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①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陷阱

以毛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创和建立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成功应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历史性挑战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果。这个制度不可动摇，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由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是成功应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挑战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功，这条道路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将永远走下去。而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性挑战。这些挑战概括起来讲就是“三大陷阱”：一是国际关系上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国内经济发展上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面临的“话语霸权陷阱”。成功地应对这“三大陷阱”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下中国人民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弄清“三大陷阱”的历史由来
1. “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必然表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美国离不开中国，因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垄断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全球剩余价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国希望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其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的发展，同时迫使中国永远接受美元霸权的盘剥，永远受到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严格限制。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通过实行自由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一带一路”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亚投行与人民币离岸结算部分地摆脱美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国财阀利益的美国鹰派人士必然要千方百计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造成中国周边环境紧张与动荡，从而诱导中国资本流出，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实力增强。这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本性使然。美国实现围堵中国的手段，一是靠其“软实力”，即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二是靠其“硬实力”，主要包括美国的军事实力、高科技实力及其知识产权。 软硬实力的相互配合，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克服这一陷阱，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历史性挑战。
2. “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现象，即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收入水平达到国际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潜力逐步丧失，从而陷入生态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之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态。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国际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国际资本通过生产占有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然后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新增资本又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由此不断进行循环。为了使这种循环不断进行下去，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上取得低价格的竞争优势。这一方面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却付出了三低（低工资、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的代价，并且由此产生出整个国民经济对低端产业资本高投入的依赖性，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不可持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后难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话语权陷阱”。
这是在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我国面临着的严峻挑战。话语陷阱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得到的个体价值观，上升为源于天生的“人类本性”，而这个“本性”则被认为来自于某种宇宙的“普遍法则”。由此产生的所谓“普世价值”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于一切社会和一切人之上。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一旦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便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因为人们利用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机会，与其拥有的资本和货币数量成正比。这种“普世价值”被国际资本力量以铺天盖地的国际传媒体系与教育体系为管道，以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国际评价标准”为其具体形式，占据着所谓“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垄断着全球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普世价值”，便必须遵从按照这种“普世价值”制定的各种“国际标准”，由此我们的行为便陷入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陷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主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二、应对新的历史性挑战，跨越“三大陷阱”
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中国的“强国梦”。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强化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一面，努力建立中国、美国与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坚决而妥善地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建立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沉着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把美国围堵中国的压力转化为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坚持“永不称霸”的政治承诺，不惹事，也不怕事，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并增强国际话语权 “软实力”与科技、军事 “硬实力”建设。可以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一些鹰派人士围堵中国的错误战略图谋必将破产，必然要回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因为这才是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中国的“富民梦”。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称为“新常态”，既看到这种新常态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上的积极因素。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是应对这种挑战的重要方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习同志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优势的体现，这对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应对“话语权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自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之后，产生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不息的民族梦。经历了革命与建国时代，中华民族结束了“挨打”的历史，在政治上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过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结束了“挨饿”的历史，在经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应对当下的“话语权陷阱”，则是要使中华民族结束“挨骂”的历史，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不会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头上，而是力图建立各个民族相互尊重的世界大家庭。面对西方话语权的挑战，习同志提出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所奉行的“亲诚惠容”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诚哉斯言！

三、中国战胜新的历史性挑战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三大历史性挑战相互关联，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从全局上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强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从整体上应对历史性挑战的强国富民方略。而这些强国方略能够提出和执行，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历史能量积蓄，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综观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这些历史能量与独特优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第四个优势是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多元一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国的重要优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四大优势汇集到一起，形成了合乎世界历史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潮流的强大力量，从而为克服 “三大陷阱”的历史性挑战提供了基础条件。
应对这三大历史性挑战所要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正是作为“强国梦”“富民梦”和“民族文化复兴之梦”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追求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但是真正实现和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时代，正是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习近平同志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成功应对 “三大陷阱”的历史性挑战，而应对这种历史性挑战的过程，正是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过程。

② 请问;中国有哪四大政策性银行

没有四个，只有三个政策性银行。

1994年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均直属国务院领导。

1. 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于1994年3月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目前在全国设有32家分行和4家代表处。成立以来，开行始终认真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银行作用。

2. 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其国际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进出口银行是我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和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

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中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1994年11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2)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展阅读：

政策性银行是指由政府创立，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在特定领域开展金融业务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发展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商业金融服务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资料:政策性银行_网络

③ 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主要因为美国的扶持与日本自身的全面发展战略。具体原因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的经济文化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政治经济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并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大国。执着于现实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有两方面原因：

1、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强大，实现其自身的霸权战略，由最初想占领日本，并且扶植日本发展，从而辐射整个亚洲，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就作为了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并且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美国认识到日本的经济文化的恢复有助于自己在亚洲势力的扩张。

2、二战之后日本制定了相对全面的发展战略，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重视科学与教育，国内的企业也制定出符合国家国情的发展策略，日本人独有的民族心理帮助他们在二战之后短时间内将日本的经济迅速的崛起。

(3)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展阅读：

二战后的日本工业基础设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其后20年间，日本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第一个从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1968年，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60年代，日本工业竞争力稳步提高，年均出口增长率高达18.4%。在60年代中期之后，除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2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每年均为顺差。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由此引发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增长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1998年的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再次遭遇重创，除2010年外，其余年份名义GDP 增长率都小于1%，并且GDP增长率多年出现负增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日本出现近2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名义GDP增长率为-4.6%。

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9731美元，是世界第17位。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23位。

④ 中国民族乐器常按什么分类

中国民族乐器常按演奏方式分类，分别是：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打击乐器四类。

1、吹管乐类

排箫、笙或竽、埙、箎、箫、曲笛、梆笛、唢呐、管子、巴乌、葫芦丝等。

2、弹拨乐类

古琴、古瑟、筝、箜篌、阮 (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低音阮)、月琴、琵琶、柳琴、三弦、秦琴等。

3、拉弦乐器、

京胡、高胡、板胡、二胡 (南胡)、中胡、大胡、革胡、坠胡、擂琴、二弦、大筒、四胡、椰胡等。

4、打击乐器

编钟或特钟、编磬或特磬、鼓(小堂鼓、扁鼓、大鼓、缸鼓、战鼓、排鼓、板鼓等等)、柷、缶、扬琴(敲打弦线)(亦有乐团将之归纳为拨弦类)、钹(大钹、小钹等等)、锣(京锣、大锣、小锣、云锣等等)、木鱼、沙的、梆子、板(以木为主的体鸣乐器)、铃等。

(4)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展阅读：

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传承乐器的音质不纯、音律不统一、音量不平衡、转调不方便、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不统一、在综合乐队中缺少中低音乐器等不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涌现了许多成果。

仅从已出土的文物可证实：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多种多样的乐器。如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骨笛（最早的笛子距今8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等。这些古乐器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⑤ 为什么当年中国要提出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由来是什么

五年规划的由来：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最早并非源于中国，也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在苏联的诞生。

苏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已经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战后，随着欧亚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五年计划被社会主义阵营中很大一部分国家所借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对战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15年结束已经完成总共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从1953年开始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5)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展阅读

2006—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一五”是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克服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1—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是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单行本，书中包括了转变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十六篇。

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⑥ 中国有哪些经济发达的内陆城市

很多人一直都自己家乡GDP的情况，据有关机构研究，2019年中国大陆城市GDP排名已经出炉了。关于2019年度中国大陆城市GDP二十强相对于2018年的排名变化，明显的可以看出城市间的“明争暗斗”，排名靠前的城市几乎位置很难替换，主要是排面在中间的城市，总有种“你追我赶”的感觉，变化很大！

今天我们来看看，排名前五的这些省会城市的情况，本文的数据都不包含港澳台城市。

第五、江苏省南京市
班服定制：伴随成长的印记，除了青春还有班服！
广告
班服定制：伴随成长的印记，除了青春还有班服！
南京市在中国大陆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4030.15亿元排名第十一位。

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是江苏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物流枢纽，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 ，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也是东部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

第四、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市在中国大陆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5373.05亿元排名第九位。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市、杭州都市圈核心城市，杭州人文古迹众多，西湖及其周边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具代表性的有西湖文化、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以及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传说。新世纪以来，随着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企业的带动，互联网经济成为杭州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在中国大陆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6000亿元排名第八位。

武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特大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开启武汉现代化进程，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第二、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在中国大陆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7012.65亿元排名第七位。

成都别称蓉城、锦城，是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成都都市圈核心城市。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西部，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