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产业

❶ 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看完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严修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

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

蔡元培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

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

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

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

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

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

哥舒瀚论

所出的童古题为：

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

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著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维论

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

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

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

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叶昌炽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

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❷ 晚清前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总结

政治方面: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圈地”，以后几年间满洲贵族“圈地”仍未完全停止，总计自入关至康熙八年， 满洲贵族在畿辅各地强制推行3次大规模的“圈地”，圈占汉民田地17万多顷。与此同时，相继推行了薙发、易服、投充和逃人法等民族压迫和奴役的政策，一时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亲政后，进行了许多改革，如永停“圈地”，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大规模地治河治运等。推行这些政策、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各族人民获得比以前较好的生产条件，全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使满族在发展经济、文化和巩固祖国边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方面，从康熙初开始到乾隆初年为止的80年间，仅辽宁地区满族和汉族人民耕垦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了5倍多；吉林、黑龙江开垦的土地也日益增加,耕地面积达61万垧之多。这就使东北地区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还有余粮供应关内，而且有大批大豆远销国外。其他如柞蚕、人参、鹿茸的产量也有增加。这些都是满、汉各族人民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康雍乾时期的统治 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到康雍乾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达到鼎盛。 ① 农业和水利。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予土地。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灾，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②手工业和商业政策。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较为集中。③大城市的出现。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汉口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④赋役制度的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 额固 定下来， 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从康熙初年起，清圣祖在全国民众支持下，坚决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的叛乱，又统一台湾，并设立台湾府，属福建省管辖，从而抑制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觊觎和卷土重来的野心。不久，清圣祖亲率八旗劲旅3次出征,击溃了以噶尔丹为首的蒙古准噶尔部贵族的分裂活动，复经雍正、乾隆，三代相继，长达70年的斗争，终于摧毁了准噶，又摧毁了沙俄对中国的入侵。

❸ 晚清政治体制演变研究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一、关于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晚清社会的急剧变迁与改革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发生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特别强调列强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比较重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刺激作用。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有所讨论，意见分歧较大。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和失误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造成的极大灾难，称赞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有的学者在评论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过多关注其负面影响，片面强调内战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在大会发言时，方之光(南京大学)认为，“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人权。近代一切革命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逼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崔之清(南京大学)同样认为，发生太平天国战争的原因不是洪秀全的政治图谋，而是清朝的贪腐和暴政，太平天国运动反抗暴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应被扭曲和否定；并且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应该适用于一切下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政治行为。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怎样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与规律问题，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沉沦”的还是一部“上升”的历史，张海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强调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呈现出从“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曲线。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中国社会的“沉沦”是主要倾向，“上升”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经历过一段发展后，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他所说的“谷底”，大体上是指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十余年时间。历史度过了“谷底”，“上升”就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倾向。这一概括对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很有裨益。

桑兵(中山大学)在大会发言中对于晚清史的研究状况表示忧虑，在他看来，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如此研究使得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懂转向读得懂，使晚清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史或者金融史研究中，往往把外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外商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看成外在于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吴景平(复旦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无论从广义来看，还是从市场运作来看，进入中国的外商金融机构及其在中国开设的种种金融业务已经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经济中的工业、商业、贸易、矿业、农业以及高层次的政府财政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把外商金融机构排斥在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实际操作也是不可行的。在他看来，外商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姑且撇开政治上的诸多负面因素)，无论就资金来源的构成，还是人事管理与经营方式都带来了诸多新的因素。正是这些新的因素，在催生中国银行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经济变迁问题

无论是亲历者所感受到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还是研究者所称的“社会转型”，都一致认识到晚清社会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先是从口岸开始，而后向内地迅速渗透。最敏锐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自然是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分子。何晓明(湖北大学)深入分析了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复杂心理，认为就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当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他们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的意识、改革的意向，以及对富强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这对其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历次对华战争，西方列强向中国展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器物。正是通过对于这些工业产品的逐渐认识，中国知识分子观察到了异质文化的价值，开始主张求富求强，奋起直追。陈三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系统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铁路的认识历程，认为新事物启发新思维，呼吁国人扬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从深闭固拒的锁国状态下走出去，睁开双眼观看世界，与世界接轨，与各国互动互市互利。金志焕(韩国高丽大学)着重考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过程以及相关的争论问题，指出尽管吴淞铁路的敷设受到了守旧派的反对，但铁路作为近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的社会变迁反映在方方面面，透过救助活动，可以看到社会变迁是显著的。陈桦(中国人民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社会救助活动的特征与内容也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由适应农业社会需求，为农业生产服务，转而向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救助体制过渡。这种变化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历史时期的曲折进程及时代特征。透过房产契约的民事习惯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郑永福(郑州大学)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民事习惯与当时的法律相配合，制约、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某些习惯，颇有人文关怀。

管窥蠡测，再现历史场景，是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关于晚清时期市场的变化程度，学者们有过多种表述，而通过度量衡的变化观察市场规则的整合情况，则独具慧眼。洪成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以四川巴县的八省客长相互设定度量衡标准为事例，说明这种协议体有突破孤立分散的经济要求，但是，由于自身力量有限，缺乏权威，最终没有走出市场分散的困境。

晚清的经济发展变化既是不平衡的，也是曲折的。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对于清末民初的私钱私票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市场上私币流通的原因有三：政府放任、当地经济生活惯例和商会的相互约定。王玉贵和朱蓉蓉(苏州大学)考察了苏南地区的地租变化情况，认为该地区虽然出现了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进步趋势，但较为缓慢，并且具有不断反复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历程。

1880年以后，中国茶市日渐衰败，市场逐渐萎缩。茶叶出口量锐减，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贸易平衡，而且造成了茶农生计的重大损失。清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动员各种力量挽救中国茶市。朱从兵(苏州大学)深入考察了官绅的各种努力，认为在各类设想和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官方未能起到全面的领导作用，商人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社会各界力量未能有效组织起来，因此，未能改变中国茶市的衰败命运。

晚清社会变化是多样的，记录与宣传社会变化的媒介也是多样的。黄汉森(新加坡亚洲火花学会)以火柴商标为佐证，介绍了火花上记录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

三、关于思想观念的变迁问题

社会思潮的变化是丰富的，许多内容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过去史家在探讨清末民族主义思潮时，较少关注其“中华”的意蕴和种族的观念。在本次会议上，斋藤道彦(日本中央大学)对于中华主义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他看来，清末的“中华”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是以汉族的种族、民族概念作为前提，其次是关于其种族所领有的地域概念，还有有关其种族在其地域里所培养出来的文化观念。谢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认为，探讨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这个问题似应引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注意。种族观念问题不应附属于民族主义问题，后者强调文化与国家的维度，而前者则强调感性或体质的维度，尽管二者亦有相互重叠之处，但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并进而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似乎仍是可取的，且是必要的。

孙中山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关于他的研究永无止境。黄城(台湾师范大学)与匡思圣(台湾元培科技大学)撰文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间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传统，以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合；在中国与西方间，则在肯定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环境下，以开放且平等之文化接触，融合中国与西方，且其“求同存异”的多元一体世界大同观，正恰巧体现了中国与西方融合之真谛。

在晚清思想史上，文化保守思潮相当强劲。在强调传统文化延续方面，文化保守派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出现了不加分析的肯定。鉴于既往学术界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弱点和负面影响揭示不足，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认为，晚清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方向上分别走入歧路：一是逐渐疏离社会，走入哲学的象牙塔；二是知识结构日益西方化；三是成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理性地分析晚清学术主流，客观地评价其功过是非，一直是学术界的优秀传统。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积多年研究理学之功力，认为在晚清的理学“复兴”过程中，部分理学家出于“卫道”的需要，重提程朱陆王之辨的话题，向陆王心学发难，一度造成较大的舆论声势，然而在士林中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这种论辩只是在理学回潮中激起几朵浪花，很快就平息下来。与论辩呼声并存的是主张程朱陆王调和的论调。采取这种观点的理学学者人数较多，到同光以后成为理学营垒中的主流，完全压倒了主张论辩的一派。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决定两性关系的传统准则——男尊女卑受到了质疑与抨击，男女平等作为文明时代两性关系的新准则引入中国，并被部分先行者所认可。吕美颐(郑州大学)指出，传统女性的角色安排与生存空间因产业女工和知识女性阶层的产生而被突破，社会上流行的妇女观以及对女性角色的期望值，包括人格气质的控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性别相关的传统规范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新旧道德观念的冲撞愈发激烈，而旧有的道德教化制度又无法容纳和承载新观念新因素的滋长。张晓莉(河北师范大学)认为，清廷面对道德危机，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传统的道德教化制度不得不加以变通：一是加强了建祠、旌表的力度；二是强化了宣讲制度。世风日下，往往是人们对于道德危机的一种现实感想。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感想随时流露，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道德下滑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认为，辛亥革命后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价值标准的失衡有关。价值标准失衡表现为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越轨行为的普遍性。

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晓红(中山大学)深入考察直省会议厅运行情况后指出，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其性质是行省政务决策模式由督抚独断和幕友私人参谋，向近代行政合议制的转换。光宣之际各省会议厅的建制及其运作，起初不仅在官僚体系内部即官的层面开放决策权，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而且将决策权部分地向士绅开放，成为上下内外合议。但在集思广益与权力掌控之间，当局前后反复，试图通过制度调整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秩序，且取其形而异其质。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会议厅合议的功能逐渐被独断内容削弱。徐建平(河北师范大学)具体考察了直隶省士绅的参政议政活动，认为直隶士绅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是中坚力量，尤其在设立议院问题上，还领衔上书要求开办民选议院。

清末预备立宪是开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契机，其成败得失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密切相关。李细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过考察预备立宪初期官制改革过程中，清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围绕责任内阁制问题的明争暗斗，力图揭示预备立宪时期西方宪政制度移植到近代中国之所以举步维艰，其深受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制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考察清末新政时，有的学者侧重于宏观的思考，有的着眼于事件的深入剖析。程全生(台湾东吴大学)认为，早期的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的立宪运动都偏重于体制内的改革，虽其结果皆未能振兴大清的气势及挽回改朝换代的命运，但每项运动，仍有其深远的影响及历史性的价值。在评论清末法制改革时，“中外通行”这一指导思想，历来被批评为“迎合列强需要”。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与康黎(西南政法大学)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在他们看来，“中外通行”是当时收回治外法权的现实需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达到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又可以消除西人所谓“中西律法迥殊”口实，还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移植，快速修订一整套的近代法典。

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事项，其目的在于通过创建新的机构，以适应国家机器近代化的需要。裁改旧的官僚衙门，势必出现冗官冗员问题，如何安置这些人员，关乎改革的成败。潘鸣和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对于清末官制改革“下岗”官员的安置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及改革和安置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同时也指出了安置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清季财政机构的变动，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相对统一的转变。刘增合(暨南大学)认为，行省财政机构变动的推动力量首先是中央财政部门，外省督抚因本地财政纷乱影响新政筹款，又不得不遵照清廷的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隐性抵制，难以达到目的。改革后的行省财政机构，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仍保持了一些旧的传统。改制过程遇到了各种阻力，引发的书吏风潮此起彼伏。

五、关于中外关系问题

条约关系是国家之间以条约为依据形成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一种关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关系，但清政府对这一新的关系缺乏清楚的认识。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考察了清廷逐渐放弃宗藩观念，适应条约关系的历程。认为清末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接受了近代性质的条约关系，但要改变其不平等的内容，还需做出努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作为中方谈判的主要代表，先后同英、法、美等国家签订了一批条约。如何评价耆英的外交行为，在史学界始终存在分歧。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是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一提起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大家立即想到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俄罗斯割占，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创痛。过去，中国学者研究这段痛史，多局限于从中俄双边关系的视角观察问题，侧重于揭露沙皇俄国侵略成性。徐万民(北京大学)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追究作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保卫者的清朝政府的责任。在他看来，中国领土之所以被大量割占，主要因为清朝的边防体系出现了重大疏漏，封禁虚边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兵力部署出现了严重失衡，以及当事官员的昏庸无能。

1910年冬季，在中国东北发生的大鼠疫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灾害，死亡人数近6万，对当时的人民生命财产及晚清政局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满洲里第一例疫症被发现之后，在中国东北有各种利害关系的国家借机打起各自算盘。焦润明和张冬梅(辽宁大学)考察了防疫过程中的各种交涉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趁机攫夺中国权益的各种活动。

六、关于政治人物的研究

既往关于政治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重要的正面人物身上，对于所谓的反面人物关注不够。在提交本届会议的论文中，人物研究成为新的亮点。吴义雄(中山大学)利用中英文档案资料，着重探讨了邓廷桢的禁烟活动。他认为，当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邓廷桢站在了弛禁的立场，因为鸦片进口的合法化可以一举将广东地方官员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在许乃济的建议被否决，严禁政策成为清廷解决鸦片问题的基本方略后，邓廷桢迅速改变了态度，展开了打击鸦片走私的行动。然而，邓廷桢采取的种种措施并未完全奏效。

胡林翼是湘系集团的早期领袖人物之一，在湘系势力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通过详细考察聚集在胡林翼周围的人物，认为胡氏对于湘系内部关系的积极主动处理，富有成效地促进了湘系要员之间关系的协调，从而增强了湘系的内聚力。不仅如此，对于湘系集团“外层”人物，胡氏也充当着与内层结合的主要中介作用。

❹ 求解救：关于晋商大院文化（文化产业）带来的社会效益怎么写

山西明清宅院青砖灰瓦，高墙峻宇，是中国北方最富丽堂皇，最有文化价值的居民建筑，他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面貌，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会中上层主流社会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反映，今天已成为旅游热点景区。
晋商大院的文化释读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彰显的，也可以是隐晦的。在物质的建筑物里面，包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自从有了建筑物，就有了建筑文化。对建筑物进行装饰，秦汉已有，提起秦砖汉瓦，人们便立即联想到那古老的年代，古老的文化。明清两朝，尤其到了清代，中国南北东西具有地域风格的民居，发展到了“烂熟”阶段，代表北方建筑风格的明清山西宅院，从选址到盖建再到装饰细物，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与封建秩序相对应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蕴含在住宅建筑中，吉祥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晋商宅院中，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气质。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中最显著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宫殿、庙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特点。梁思成先生在其 《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建筑外部轮廓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
山西宅院也多为左右对称的正偏结构，正院上高下低，中庭开阔，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正院宽敞，正房高大，厢房低于正房，也小于正房。如太谷曹家宅院，正院里正房的屋顶比厢房高，台阶也比厢房多一两级。账房院则不论正房还是厢房，门前大多不设台阶，即便筑台阶也只是一级而已，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佣人、保镖、厨子等人所住的偏院，是紧靠正院厢房墙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东西房，通往正院的门闩都安装在正院的一面，这样主人可以随时到下人住处走动察访，下人则不得随便出入正院。在晋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这样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
封建等级观念在明清晋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绣楼略见一斑。封建时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小姐的绣楼虽说小巧精致，但通常低矮狭窄，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将绣楼缩进几尺，以限制闺阁中人的视线，禁锢她们的思想，完全将女性置于从属、附庸地位。
建筑与风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问题。古人认为，居处风水事关家族兴亡，关乎子孙后代的发达，所以置地造房，总要尽可能地附和风水，祛除邪恶，张显吉祥，因此民间堪舆之术源远流长。古代的风水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过“建筑师都相信风水，不是迷信的风水”。明清晋商宅院中，对风水也是颇为讲究的。
建院前，先请风水先生堪舆选址，多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地，背山可以迎纳阳光和温暖气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凉风，向阳可以采纳良好的日照，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患，建造良性循环的小气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一圣人教诲也决定了宅主人对背山面水之地的钟爱。
基址确定之后，还要请风水先生相宅。风水先生根据建房者的生辰八字，决定住宅中轴线的角度，先用罗盘定准正南正北方向，再向左或向右调偏一定角度，叫做抢阳或抢几分阳。一经确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余厢房、倒座房、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减，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祁县乔家宅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走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尽头的正屋，还要修建几级踏步，既迎合了风水术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又符合建筑物的内在要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称为道家四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种颜色。古人认为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所以风水里有“东高西低，阴不压阳”之说，而且还强调建筑物的后部气势要高，东边青龙有流水，西边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门，后有玄武镇守，这样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华夏民族对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住宅建筑中，将吉祥文字、吉祥动物、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门楼、屋宇之间，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对调整人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处。
明清晋商宅院中，大到整体布局，小到门墩柱础，吉祥喜庆氛围弥漫在各个角落。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高空俯视，乔家六院的布局呈现出一个完整端正的“喜喜”字结构，主人的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同时“喜喜”字结构，有建筑美学的讲究，如紧凑、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则将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寿的良好心愿贯通其间，院落呈现“寿”字形结构。灵石静升王氏宅院红门堡，以其内部相通、横平竖直的几条甬道摆出了一个“王”字阵，巧妙地将其姓氏规划在院子里，既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道理，又将前辈对子孙后代加官晋爵的期望寄托其间。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门础石上，将“春”字用几片细长的竹叶镶拼而成，并将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门础石与之相呼应，组成“春临（麟）庭院”图。在丁宅的厢房柱础石上，一面雕刻着山西最常见的家畜毛驴，相邻一面是一长串铜钱，谐音为“屡进钱财”，同时，晋南一带认为驴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帮着宅主人聚钱取财，钱财自然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县城及附近的镇子上广设店铺，经营布号、盐庄、钱庄、票号等等。祁县城里现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进院落保存完好，这几十座宅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瓦，房顶上用砖头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墙，表达房主人追求升官发财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形作图，墙由元宝状的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防止房屋积雨积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种吉祥统统融入了家宅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所占的成份很重，佛修心，道养生，儒治世，三教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山西地处内陆，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筑文化的主流。现存的明清晋商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标榜的儒家信条，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佛、道文化有关的建筑装饰。
将儒家格言刻写在木柱匾额间，将佛家八宝、道家八仙雕饰在建筑上，将历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个个最精彩的场景，体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礼俗礼制，都是山西宅院中传统文化的彰显。
祁县乔家宅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的正堂命名为“在中堂”，将儒家“中庸”之说嵌入其中。乔家宅院百寿照壁的两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的砖雕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和”为中庸之道的核心，，“履”就是施行、实践，此联意在标榜乔家尊奉儒家的 “克己复礼”、“礼之用，和为贵”的信条，注重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用。
阳城陈廷敬的相府宅院，当年称为中道庄，陈廷敬的祖父陈昌言，号称中道庄主。“中道”为孔圣人所提倡，遇事合于中庸之道，即为得中道的人。院落称作中道庄，意在诫其行为举止必行中庸之道，保持言论行为的适度和得体。榆次车辋常家的九世常万达，将其所修建的一组大型院落取名为世和堂，而他为子孙后代修建的并排十座二进院，也取名为“谦和堂”、“体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商民对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中庸之道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祁县渠氏家族对山西贡献最大的是渠本翘，他一生信奉“修德”、“敬业”，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慎俭德、慎言语等等。
阳泉官沟张家宅院的一处砖石拱券门上，有内取“信裕豚鱼”、外取“忠贯金石”的门额。《周易·中孚·彖辞》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对猪和鱼类的动物也要讲究信誉，何况于人？据说张家就是靠了这样的经营之道，终至成就了先人的遗愿，光耀门庭。
明清晋商宅院中门匾、楹联上的文字，大都出自古代经书和 《论语》、《孟子》之类的儒家典籍，也有出自神仙列传、二十四孝、唐诗宋词一类的书典。这类的楹联、匾额在山西宅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对和合之神的供奉对当时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合之神本来是一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睦同心、事业圆满之吉祥，明清晋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图，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寄托家人对频繁远游他乡的亲人的期盼之情。
八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八位神态各异、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绘在建筑装饰构件上，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护栏、门楣，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宅院每一处装饰，无不体现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宅主人通常在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的空间处镂雕绘饰，这些雕饰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言，颂山川之壮美，铭处世之学问，咏鸿鹄之大志，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表达了主人借助盖房的良机，在建筑物上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的对话方式。
对话主题包括发家史、家庭未来的梦想、家族的祈盼愿望等，合族人置身其中，经年累月，受这种俯仰可见之建筑文化的熏陶，与蕴含的意义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同步有感的节奏，产生暗示性与时代生活默契的举止行为。
中国建筑高超的雕刻绘画装饰工艺，在明清晋商宅院中表现得特别充分。装饰的种类主要是砖、石、木三雕，砖雕主要是照壁、影壁、墀头、护栏等处，石雕则多在墙基石、柱础石、抱鼓石、牌坊等，木雕多为门棂、窗格、翼拱等处的装饰，图案有动植物、自然现象、几何图形、传记人物、神话故事等，取材来源于西周秦汉以来根据儒、释、道三教文化与民间吉祥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也有部分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图案形象活泼，装饰性强，常见的是用一种图案或几种图案组合起来，取其读音或谐音，赋予丰富的含意，或驱邪镇宅，或标榜品性，或吉祥喜庆，为凝固的建筑材料增添了流动的历史文化内涵。
木、砖、石三种材料所雕的动物形象主要有龙、凤、麒麟、狮子、老虎、猴子、蝙蝠，还有喜鹊、锦鸡等飞禽类。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被人视为百兽之王，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佛经《传灯录》记载：“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狮子由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建筑中常用其形象起镇宅避邪作用。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门狮子外，牌坊石柱、庭院围栏、影壁照壁间都有狮子，既取 “双狮富门”的富贵，又有“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的吉祥谶言实现，还有四时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这是因为山西方言读音中护、福、富，还有狮、四、事无明显区别。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狮，最有代表性，有单狮、双狮，也有三狮，神态各异，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特别是一堵大影壁墙上雕有如意纹饰六神狮，取繁花似锦、富贵永久之意。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在建筑中使用龙形起初是有严格限制的，百姓不得随意雕龙绘龙。清代以来，龙纹装饰在民居建筑中大量出现，山西宅院广泛采用了草龙、拐子龙的图饰，只是样子与宫殿间的飞龙、行龙有很大差别，也不及宫殿龙饰的精致华丽，不仔细观看有的饰龙就会被忽略掉。
麒麟也是宅院常见的吉兽，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民间家喻户晓，明清晋商宅院中装饰麒麟兽和麒麟送子图的地方，通常居住着晚辈，希望后代事业有成，永保家族兴旺。
以鹿、鹤雕刻为主题的六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见。六合取鹿、鹤之谐音，六合含义广泛深刻，或指东西南北天地，或指一年十二个月或时辰的相应变化，六合通，万事成。灵石王家高家崖的“寅宾”府门，门洞大踏石上镶嵌了精美的汉白玉石雕图“鹿鹤同春”，隐喻着“六合通顺”。踏入府门，六合通顺，何事不成？在祁县渠家大院的一处砖雕照壁上，同时雕有鹿、鹤、梧桐、松树，谐音为六合通顺。
猴子因其谐音“侯”顺应了人们对封侯拜相的追求，在封建时代环境中，商人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依然处于四民之末，社会地位远远不及仕途中人。雕上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取意“喜禄封侯”，大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意为“辈辈侯”，向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平遥票号世家侯王宾的二进式四合院，宅门外面有高大的拴马石和上马石，拴马石上雕刻着一群猴子，大猴背小猴，就是暗中企求富贵永保，辈辈封侯。
此外，木雕的窗棂、窗格则常常雕有蝙蝠图案或其变形，蝙蝠因其谐音“福”而成为民间传统文化中吉祥之物，这种有翼的飞行哺乳动物在门楣窗棂之上，为人们传递“五福临门”之信息。猫和蝴蝶的图案常常出现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饰上，因其谐音“耄耋”，指的是80岁以上老人，猫蝶的形象就表明为老人祈寿的心意。喜鹊、锦鸡等吉祥飞禽多用来暗喻喜上眉梢、锦上添花等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植物花草图饰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筑中比较常见，如葡萄象征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雍荣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四季长春、芳香浓郁的桂花，“金声玉韵、蕙心兰质”的兰花，寿祥德瑞、品质高洁的菊花，代表百年好合、百事如意的百合，象征高尚节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等。其中竹子以其风过不折、雨打不弯的高风亮节，历来为士大夫所欣赏推崇，在宅院的书房、书院等处雕饰竹节，成为在商海冲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风雅之举。在特别重视教育的榆次车辋常家，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节造型，在灵石王家的一处书房院，门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节门，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气节，表达年年高、节节高等良好愿望。
琴棋书画等文人雅士的标志性嗜好，在明清晋商宅院里也是常见的木、石、砖雕刻的题材，可见巨额财富的积累虽使晋商享受到了奢华的生活，但潜意识里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理想和榜样。宅以门户为冠带，窗是宅主人着力装饰之处，在灵石王家的一处宅院里，就将三间正窑上部中央的窗棂设计成打开的书卷，正面视觉是书册凹进去，从楼上看则书卷凸起来，匠心独运。在王家的另一处宅院里，一扇后窗设计成装有书轴的打开的书，立意在于“开卷有益”。姜太公渭水钓鱼、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等历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体现，以此类渔樵耕读为主题的《四逸图》同样出现在晋商宅院中，如灵石王家宅院的一组墙基石刻、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装饰构件，这也是晋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证明。
大院人的生活方式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四百年间，在高墙、深巷、古槐、广室中生活的富有者们，大多数人过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逍遥自在的舒适生活，他们听听小曲，看看戏文，逛逛庙会，追赶着许多新潮的东西和时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烟等等方面，都与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阶层的人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遥城郊的达蒲村。由于李大全的精明能干，特别是把握时机及时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使李家迅速积聚了巨额财富。李大全过世后，其子李视箴、李视言、李视听兄弟三人将票号业务全权委托给票号的总经理，他们则在老家享受着田园生活带来的惬意和舒心。李家在达蒲村修建了几栋豪宅，这也是山西商人财富巨额积累以后的普遍风气。兄弟三人各有宅院，家家都是骡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拥，出则车马，入则仆随，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佳肴。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奢侈的生活，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渐渐消磨了智慧，消磨了志气。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富贵之家的缩影，虽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在古旧的宅院里，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据直隶河间府人李燧《晋游日记》记载，清乾隆时，绛州城商贾云集，民风崇尚华丽奢侈，山西人称其为“小苏州”。清末举人刘大鹏曾在太谷县一大户人家私塾中授业，他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太谷县的民俗民风，其中提到太谷当时奢侈者多，勤俭者少，客商口称的便饭却是山珍海味、巨鳖鲜鱼等美味，重阳节时本应登高观景，他所居之处虽有高楼，但是周围楼外有楼，四面皆然，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远处，可见高楼峻宇是太谷城里最亮丽的景观。
美国人E·A·罗斯，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20世纪初曾来中国居留，撰有《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其中《中国西部》一章中，罗斯讲述了1910年夏季，他与美国驻厦门的领事一道，从山西省会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有三个星期，他们一直穿行在一片呈“正方形，有平顶建筑楼群的地方”，“在像太谷和平遥这样的县城里，和太原一样，也会看到山西银行商获利的迹象。”“有一位银行商人拥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许多庭院，有装饰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桥，夏天乘凉的小屋、大厅，有石桌子、花园和果园，共占地20到30亩。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有些人认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是鉴别维新与守旧的主要标志。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也同样经历了这场变革带来的一些变化。祁县乔家的乔映霞，在祁县率先剪去了长辫子，又率先脱去了长马褂，穿上了中山装，被当地人称为“洋大少”，可见其举动在时人眼里是多么标新立异。乔映霞的儿子乔健，1929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回到乔家堡后，这位喜欢运动的青年，在村子里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喜欢溜冰，就让人把村西的一块地平整成运动场，寒冷的冬季里，让佣人从井里取水浇场，一个溜冰场就建成了。像他这样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数。
清末时，随着洋建筑在内地的大量兴起，老宅院也对现有的一些建筑设施进行了改造。乔映霞对乔家的厕所、厨房就进行了一些讲究科学卫生的改建。乔映奎在民国10年（1921年）扩建新院时，将窗户式样大胆革新，注重采光效果，窗户选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户上的装饰开始依照西式建筑改进，而且窗棱、门楣上的彩绘图案和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将冒烟的整列火车绘制在立栏之间，火车驶过的桥梁用几根树杆支撑。画面虽说有些幼稚，工艺也不算很精细，然而这是乔家人对新时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现代工业文明在老宅院里的体现。20世纪初，汽车在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是绝对的奢侈享受，1920年，太谷曹家人得风气之先，从天津购买了美式汽车一辆，带给封闭的山西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时尚，可惜曹家的汽车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兵抢劫。祁县乔家的乔映璜，于1927年从天津购得一辆黑色轿车，并且带回一个开车的师傅，为祁县城里新添一景。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适应有闲阶层消遣的戏剧也得到空前发展，听戏和组班成为一种时尚。《红楼梦》中描写的戏班子、戏台，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觅到踪影。
大约在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蒲州梆子与晋中的民间小曲、地方秧歌结合，产生了山西中路梆子，也称晋剧或山西梆子，传统剧目达400多种，晋中一代以晋剧为主，晋剧还在京城唱红，据说是唱到了宫廷。大院人对唱戏这种娱乐情有独钟。榆次聂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钺，就是个晋剧迷，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戏台，请戏班到家中演出。戏台对面的两侧有两个看台，一个是明台，一个是暗台，专供家人看戏。王钺还组织了一个戏班，名“四喜班”，名伶有大嘴丑、八百黑等十多位，皆为蒲人。王钺的孙子王棣在家里还办了自乐班，成员是家里人以及佣人、丫环，常常吹拉弹唱闹到深夜。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有一个精巧别致的家庭戏台院，戏台院的院心东西6米，南北8米，院心东西两侧为廊房，在回廊中走动，或许会让人听到流传甚广的一首祁太秧歌：“家住在太谷住沙河，北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戏台东西宽3米，南北长4米，除亭柱外，实有面积为9平方米。台高仅有30厘米，四周加设护栏。戏台小巧玲珑，具有苏州园林建筑特色，当年这里该是梨园艺人常来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这北村，也随着这首太谷民歌而闻名全国。
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前后，祁县富商渠氏一族办起了“三庆戏班”，同治年间渠源淦又组织了一个 “聚梨园”班子，盛极一时。渠家五进院的主院有一处戏台院，戏台坐南朝北，歇山顶式明楼，面阔五间，中间三间较大，门前有凸出的卷棚顶抱厦，下用明柱支撑。将屏门卸除，便与抱厦连成一片，形成20平方米的戏台。东西厢房门前饰有木制隔扇，隔扇一除，便是典型的包厢看台。当年渠家曾不惜重金，组班承戏，高朋满座，笙歌悦耳。唱戏在婚嫁时最盛，曹家人娶亲时，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后，家里要唱戏，戏名通常时龙凤呈祥一类的，表示夫妻和睦，合家欢乐。结语
明清晋商宅院无疑是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处在“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晋商大院声名鹊起，始于张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此片的拍摄景点全部选在乔家堡的宅院里，威严高大的晋中统楼，福利堂皇的前庭后院，狭窄的甬道高墙，沉重的石兽门扉，还有那些装饰作用很强、视觉效果极佳的门楼、斗拱、飞檐、石刻、砖雕，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家具，别致的工艺彩绘，为影片增色不少，以及演员表演的到位，民国初年败落家庭的生活图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极具艺术感染力。至此，“旅游不到乔家院，白来山西走一遍”得说法不胫而走。不少人就是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开到了乔家堡，而且每每为乔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气派惊叹不已。
明清晋商宅院是中国古老民居建筑中的精品，钟情于古建筑，钟爱老房子，正在成为全球文化时尚，于是许多人提出“留住从前”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建筑不断地推陈出新，留传后世的古建筑会越来越少，幸存的古旧宅院建筑也会越来越被人重视。透过这些充满传统建筑文化和人文精神、世俗情调的古宅旧院的高屋峻宇和断壁残垣，往往使今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走进远去的岁月，明清晋商宅院将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通过凝固的建筑这种无声的史诗，诉诸现代人，其文化精神将永远传承。

❺ 1、为什么说清末学前教育向近代转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转型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转变，这个只能从教育开始。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除了留洋，还大量兴办新型教育机构

❻ 轩辕黄帝文化产业的传承人物

轩辕氏：(公元前2717-前2599年)上古帝王。即黄帝轩辕氏，少典与附宝之子。轩辕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在此期间有了文字。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为天子，后人以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轩輗：(公元～1464年待考)，字惟行，一字惟衡；河南鹿邑人。著名明朝大臣。明朝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进士，授行人司副。明宣德六年用荐改御使，明正统五年晋升为浙江按察使。
轩万春：(生卒年待考)，字彦绩；辽西人氏，祖籍京东玉田。著名晚清秀才、书法家。师承皇象、钟繇，工真、草、隶、行，其笔法朴质古情，沉着痛快，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其书法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
轩辕集:生于陕西轩家桥。集，会昌时人。武宗好神仙，集以山人进。宣宗即位，流岭南，居罗浮山。大中十一年复徵至长安，召问长生术。寻归罗浮。
轩世荣：(生卒年待考)，字軏；辽西人氏，祖籍京东玉田。著名民国文人、书法家。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亦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其书法笔势坚劲，能够兼融飘逸与沉着婀娜与刚健的不同艺术特点，做到质、妍的统一。轩氏的用笔特点是：点画之内给人以丰满圆转，轻重映带，变化无穷的直观印象。擅治印，其篆法严谨，刀法坚实挺拔，章法工稳停匀而富有变化。他的印章刀法稳重而灵动，加之其章法上分间布白，严整茂密，十分精到，在精严之下，汰去雕饰之气，给人以自然、恬静、茂丰的艺术感染力。不拘于法，妙趣横生，风格飘逸，疏密有致，自然得势。
轩辕轲：1926年8月生，字敏毅,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睢县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国教育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两章。发表有《顾炎武的社会教化思想》、《颜元的社会教化思想》等有关教育思想的论文十余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若干心理学考察》、《文心雕龙杂摭》等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数篇。担任《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基础心理学》等多种获奖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终审。
轩锡明：(公元1949～今)，笔名：轩西明；河南桂颖人。著名当代小说作家。1968年毕业于青海省贵德县中学，现为青海省贵德县文化馆创作员，国家二级作家(副高职称)。青海省作家协会理事，青海省海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德县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
轩静渊：(公元1936～今)，女，河北定县人。著名西南农业大学教授。1957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1982～1984年在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植物防疫学科学习。现任西南农业大学植保系教授，昆虫教研室主任。主讲《植物化学保护》、《农业昆虫学》、《植物抗虫原理及应用》、《储藏物昆虫学》等课程。参加“水稻三化螟预测及防治”研究，获重庆市重木科技四等奖。
轩玉亭：(公元1947～今)，河南临颍人。河南省豫剧二团，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66年毕业于河南省戏曲学校主攻生丑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会员，河南省戏曲学会会员，河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代表。
轩鸿瑞：(生卒年待考)，号墨子，轩輗之后；河南鄢陵人。著名书法家。工真、草、隶、行，尤擅草。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其状惊世骇俗。而笔法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鸿瑞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轩鸿瑞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 轩尼诗：(1989年4月7日)，中国钢琴轻音乐演奏家、创作人、编导及制作人。2012年推出《轩尼诗钢琴曲轻音乐作品》并发行。轩尼诗出生于轩辕氏家族，历代以来百家姓记载轩辕为复姓，后省作轩姓（见《史册》《穆天子传》）等相关史籍。1989年4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以传承、弘扬、发展轩辕黄帝文化为主导产业。主要成就：轩尼诗钢琴曲轻音乐作品。 卞向和：（1960年4月10日），轩辕黄帝文化产业发展人之一，生于山西原平，编剧、导演、书法家，文化部中国演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公共关系艺术委会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副理事长。艺术级别：国家一级书法师。
吴奎：（1939年）男，轩辕黄帝文化产业发展人之一，天津宝坻人，1939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市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协会理事。
现任北京市书法协会会员，北京老年书画联谊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会员，书法研究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协会（台湾）理事，江西省安源市诗书画院名誉院长。

❼ ​晚清时期的军工业如此发达，清朝为什么还是灭亡了

清朝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说在晚清时期的轻工业很发达，但是存在着许多客观的原因。

清王朝的衰败与自身的封建体制有着脱不了的干系，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统治贵族自身的弊端。国家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是全方面的不能仅仅只依靠军工业力量的发展来壮大自身的实力，要从根本上去解决才能够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❽ 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什么样

1、在政治体制上，清初保留着女真族贵族性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大多沿袭明朝旧制，皇太极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也就是清代的内阁。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

康熙时期开始实行密折制度和设立南书房来分割内阁的权力，雍正帝时为处理西北的紧急军务，在皇宫内廷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2、清朝经济发达，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

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3、清朝文化又指清朝时期的文化。满族文化经过汉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之后所产生各具两族特色的清朝文化，大部分情况下亦指清朝文化之实体，并且延续影响民国建立之后。三百多前，满族（女真）文化就开始了由原始的萨满文化体系向广泛吸收蒙汉等周遭民族文化。自满族征服中原以后，更加专注吸收汉族文化，并以此原始萨满文化为基础进行自身的整合与创造特殊文化。

❾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十九世纪末,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

1872年至1984年中抄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袭原因
一是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开明地主阶级为代表。逐渐转变为民族资本家。官方的支持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二是民国的建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体。更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工业发展政策。尤其是在蒋介石执政初期对四大家族，以及工商行业的整顿规范发展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三就是共和国建立后的事了，初期。通过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接受党的改造获得政策的支持。实行计划经济下定量生产商品。

四就是改革开放了。四人帮粉碎，冤假错案的平反，两个凡是的摒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创造了优秀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开放，促使“强调以公有制为主题，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提出。为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开启了序幕。在后来市场经济的渐渐实施下。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上了一个台阶。

1914～1918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原因有①辛亥革命冲击封建帝制
②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
③北洋军阀分裂
④帝国主义忙于一战，暂时放松对华经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