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增长率

① 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

1、在1989年， 中国开始建设互联网——5年目标：国家级四大骨干网络联网。

2、在1991年， 在中美高能物理年会上，美方提出把中国纳入互联网络的合作计划。

3、在1994年4月，NCFC率先与美国NSFNET直接互联，实现了中国与Internet全功能网络连接，标志着我国最早的国际互联网络的诞生。中国科技网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互联网络。

4、在1994年，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 TCP/IP 互联网——CERNET示范网工程建成，并于同年先后建成。

5、在1994年， 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 中国科学技术网中国金桥信息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6、在1994年， 中国终于获准加入互联网并在同年5月完成全部中国联网工作。

7、在1995 年，张树新创立首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瀛海威，让老百姓进入互联网。

8、在1998 年，CERNET 研究者在中国首次搭建IPV6 试验床。

9、在2000年， 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网易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10、在2001年，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在北京建成验收。

11、在2002年， 第二季度，搜狐率先宣布盈利，宣布互联网的春天已经来临。

12、在2003年， 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 项目开始实施。

(1)中国文化产业增长率扩展阅读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四大阶段

1、学术牵引期。指的是互联网从美国引入中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科研单位历经数年的努力，推动互联网从信息检索，到全功能接入，再到商业化探索。

2、探索成长期。指的是逐步建立普通大众对互联网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稳步成长。在这一期间，我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公司相继成立，热情高涨，一路高歌，不畏互联网泡沫期带来的考验，努力探索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3、快速发展期。该阶段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已经建立，“内容为王”的时代慢慢过去，开始转向“关系为王”的web2.0。互联网的角色关系也开始转变，内容的缔造者不再只是网站，个体用户也可以参与其中，逐步通过内容来拓展自己的关系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NS时代。

4、成熟繁荣期。该阶段正是我们目前经历的成熟互联网阶段。从微博的盛行，到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爆发，移动应用与消息流型社交网络并存，真正体现了互联网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② 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趋势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人民币难成自由兑换货币，稳健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到2020年，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今后10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受到我国经济和外贸持续较快增长的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将推动我国利率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展、货币监管调控水平提高。

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和外贸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目前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明显滞后，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监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现有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冲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预计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

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也将年均增长8%，仍将快于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国外贸总额至2020年将达到6.4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占届时全球贸易总额的13%。并且我国外贸将由顺差转为逆差。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将大致与我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相当，而人民币在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或许更高。

人民币国际化的羁绊依然存在。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阻碍了人民币的输出，而这是本币国际化的首要条件。即使外贸和投资全部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和投资双顺差也将吸干通过进口支付和对外投资流出的人民币，造成境外人民币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汇的流入换取人民币的输出。

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还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拓展，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较充分的可供投资的“资产池”。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风险降低。资本项下的资金进出管制将放松，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投资者对投资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动性要求。

这些趋势都将推动我国货币金融调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内，人民币依然难以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稳健升值则是大势所趋。预计至2020年对美元将累计升值60%以上，先慢后快，年均升值约4.5%。

趋势之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

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将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众品牌

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将较大落后于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将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车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能源和环保压力将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缩小与汽车强国之间差距的一个契机。

过去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市场以超过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长，私人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最大的动力。10年之后，汽车在我国城市的普及程度将像今天的彩电一样，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拥有两部或多部汽车将非常普遍，汽车也将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地区，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为生产资料的车型，如轻卡、皮卡和越野车等，将在农村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中国新车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可能比想象的要快，这一天将在2015年来临。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将超过2000万辆，比今年翻一番。届时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至少1.85亿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高速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将给能源和环保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步伐，同时继续提高传统汽车的节能减排技术。技术进步将促使中国汽车工业缩小同世界汽车强国的差距。

如果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我国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率先突破，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各类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国家之一。

2020年，我国汽车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随着汽车的大量出口，中国将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众品牌。

10年前，中国有110家整车生产企业，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车集团的产量占整个国内产量的44%。2008年，国内整车生产企业数虽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团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个百分点，为48.7%。未来10年，三大集团在国内的地位有可能面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的挑战。

趋势之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

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

未来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3，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变，经济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近年，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4年的1.6逐渐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极其罕见。如果这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超低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够维持，今后1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8%的情况下，能源消费将年均增长约4%，至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4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32亿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总和。

国内能源的增产将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过进口满足。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将超过八亿吨标煤，相当于5.6亿桶油当量，约占全球能源出口总量的1/5。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将快速推高能源价格。以石油为例，10年后原油价格将冲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变价)，至少牢牢站稳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气、液化气以及铀的实际价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没有悬念。

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后10年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将超过恐怖主义成为头号国际议题。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费增加约20亿桶油当量，其中我国消费增量占一半以上。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预计到2020年，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比例将从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对清洁高效的油气比例将从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将从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趋势之四：银行走向“金融百货公司”

银行杠杆化产品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10年，我国商业银行将从传统以“融资中介”为核心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转变，零售业务将成为未来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目前对银行利润贡献最大的对公业务占比将明显下降。

未来银行将减少对靠存款筹集资金的依赖，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杠杆化金融衍生品将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传统银行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将逐渐让位于中间业务的盈利模式。

未来银行对客户的意义不再是“存钱罐”和“贷款批发商”，而是以银行业务为核心，辐射保险、证券、基金、产权经营等多个领域的“金融百货公司”。对客户的财富资产管理将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

未来银行在代客理财时，投资领域将从股票、债券、基金等传统领域扩展到结构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艺术品。

银行将不再以柜台服务为主，目前在银行网点供客户缴费、存取款、查询的金融终端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网上银行将完成过去只能在银行网点办理的各种业务。作为银行为客户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将有大的飞跃。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向银行渗透，出于追求规模经济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大银行不得不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由此将催生一批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金融加速器，银行杠杆化产品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银行消费信贷推动消费者杠杆化率提高，对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战略发挥积极作用。

趋势之五：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

创新将促使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未来10年，中国将由纺织工业大国跃变为强国。在纺织服装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家用尤其是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的扩展将尤为引人注目。就纤维消费总量而言，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将“三分天下”。

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服装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未来10年服装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趋势，休闲生活理念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渗入服装消费，人们更加追求通过服装显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位。

我国服装市场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国服装企业数从仅约两万家增加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不到百万增加到超过400万，服装产量从不到20亿件增加到超过200亿件，服装出口从约10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000亿美元，我国成衣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份额超过三成。目前我国城镇人均衣着支出超过1000元，是农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来城乡服装消费市场都将呈现巨大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空间更为广阔。目前我国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消费纤维的比重为53：33：14，与本世纪初的68：22：10相比，服装占比明显下降，预计10年后，这一比例将演化为40：35：25，类似于当今欧美国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来10年，我国纺织工业的增长点及对社会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产业用纺织品上。产业用纺织品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覆盖交通、铁路、水利、机械、医药卫生、军工等领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也将充分释放装饰用纺织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纺织品市场需求。

未来10年，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本世纪头20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纺织工业产业规模将保持增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提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将突破4000万吨，保持在全球总加工量中40%的比重。

趋势之六：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

潜力最大的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未来10年，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将快速融合，形成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范式———文化创意经济。文化和创意元素的融入将提升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等数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极大地激发全民创意，并将加速创意的商业化实现。今后10年大量文化创意企业将层出不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数个综合性旗舰企业。2020年，这些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到约7%。

今后10年将是我国文化消费高度繁荣的10年。传统文化产业在自身升级发展的同时，将加速向其他产业的渗透。文化和创意将大规模地作用于旅游业、制造业甚至农业等其他产业，全面催生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创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未来10年，扩大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将为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催化剂。潜力最大的还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高新技术将是文化创意经济的加速器。数字传播技术传入千家万户，使个人随时随地参与和发表创作成为可能，数以亿计的网民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创意资源。

个人化属性强烈的数字传播技术还将催生无数中小文化创意个人和企业。目前，我国已有约32万家注册登记的文化企业，从中将会崛起一批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地区的文化多媒体集团，其中将会产生三到五家跨国界的超大型旗舰集团。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细分市场各领风骚，但大量零散的创意人才和企业趋向于按领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区域集聚。这些文化创意集聚区也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趋势之七：网络生活进入物联网阶段

“物联网”将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最近"物联网"这三个字开始迅速走红。也是，每天一堆所谓的"物联概念"往涨停板上封，想不红也不行。

未来10年，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将加速相互融合，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融合创新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物联网将在消费电子产品中广泛应用，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消费类数码产品设计将呈现出更加便携化、个性化的趋势。小型化、超薄化并具有时尚、轻巧、简单易用特性的数码产品将成为消费的主流。绿色技术成为消费类电子产业首要关注的焦点，节能、环保、健康的产品设计理念，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未来10年，高科技结合人性化、个性化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追求和研发哲学。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消费电子产业的边界将日益模糊，产品门类五花八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网液晶电视、大容量快速存储技术、高清晰数码影像产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终端等产品将实现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彼此无缝连接，在工艺设计领域趋于实现人与信息的充分完美结合。

数字家庭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未来的强劲增长点。信息技术的家庭应用实现了家电产品高度的数字化和联网化。

数字娱乐产品设计更注重个性和时尚，更强调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用户界面的设计，追求让用户在使用中得到乐趣甚至是惊喜。工业设计由产品设计转向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由硬件设计为主转向软硬件设计融合。超薄产品进入普及时代，无数新产品将以更轻、更小的面貌呈现。

健康消费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创新的主流之一。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的关注点已从价格向产品、技术、品质和使用成本转移，尤其对节能降耗的关注度普遍提升。

未来10年，“物联网”这个高科技名词将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掀起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它通过感应器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形成普遍连接的互联网络，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神奇整合。借助“物联网”，人类能够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全新的网络新体验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趋势之八：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

未来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将对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人口总量增加。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1亿左右，粮食工业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调控下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需求刚性较强。

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10年我国粮食增产将超过10%。但长远来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大幅增产的难度加大，我国粮食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未来10年应着眼于粮食安全的国际视角，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粮食安全观；着眼于我国丰富的食物资源，树立以谷物为中心、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最终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当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加大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却不断上升。2008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81%。预计到2020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1.13%。根据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规划，到202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5.5至16亿亩，粮食产量将达到5.7至5.9亿吨。若此期间，粮食单产能保持年均增长1.70%以上的较高水平，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突破六亿吨关口，达到6.1至6.3亿吨，步入一个新台阶。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良种将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首要因素，预计未来10年，小麦、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将接近100%，大豆将提高到95%以上，良种因素可使粮食单产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将会不断提高，预计未来10年，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10%左右；农业机械化可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和提高粮食单产，预计到2020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实现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

生态农业和转基因技术对未来10年我国粮食生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和环保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期内还不会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也难以很快得出明确结论，因此主粮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仍将受到严格限制。

要保障未来10年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做到“四个确保”：确保粮食总产量持续稳步上升，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破5.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400公斤；确保我国大宗谷物基本自给，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给率力争恢复到55%—60%，豆类、荞麦、谷子等小杂粮扩大出口；确保国家粮食储备规模保持在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麦和稻谷的储备量分别保持在50%和25%左右；确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

趋势之九：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

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

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

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大为拓展，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发展，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展、提升，成为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未来10年，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创业板主战场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给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注入生机。

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80—100万亿元人民币，比目前翻两番，上市公司数量有望从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其中共同基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和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90%左右。

届时债券市场规模将超过股票市场，可能会是股票市场规模的2至4倍，债券融资占国内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将陆续推出，能源、金属、农粮畜牧产品等期货品种日趋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债券期货和外汇期货也相继推出。

在我国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扩展的同时，其市场化改革到2020年也将基本完成。

市场各主体分工更加明确。一是市场在产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监管要求上，将具有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多个层次。二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将从目前代替市场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作实质性判断和审批，转变为完善各市场的监管规则并监督市场参与者执行。三是投资者可视其需要自主选择参与哪个金融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监管部门决定其参与哪个市场以及如何参与。

未来10年，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将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两年之内，外国企业很可能有望获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预计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将达15%左右，约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强至少有50家；B股市场将有可能与A股合并；同时更多优秀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随着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松和外汇管制的不断改革，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预计到2020年，境外的机构投资者会成为上海、深圳等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掌管投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将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国债将成为外国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的一部分，我国的企业债也将成为大型金融机构全球资产组合的组成部分。其次，人民币“外国债券”，即国外政府、企业在中国大陆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还将出现相当规模的人民币“欧洲债券”市场，我们认为中国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人民币“欧洲债券”的主要市场，上海也将为人民币“欧洲债券”交易提供离岸市场服务。

趋势之十：城镇化率将接近六成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八亿，城镇化率将接近60%。与发达国家普遍的80%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计划生育政策将长期实行，因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城镇人口增加与过去20多年一样，将主要来自农村人口的转移。

按户籍计算，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不到五亿，比常住人口少一亿多。这一亿多城镇常住人口属于“不完全迁移”，其特点是单身、短期流动，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费、权利行使和保障都在农村地区进行。这部分“不完全迁移”人员今后若得不到制度设计的保障，将成为中国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配套公共服务的完善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将加快，进一步清除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在城市落户的体制和制度障碍。由此，今后10年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将从目前的约37%提高到42%以上。

但现有的户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则我国将出现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现象。

由于户籍制度在大城市放开的阻力较大，而且如果就业环境允许，农民更愿意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城市化进程将推动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加速增加，非农务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约为40%，预计未来10年将提高到50%。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已经实现“完全迁移”，其收入增长将划归城市部分，因此原有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将比统计中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
证券界

③ 中国人均寿命从35到77，寿命变长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到77岁，这在中国人均寿命上有着质的变化，众所周知，大家都喜欢活得更长久一点，而从35岁到77岁，这代表着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了将近40多岁，顺便变长对我们的生活肯定是有极大影响的，这其中就包括养老保险以及工作年龄的长度，在之前人均寿命35岁的时候，到40来岁，人们就已经算是年龄很大了，而到现在五十岁六十岁而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比比皆是。

因为国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开始缓慢增长，相应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人均寿命肯定能够更高，只有伟大的和平，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人均寿命

④ 试比较一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各自发展前景

“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过度发展了，由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国太大了！每个地区都有很多的人口，超过一亿人口的地区就很多，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地区间的竞争是必然的。”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竞争，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郭山辉做出了上述评论。东莞台商协会是中国大陆会员最多的台商协会。

郭山辉本人是做豪华家具生意的，在东莞建厂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欧美市场的家具生产商中，他的企业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内。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分厂，并且有连根拔的迹象。由于他的迁移，当地与其生产相配套的七家台资企业同他一起迁往上海。在那里，当地政府给了他几十亩土地，让他扩大生产规模。因为他的企业规模大，又是新来投资，因而每当他回那里，必有官员去机场迎接，并悉心探问一番。据介绍，在东莞投资的台商，绝大多数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厂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个办事处。

曾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成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咄咄逼人的竞争。这种压力可以从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个“高度重视”上体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高度重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提出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的确，如果考虑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对外向型经济的高度依赖，那么外资北上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不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的未来。

当我们目睹世界五百强云集上海，台湾电子业龙头企业纷纷奔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连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也蜂拥北上时，我们不能不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担忧了。对珠江三角洲来说，确实有一个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给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

市场：没有长三角辽阔

在谈及为何去上海设立分厂而不在当地追加投资时，郭山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长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较灵活，优惠，而且政府不收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东莞这边收得比较厉害。那边招商很积极，政府服务好，统一窗口办事，效率高。”

“就国内市场来讲，如果要把规模做大，应该在华东、京津唐地区分别设厂。如果规模不够大，还是呆在东莞。”

郭山辉的意见在台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谈的问题，不仅对于台商有意义，也是任何外商决定投资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740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62.14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也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改革开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这一点，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好相反。

再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这一地区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自然是任何外来投资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绝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市场而来的。用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的话来说，“是为了内销的目的。”

不过问题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过去也是有过30%的内销比例这一说法的，为何对外商没有吸引力呢？

张汉文会长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内销比例，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去碰内销，万一海关来查怎么办呢？比例、数额不容易确认，这边的海关太严了！”

张汉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过他生产的鞋属于军需品，供应美军用的，在鞋类中属于高科技。9·11事件后，别的台商生意不景，唯独他“风景这边独好”。他自己承认，他和他的家庭成员近来也到江苏去投资了。一是在江阴投资了一个高科技生态农业项目，二是在无锡建了一家制衣厂。

张汉文说：“海关的问题，其实在全国的政策都一样的，但是这边的海关似乎特别严厉。”与此相比较，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很重视台商的这块心病。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台商去他们那里投资，他们来招商时，甚至专门带当地海关关长一起前来。据了解，当初昆山组团来东莞招商时，随团的当地海关关长就当面向当地台商详细解释各种有关海关的政策法规，并向台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国一样，操作却大有讲究，商人当然是最现实，最会比较的了。

人力资源：遭遇制约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以及难以获得大批优秀人才，是记者访问中北上的台商们一致的印象。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说：“在珠江三角洲这边人才的取得比较困难，高级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内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内地高校去预定大学毕业生。”协会副会长郭山辉也表示：这里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外来人口，大学的供应量不足。东莞城市过度发展，居住环境不好，造成高级人才不愿意来。

实际上，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仅是“外来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内地的农民，而在内地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说，东莞的工人相当一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素质可想而知。当地一名港资玩具厂的设计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些工人怎么这样迟钝，怎么教都教不会！”而谈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级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项。

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及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来看，1999年江苏、浙江和上海市每百万人口拥有高校1.13所，研究机构5.59所，每万人拥有2.54个高校教师和30.37个在校大学生。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与其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

而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广东省人事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方面，目前广东省做得远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内地人才方面，近年来虽然通过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而且在引进人才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现象：广东一家高科技企业常年在当地一家大报上刊登人才招聘广告，但是大批高级人才却被拒之门外，原因何在呢？据该企业内部人士透露，这是企业以这种形式给自己做形象广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时因为招聘广告属于分类广告，收费反而便宜，可谓一举两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业在招聘人员时，动辄非硕士，博士学位不要，但人员招聘进来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员工作。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强。

人力资源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制约不仅表现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质的低下：由于当地劳动力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农民，因而劳动力的流动性极大，当地外资企业很难培养出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特别严重的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劳动保险逐步强制推行，一些内地农民工为了获得一部分保险赔偿，动辄在各企业间随意“跳槽”，造成外资企业蒙受损失，而长江三角洲的情况则截然相反。记者几年前在浙江萧山的一次采访，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何外资企业宁肯支付高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长江三角洲投资。

那是一家港资企业，在这家企业进萧山开发区之前，开发区管委会把有关规定对香港老板先讲清楚：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资发放不能低于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劳动社会保险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开发区工会组织将努力协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产。香港老板一算，虽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贵了一些，但工人都是当地人，一律高中毕业，不少还是技校或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值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请了一位原来担任过村委书记的老先生担任工会主席，从此劳资双方和睦相处，工人也敬岗爱业，有的女工从十七八岁开始在工厂做起，一直到结婚，生子，仍然不离开这家工厂。相比之下，这种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绝少出现，而劳资纠纷不断倒是成为珠江三角洲劳资关系的常态。两地相比，人力资源环境谁更有吸引力，已是相当明白了。

政府服务：稍逊一筹

谈起政府服务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过度发展”问题。

从城市管理来说，中国政府历来是根据当地常住的户籍人口来设定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一个现实是：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像东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已经达到1∶4甚至还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却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任何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到东莞时，一定会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乱感到惊讶，逆向行驶、冲红灯比比皆是，摩托车满街乱跑，车辆过后一地尘土。更有甚者，有时你满街很难找到一个警察。张汉文对此分析说：“东莞的城市(管理人员)编制问题，治安、交通警察的编制没有跟上东莞作为外来移民大市城市发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数定编制肯定是不妥当的。东莞外来人口已经达六七百万，城市(管理人员)编制没有跟上，警察编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队来充数，而治安队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素质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经人，结果带来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广东省一家传媒驻当地记者站站长评论说：“不是东莞当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编制就这样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据张汉文反映：有些公安执行公务不讲策略，有影响台商经营的现象。“当有怀疑台资厂有违法现象，还没有证据，还在调查中，就一下子带走好几个人，都是工厂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厂停产。对于外销企业来说，无法按时交货的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张汉文介绍，东莞个别基层政府有违法行政的现象。“比如对工厂边角废料的处理问题，以往外资企业对自己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一般都是找一个合适的价钱卖掉，然后给员工发放奖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后来要求统一卖给与政府有关系的废料处理厂家，他们又故意压价，所以台商不愿意把废料卖给他们，结果发生武力抢夺的恶性事件.这样就太不应该了！因为边角废料其实还是属于业主的财产，怎么处理是业主自己的事情。”

而说起华东来，台商们一致反映：当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机会，加倍对其礼遇。张汉文介绍说：“那边几十个城市向我们招商，已经在东莞的台商是他们特别要吸引的对象。那边的政府部门、银行上门服务，直接来和你沟通，我们随时可以和他们的县市领导直接沟通。”

根据记者的长期观察，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吸引外商(特别是台商)最厉害的招数是：关照和规范。江苏、浙江一些城市因为处于招商的早期阶段，所以对外来的投资者关照有加，而且这种关照往往是由当地主要负责干部出面实施的。因为招商事关政绩，当地负责干部常常亲自出马帮助外商排忧解难，并和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联络管道，这对于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外商来说，特别能给其安全感。另一方面，对于大的外来投资，当地政府以规范和优秀服务相对应。因为大企业不同于中小企业，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得到官方的照顾，它最看中的是规范，而曾经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大本营的上海地区，在规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以不同的办法对付不同的外商，并且常常两手并用，获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

近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蒋以任的话说：上海与江苏，浙江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前景有着共同的认识，下一步两省一市要全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经济互补互动，各扬所长，共同发展。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上海和昆山、苏州、吴江等地政府已经逐渐达成“错位发展，形成特色”的共识。而内资企业例如春兰集团，则宣称自己有两个总部，“泰州是制造总部，上海是投资总部，泰州交的是制造税，上海交的是投资税。”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协作则相当令人失望，用“战国时代”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以基础建设而论，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居然同时存在着深圳、珠海、广州几个机场，现在广州还要再建新机场。而港口建设呢？目前已经有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还要再建新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中间无疑有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图，彼此间无法协调和沟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据说，有更高层的领导支持这一新定位。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构想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和人力资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当时间内无法同长江三角洲抗衡，特别是人力资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政府服务，特别是区域经济协作，珠三角则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须在经济上和香港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维护香港的龙头地位，发挥其亚太金融中心的带头羊作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大珠江三角洲”在国内的地位将无可能取代。

要实现上述目标，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在思想上必须摆脱唯我独尊、排外的狭隘视野，真正理解“富而思进”的深刻含义。不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实在令人担忧。

关于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问题，对广东未来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双方利益的协调，二是中央的态度，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一国两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双方必须要平衡协调各自的利益。广东未来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软件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而香港未来经济要走高增值服务路线，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贸易运输物流中心的优势。新加坡媒体评论说，“香港要维持固有优势，而广东今后的经济发展重点可能将香港的优势压缩到仅剩金融一项。实际上，如果广东省政府不协调珠三角一带的基础建设，像珠海的高栏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盐田港，未来都会凭借低成本与香港集装箱码头抢生意。”要平衡和协调各自的利益，必须要贯彻这样的原则，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对双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于中央的态度，则是粤港双方所无法回避的，因为这牵涉到“一国两制”的实践。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开的“粤港台经济合作论坛”上，刚刚爆出深沪京居民可以免签证赴港一日游，公安部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难。因此，如果说开放20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政策，那么未来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于中央的决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不是粤港双方自己就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