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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集团

发布时间:2020-11-25 22:16:05

⑴ 在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有区别吗

有区别。
区别1:现代与后现代之分。文化属于现代,文创属于后现代,前者在中国以工业化(第二产业)为基础,后者在中国以知识化(第三产业)为基础,这是由于两者诞生时机和基础不同而决定的。

区别2:工业经济与产业经济之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简而言之,文化工业意指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这里,大规模的要求和经济上的策略,比其他考虑更为重要。”相反,创意产业是一种知识产业或知识经济,这一点姜奇平先生最先意识到。他认为创意产业第一理论权威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而上海的《创意产业》,正沿着凯夫斯的方向展开。 信息革命的成果,是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我非常认同姜奇平先生的观点,他是少数对创意产业具有真正前卫理念的人。

区别3:大众消费与分众消费之分:文化产业是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的受众主要是大众,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消费者是大众。工业化的“机械复制”,导致产品一模一样,没有个性,这是与大众传媒的受众相适应的。在大众传媒强势的时代,我们很难分清,究竟“机械复制”导致大众统一偏好,还是大众传媒强化了大众的统一偏好。大众传媒本身的生产,也是“机械复制”的。而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独立化引发小众趣味滋生爆发,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分众消费会变成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考量。

⑵ 中国文化产业的介绍

《中国文化产业》前身为《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月刊)创办于2006年7月,以政策解读、资讯服务、决策参考和舆论导向为定位,为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者、中高层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作为国内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高端杂志和第一本公开发行的文化产业理论刊物,《文化创意产业参考》的受众面从中宣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到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宣传部长以及主管领导,从中央直属机构、各级机关单位,到全国上百所大学、近千家图书馆以及文化产业相关企业,涵盖官、产、学、研各个领域,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⑶ 中国文化产业兴起的原因及发展进程中的特点有哪些

目前我国对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全局性分析相当缺乏,为数不多的研究都基于某个特定城市的个案(如北京、上海、深圳),采取定性的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因。

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与国外城市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差异明显。国外已有理论提出的人才、技术、宽容程度、政策和基础设施,这5因素是否都是影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如果是,它们的重要程度如何排序? 如果不是,现阶段究竟是哪些因素起最主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在充分考虑31个省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相互作用下,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判断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并对我国省域尺度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从而进一步回答以上问题。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有哪些

进入21世纪,作为朝阳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仍然以年均8.7%的增幅高速成长,成为保持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早的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2010年,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年增长速度达14% ,英国则为12%。而日本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动漫产品收入已经超过过5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收入的4倍。

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迅猛。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1351亿元,与GDP的比值为3.63%。作为新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据统计,国家已命名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园区广泛分布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伴随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的崛起,它吸引了学术界高度的关注。究竟什么因素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掀起一股研究热潮。2002年,美国区域经济学家Florida(佛罗里达)吸取前人研究基础,通过对美国人口过百万的124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分析,提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受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人才( Talent) 、技术( Technology)和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Tolerance),而人才因素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最为重要。该研究结论被命名为“3T”理论 ,并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接受和运用于后续研究中。

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对欧洲、南美洲、亚洲多个城市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基础后,指出政府的政策、城市便利的基础和配套设施,这2个因素亦是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部分的学者认为政策支持或者政府功能在各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力度越来越强,他指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政府政策指导创意经济发展,由政府予以政策性引导和调整,为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而另一部分的学者研究则强调,文化创意产业需要配套设施和辅助机构的支持,如密集的交通和通讯网络、教育和培训、金融机构、专门商业服务、零售业、观众、研究机构等,其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积极推动。

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特征描述

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遵循一定的空间分布模式。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大体呈现从东、中、西依次梯度下降的趋势。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发展水平较高,西部、西北部地区相对落后,整体上趋于集聚化发展。2009年,以广州市、深圳市为核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同时,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空间上已初步形成六大特色鲜明的区域:

第一,以文艺演出、广播、影视、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为优势行业的首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区;

第二,以工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广告策划等为优势行业,以上海为龙头城市,带动杭州、苏州、南京的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

第三,以广告、影视、印刷、动漫等行业为特色产业,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

第四,以影视、旅游、服装等行业为特色,以昆明、丽江和三亚为代表的滇海文化创意产业区;

第五,以网络动漫游戏等产业为优势,以重庆、成都、西安为代表的川陕文化创意产业区;

第六,以电视广播、新闻出版为优势产业,以湖南长沙为代表的中部文化创意产业区。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人才、技术、宽容、政策以及基础设施5个因素产出系数分别约为0.198、0.262、0.218、0.009、0.148,这首先表明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有正向影响。而技术、宽容、人才是影响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3位的关键性原因。

影响因素之技术

技术的产出系数为0.262,排名第一,素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关键因。

这表明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的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提升、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吸引大量的FDI、并快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中国的转移快捷而频繁。技术的进步,正极大程度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模式、经济运行模式和人们思维模式,对创意产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纵观时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影视传媒、动漫、网络游戏、工业设计等产业,它们无不与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息息相关。

技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数字化技术正以令人观止的速度渗透到创意产业的各个子行业,使传统的动漫、电影、广播、工业设计、绘图等产业纷纷迈向数字化新阶段。同时,数字化技术又在不断创造新的创意产业,如网络游戏、MP3 数字音乐产业等以创意为内容的数字产品层出不穷。

第二,技术加大了创意产品的个性化。文化创意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差异化和个性化,而信息技术的推进能为创意产品的差异性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尤其是那些涉及三维造型、图像和影像等多媒体文件的创意产业都需要借助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个性化制作、设计和复制传播,从而能更高效地服务于差异化群体。

第三,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创意产品的生产成本。网上制作、出版、传播的影视剧、电子图书产品正成为传统的音像制品、纸质图书报刊的替代。技术不仅革新了出版、音像等创意产品的制作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传播效率,还将制作和销售融为一体,而且直接降低了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经营成本。由此可见,技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影响因素之宽容

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产出系数0.218,在现阶段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推动排名第二。

创意产业易于集聚在开放度高、容忍度高、进入障碍低、文化多样化、非稳定大、人口集中、公共服务完善的区域。

首先,区域中文化越多元,对各类新事物、新信息、新想法的接纳程度越高,创意涌现的速度越快。其次,区域越开放,外来人才进入的门槛越低,越能促进人才流动和竞争;最后,区域越包容,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松散、自由、灵活、无拘无束,从而强化创意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使其超越种族、性别、年龄、性导向和阶级地位,发掘和激发创意力。

今天,改革开放的推进,加强了我国区域之间、各区域与国外地区的交流,使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形成了更加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思想开放、兼容并蓄、容忍异见、机会平等的宽容环境能吸引、留住并培养大量的创意人才,鼓励他们自由思想、自由试验、自由创业,从而对促进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影响因素之人才

人才产出系数为0.198,人才作为创意承载的主体,是除技术、宽容以外,影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排名不是第一,而是第三。这一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有所差别。如美国区域经济学家Florida认为,人才是影响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第一位的因素。造成此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真正规模化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很多区域,创意人才短缺的情况普遍存在,创意阶层正处于培育和积累过程之中,因此创意人才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例如,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可是,即使在创意人才供给相对丰沛的北京,也并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化的创意阶层。北京的创意人才在很多领域呈现短缺状态,数量、质量远远不及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从发达国家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创意阶层的真正崛起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为,人脑才是创意产生的真正源泉,如果没有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门人才,机器、设备、网络等都只能是一堆冰冷的躯壳,只有人脑才能把它们合理地利用起来,并把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科技有机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创造出适合市场需求的内容产品和服务。

影响因素之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产出系数将近0.148,在5个影响因素中,该产出系数排在技术、宽容、人才三个影响因素之后,但影响并不是很显著,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创意人才的缺乏影响了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因为,缺乏创意的核心——创意人才,再好的基础设施也只是缺乏灵魂的冰冷的空间外壳。这也进一步表明,在当前的中国,即使各级政府都在全方位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如果缺乏创意人才,没有区域软环境大幅度改善,并不能有效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影响因素之政策

政策的产出系数为0.009,对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力微乎其微。这说明,区域单一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投资兴建创意园区、提供创意产业优惠政策,无法有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有29个省域政府明确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园四处开花,但大部分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依然发展乏力的现象。

⑷ 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 杂志

《中国文化产业》杂志(原《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是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理论月刊,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创办于2006年7月。《中国文化产业》以“信息通达,政策导向,决策参考“为功能定位,以“主流影响力,权威洞察力,时事传达力”为发展定位,旨在传递省、市、县域文化产业工作动态,发布各地各部门文化产业工作信息,交流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产业研发先进经验,为政府文化产业与文化体制改革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为各地进行文化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学术导向,致力于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主流舆论,发布权威动态,解剖最新政策,传达各级动态,塑造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理论读本。
《中国文化产业》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界具有重要影响,并获得2008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奖励。

⑸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中国文发集团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平台。多年来,版中国文发集团在文权化产业领域积极探索,坚持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在印刷出版领域中,已成功打造了“新华印刷”“科印传媒”、“全印展”、“科印网”、“汉仪字库”等知名品牌。

⑹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中国文发集团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平台。多年来,中国文发集团在文化产业领域积极探索,坚持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在印刷出版领域中,已成功打造了“新华印刷”“科印传媒”、“全印展”、“科印网”、“汉仪字库”等知名品牌。
法定代表人:陈彦
成立时间:2003-04-15
注册资本:218431.431669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0000000003781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

⑺ 中国有什么文化产业输出吗

有的。例如电视剧,在许多国家很受欢迎。还有传统的书籍、电影、歌舞演出等,都属于文化产业输出。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也是文化输出的一种。

⑻ 中国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是

2017年文化产业总值占中国GDP总值4.5%。

数据显示,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核算方法》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核算后,2016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0785亿元,比上年增长13.0%(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4.4个百分点;

占GDP的比重为4.14%,比上年提高0.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同时认为,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比重稳步上升,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8)中国文化产业集团扩展阅读

数据显示,在文化及相关产业中,按行业分,2016年文化制造业增加值为11889亿元,比上年增长7.6%,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6%;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为2872亿元,增长13.0%,占9.3%;

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为16024亿元,增长17.5%,占52.1%。按活动性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为19655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3.8%;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为11130亿元,比上年增长9.5%,占36.2%。

数据显示,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所涉及的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7个类别中,2016年,增加值占比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增速居前三位的则是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服务。

⑼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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