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为了促进长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中长期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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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我国中长期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侧重从理论角度，在界定经济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财政政策与政府调控经济的关系，论述了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从现实出发，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主要包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将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矛盾相当严重；经济发展面临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国有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不强。
第三部分探讨和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建议，具体围绕财政赤字和债务政策取向、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取向及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取向等问题提出看法。
经济发展是一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推进结构转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壮大国家财政实力、做大财政蛋糕的关键所在。因此，作为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本文主要是在一般理论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侧重就今后中长期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提出若干看法和建议。
针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可以采取以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1.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2.提高银行利率；
3.发行央行债券，回笼市场资金；
4.减少各期人行货币投放量；
5.提高货币国际化结算范围和规模；
6.稳定本位币与世界主要货币的兑换比例，让人民币能正常流出国门。
一、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正确界定经济发展的内涵
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根据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演进，体制转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改善。显然，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运用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较早的、长期的研究，他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指给居民提供种种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因此，通俗地说：经济增长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是通过技术进步相应调整而实现的，是一国产出水平、社会物质装备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源泉。但经济发展内容广泛，它包括经济增长，要求产出的增加，同时包括经济质量的提高、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甚至在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并没有取得社会经济的普遍进步，反而出现了“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现象。因此，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均产值或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也不一定意味着发展，发展不是一个短期或轻易能够实现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否认识清楚，对我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
在现代社会，财政从来就是政府的财政，是政府行政的物质基础，是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服务的。所以，财政的职能取决于政府的职能，即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国家财政要干些什么，取决于这一时期政府职能的定位，或者说政府的作用。中外理论界经常争论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与“政府不干预经济”、“最高纲领派政府”与“最低纲领派政府”以及“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讨论的就是政府职能定位，实质上它们无不通过政府财政收支参数及其财政政策来反映。
西方工业国经济发展历史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作用不断扩大，同时，财政分配范围也不断拓展，财政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由放任理论占其主导地位，经济运行完全或主要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政府财政政策作用十分有限，它主要是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及兴建一些公共工程。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或市场自动均衡学说遇到了严峻挑战，严重的经济危机现实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寻找新的“药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单纯的消费财政的狭小领域，将财政作为反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著名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运用财政手段启动经济的成功范例，其主要内容是兴办社会公共工程，增加社会需求，改善就业状况。这说明自本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生活的力度显著增强，并取得明显成效。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府调控经济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扩大，据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这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必须给那些遭受临时收入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人提供福利收益；二是实行适当的公私混合经济，这种经济往往意味着要将许多战略性产业国有化；三是必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其原因是市场自身并不会带来与个人目标一致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果。于是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能并将原有的职能加以扩展。从实际看，西方工业国在过去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政府调控范围和财政职能大大拓宽，由此导致财政收支规模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据世界银行1997年专题研究报告提供的资料，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各国政府财政规模大幅度扩大，工业国尤其明显，如OECD国家政府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870年约为8％，1913年为10％，1937年为20％左右，1960年为18％，1980年为43％，到1995年已上升为48％。另外，从西方工业国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并不是纯粹的消费财政，经济建设投资占有相当的比重。以1986年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10％，其中美国为17％，英国为15％，法国为12％，加拿大为25％。进入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的财政投资比重进一步提高。这标志着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西方政府及其财政干预经济的力度显著增强。总之，现代西方财政理论和财政调控日趋完善，它已否定了传统的“健全财政”、“消费财政”的理财方针，在强化政府作用的同时，强调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职能。现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正是遵循建立在上述财政职能基础上的现代政府理财方针运作，以期达到实现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其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亦迅速扩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分析了这方面的原因，指出它最初是来自于殖民主义崩溃之后的国家和民族建设，另外比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过去50年间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独立出来的亚洲、中东和北非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怀有强烈的信心，政府可以将资源和人民动员起来以实现快速的增长，并消除社会不公。因此，许多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国家采用了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战后发展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能力及其政府调控能力都有显著增强。资料表明，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总支出占GDP的百分点，1960－1964年约为17％，1970－1974年为20％，1980－1984年为28％，1990－1994年为27％。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同期大约分别为16％、18％、26％、27％；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有关地区）分别为17％、15％、25％、30％。特别需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财政总规模的扩大，财政分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个明显特征是有相当部分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而且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强化财政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不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长期历史进程分析，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不断扩大，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决不是吃饭财政，它具有显著的支持和调控经济的特征，而且发展中国家由于采纳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其财政的经济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从当今世界范围观察，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对于正确界定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职能作用是有启发的。
（三）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着推进市场化、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政府的职能和任务就是财政的职能和任务，“政府应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因此，未来中长期财政政策调控的目标就是依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远景发展纲要，正确处理财政分配关系，为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障和政策支持。从理论上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财政政策调控的功能和作用可作如下界定：
1、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此，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资源配置有两个基本手段：一是市场机制配置，二是政府财政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不仅仅是跟在市场调节后面的“拾遗补缺”。对于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提供，这也是财政最基本的职责所在。但在我国，财政配置资源的任务决不仅仅限于此。对我国整体产业布局的形成、宏观产业结构的调节、国家主导产业及其支柱产业的选择等，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府财政的税收、投资、补贴、贴息等财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客观上具有经济建设职能，需要参与经济领域的调控，这是未来我国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
2、调节收入分配，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公平分配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般地讲，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就变成一种反向关系，即分配不公平会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当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分配不公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运行就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特别应看到，在我国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随着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养老人口增多和失业压力的加大，收入公平分配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竞争、又充满关怀的社会是政府收入分配制度调节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财政是国家的一种集中性分配，在收入公平分配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对低收入者的生活补助以及其它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3、调节社会供需矛盾，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
美国财政学家穆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不能自动出现，而需要财政政策的指导。没有财政政策的指导，经济往往易于大幅度波动，或为长期的持续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所苦。这就表明，财政在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方面，即促进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抑制经济波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财政政策调控如何发挥这一“稳定”功能呢？关键是调节社会供需矛盾，促进社会供需平衡。社会供需平衡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比例关系，如果社会总供求保持了平衡，物价水平总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适度的，而充分就业也是不难实现的。所以，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首要的是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通过财政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就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集中性的财政收支分配，来矫正无数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的收支活动所形成的不利结果，或者说是一种着眼于宏观经济的收支活动来调节无数着眼于微观经济的收支活动。为此，就要求摆脱单纯财政观点，不是就财政平衡来搞平衡，而应着眼于全社会的总量平衡。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或二者同时并举，通过减少政府需求和减少非政府部门需求来压缩总需求。一旦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财政可以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或二者同时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收支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是允许的。针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而灵活地变动支出和税收，被西方学者称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应该说这是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理财和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政策思想，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财政政策是维持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重要手段。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这是确立未来财政政策取向的重要前提。对此，我们作出如下分析和判断：
（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将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内需不足的矛盾是否仍然存在，当前或未来经济发展是否会出现过热的趋势。我们认为有效需求不足至少在未来一个时期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当前出现的经济过热迹象只是在某些产业或某些地区局部出现的，而从总体上看，政府投资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强，民间投资并没有真正跟上，而且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也较慢，有效需求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形成，经济还没有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所谓经济的良性循环应该是不过分依赖政府的投资就能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是：
1、投资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没有同步增长。
2000－200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为10.3%、13%和16.1%，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只增长了9.7%、10.1%和8.8%，增长差距逐渐扩大（见图表1）。2003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31.3%，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23.1个百分点。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也长期处于偏低状态。1990－2002年期间我国平均消费率不足60%，而上世纪世界平均消费率约在80%左右。
图表1：投资与消费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投资需求作为一种“既为当期需求又为下期供给”的中间需求，其投资所形成的新生产能力如果是无市场需求的供给，那么较高的投资只能拉动短期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投资如果不能与扩大最终消费相结合，就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而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和相对稳定，更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态势。当前虽然投资需求快速增长，但消费与投资的增长幅度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使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最明显地反映在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所以消费率偏低、消费与投资之间不能达到协调发展，也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 中国政府的补贴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请看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利弊得失
一、中国加入wto必要性及长远利益的判断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强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发展体系之外而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外贸依存度已接近35％，把自己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勇敢地参加到世界经济竞争与发展的体系中去，利用和创造自我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世贸组织作为当代最大的多边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发展中有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和支配作用。wto成员的贸易额目前已占当前世界贸易总额90 ％以上。中国和wto各成员之间的贸易额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90％左右，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国际性经济贸易组织来协调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以便建立互惠的和非歧视的多边经济贸易关系。
加入wto， 有助于争取和维护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利益。目前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wto 成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许多国家借口中国不是wto成员国， 对中国进行严重违反wto基本原则的大规模的贸易限制、 贸易报复或者贸易倾销，不仅损害了中国的贸易利益和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加入wto，有助于中国制止种种与wto规则相悖的歧视性贸易行为，维护中国正当的贸易利益，为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更快地推动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加入wto 还可以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契机，促使中国按照国际经济规范和贸易惯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活动，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可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政治上看，加入wto 会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贸易事务方面的发言权与主动权，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各方面的作用。从国际贸易来看，一旦中国加入wto，可以享受wto其他成员国稳定的、多边的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无疑有利于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并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有利的竞争条件；中国还可以享受比最惠国待遇更为优惠的“普惠制”待遇，有助于工业制成品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依照wto有关解决贸易争端的程序和法规，消除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求得贸易争端在wto 这一世界性框架体系之中的公正解决。最为直接的好处恐怕还在于关税减让方面。尽管关税减让谈判的结果是相互给予对方对等减让，但是中国在具体谈判中，可以要求对方减让那些中国有发展前途的、有一定竞争力产品的关税，以便中国打入对方市场。另一方面， 中国方面自己的关税减让可以根据wto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结合本国具体国情，有选择、有步骤地减让，在减让的同时注意对本国工业和市场予以适度保护。
可见，wto为有效解决贸易摩擦提供了有力的“游戏规则”。 假如中国可以加以wto，中国可以有效地防范与wto规则不相符的任何贸易措施。中国因此不易于在双边贸易摩擦中受到对方的贸易制裁。
参加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入wto不会给中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什么奇迹， 而只是中国向世界表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以及维护世界贸易统一框架和避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贸易战。
目前有28个国家和地区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其中中国和俄罗斯为最大国家，中国力争早于台湾地区加入世贸主要从政治利益角度出发，但给了主要谈判国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有专家认为，加入wto可作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兴奋点。 新一轮经济周期自1996年9月启动以来至今没有大起色， 市物消费意愿低沉，出口带动势头减弱，因此，如果中国短期内能加入wto， 无疑会在政治与心态层面起相当大的刺激作用，借助“加入世贸牌”，可成功推动中国的经济立法，规范政府行为，同时还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形象与影响力。自由贸易、竞争和进一步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必将使中国日益强大。
wto崇尚贸易自由化，而降低关税壁垒则是其主要措施，自1986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平均关税已降低3.8％， 国际贸易增幅已经达到世界平均gdp增幅的4倍。世界银行因此估计，一旦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将会直接增长55％和38％。中国加入wto 有利于推进经济改革与体制创新，世贸组织为保证中国按国际惯例运作提供了最好的方式。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国贸易即可享受永久最惠国待遇，而不必再每年六月寻求美国国会同意给予这项待遇。因此可以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不确定性。两国就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定的渠道下进入对方的市场。美国亦可能放宽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同时还可以取得所有wto缔约方同样的、多边的、无条件的、非歧视性的最惠国待遇， 取消对华单边配额限制的要求，以摆脱美国的钳制，从而可以借此加速工业化进程，扩大对外贸易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加强。
二、加入wto的要求
世贸组织六大原则是：非歧视性、关税减让、公平贸易、透明度、多边解决争议、对发展中国家特别优惠。其中非歧视原则强调成员国间无条件给予最惠国待遇；公平贸易原则要求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干预，同时要求反倾销、反补贴。一旦加入wto， 中国必然会被要求在出口补贴、退税、进口配额、进口检验、贸易许可证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让步。
目前wto急于解决的问题包括：（1）农副产品及资讯科技贸易自由化，即要求大幅度削减对农业的津贴及电脑、半导体及软件等的关税。（2）为外来投资，竞争政策及“劳工标准”制定规则。（3）如何化解区域性经贸协定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要求与期望是：
——增大外贸法律方面的透明度；
——列出削减关税的时间表；
——对国内外产品与服务采取“国民待遇”；
——取消国家定价行为；
——采取有效机制保证wto成员国不受中国产品倾销的影响；
——取消影响美国出口的某些非关税壁垒，如许可证、配额、登记要求等；
——有步骤地取消工业制成品财政补贴；
——扩大中国各种企业的外贸权，取消某些外贸公司对某些商品的垄断经营权；
——证明中央政府有能力在所有地区、省份内部履行wto 义务和统一的外贸政策；
——保护外国知识产权；
——开放工业品、农副产品、金融、通讯等行业，并在关税、外贸权、标准、环境、进口许可、海关评估、以及贸易投资措施方面作出承诺。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在wto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正是希望利用wto王牌，趁机压中国支付更高的“入关费”， 迫使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进而强迫中国走向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
可见，美国的要求完全超出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世贸组织”或者美国开出的市场开放条件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或对产业造成损害，中国不应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入世贸。中国当然希望早一点加入wto，但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要耐心等待wto缔约国能够与中国找到一个平衡点。最为重要的是，一切都要服从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国长远的根本利益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战略。
三、不利影响的估计
中国市场封闭数十年，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企业经营情况不错，但一旦面对全面开放而带来的外来激烈竞争未必有防御抵制能力。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更未有充足的经验对付外来产品的竞争。国外投资者以低廉价格买入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的情况亦会更加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令人担忧。一些证券公司认为，即使中国可以申请若干年的过渡期来逐步削减关税和配额，相当比例的国有企业会面临破产命运。目前那些受到国家保护的行业和企业冲击更大，而依赖于市场竞争的那部分企业受到的冲击或许要轻些。即使是那些经营有方的特大型上市国有企业，目前主要是受到对进口商品的高关税和配额的保护而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即使这些企业生产成本低、技术先进，一旦关税降低，必将面临国外著名品牌的强有力、毁灭性的竞争而陷入困境。中国幼稚的股票市场因此亦会受到打击。
中国对某些幼稚工业或产品应采取适度保护措施，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工业，如纺织、电子和家电等可先行实行贸易自由化。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专长，加入wto 后难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以保护环境为理由的“绿色环保运动”更令中国产品难以打入欧美市场。即使中国加入wto， 依然会遇到世界各地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作与冲突问题。事实上，一半左右的国际有形贸易是区域性贸易。欧美之间区域性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品产生一种歧视作用，区域保护主义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冲突，将继续存在，进而影响wto的作用和潜力。 进口关税是中国政府财政一大笔收入，降低关税势必减少政府税收来源，乃至于扩大财政赤字。
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 企业将面对双重挑战：一是国内市场份额相对减少。二是中国企业一时难以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虽然wto 缔约国亦同时向中国企业开放其国内市场，但在现阶段，由于我国企业在技术装备水平、劳动力素质、产品质量和价格等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仍存在不少的差距，即使其他缔约国向我国开放其国内市场，我国产品一时还难以大规模地打入国际市场。因此， 一部分专家认为， 中国加入wto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造成严重的损害。
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 众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加入wto而导致民族工业的衰落和破产，反而有助于它们加速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富有竞争力。尽管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还有差距，但从整体上看，已具备了在更大程度、更高层次和更广泛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事实上，面对加入wto的挑战， 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树立国际市场的观念，努力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按照国际市场的营销战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加入wto 所产生的压力和动力已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企业内部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入wto有助于中国借助多边组织和规则的力量， 遏制单边贸易行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美国、欧盟等至今没有放弃使用单边贸易行动的权力，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中国对wto这类多边贸易体制不宜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况且，相当一部分wto协定的法律规范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目前相当一部分wto缔约国企图在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大做文章，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还应该看到，欧美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亦会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即使中国加入wto后， 亦不意味着可顺利获取各国、各区域性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各国对削减关税亦是逐步进行的。欧美表示在10年内逐步削减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及服装进口的配额限制，对一些敏感产品的配额和减税一般十分轻微。因此，由于wto 成员国相互逐步开放市场，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从长远上来讲有好处，但效益未必可以即时反映。出口机会也许得到增加了，但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出口能力不够、产品竞争力不够，机会再好亦白搭。与此同时，外国产品会以其技术、资金及产品优势拓展中国市场，其可能后果是：中国出口不力，“进口饥渴症”强烈，结果进口增长速度超过出口增长速度，最终导致由贸易逆差产生的国际收支失衡并恶化的局面。
更好地打入工业化国家市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加入gatt／wto 首要原因。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目前主要出口商品是纺织品服装、皮革、鞋类及旅行用品等。工业化国家对这些商品关税的削减往往低于其他商品的削减程度。即使西方国家对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减少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中国的得益程度最终还是靠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增加的供给能力。
农产品出口扩张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加入wto 并把农产品进出口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对那些农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长远的收益。农业领域创造工作机会要比工业领域来得容易，出口导向型农业生产还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减少农民向城镇迁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加入wto 后中国将面对不利的竞争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削减对农副产品生产和出口补贴、进口关税；另一方面，以现代化、机械化为特征的西方农副产品会大规模地侵占中国农副产品市场。如果放开农副产品市场，中国以家庭小农经济为单位的农村经济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欧美农副产品竞争，拥有8 亿农民的农村市场必将受到巨大威胁。
中国的贸易服务业比较落后，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向wto成员国开放贸易服务业，逐步走向贸易服务自由化之道路， 可以迅速开辟新的服务领域，尽快缩短我国服务业发展方面同国际水平的差距；加速形成服务业内部的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推动我国服务业向优质高效方向迈进；开放中国国内服务市场，还可以换取其他缔约国国内服务市场的相应开放，从而为我国服务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新的机会。但是，加入wto 对中国贸易服务业的冲击也许是主要的。中国服务业尚处于“幼稚产业”阶段而受到政府政策的全面保护。中国开放贸易服务业，实力雄厚、相当发达的西方服务业会大规模入侵，全面冲击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最终使大部分国内服务业市场为西方服务业所垄断和操纵，使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国际服务业的影响和制约，不但可能加剧无形贸易逆差的扩大，而且会进一步导致服务业失业人口的增加，造成国内服务业市场的混乱局面。
中国基础产业、基础产品目前尚由国家垄断，缺乏竞争机制。电力、交通、旅游等基础性行业的开放次序应是：打破国家垄断，在特定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只有当这些基础行业具有足够的实力、竞争力与国外公司抗衡时，才可考虑引入国外竞争者。英国、法国等国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国在对外开放移动电话设备市场上已经过早、过快，日本公司认为日本花费几十年才打开日本电讯通讯设备市场，中国在一夜间便让美国摩托罗拉、瑞典爱立信等著名电讯制造商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电讯设备市场。在某些战略性制造业方面（如汽车、化工、电子机械、金融、建筑、通讯），中国尚采取色彩浓厚的保护主义。
目前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由于深层体制原因而日益困难，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日益扩大，下岗工人增加，大部分企业依赖于国家财政补贴或银行贷款而勉强生存；况且，企业承包制等企业改革措施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企业规模、技术改造和竞争力日趋下降，与现代化大生产趋势背道而驰，除少数大型技术先进型企业外，真正富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微乎其微，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已完全丧失市场竞争力，名存实亡。一旦这些企业由于中国加入wto 而被取消补贴和低息银行贷款，加上实力强大的外国公司的竞争必然会破产，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之恶果。目前城镇失业率实际上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3％的水平，有人估计早已超过8％，若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中国的社会稳定性必将受到威胁。过早加入wto 不仅带来高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亦会令中国市场完全受制于外国产品，中国最后可能成为外国产品的廉价加工基地和消费市场。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英年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目前一半以上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倘若再进一步开放市场，企业倒闭势必更为严重。从社会问题着眼，中国人口超过12亿，若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因开放市场倒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wto 成员资格并不一定直接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各国宜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不管是否为wto成员国， 均按照wto贸易规则不断完善本身的贸易体制， 不断融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这应该是中国目前应采取的态度。
中国切不可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这一根本原则， 中国亦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期来达到wto的所有义务与要求，否则， 一些幼稚的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势必溃不成军。中国加入wto， 不仅要从中短期利益出发，更应从长远、战略的角度来衡量其得失利弊。中国加入wto首当其冲的便是要削减关税、开放内销市场， 外国产品则会以其资金、名牌、技术、质量及价格等因素迅速垄断中国消费市场，最终导致大量资金外流，而同时国货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不能够扩大出口，结果必然是外贸逆差加大。因此，开放市场要有一个渐进过程。同时加强外国生产企业产品内销的监管和反走私的力度，如实了解国外产品的市场占领率。目前许多行业，如家电、胶卷、烟酒、洗涤剂、轮胎等产品行业，国外产品市场占有率要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绝大部分是“水货”走私入口。其实，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已被远远低估了。中国政府应该更清楚、更确切地知会wto 主要成员国：中国要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求于人， 而是外国公司要急于打开中国这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消费大国。实际上，中国经济体系比不少现有的世贸成员国（如波兰、古巴、日本、韩国）而言已相当开放了。既要看到中国需要wto，更要看到wto更需要中国。
专家估计，如果中国加入wto，其主要支柱产业，如汽车、化工、石油等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1997年3月决定对全国212家重点国有大型企业（例如上海石化、青岛啤酒、东方航空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联想计算机公司、长城计算机公司等）给予政府扶持，其中包括给予优惠性贷款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赋予更大的外贸经营权，以增强其整体竞争力。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宣布重点搞好1000家国有大型企业，鼓励大型企业进行兼并与结构调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旗舰”。
四、有关专家对中国加入wto利弊得失的具体评估
香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加入wto应该是利大于弊， 现在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加入、何时加入问题，关键在于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加入？如何在谈判中获得一些比较优惠的条款和更长的过渡期。香港工商界对中国经贸部务实而灵活的原则与态度表示赞赏：“已经做了的，可以承诺继续做下去；本来就准备做的，承诺尽快去做；将来可以做的，但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的，可以承诺一个时间表，逐步实现；不能接受的，无论外来压力有多大，绝不会去做。”换言之，中国在透明度、国民待遇和统一实施外贸政策等会尽快去做，在外汇制度、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中国承诺了一个时间表，逐步去做。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绝不可能同意其他缔约国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wto。无论在什么压力下， 中国政府绝对应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所承担的义务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内承受能力相适应， 从而使中国加入wto后大会造成对中国产业的重大冲击，确保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j.p.摩根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加入wto，代价亦将是巨大的。 中国将放宽进口管制，生产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将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进而引起资金严重外流和外贸赤字。外国投资企业以其明显优势与国有企业及其他民族工业竞争，加上政府削减工业补贴，势必引起大量企业倒闭破产和工人失业。中国主要通过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维持其出口贸易的地位亦会受到挑战。此外，东部沿海省市受到的冲击或许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香港岭南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郭益耀教授认为中国不需要急于加入wto。国内某些部门如体改委、经贸委主张加入wto主要是基于由此可以加快国有企业、外贸体制改革，按照国际惯例参与竞争。外经贸部面对外面压力亦要改革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可以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率、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但问题在于国内主要工业行业，包括汽车、化工、医药等将面临关税减让后的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乃至生存问题，进而涉及其他许多问题。如何权衡利弊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结论。但有一点很明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十大贸易大国，被排挤在wto 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在国际形象上不妥当。中国也许要作出一些牺牲来换取国际形象和地位。
中国产业部门对加入wto的承受能力属于“灰色地带”。 许多部门承受不了， 但也有不少部门已经承受住了。 中国目前的工业体系比1978年前强得多，不能说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平均关税已降到23％，并承诺到2000年进一步降至15％。外国认为关税削减还不够，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3％，发达国家为3％～4％，美国等wto 缔约国强求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wto。如果中国平均关税削减到7％～8％，许多产业部门面对的压力与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部分产业部门承受不了冲击外，中国外汇储备亦会因为加入wto而急剧下降。 虽不一定完全承受不了，但若处理不当，贸易赤字会加剧，甚至五六年内难以扭转。因此，中国应找到一个平衡点。
少数专家认为，墨西哥并没有因为加入wto 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而得益。中国不宜过早开放其金融市场，否则导致利润外流。
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icholao lardy教授认为，按照wto规则，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补贴国有企业。 一旦丧失国家财政补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将会被迫关门，大量工人由此被推入失业大军队伍。中国经贸合作部wto谈判专家们很难将wto概念与条款向那些拥有上百万工人和国有企业的工业部委推销，中国短期内大概不会匆忙推出一系列过激改革措施。
日本大藏省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国加入wto 的努力最终失败必将危害中国经济的信任程度和长远发展。中国加入wto 对进一步实现其贸易自由化及扩大国际贸易极为重要，亦有助于把中国这一贸易大国纳入wto这一共同的体系之中并为解决多边贸易纠纷提供一个国际准则， 因此最终有助于把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合于国际经济体系之中。继续把中国拒于wto门外已经难以阻止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巨大作用， 反而会为多边贸易体系带来日益严重的负担。 该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过渡期间对其承诺的义务必须严格坚持wto规则， 取消外国公司不允许经营外贸的限制，并在增加透明度的条件下为取消进口限制提交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中国政府还应在补贴、外资投资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一步努力。高关税政策亦是wto 缔约国关注的一大问题，中国在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对自由贸易无疑构成了严重阻碍。美国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比加入wto更为重要。
新加坡发展证券有关专家认为，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提出的苛刻条件加入wto，必将有损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曾树基教授认为，中国已经和90％的wto 缔约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与经济关系，中国加入wto旨在和剩下的10 ％缔约国建立或加强经贸关系。因此，能否加入wto其效果区别不大， 即使中国不能加入wto， 中国依然可以连续依赖已建立的双边贸易关系扩大经贸活动。因此，加入wto仅是中国加速经济起飞的一个中期目标。当然，中国加入wto，将有助于中国吸引更多的外资以改善基础设施。
wto主要缔约国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尤其是放开金融银行保险、零售批发、以及通讯、交通等基础产业让外国公司全面竞争。美国j.p.摩根证券公司专家认为，虽然加入wto会引起严重失业问题，但有助于国有企业改善经济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削减成本开支，从而进一步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虽然多数学者专家认为中国过早加入wto 会导致众多亏损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并进而引起社会不安定，但亦有少数学者认为， 中国加入wto倒有助于改善国有企业运作，尤其是私有权改造、内部管理、技术改革、产品结构调整等难题。事实上，近50％的国有企业属于微利的中小企业，早已面临破产边缘，这部分企业受加入wto的冲击最大， 大部分盈利企业将会受益于更多的出口税收优惠和wto成员身份。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研究项目顾问肖耿博士认为，中国是否或者能否加入wto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中国尚不是wto成员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无形中受到影响。 现在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加入wto，而在于以什么条件加入，目前中国正在与wto主要成员国讨价还价。国内目前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否加入wto 对中国来说已经无所谓的看法是很危险的，是傲慢、自大和狭窄民族主义心理的反映。中国必须与世界融为一体，否则会孤立于世界之外，不利于中国的?/div>
③ 论政府政策短期是有效的，长期是无效的
萨缪尔森在谈到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时曾指出：“存在理性预期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条件下，被人们预期到的政府政策无法影响实际的产出和就业 ”。这一判断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定理。
在我国近年来关于消费储蓄比例关系调整的讨论中，人们从各种角度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希望籍此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变动，提高消费率。那么这些政策调整措施的有效性如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有关研究文献中选择出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重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等重要解释因素，分别考察其对消费储蓄比例的作用方向、强度，同时分析政府政策调整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以求最后对“看得见的手”在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形成上的影响作一判断。
1、历史和文化传统
许多人在指出我国消费率“偏低”、“过低”时，往往是以世界上发达国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验数据为参考系的。实际上，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并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模式，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尽管各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从计量角度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在人民大学近年引进得一本国际上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作者虽然对储蓄率的国际差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最后还是承认，“以上这些因素并不能用来圆满地解释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对这些态度能够提供解释。”
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 。换句话说，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国际差异之所以至今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由历史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对储蓄的态度可能是最重要的内在变量之一。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刘遵义教授在分析影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储蓄状况时曾开门见山地提出“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因素”，然后才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稳定、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贺菊煌曾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中美居民储蓄率差异的形成原因，其结论是，“约42％来源于两国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剩余的58％来源于两国文化传统和有关制度的差异。” 1997年我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时，丹佛大学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向我指出，美籍华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储蓄传统，即使是几代移民之后依然没有改变。他谈到，丹佛大学原来对困难学生的补助是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决定的。后来发现许多华人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由于储蓄水平高，其家庭资产往往比一些收入水平高、但储蓄水平低的白人家庭高得多，这一状况一度使得学校当局对究竟应依什么标准向学生提供困难补助产生疑惑。由此案例可见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消费储蓄关系的影响之深。如果从消费储蓄比例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毫无疑问，对这样一个对我国的储蓄水平长期一般态势有着极重要影响的因素，“看得见的手”的调控是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2、人口结构
在讨论消费储蓄比例的决定因素时,经济学家们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有相当共识。
对二者的关系，人们一般主要是从总负担系数，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 变动的角度展开讨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被抚养人口由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由于被抚养人口中的青少年没有任何收入，其消费支出完全由抚养者支持；同时，退休者的消费源自其工作期的储蓄，因此，一个社会的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趋势将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动产生影响。其一般规律是，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将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总负担系数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则产生向下的压力。
我国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参见下表），即总负担系数一直稳步下降。依据上边的分析，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应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如人民银行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了一份关于我国储蓄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态势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因而将继续从推动储蓄率上升的方向产生影响。
在国内，人民银行1999年的研究报告将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我国高储蓄率，从而低消费率的首要因素，武剑的研究结果则是居民收入增长（其背后是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提高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一个解释因素其贡献率达16％，仅低于预期不稳定性 。
在经济增长态势对消费储蓄比例的这种作用特点下，如果企图在短期内同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率为调控目标考虑经济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陷入“困境”：是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是提高消费率？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由于对提高消费率是否能使经济更好地更快地增长我们还没有得到理论上或实证上的充分证明，但却能从理论上解释当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时会使消费率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也能从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似乎很难同时提出这样两个调控目标。如果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明智的决策者都会把促进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因此，就人们所关心的事关提高消费率的因素而言，中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一块“绊脚石”。
4、利率水平
与其它许多因素相比，利率水平是看得见的手可以施加极大影响的因素。如果利率水平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定有重要影响，则政府手中就有了一个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有力工具。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水平是影响消费储蓄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判断为凯恩斯主义所拒绝。凯恩斯主义理论把着重点从利率水平转移到收入水平，认为利率水平只有较小的影响。自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让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量化的定论。在实证研究上，很多研究人员都考察了这一问题，也还没有取得统一认识。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强调“消费率及储蓄率从理论上讲应受到利率的影响，然而绝大部分证据都表明利率对储蓄几乎没有影响 ，有关研究的结果通常表明，这种影响比较小而且的确难以发现 。斯蒂格利茨的看法与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大致相当，他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相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尽管在实际中看，似乎实际利息率的增加对储蓄有轻微的正效应。 ”从实证的角度看，曾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2002年预测最准确的经济分析师，同时也是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Gene Huang最近在谈到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时指出:“不管利率多高，美国的消费者还是继续消费。 ”其判断与理论家们的判断是一致的。
在我国，研究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如袁志刚等认为“利率调节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资本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而蔡继明等提出“有关大部分国家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实际利率预期的提高可以增加总的储蓄 ”，武剑也认为“中国居民储蓄规模对实际利率相当敏感，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实证材料似乎对上述论点不完全支持。如我国1994年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水平尽管有存款保值补贴仍为负值，可这一年的居民储蓄增长率竟高达41.5％。在这一储蓄高增长的背后固然有因通货膨胀引致的名义收入高增长，但同时也说明利率水平情况对储蓄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又如自1996年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八次大幅度降息，期间还对利息征收高达20％的利息税，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再如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认为存款利率适度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比例仅为28.2％，而认为利率低的储户占比高达70％，但仍有34.7％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储蓄”最合算，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该调查结果还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这表现在认为存款利率低的储户没有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的愿望，而认为存款利率高的储户，也没有提高其储蓄，降低其消费的愿望 。
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当前的名义存款利率水平已经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还要加征20％的利息税，决策部门利用这一杠杆去调整消费储蓄比例的空间已经是相当有限了。因此，即使是利率变动对储蓄变动有一定影响，对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来促进消费也不能寄予多大的希望。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的分析实际上仅是从短期的角度考察的。如果如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那样从长期的角度考察消费者储蓄行为的决定因素，利率水平影响的有限性就更加明显了。
5、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讨论我国当前的低消费率形成原因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被人们指为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武剑分析了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八个因素，其中贡献度最高的就是包括失业、退休、医疗保障状况等在内的居民预期不稳定性 。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人们主要是为退休后的资金来源而储蓄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筹集资金，社会保障税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私人储蓄以及总的国民储蓄。 ”这一判断与生命周期假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现收现付体制下，人们会由于预期未来能得到较充分的社会保障的福利而减少当前储蓄，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消费率的提高。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确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提高，但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要远比想象的复杂。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由国家出资的国家单一保障模式、其缺陷十分明显。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主要项目由国家、企业职工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出资的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三大部分组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要项目由国家、企业职工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险中，最重要的又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个保险项目都是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的 。就我们所关心的消费储蓄比例而言，这样的一种改善肯定有利于促进消费，提高消费率吗？答案可能令人失望。因为从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到建立现收现付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从现收现付制性质的保障制度改革转型到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激励效果也大相径庭。前者有助于降低储蓄，提高消费，而后者则因意味着劳动者比在现收现付制下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储蓄意愿将加强，消费意愿将弱化，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转型加诸于消费储蓄比例的影响也曾有研究，结论是相同的。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美国，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对居民部门的储蓄的影响到底如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的原因，储蓄比以前下降了三分之一，1970年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对美国的储蓄率下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和台湾，由于社会保障计划较为有限，因此储蓄率很高。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相信社会保障对储蓄有明显的作用。他们引证了许多欧洲国家的经验，指出这些国家虽然比美国有更加慷慨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仍然有较高的储蓄率 。智利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讨论其国家的私人储蓄率决定因素时也曾明确指出：“1981年养老基金的建立在提高私人储蓄率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即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提高消费率将产生正向的影响，因其完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就调整消费储蓄比例，提高消费率的设想而言，在短期内不应把更多希望放在这一领域。
6、物价水平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调整，进而影响物价水平，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有能力对物价水平进行有效的调控。那么物价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呢？
通货膨胀对消费问题的影响很复杂，因为这涉及到通货膨胀的性质、持续时间、可预见性等方面，实证检验的结论也不明确，如智利经济学家就认为通货膨胀对智利的居民部门储蓄决策没有什么明显影响，亚太地区许多经济体在研究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因素时也没有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 。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通货收缩有可能从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因为消费者期待着通过推迟其消费得到更多收益，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因为消费者希望通过提前购买消费品或服务以减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达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之目的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强烈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但其同时还将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将对经济效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使社会上某些低收入阶层，如领取固定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生活状况恶化。就通货膨胀的总的长期影响而言，萨缪尔森曾引用了一项涉及127个国家的综合研究成果，其结论是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因此，政府可以采取反通货收缩的措施，但却不能以调整消费储蓄比例为目标实施高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来提高消费率显然是愚蠢的。
那么政府是否可以精心地使通货膨胀保持较温和的水平以刺激消费呢？这在理论上似乎应有一定作用，但实践却没有给予证实。相反，人民银行刚发表的最新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今年三季度城镇居民对未来三个月的物价指数预期是2003年以来最高的 ，但仍有34.7％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储蓄”最合算，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温和的物价水平上升对刺激居民消费不起作用。
因此，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工具的运用影响物价水平，但以此为工具来刺激消费却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什么幻想。
7、税收杠杆与收入分配调整
税收杠杆是政府手中所掌握的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之一。从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角度考察，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总是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关于我国消费率问题的讨论中，一个相当普遍的提法就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
结论和政策意义：根据以上考察，我们现在可以提出在消费储蓄比例决定方面的政府政策弱有效性判断：“如果综合考虑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有关政策的不同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则政府政策的理性调整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其长期基本趋势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
对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部门来说，上述判断的政策意义是，要充分尊重经济运行中消费储蓄比例变动的内在客观规律性，充分认识运用政策手段所能产生实际影响的局限性，不要轻易将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以免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必要的人为干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事实上，设计能够很有效地刺激储蓄的计划已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 对此，我们深有同感，尽管我们所关注的调整方向与斯蒂格利茨先生恰恰相反。
④ 在实施供给侧改革中，我国采取了哪些财政政策措施
一、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来实现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二、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并对2017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指明了未来的政策取向，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次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定调与既往的财政政策明显不同，以往的财政政策基本上着重于促增长或保增长，并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项目投资居多;而这次会议部署的财政政策则作了显著调整，强调三个发力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
财政政策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最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新的经济形势，作出财政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的决议，是促改革的有力举措。
一方面，财政政策要对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具体任务制定出针对性更强、支持力度更大的财政性措施。
另一方面，还需扭转不合理的财政措施。比如，对于低效产能和过剩产能企业，要取消财政补贴等维持企业继续运营的做法，要让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者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进行破产清算。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大力度的财政支持。追求创新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一项中长期任务，在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但目前阶段需要财政政策进行支持，各个时期的政策支持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长远通道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型经济体。
其中，培育和发展高端产业是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事项，我国将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是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制高点。虽然这些产业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形成，但是目前阶段已经急需相关政策进行扶植，否则，就会错过最佳的产业启动期。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地提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具有特别的意义。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之一，单独提出这项改革是为了强调当前阶段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性以及进行实施的决心。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就是高税费负担。为此，降低税费将是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障民生兜底，可谓是国家对实施财政功能的一种新提法。这一提法指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发力方向，即保障和加强民生建设。这次会议也指出，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保障民生的财政政策方面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根据新常态发展阶段的需要正在进行适度的转型，表现为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这种转型的意义在于，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等民生建设。这次会议进一步说明了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财政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最近的年财政收入增长约为10%，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几项财政支出增速则达到20%以上。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快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对社会民生与资源环境的高度重视，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需求也会进一步加大。
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满足民生需要的积极财政思路即公共财政思路，是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建设需求的及时应对。
⑤ 经济学考试简答题
2013年经济增长癿目标会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癿水平?我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折射出新一届政府癿执政癿理念。
从长期看,改革能改变和提升经济癿潜在增长水平。但是短期内,改革不增长经常处亍矛盾癿状态。因为中国经济癿短期增长劢能只能靠政府经济活劢扩张,这会对私人部门挤出,寻致效率下降。
某种程度讲,要启劢改革,必然接受短期经济增速癿下行。从总需求癿角度看,正是下半年宏观政策对总需求,尤其是基建投资癿拉劢,今年7.5%癿增长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而经济癿自主增长劢能(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一直羸弱。而政府乊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戒可能恶化经济结极。如果丌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迚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癿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寺求新癿增长点。
对亍2013年癿政策组合,中国可能存在着两种状态:是“宽财政、紧货币”,还是“紧财政、宽货币”?这里癿“财政”非狭义癿财政开支,而是泛指政府癿经济活劢,鉴亍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癿特殊地位,这样定义财政更全面而科学。 “宽财政、紧货币”,意味着政府癿经济活劢还要扩张,对私人部门继续形成挤出,低效企业部门无法出清,企业成本(原料成本、劳工成本和融资成本)屁高丌下;中央银行不经济诸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癿単弈更趋激烈,资金面径难回到相对宽松癿状态。
“紧财政、宽货币”意味着能够接受更低经济增长癿目标。政策取向转为抑制诸侯癿投资扩张,最直接癿政策信号是金融监管开始收紧:开始清理2012年无序扩张状态癿影子银行业务。首要是抑制觃模迚一步滚大,同时推劢理财资产无可避克癿要回表。货币癿“宽松”表现为:一是债务癿供给压力开始下降,货币市场利率和理财收益率将摆脱“纠结”继续下行;二是低效政府经济活劢得到抑制,释放出信贷资源,对私人部门癿信贷条件才能实质性改善;三是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癿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及降息癿空间将被打开;此外,如果政策开始实质性推劢改革,意味着短期财赤上升丌可避克(一是减税;二是维稳癿失业补贴等短期都会寻致政府癿财政收入减速和财政开支上升)。
“宽财政、紧货币”癿搭配是过去十年我们常见癿政策组合,“紧财政、宽货币”代表着新政、新思维,从一些迹象看,这种政策组合癿可能性在上升。
⑥ 风电和光伏会对电网带来怎样的影响
光伏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平价上网呈加速发展态势
三部门此次出台新政，旨在引导市场和行业根据新形势调整发展思路，将光伏发展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上来，着力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从而推动行业有序、高质量发展。
发布光伏新政，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分布式光伏指标为10GW且截止点提前到5月31日，发文之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电价和分布式度电补贴均下调0.05元。
光伏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连续5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已经由“两头在外”的典型世界加工基地，逐步转变成为全产业链全球光伏发展创新制造基地。光伏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不断提高，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光伏行业投融资前景与战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国内组件产量达7500万千瓦，占全球的71%，不断突破高效电池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2017年全球前10强光伏组件企业中我国占据了8个，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从2007年至2017年，光伏组件和系统价格下降幅度达90%。如今，我国光伏组件的生产成本已降至近2元/瓦，系统设备投资已降至近5元/瓦的全球领先水平。
近年来，我国随着光伏装机规模快速增长和光伏发电技术不断进步，设备制造等建设成本快速下降，使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光伏行业技术性成本大幅降低，确立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光伏发电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实现平价上网解决经济性瓶颈后，必将成为普惠能源。21世纪以来，光伏发电电池转换效率增长69%，年新增装机规模扩大500倍，成本下降90%以上，光伏发电作为第一替代能源的共识正在形成。
新政倒逼平价上网加速
除了消纳难，出台新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补贴压力太大，且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主要采取“标杆电价+财政补贴”的方式，补贴资金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随电费收取。但是，随着光伏装机快速攀升，补贴缺口持续扩大。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且呈逐年扩大趋势。如果这种超常的增长继续下去，财政补贴缺口将持续扩大，将会对行业发展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而且，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高速增长的刺激下，光伏制造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光伏制造产能过剩问题、产品和电站建设质量问题也有显现。
此次新政出台，旨在引导市场和行业根据新形势调整发展思路，将光伏发展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上来，着力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从而推动行业有序、高质量发展。
新政对于技术先进、质量高、不需要补贴的项目是留了口子的，是不限规模的。对于不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地方可根据接网消纳条件和相关要求自行安排建设。
我国光伏发电更大规模应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以实现光伏平价上网，不再需要国家补贴。一旦实现平价上网，在国家的支持鼓励下，不需要补贴的电站将得到大规模发展。
一方面，光伏企业自身要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强内部管理等多种措施推动光伏发电自身建设成本下降。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也要帮助企业减少非技术成本。
此次新出台的光伏新政也提到，不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会给予扶持，降低非技术成本。有企业认为，如果力度大，比如降低土地使用税等，反而有可能加快出现不需要补贴的光伏项目。这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也有先例，即对光伏行业不局限于补贴，而是以税收优惠为主，对税收、贷款、担保等均有惠及，提高了行业的投资驱动力。
⑦ 知道十一五财政补贴的进来
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十一五”期间财政补贴申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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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十一五”期间
财政补贴申请告知单
一、审批依据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浦府【2005】293号文《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的通知》、浦府【2005】294号文《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的通知》、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沪外管委【2006】2号文《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外高桥保税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外管委【2006】9号文《关于继续鼓励和支持生产加工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沪外管委【2006】10号文《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外高桥保税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等。
二、适用范围
属浦东新区税务机关直接征管，按国家规定形成新区地方财力、独立核算的，且符合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十一五”财政扶持条件和规定的各类经济性质(特指对象除外)的扶持对象。
三、办事所需材料
外高桥保税区“十一五”资格认定申报材料
★必报资料：
财政扶持资格认定申请表
（专用表格并附电子数据表格形式用电脑软盘或U盘等移动设备的方式报送）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税务登记证国税或地税正本
纳税专用帐户帐号证明材料
如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的，报“减免税核准通知书”
新办企业需提交首张有效的营业或销售发票
除仓储物流类企业外，需报外高桥保税区市场会员证
税务电脑编码的证明材料（如：税务发票购买本第一页的复印件）
★相关企业增报资料：
贸易类企业：企业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协议
加工型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仓储类物流企业：可行性报告或企业情况报告书、业务流程图、相关证明材料
营运中心：有关部门的认定或批复
展示类企业：
(1)短期展示主办单位：申办展示有关证明、房屋租赁协议
(2)短期展示参展企业：与主办单位的参展协议
(3)长期展示企业：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的认定或批复
动漫及其相关产业企业：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的认定或批复
新办功能市场：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的认定或批复
从事设备租赁企业：企业情况报告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比照享受张江财政扶持政策的企业：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的认定或批复
申请专项扶持的企业：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的认定或批复
浦东新区“十一五”资格认定申报材料
★必报资料
1、财政扶持资格认定申请表
（专用表格并附报电子数据表格形式用电脑软盘或U盘等移动设备的方式报送）
2、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3、税务登记证国税或地税正本
4、公司章程
5、首张有效的营业或销售发票
6、如申请“利润总额”财政扶持政策，需报送经税务局确认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请表”
7、纳税专用帐户帐号证明材料
8、如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的，报“减免税核准通知书”
相关企业增报资料：
1、高新技术产业：
2、现代服务业：
3、其它：
外高桥保税区“十一五”财政补贴申报材料
★必报材料：
1、财政扶持《资格认定通知书》
2、财政专项补贴申请表（专用表格）
3、财政补贴企业基本情况表（专用表格）
4、申报软盘（在“财政补贴申报软件系统”中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保存至电脑软盘或U盘等移动设备的方式报送）
5、申报增加值、营业收入补贴的必报资料：
（1）补贴所属期相关税单
（2）补贴所属期连续的相关纳税申报表（包括零申报）
（3）所属期连续的月度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6、申报利润总额补贴的必报资料：
（1）全年所得税税单
（2）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必须有税务局签字盖章）
（3）年度会计决算报表
（4）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工商年检报告）
★相关企业增报资料：
1、短期展示的主办、参展单位的营业收入、增加值补贴：每次营业（销售）收入明细汇总清册
2、营运中心个人所得补贴：
（1）营运中心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2）所属期高级管理人员每月扣交个人所得税税单
浦东新区“十一五”财政补贴申报材料
★必报材料
1、财政扶持《资格认定通知书》
2、财政专项补贴申请表（专用表格）
3、财政补贴企业基本情况表（专用表格）
4、申报软盘（在“财政补贴申报软件系统”中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保存至电脑软盘或U盘等移动设备的方式报送）
5、申报增加值、营业收入、个人所得补贴的必报资料：
（1）补贴所属期相关税单
（2）补贴所属期连续的相关纳税申报表（包括零申报）
（3）所属期连续的月度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6、申报利润总额的必报资料：
（1）全年所得税税单
（2）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必须有税务局签字盖章）
（3）年度会计决算报表
（4）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工商年检报告）
★相关企业增报资料
（一）高新技术产业：
（二）现代服务业：
（三）其它
备注：1、专用表格从受理窗口领取或网上下载，填制并盖章后上报；
2、其它资料均为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3、纸张规格均为A4纸；
4、申请多项补贴类型的，请分别申报，并请按照申报时间办理补贴，逾期不予补贴。
四、办事程序
扶持对象享受“十一五”财政补贴必须先申请资格认定，获准后再按规定申请财政补贴；扶持对象在申请资格认定和财政补贴时必须使用“企业申报子系统”软件，该软件可从网上下载：网址www.waigaoqiao.gov.cn
必须准确、如实填报所有申报资料并对申请内容负责。
（一）资格认定申请
(1)向受理点领取或从网上下载《财政扶持资格认定申请表》；
(2)请上网下载财政补贴申报软件（“企业申报子系统”）；
(3)填制《财政扶持资格认定申请表》，同时通过“企业申报子系统”填制电子数据表格；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机构）批准的扶持对象还须提交相关认定或批复；
(4) 交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及其他需要报送的资料复印件各一份；
(5)窗口验审资料及受理；
(二)财政补贴申请
(1)凡持有《认定通知书》的扶持对象,应按规定受理时间向受理点领取或从网上下载财政补贴申请资料；
(2)填制《财政专项补贴申请》、《财政补贴企业基本情况表》，并通过“企业申报子系统”填制财政补贴申报的电子数据表格；
(3)交验《会计报告》等其他需要报送的资料复印件各一份；
(4)窗口验审资料及受理；
财政扶持资格认定流程
财政扶持补贴申请流程
五、收费标准：不收费。
六、办事时限
（一）资格认定申请
自受理起十五个工作日(除特殊情况外)办结和发放《资格认定通知书》。
(二)财政补贴申请
在受理补贴申请截止期限后的二个月内将补贴资金拨付给扶持对象。
(三)资格认定受理：工作时间内常年受理
(四)财政补贴受理：
(1)增加值、营业收入、个人所得按季(或按年)申请补贴,各季受理时间依次为：
当年：4月20日----------5月20日(第一季度)
7月20日-----------8月20日(第二季度)
10月20日----------11月20日(第三季度)
次年1月20日----------2月20日(第四季度和全年)
（2）利润总额按年度补贴，受理时间：
内资企业：次年3月20日——4月20日
外资企业：次年5月20日——6月20日
（3）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30——5：00
（4）财政补贴拨付
a、按季拨付时间，依次为当年的7月、10月、12月、次年4月底之前；
b、按年拨付时间，内资企业为次年7月底之前，外资企业为次年8月底之前；
七、 财政补贴核准、拨付及帐务处理
1、计财处在接到扶持对象的申请资料后，认真初审、抽审、复核，提出审核意见，按规定程序上报核准。
财政补贴的帐务处理，鉴于拨付扶持对象的资金为财政补贴性质，因此除规定指定用途外，均进入“补贴收入”科目并入企业利润总额。
八、其他规定
1、凡符合“十一五”财政扶持条件和规定的扶持对象，其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个人所得补贴额的计算，均以扶持对象所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个人所得按国家规定形成的新区地方财力部分为计算依据。
对一个扶持对象，应按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个人所得等项目分别计算补贴金额。扶持对象一次补贴额一律计算到千元。千元以下的尾数和补贴金额不足千元的项目不予补贴。
下列对象或情况不得享受“十一五”财政专项补贴：
（1）违反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规定的扶持对象。
（2）经财税、税务机关检查而查补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个人所得。
（3）未按规定时间及时提出财政补贴申请的扶持对象。
（4）对无特殊原因经营期不满十年或无正常原因歇业关闭、注销税务登记，或抽调资金空壳挂号，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可取消其享受的财政扶持资格，并收回财政已补贴资金。
（5）保税区、功能区域管委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九、办事地点和受理部门：
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服务大厅
地址：外高桥保税区基隆路9号1楼邮编：200131
联系、咨询电话：58698578、58698589、58698571
十、投诉电话、信箱：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大楼（基隆路9号）投诉电话：58698570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投诉信箱：[email protected]
⑧ 现阶段实施的财政政策存在哪些问题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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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在短期投入中,政府补贴会影响企业生产规模吗
在短期投入中，政府补贴肯定可以刺激经济，会增加它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