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资本市场

① 资本喜欢什么样的“文化产业”

2014年的文化产业并购将去年的产业热潮继续推高，据新生代文化产业交易数据库统计显示，上半年国内文化传媒产业共发生约125起并购重组与战略性入股事件，总交易金额达1000亿元人民币(美元交易均已折算)，通过对这一系列产融互动事件的剖析，可以让我们窥视到资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文化产业”。

Who：究竟是谁在买“文化”？

从并购方的公司性质来看，主要以A股上市公司与BAT等互联网巨头为主；美股和港股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事件仅有15起，这其中还包括腾讯、网络、360实施的4起并购；而非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事件有18起，且以财团和大集团为主，其中阿里巴巴及马云通过个人或者基金发起的并购事件就占据了7起；非上市公司反向收购上市公司的事件有5起，包括当代资产受让上市公司国旅联合(600358)17%的股份成为起控股股东、阿里并购文化中国(HK.01060)、马云和史玉柱的云溪投资入主华数传媒(000156)、印纪传媒(DMG)借壳高金食品(002143)、阿里巴巴及云峰基金战略性入股美股上市公司优酷土豆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宗国企重组，即上海文广的大改革，涉及到东方明珠和百视通两家上市公司。

从并购方所处行业来看，有超过1/3并购事件(45起)买方为非TMT行业，最近有句流行的玩笑话“中国养猪的、做乳制品的、开餐馆的、做金属管材的、卖五金的、放烟花的企业有什么共同点？答案：都变成了影视公司”，从中可看出文化产业并购事件的买方涵盖了包括汽车零部件、地产园林、餐饮酒店、工程机械、IT通信、家居建材、煤炭有色、纺织服装、仪表设备、新能源、金融投资等在内形形色色的行业，大部分可以归类为具有典型周期性特征的传统低利润行业；另外2/3并购事件的买方中，出版传媒公司占据16起、影视动漫公司占据16起、游戏公司发起的并购占据9起、互联网公司发起的并购有18起、广告公司(基本上就是蓝色光标一家)完成6起并购，产业链上下游与跨文化领域的并购成为主流，单纯行业内整合的并购事件较少。

What：这个时间点什么样的文化企业更具市场价值？哪些文化领域更受青睐？

从被并购方或卖方所处行业来看，游戏相关公司占据了1/3(包括手游、网游等36起)、影视公司占20%(包括影视剧、电视节目、动漫等26起)、广告营销相关公司占15%(18起)、传媒与新媒体公司占11%(14起)、旅游相关公司占10%(12起)、彩票公司占5%(6起)。可以发现，具有题材性概念、有跃迁效应的文化领域是资本追逐的热点，不论是影视还是游戏，都具备市场高增长、投资回收期短、回报率高、风险高但如果有稳定的发行渠道收益也有保证的特点，且这些领域均有足够的商业模式想象空间与细分市场空白。另外，一些以往非常偏僻的行业也都开始进入了并购的视野，比如博彩、体育等。

从文化产业不同细分领域的属性来看，一般可以分为内容、媒介、产品、服务四大类，而上半年发生的并购事件中，对内容公司的并购占到近6成(70起)，还有近1/3为被并购主体为服务型公司，剩余的少数几个是媒介公司。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中最核心的价值仍然是创意、内容与有创意的人才，轻资产文化公司的价值正在被资本市场所认可与接受，这种局面已经与两三年前发生本质性和普遍性的变化，非常令人鼓舞。

②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③ 如何理解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所以，理解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需要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内容两个视角，这里我们是从是后一种视角进行解读。
首先，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束。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其次，需要明确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也是问题的根本。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最后，需要明确文化产业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所以，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

④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基金有哪些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主要应通过市场筹措资金。因此，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公共财政理念，研究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文化产业特点的财政扶持政策，转变财政直接投资方式，积极探索通过贷款贴息、设立投资基金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促进实现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利用资本市场拓宽渠道，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

⑤ 文化产业的现状

中国文化产业特点中国本身文化底蕴丰厚，且文化没有排他性，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后都能取得不错的市场效益。
中国的文化产业大多有政府介入，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由政府提出，重点文化企业由政府扶植或是经营。
文化产业总体起步晚，市场发育度低，没有健全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流动和奖励机制。
现行教育制度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懂文化的不懂技术，学技术的轻视人文，文化产业实力偏弱，规模小，管理方式滞后。
中国文化产业分类新闻服务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
文化艺术服务
网络文化服务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其他文化服务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演艺业：建设10家左右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全国性或跨区域的文艺演出院线，形成1至2个国际知名的演艺产业集聚区，为实现从演艺大国到演艺强国的跨越奠定基础。
娱乐业：打造5至10家具有较大产业规模和较强竞争实力的娱乐业品牌，使国产娱乐设备、国产原创娱乐内容占据国内市场60%以上份额。
动漫业：力争到2015年，动漫业增加值超300亿元，着力打造5至10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产动漫品牌和骨干动漫企业。
游戏业：到2015年，游戏业市场收入规模达到2000亿元。
文化旅游产业：使文化旅游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支撑。
艺术品业：到2015年，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达2000亿元。
工艺美术业：到2015年，全国工艺美术业增加值超过6000亿元，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
文化会展业：形成3至5个覆盖全国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会展。
创意设计业：举办1至2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意设计展会和赛事活动，支持打造3至5个世界知名的“设计之都”。
网络文化业：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的原创能力和文化品位，进一步增强网络文化核心竞争力。
数字文化服务业：形成一批采用数字技术提供制作、传播、营销、推广等服务的文化服务企业，为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融合发展提供支撑。 随着文化产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大文化产业企业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优秀的文化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企业发展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
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从近几年在政策协调和在基层调研中掌握的情况出发，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引人注目的趋势：
一是我国文化资源进入到大调整、大整合的时期。文化资源的行政化配置体制已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严重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不仅造成了地区的封锁，还造成了行业的垄断，最终对文化企业非常不利，表现为现文化企业非常弱小、同构化非常严重。中国和德国的出版业相比，我们全国有579家出版社，每年的产值都在600亿左右徘徊，而德国贝塔斯曼2008年一年的销售额就达139亿欧元。我们产业集中度低，低到什么程度？全国所有的图书出版社加在一起不如国外的一家公司，包括我们的演艺也是如此。
因此，改革方向应该是打破这种旧体制，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在文化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源的调整和整合就不是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在推动它整合。
二是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出现了行业融合的趋势。以前把文化细分成“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这三个领域，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今后将逐渐出现融合的趋势，行业界限将不再明显。比如，广电的两张网，即有线电视网络和无线移动网，随着技术改造和规模化发展，将成为整合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出现电视图书馆、电视互联网、电视报刊、电视剧场以及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报刊、手机图书等新业态，到时就很难说这些是属于上述哪个领域中的了。
三是文化与旅游以及制造业的结合越来越明显。今后随着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文化和旅游的结合——也就是深度旅游必将会在中国出现。同时，把文化的内涵或元素植入到建筑装修材料当中——这种文化和制造业的结合，既提高了产品的文化含量，又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四是文化产业发展已经从自发转向自觉。文化体制改革将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发展，但是市场机制也有弊端。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基地的孵化和集聚功能，加强规划及调控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和制订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布局规划。 在2012年12月15日举行的“2012年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峰会”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表示，文化和金融合作的共识已经开始形成，这对产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他还透露，正和财政部门一起研究财政资金来支持文化金融的新模式。
截止到2012年12月，文化部与各银行机构部行合作的机制下，实现重点信贷融资项目97项，累计余额210.96亿元，部行合作带动了文化产业信贷余额的新高。
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已有77家文化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已有64家文化企业注册发行了1449.5亿元各类债券，为保证文化产业投融资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参与文化产业投资的基金是135个，资金总规模超过1795亿元，多渠道、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向极大的拓展了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体系，为文化企业选择多样化的融资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刘玉珠表示，将进一步的探索文化与金融结合的新规律、新渠道，扩大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的全链条，鼓励各类机构积极参与文化企业在建融资试点，文化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文化类无形资产的评估、流通工作。打造银行、保险、证券等多方面参加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全链条建设，在拓展延伸文化产业链的同时来顺畅文化金融服务的链条。同时，注重于扶持小微企业，鼓励民间投资、金融改革等政策的配合，依托文化金融工作的实施来推动文化企业的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公司治理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投融资高潮
2012年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各地继续加大投资兴建文化产业园；文化与资本领域对接推陈出新，文化基金仍层出不穷。展望2013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大力支持的宏观政策环境不会改变，文化产业投融资高潮或将再现；文化与科技结合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主题，各地有望出台相关落地政策，促进新兴文化业态强势发展。金融资本和文化产业的对接进展迅速。4月27日，人民网[微博]在上交所上市，这是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新闻网站。此外，新华网、华声在线、央视网等50家中央、地方新闻网站也加入了改制上市大潮。同时，2012年下半年以来，文化产业基金再度大规模集中设立，其中，中诚腾龙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西部文化旅游产业基金和西安曲江影视投资基金在9月设立的基金目标总规模高达202亿元。资本之所以青睐文化产业与国家宏观层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2012年年初，文化部发布《“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十八大报告又再次强调“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预计2013年这样的宏观政策面将得到延续，文化产业投融资高潮或将再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13479亿元，比2010年增长21.96%，高于同期现价GDP年均增长速度4个百分点。我们预计，得益于宏观层面的支持和资本的介入，2012年、2013年文化产业可望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长。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产业舞台成为“主角”。多部门联合出台《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提出“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优化和升级，重点围绕演艺、工艺美术及新闻出版全产业链等产业发展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服务示范，同时促进广播电视网升级换代及新技术推广”等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政策方向；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在文化消费领域，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以电影产业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消费持续强劲，毫不理会经济的“寒意”；而以艺术品拍卖为代表的高端文化产品消费则打了个“寒颤”，未来的发展还有赖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回暖。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31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产业黄金五年发展研究报告》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票房将突破300亿元，冲击400亿元，到“十二五”末期，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已经征求意见一年多的《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预计在2013年初即可出台。广东省广电局电影管理处处长黄昌宁说，在广播电视这个大领域里面，电影将是国家从法律层面进行扶助的首个产业。在《促进法》的推动下，2013年的电影产业必将有突破性的发展。与大众文化消费的“旺”势相比，高端文化消费明显遇“冷”。业内人士观察，艺术拍品市场减少3至5成，拍卖成交破亿元人民币的藏品近35件，但2012年却屈指可数。展望2013年，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快速“回暖”，高端文化产品的消费或将继续“走冷”。湖北省博物院研究员蔡路武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正处在深度调整期，体现为激情回归理性，投资与收藏统一，发展策略调整以及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⑥ 资金会流向文化产业吗

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很广泛，一些非专业的资金来源可能会一窝蜂地上，疯狂抢夺，对产业热点推波助澜，反而误导行业趋势。以VR技术为例，由于这个行业过于热门，导致许多项目价格高得离谱。
资本的涌入催生了泡沫，这在影视行业尤为明显。在2010年全国票房突破100亿元之后，2015年，全国票房突破440亿元。票房高达24亿元的《捉妖记》、约16亿元的《港囧》、紧随其后的《夏洛特烦恼》……高票房国产电影不再是凤毛麟角，高歌猛进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点燃了金融资本的热情。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年初遭热议的《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仍令人记忆犹新，事件背后是“脑洞大开”的资本运作游戏：《叶问3》的投资方利用关联公司造假为其票房保底，从资本市场圈钱套利。这是典型的资本炒作的案例，通过营造虚假票房来炒作二级资本市场。
过多的资本进入使“挣快钱”成为趋势，“热钱、快钱涌入，一些理性的投资者反而没有项目可投。对明星、IP的追捧不再停留于荧屏。不少有明星入股的影视公司，一成立就被上市公司高价收购，明星作价入股十分随意。这种“你情我愿”式的高溢价收购频频上演，将损害产业生态，不利于持续发展。
担忧不止于此。投融资过程可能使一些企业丧失优势，文化的价值也可能因为资本的炒作而下降。
以创新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高、易与新技术对接、易与相关产业融合等特点，被视作朝阳产业。嗅觉灵敏的资本闻风而动，使其成为竞相追逐的宠儿。“
虽有弊端，但资本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政策、技术和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资本被视作文化产业快速做大做强的关键，从内部看，资本能够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资源的优势整合，从外部看，跨界和海外并购能够提高我国文化竞争力。
纵观全球，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贝塔斯曼、时代华纳等，都是通过兼并、收购等资本手段完善产业链布局，成为业内巨头。资本的介入为企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既有利于吸纳新技术、团队和人才，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尝试、产业规模的扩张也有帮助。毕竟资本的灵敏度高，能够产生推力。
形式多元、热点频出，市场利好是主要推力。
近些年来，相关政策频频出炉。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2009年9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公布，标志着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市场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2016年，财政部下达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4.2亿元，支持944个项目。根据“十三五”规划，未来5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近年来，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热度不减，进入形式也很多元，包括股权投资、债券融资、战略性投资等。资金供给充分、投资热点频出。前几年是影视行业，后来是游戏、微电影、网络电视剧等，到今年，之前相对冷门的动漫、音乐也吸引了资本关注。”
有数据显示，这两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势头迅猛，2015年，文化产业资金流入近4000亿元。一路小跑当中，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方面，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军：继2014年以62.44亿元港币入股香港上市公司文化中国后，2015年阿里巴巴以56亿美元收购优酷土豆；腾讯布局游戏、文学、音乐等细分领域……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海外投资成为香饽饽，业内人士表示，去年共有52起海外文化产业投资，总额达76亿美元，高于2013年和2014年的总和。此外，国有传媒改制上市，艺术金融、互联网文化众筹、债券投资等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也成为新特点。
规避问题、改善环境，文化资本走出去是大趋势
得益于充足的资金供给，文化产业的池子越来越大。在享受红利的同时，如何规避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让文化产业与资本健康互动，同样很必要。
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获表决通过。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加强对票房收入的监管、让虚报瞒报票房收入行为承担相应罚责等内容被写入其中，为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⑦ 珠海市文化产业现状

目前，珠海市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已经初具规模，而且正在发展中；从此次在珠海举办的2005年文化产业论坛来看，珠海的文化产业也具备了良好的大环境。接下来就看珠海能否带头将珠三角地区发展成一个文化产业群。
就珠海目前在珠三角地区所处的态势来看，要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业，珠海就必须通过整体创新，加大市场拓展，增强成本控制能力，加强文化产业之间的联动努力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加快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多我优”的强势型文化产业链。

文化产业需要创新意识（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皇甫晓涛）
我国现在不仅缺乏客观的产业资本载体，更为缺乏的是文化资本主体的创造性。我国文化产业缺乏创新意识，比如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只注重故事情节，而很少对文化符号的外延的扩展。现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仅只追求知识经济的文化技术，还要吸取欧洲创意文化观念，转变传统文化产业。
有些地区的居民存在着这么一种观念：文化产业发展是富裕地区的专利，在不发达地区搞文化产业过于奢侈。但实际是，文化产业是时代大势所趋，不是局部环节，不是早为晚为的事情。对于欠发达地区，文化市场开拓和文化产业装备可以从基础设施开始进入资本市场，或者转变成为文化符号，以符号运营进入资本市场。

盗版是对版权的毁灭性打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干）
在中国，版权在促进文学、艺术、文化与教育事业方面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但作为无形产业权的版权可转为现实生产力，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则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当前版权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文化产品与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
我国版权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国家已于2001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条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版权法律制度，提高了保护水平，强化了执法手段。同时，我国于2001年成为WTO的成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在我国生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广大公众的版权意识仍然淡薄。从政府官员到企业的管理人员，其版权产业的观念以及对版权产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都有待进一步增强与提高。为侵犯版权者提供保护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
外国版权产品于服务大量流入，特别是盗版制品的走私入境。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盗版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这对版权是毁灭性的打击，严重阻碍了我国版权产业发展。

媒体品牌战略创造产业价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以锦）
范以锦曾经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媒体多品牌战略形象地称为“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在昨天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中，范以锦将媒体的品牌战略与文化产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指出创新的媒体品牌战略为文化产业创造价值。
范以锦指出，从报刊媒体背后可以看出产业升级、技术革命进步的影子，同样，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创新，只有把握改革创新的潮流才能最终领跑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报刊媒体要作为其中的产业支柱发挥重要的作用。
要是报刊媒体的品牌战略能更多地创造产业价值，应该主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从单一的新闻竞争转到塑造媒体品牌的竞争上来；二是从单一媒体品牌的竞争转到媒体多品牌的竞争上来。与珠三角的产品一样，珠海本地的报刊媒体品牌的树立、品牌的识别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要看其在品牌战略发展中如何走得更好，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文化产业价值。

珠海适合发展“活动经济”（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陈少峰）
珠海适合发展“活动经济”
珠海市是以休闲娱乐活动为主要特点的城市，其定位恰好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主流的新趋势：活动经济。活动经济应该成为珠海今后文化产业的核心。
活动经济是之人为组织的，能带来经济上的规模消费收益的各种交流、展览、演出、体育、观光和娱乐体验活动。活动经济的主要收入是运输公司、旅游、餐饮和区域性的规模消费。最大的收益者是区域。
应发展数字娱乐设备产业
现在的趋势是“娱乐无边界”，人们希望随时随地可以娱乐。珠海必须对原有文化产业进一步梳理，进行新的产业布局。珠海可以发展数字产业，来提升制造业。
具体来说，我建议珠海大力发展手机内容产业和数字娱乐设备产业。
应发展中小型、密集型会展活动
珠海过去工业发展规模不大，正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空间。
我建议珠海应大力发展中小型、密集型会展活动；发展特色主题活动和特色休闲活动。
从珠海现有的环境，加上港珠澳大桥投建等大项目带来的巨大的区位优势，珠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在珠三角具有独特的竞争魅力。

⑧ 中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中国当前文化产业正在起步还有待发展,有一些成果.

⑨ 文化产业前景如何~~

中央力推，创投看好，忙于改制的中国文化产业似乎正在走向“春天”。

“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再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三网融合的推进也将打造新的发展热点。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安排，我国出版社将在201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报刊的转企改制工作也将于今年全面启动。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的突破，将会有更多的文化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这不仅有利于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繁荣，同时也将带来新一轮的投资机会。

中国出版传媒筹谋IPO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于4月份成立，初步计划公司资本金将达到15亿到18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正在与三家战略投资者进行相关准备。事实上，这只是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上市计划的第一步。

据介绍，旗下拥有70多家子公司的中国出版集团其上市计划将分两步走：首先是成立中国传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出版主业包括内容发行一起整体打包上市，接下来则是将集团旗下拥有百年历史荣宝斋推向资本市场。据了解，目前负责荣宝斋上市的中介机构已经进场。

聂震宁表示，即将成立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争取今年登陆A股主板市场，18亿的公司资本金有望将该公司打造成国内传媒板块的第一大股。而在上市之后，将会进行主业方面的兼并重组。“今年肯定会比去年多。”聂震宁说。

不过作为国有企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会更为谨慎。“中国出版集团将占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90%以上的股份。”聂震宁表示，有兴趣的战略投资者很多，因此在选择时，更多会考虑到集团以后的发展目标。据了解，这三家投资者包括一家数字通信类出版企业，一家影视企业以及一家投资基金。“像选择数字通信类的企业就是因为集团将推出自己的电子阅读终端。”聂震宁说。

“文化企业转企改制后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注入，同时也将带来新的管理机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对本报记者表示，改革是契机，由于传媒企业的规模效益比较显著，所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将更有利于传媒资源的整合，有助于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据记者采访了解，不少改制后的出版企业都透露出了上市的想法。

文化产权要素市场建设加速

就在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同时，文化要素市场的建设也在加强。据了解，继上海、深圳相继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之后，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项目已经上报国务院审批，年内有望落户北京。专家表示，要素市场的建立完善将加速文化产业与各类资本的有效对接。

此前，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在该市发展改革会议上曾明确指出，2010年要着力加强要素市场建设，支持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等要素市场落户北京市。而作为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打造的综合性文化产权交易服务机构，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将为文化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文化产权提供产权流转平台，打通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壁垒。

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委会负责人、北京产权交易所业务总监张大为表示，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的筹办工作已进入快车道，即将确定包括北京产权交易所在内的数家股东单位。

“行政资源的参与和推动，将会带来更多的资源。”魏鹏举表示，如果能够建立一些规则，做一些示范，将有助于推动民企、社会机构的参与。

据悉，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建立后将着手推进文化产权评估体系的建设，解决文化产业投融资过程中版权评估难的问题。

创投看好文化产业前景

“我们非常看好今年文化产业的投资前景。”风投业资深人士、深创投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刘纲对本报记者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对开放的政策和逐渐清晰的规则为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空间，而市场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则意味着成倍数增长的市场空间。

“现在有一些文化企业自身发展也很不错，我们已经投了一批文化相关的企业。”刘纲表示，文化产业将成为其重点关注的领域。“首先，传统的文化企业必须要结合新兴业态进行发展，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其次，我们也会考虑到在改制过程中，企业相关机制的转化是否到位，比如说员工的j激励机制。”刘纲表示，经营团队以及规范化运作仍是关键因素。

德勤中国全国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领导人周锦昌则表示，近年来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国内外投资者明显增多，“从项目数量，到投资人都是在以倍数增长。”周锦昌说。另外，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和中小板的扩容，资本市场的完善也为文化产业投资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另外，记者获悉，相关政府部门正在积极筹措资金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据悉，作为北京市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将采取“FOF”(Fund of Fund)的运作方式，直接投资创投而非企业。“相较于直接投资项目而言，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刘纲表示。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在三网融合等新兴投资领域，政府的相关监管政策仍需重点关注。“我们认为三网融合、IPTV将是未来发展的潮流趋势之一，不过现在经营牌照并没有完全放开。”刘纲表示。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专家认为政府的监管重点将更为关注内容方面，运营资格上有望获得一定程度的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