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例子

❶ 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2020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达40196亿元

近几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在6万家左右波动。其中，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调查企业数量为5.8万家，较2018年减少2311家。到2020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为5.9万家，比2019年同期增加3635家。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

❷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2)文化产业发展例子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❸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❹ 求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等国，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麻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❺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的文化产业伴随改革开放产生，发展壮大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化单位在以文补文工作中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单位试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显露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颁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990年至1998年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由12.1亿元，增加到83.7亿元，增长了6倍；文化产业机构由6.8万个，增加到9.2万个，增长了35%；从业人员由49.5万人，增加到72.1万人，增长了46%。与此同时，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猛。1990年，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在总量上还远远小于文化系统，但到1998年，社会所办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已经是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为1.5倍，所创增加值为1.5倍。初步形成了由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图书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艺术培训市场、广告传媒市场等门类构成的文化市场框架体系。

在看到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充分，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8%。而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部分项目合计）仅占其经常性消费支出的2.35%，这种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文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把它塑造成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点。

❻ 外国文化产业事例

美国百老汇2008年的票房收入几乎未受影响、伦敦西区音乐剧的预售票房比2007年高了13.5%，以戏剧和剧院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吴丹
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当人们在惊涛骇浪之后开始盘点时，惊讶地发现，美国百老汇在整个2008年的票房收入几乎未受影响。跟过去一样，百老汇的剧院产业依旧为纽约市带来5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伦敦西区，戏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卖，当地音乐剧的预售票房甚至比2007年还高13.5%。
在这场风暴面前，文化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并独立坚挺地呈现出一种反周期态势。这也使人们再次思考：以戏剧和剧院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今年，由上海静安区政府主导的“静安现代戏剧谷”正式启动，这一野心勃勃的项目正是追着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辉煌而去。近日，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齐聚上海“2009福布斯•静安南京路论坛”，试图探讨文化的商业价值，以及中国上海能否以“静安现代戏剧谷”为坐标缔造出下一个世界戏剧商业街区。
文化如何推动城市经济
在现代戏剧史上，美国百老汇和英国的伦敦西区堪称无可挑剔的独特样本。戏剧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这两座大都市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1870年代，纽约市的剧院就纷纷聚集到时代广场附近，这些剧院每晚灯火通明熠熠生辉，所谓“伟大的荧光带”，就是指百老汇从那个年代开始的繁荣景象。这一景象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在黄金(228,-1.64,-0.72%)时期，百老汇的42街道布满剧院，夜夜歌舞升平。不幸的是，随着经济的萧条，百老汇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低谷，许多剧院倒闭，色情场所和犯罪活动长驱直入，到了80年代，游客和纽约市民都不敢再踏足时代广场。
在百老汇，历经百年沧桑的家族企业有不少，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是其中之一。倪德伦家族的年轻传人小罗伯特•倪德伦曾多次来过上海，当他看到政府对“静安现代戏剧谷”所投注的人力物力，立即联想起纽约政府当年对百老汇的力挽狂澜。
“纽约新政府上台后，意识到‘一个充满生机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产业将促进城市的发展’。于是，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干预，打击犯罪、清理色情场所，让人们恢复安全感。此外，政府收购了7家剧院，建立‘时代广场联盟’的非营利机构，每年在时代广场庆祝新年拉拢人气。百老汇的戏剧慢慢回归，时代广场又成为纽约市的文化娱乐中心。”小罗伯特•倪德伦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1年至1992年，百老汇有7159场演出，获得740万美元票房，时隔15年，2006年至2007年的演出达到11923场，票房收入达1230万美元，增幅近60%。令人意外的是，83.5%的百老汇门票都是由非纽约的游客购买的，这些专门冲着戏剧演出而来的游客，仅在2006年就为纽约市带来4.15亿美元的消费额。
小罗伯特•倪德伦认为，百老汇对纽约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票房创造的价值，还包括解决无数就业机会，“百老汇为纽约人提供了4400个全职工作机会，14000人的工作和演出与百老汇直接相关。而其他辅助产业的工作岗位，有3万多个。最重要的是，艺术提升了纽约市民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准，让他们以生活在纽约而自豪。”
同样，居住在伦敦的英国人也会以这座城市而倍感骄傲。大卫•莱特博帝是英国麦金托什公司全球商业负责人，在他看来，戏剧是伦敦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西区，伦敦的经济和文化都是面目全非的。没有西区就没有伦敦。如果伦敦只有银行家，只有女王，就不会有游客，伦敦就不是现在的伦敦。”
伦敦西区对城市的经济影响，同样是一组惊人的数据——2007年，这里的5家剧院一共上演了153部剧目，创造了4.69亿英镑的票房收入，对伦敦经济的影响超过15亿英镑。
“伦敦西[FS:PAGE]区的戏院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多英国人确实取消了欧洲旅行的计划，但他们纷纷来到伦敦看戏。对他们来说，伦敦西区提供了很强的文化资源，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城市的性格，使得我们能在经济衰退中得到一个抗衰退的保护。”大卫•莱特博帝说。
上海能否成功？
什么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在余秋雨看来：“文化性格就是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长久阅历，时间比较长的阅历就变成了性格。”
在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启示下，上海能否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创造自己的商业奇迹？
回顾中国历史，余秋雨能看到许多文化与商业珠联璧合的辉煌例子——公元8世纪，长安的西市是贸易集中地区，商业极其繁荣，甚至通用波斯金币。东市里一家最热闹的酒家叫胡姬，常聚集大量诗人吟诗作赋；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开封的商业活动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发达，宋朝的首都从开封搬到杭州以后，杭州的文化活动也大量存在；公元16世纪到17世纪，苏州和南京因为昆曲的繁荣完全被文化的热潮所包围，甚至有几万人在山上唱歌的盛况。他认为，“静安现代戏剧谷”一定是一个创新的产业：“我们一定在这会出现让今天的80后、90后，而且是今天各种各样阶层的人能够全身心投入的戏剧活动。”
“静安现代戏剧谷”在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看来，“是一张充满潜力的图像”。通过伦敦与纽约的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戏剧本身：“只要你有好戏，就有人来看戏。看戏的人多了，才可以养剧场。我们能不能享受到静安区有10个剧场每天晚上爆满的1万多个观众？我当然说是有可能，但是关键是演什么戏。”
大卫•莱特博帝提出疑问：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世界上只有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没有第三个城市照抄成功的案例？“任何战略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模仿，但舞台艺术是一个例外，它的质量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伦敦戏剧区的繁荣，主要是由卓越的专业艺术家们所驱动的。”
当高档商场、写字楼、奢侈品牌旗舰店、五星级酒店不断入驻上海市静安区之后，如何在这块繁华区域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成为“静安现代戏剧谷”的重任。上海能否成为下一个戏剧产业基地，这是尚难以回答的问题。
赖声川解答得简单而朴实：“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艺术家有机会把他们最想写的东西发挥出来，那么市场自然就会产生。究竟是拿文化赚钱，还是把文化做出来？我觉得，把文化做好了，钱就来了。”

❼ 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例子

中国的：华侨城，西安曲江。国外的：迪士尼、好莱坞。

❽ 文化产业八大产业是

一、基础性产业──教育产业
二、动力性产业──智力产业
三、主导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四、设计性产业──创意产业
五、导向性产业──媒体产业
六、感染性产业──艺术产业
七、标志性产业——城市景观产业
八、持续性产业——海洋文化产业

❾ 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式

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是指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上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
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
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
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
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❿ 结合身边事例,谈谈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多方利益的博弈。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的支持和版合作。
国家层面：制定文化权产业规划，做好法律和政策指导和扶持
企业层面：培植大型示范企业，企业要做好，做大，做强
教育层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促进我国文化消费，这是根本
人才层面：政府学校社会等要积极为培育文化产业人才而做出一些贡献
社会层面：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对外环境
经历层面：还要继续发展经济，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经济这个强大的后盾
政府层面：需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切实实行一些政策
学者层面：积极研究理论和实践，力争理论研究能够跟得上实践
个人层面：要爱国，爱人民，爱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