不衔接的重要原因；二是统计指标不健全，统计分类粗。受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核算思想的影响，在我国的统计制度设计中，对物质生产部门的统计指标设置细而全，而对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则比较粗。从第三产业内部看，也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如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的统计指标比较完整，其它行业仅对计算增加值的财务指标进行统计，而对于人员状况、设备情况、提供的服务类别等都没有反映，难以反映第三产业的全貌。三是调查时间不同步，交通业、批零贸易业、房地产业统计实行按月统计，其它行业则实行四年为一个调查周期的统计，且指标设计的粗细程度不同，口径不一，很难进行加工汇总，不能按月、季提供完整的第三产业资料，影响了定期统计监测工作的开展。
2、第三产业单位财务核算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增加值的准确性。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是以会计报表为基础，由于第三产业涉及行业复杂，且新的行业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有相应的会计制度对其经营状况进行管理、监督，由于其主办单位的经济成分各异，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因而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财务收支制度。从我区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产业单位多为一些经营规模小、人员少的中小企业，财务收支帐目不健全、不规范的现象十分普遍，，为开展调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3、被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第三产业调查对象经济结构复杂,利益主体呈多元化格局,受各自利益的驱使，被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大大下降，特别表现在对个体户的调查中，为了偷税、漏税，个体户瞒报、漏报的现象十分严重；另外部分企业也存在着“两本帐”的问题，加大了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
4、统计力量薄弱，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的开展。第三产业调查单位数量众多,遍布城乡,没有一支强有力的调查队伍,难以收集到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而现实情况是从统计系统内部来说，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均没有独立的第三产业统计机构，普查年份靠组建临时机构，抽调各方面人员来完成；非普查年份，第三产业统计分散在各有关专业，没有综合协调机构,对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缺乏总体设计,长远规划。从人员情况看，旗县统计局处于调查工作的第一线，而我区各旗县从事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的人员平均仅有1-2人，且多兼职其他工作，面对如此众多的被调查对象,统计人员力不从心,漏统、错统现象很难避免。从外部来说，长期以来，部门统计在第三产业统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部门统计工作被削弱了，从第三产业各行业统计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看，实行条管单位，如金融、保险、邮政系统等和政府各部门，一般都设置统计机构并配备专职统计人员，而第三产业的其它行业，则很难保证有机构和人员。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调查经费不足，也严重困扰着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肆』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是什么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实现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较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如何，在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空间有多大，其未来走向是什么，都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在对中国过去产业结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WTO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走向。
一、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中国基本上遵循了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政府利用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优先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使得重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在当时严酷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选择，也为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技术基础。但是，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为了矫正畸形的产业结构，协调各产业部分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先后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促进“短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限制“长线”的加工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看，促进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到1982年，我国粮食和工业消费品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促进“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发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个80年代，尽管国家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在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扶植，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相反，国家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在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之后，国家在继续坚持执行“促短限长”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同时，开始重视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明确提出了“有重点地开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努力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有计划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及“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七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新兴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进展十分缓慢，产业政策目标基本没有达到，以至于“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与“七五”极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工工业因其经济技术特性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加重了业已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低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迫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
“九五”期间，我国在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1999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的比重已高达8%。2000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3.7%。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家用电器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的上述进展，主要不是政府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由需求不足转向了需求过剩，商品的普遍过剩迫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和进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系统推进，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对产业结构进行增量调节，而且能够通过破产、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存量调节，从而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较快调整。
尽管“九五”期间过剩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第三产业因受到政策性进入的限制发展仍然相对滞后；1994年国家指定的主导产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 筑）在“九五”期间虽然得到了巨额财政资金和大量优惠政策的扶持，却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也没有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包括关税、进入限制和高价格）使它们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的压力和由竞争引起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动力。此外，产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分离、科技开发与运用的制度性问题，也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从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注：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页。）显而易见，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
二、WTO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取向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不断开放的过程，但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整体上仍然是在封闭或准封闭的环境下推行的。如果说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那么，“入世”作为外在的强制因素，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而且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构成和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
1.入世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空间的影响。一国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管理贸易，包括采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限制同类商品的进口和用财政补贴、政府出口信贷等方式鼓励出口；二是优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资、优惠贷款、优先满足政府扶持的产业引进技术、进口原材料对外汇的需要等。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或者在能够得到发达国家包容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开放，西方国家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放纵中国。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搞不公平竞争，并以种种借口进行经济制裁。）一国能够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发达国家不再包容并转向关注经济竞争和要求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今天，管理贸易和优惠措施等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管理贸易看，WTO的一系列规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员国独立的贸易政策权。在WTO的非歧视贸易原则框架下，中国已不可能用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主导产业、重点产业。各种非关税保护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贸易政策工具的情况下，以发展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为基本内容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当程度上也就无法实行。同样，在WTO的框架下，各种旨在扶植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优惠措施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间。因为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政府选定产业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为扶植对象， 不仅超出了政府财政等资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义。如果选定部分内资企业为扶植对象，则又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可见，入世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导致产业结构政策效应大大弱化，具有歧视性和倾斜性的产业结构政策将趋于无效。入世对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着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功能的增强和市场配置资源主导地位的确立。政府应尽快适应这一变化，及时把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产业转向为产业的合理布局创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入世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将加快。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它们在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产业、第三产业的同时，逐渐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相对滞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它们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势必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产业重组。一方面，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外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入世后中国政府要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章程，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环境，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融资、销售市场和经营领域等方面的各种限制，使外资企业享受到国民待遇。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善，将有力推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外国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从而引起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2)产业结构的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已经由单纯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转化为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并存。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这就使得中国不仅能够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参预国际产业分工，而且能够深入到国际（主要是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组织生产，参预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而在产业链条上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产业的生产和竞争。因此，国际产业分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我国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同时，参预国际较高层次产业内部的分工，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奠定了技术和管理基础。
(3)入世将使中国产业由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入世后，中国在赢得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向世界其它国家开放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将融为一体，国内竞争力也直接表现为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发展各产业部门，构建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资源劣势产业因缺乏竞争优势很难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发展这些产业，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延缓经济增长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参预国际市场竞争，则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积累更多的资本，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而且客观上规定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资源优势所在，共同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在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有的学者在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主张运用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手段和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保护和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即使将来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也将很难发展起来。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夸大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和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时期，政府施行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较大，但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却微乎其微。加入WTO后，在政府推行产业结构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规则极大的限制、独立的产业结构政策难以在一国范围内施行的情况下，再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 识存在偏差。资本积累固然不能自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建立起能够最有效、更快积累资本的产业结构，需要大量资本支撑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可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把稀缺的资本资源用来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幼稚产业，不仅幼稚产业因缺乏盈利能力影响资本的积累，而且优势产业也会因可用资本被挤占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进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会因资本积累不足而受阻。(3)对比较优势产业战略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国资源状况的约束下，突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能够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因为比较优势既存在于产业间，也存在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的产业链上。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布局产业结构，也能形成技术水平不同的、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会因技术断层升级受阻。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战略内生的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积累和转换机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断累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原有的竞争优势产业或产业环节将被新的、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所取代，产业结构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进。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具备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功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资源比较优势变迁，促进产业结构的渐进升级。今后，除了为数极少的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和“市场失效”的公共产品、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外，其它产业都应该推向市场。对于幼稚产业，国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缓冲期内，再度大规模地动员稀缺的国内资本予以扶持，而是引进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促使幼稚产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产业在关税保护期结束之后仍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应该进行产业转换，由它们自己在市场中寻找和转入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中去。
参考资料也有一些！
『伍』 国内农业产业发展是什么样的现状
1、我国农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农业产品极大丰富，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的过剩的发展阶段。
2、国家高度重视农业产业的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
3、发展现代化农业成为农业经济发展和转变的重点。新时期，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4、开发农业旅游是农业产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农业旅游是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农村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林牧渔生产、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
『陆』 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
以我的理解，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利益、其次是考版虑环保利益。我权国确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社会进步等因素相结合、协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不顾环境保护、引起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须同时看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不是并驾齐驱的。经济建设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除非发生外族大局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决不动摇的！
再者，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 c
『柒』 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
据了解，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创意经济的形成模式如出一辙。中国一些艺术家们为了潜心创作，将文化艺术机构搬到偏远或荒废的旧厂房内，而这些旧厂房因为融入了艺术家灵感，勾勒出了中国创意产业的雏形。
“中国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叫创意阶级”。中国创意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傅晶对“创意”的评价已经超出了产业的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教授指出，创意产业与新经济密不可分，没有创意产业，就没有新经济。没有新经济也没有创意产业。他说，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与一个国的发展紧密相连，甚至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创意产业基地蜂起
中国创意产业的萌芽出现在2002年，当时，经营不善的原杭州蓝孔雀化纤厂停产并将旧厂房对外出租，低廉的房租和巨大的空间随后吸引了一大批设计师和艺术家入驻。这个破旧厂房于是也有了一个时尚的新名字：LOFT49。LOFT原意是建筑中的阁楼，现已逐步演变为利用工业旧厂房和旧仓库开阔、宽敞的空间，来打造充满个性、富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和创意型产业的聚集地。LOFT作为一种城市旧工业向新经济转变的新理念、新途径，被西方各大都市纷纷采用，并成为现代都市创新经济、创意产业的代名词。
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以LOFT产业为代表的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其增长速度更快，如美国达到14%，英国达到12%。早在2000年，创意产业就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7.9%，仅次于金融服务业。
在中国，创意产业正成为一项热门行业。据上海市经委的最新统计，目前上海已初步形成18个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基地，这些创意产业基地大多建在上海的老工业建筑内，仅上海第十二毛纺厂的旧厂房注册的广告公司就达122家，也有的建在石库门民居内，如李先生所在的上海泰康路艺术街。
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北京将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之都”。北京已经初步形成了几大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数字娱乐示范基地、中关村创业产业先导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东城区文化产业园以及朝阳大山子艺术中心。
除了北京和上海，广州、深圳、长沙、苏州、杭州等等城市都热情高涨，宣称要打造各自的创意产业基地。对此，专家指出，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其所在城市的区位、能级、产业基础，以及产业发展环境等，创意产业基地要有独特的定位，不能一哄而上。
“夕阳厂区”托不起“朝阳产业”
为本已废弃的老工业建筑注入新的产业元素，不仅为老建筑的开发和保护寻觅到了一条可以借鉴的新路，更为一个全新产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是，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指出，改造几个老厂房，吸引几十、几百家创意工作室入驻，并不意味着创意产业就此诞生。创意产业集聚区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概念，要真正形成集聚效应，个性定位很重要。
事实上，中国的创意产业并不如想象中的乐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由顾问波尼·阿斯科鲁德曾说过“中国创造”面临的症结：“有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创意产业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不能够正确做出政策和投资的决定，就无法切实地得到落实。”此外，中国的创意产业还面临着经济结构限制创意产业发展、整体职业结构存在缺陷、城市发展规划思维定势、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传统教育无法提供创意土壤、创意产品消费需求不足等等问题。
从杭州LOFT49发展状况看，中国的创意产业似乎离人们对其本身的预期相距甚远。LOFT49内规模最大的朱仁民艺术沙龙会所，除了以艺术会友及少部分区域布置了个人作品外，绝大多数空间让给了落魄甚至流浪的艺术创作者。这里要支付场地租金和招待费用，却没有经济产出。不少入驻者经济捉襟见肘，甚至靠借钱度日。人们不禁怀疑，赋予一些建筑物“创意”的概念，就支撑得起一个产业吗？中国的创意产业的“钱”途在哪？
“创意产业”如何“创富”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科技、艺术设计、文化娱乐等创意行业的劳动力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12%上升到现在的30%～40%，在中国，传媒人、策划人、出版人、设计人、广告人、经纪人等创意人群正进行自身的角色转型，中国创意产业领域已经形成小企业与大公司各自占据文化创意和制造创意两端的局面，但有了各种创意产业园的“壳”，如何吸引世界一流的“内容”来填充？
“从最根本上讲，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创意人才的极端匮乏，大批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中国未来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金元浦教授分析指出，因为创意出自人，因此培养一流的创意人才，增强创意产业高端人才与团队集聚，是培育创意产业的关键。据悉，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需要相当多的创意人才，尤其多媒体设计人才缺口高达8万多名，而且在此方面的领军人物更为稀少，这就严重阻碍了创意产业的发展。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认为，创意自古就有，但是产业问题一直没有明晰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要构筑其产业链和产业的延伸，而在产业链上流动的最值钱的就是知识产权。一部作品在被发表之前是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的，而发表后，这部作品就被赋予了版权价值，并得到保护。这一阶段的版权价值还是比较低的。随着产业链的流动，作品被制作成电影、电视片以及开发其它衍生品，其版权价值被多形式、多途径的开发，得到释放，才能实现了飞跃式的提升。这才是“创意”成为“创富”的关键。
什么是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又叫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创意经济等。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它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此外，还包括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遗产和体育等。
美国创意产业的特点
1.重视教育，积极提高国民创意性。
2.拥有丰富的人才。
3.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鼓励各州、各企业集团以及全社会支持文化艺术。
4.注重加大科技投入。
5.实行商业运作，按市场规律经营。
6.投资主体多样化。
7.政府充分利用其国际政治经济优势，支持文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
8.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日本创意产业的特点
1.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国策，作为发展的坚强后盾。
2.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挖掘。
3.基础比较扎实。
4.呈阶梯型发展。
意大利创意产业的特点
1.意大利南部以传统特色为主，是民间艺术品的集散地。
2.北部以时尚、设计为主。
3.会展成为时尚展示的主要形式。
4.在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创意城市榜
北京：被北京市政府列为创意产业的影视、出版等6个中心，多是自发形成再由官方认可。
上海：上海已经宣布启动18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上海的目标是和伦敦、纽约、东京站在一起，成为“国际创意产业中心”。
广州：广州天河区是广告、影视、媒体、IT等创意工作集聚区。广州背靠“亚洲创意中心”香港。
深圳：深圳的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印刷、动漫、建筑、服装等，深圳的目标是“创意设计之都”。
长沙：《超级女声》证明了长沙对于电视节目的创意。另外，“蓝猫”销售着近3000多个品种的衍生产品，长沙卡通艺术节开幕、金鹰卡通频道开播，长沙的创意城市特色有着独特的地位。
昆明：昆大丽(昆明大理丽江)向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典范。这里是手工业创意人群的天堂。
苏州：与其说苏州的创意产业在觉醒，倒不如说是上海的创意工厂落户在苏州。
杭州：杭州创意产业的标志是该市最大的设计联盟——LOFT49，这片运河边近万平方米的旧厂房汇聚了17家艺术机构。
三亚：世界小姐总决赛、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等诸多选美比赛都会在三亚这个城市落脚。
重庆：2005年1月5日，中国创意产业高峰论坛在渝开讲。4月16日，2005中国(重庆)创意经济与城市商业开发高峰论坛又在重庆举办。重庆的迫切态度可见一斑。
成都：任何一个网络游戏发展商都不会忽略成都。2004年，成都市就拥有近30万互联网用户，是全国三大数字娱乐城市之一。
厦门：2005年12月28日，首届厦门(闽商)品牌与城市创意论坛举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闽商集体放弃广告，那么我们将看不到几乎所有的休闲食品和运动服装品牌广告。
西安：曾经是世界中心的西安，具备着强大的文化竞争力，拥有全国数量第四的高校，人均教育指数也在全国位居前列。
『捌』 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给你分析下
『玖』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的猜想
近年来，中国四万亿促进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蓬勃发展、薪资水平上升等等。在这些乱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乱花钱，如果把花在高铁、高速上的钱发给普通老百姓多好，这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然而本人从国家及未来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个正确的决定。首先从中国从放开商品房开始说起，房地产从此一枝独秀，一飞冲天，飞涨的房价和稳如泰山的工资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却怨声载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体现在物价上，物价也一路看涨。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又进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资（这个提高当然是缓慢的），不断反复，可是这仅仅是国内的情势，从全球考虑，商品价格的提高使“中国制造”优势削弱，出口疲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GDP没有了出口的拉动就会增长放缓，为了保GDP（其实是保制造业）政府开始大力促进内需，四万亿投资（稍后再说）、家电下乡等等，家电下乡确实让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从而促进了内需、延缓了制造业的衰退，但是美国不会让你这么安生，从中国房地产起飞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美元的升值，在中国制造业开始衰退后更甚。内忧外患的中国制造业“飘摇欲坠”，政府采取的家电下乡等努力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汇率上涨相比显得不够“给力”，面对利润不断减少的企业家们唯有另谋出路——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国家开厂，中国企业的出走必然使国内失业率大大增加，同时也会使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更加不看好，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很困难。四万亿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政府为了留住国内企业、吸引外资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乱花钱。下面说个情况，有的企业家也到国外考察过办厂的可能性，虽然当地劳动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设施、产业链都相对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还是在国内办厂更加合适。从而可以看出，在劳动力成本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提高办厂环境也是留住企业、吸引外资的有效方式。看看现在的中国，高铁、高速快速建设，可以说四通八达，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与质量，再加上中国产业链比较齐全，不用到处寻找原材料，这些才是中国留住企业的优势。返回开始的话题，中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虽然耗资巨大，但这是为了能够留住制造业企业，而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留住了制造业企业就相当于挽救了中国经济。（补充：中国各项政策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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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