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韩国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化产业
韩国国家小，缺乏资源，即使倾国之力生造出一只怪物三星，同时船舶制造业市场份额不小，但总体来说，搞工业韩国是难以有太大竞争力的，因此韩国政府着重投资文化产业，努力将韩国影视作品，游戏，文化等推广出去，因此提高国家影响力以及开拓市场，让众多的制作公司与开发厂家能够活下去，而非在韩国狭小的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而文化产业搞得好利润也是十分惊人地，且会无形中推动其它产业，如旅游，服装，医疗，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涌入韩国的游客有大多是因为韩国的文化宣传而吸引来的，而这又带动不少产值。
㈡ 美国日本韩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数据是多少
一楼的eastphoenix，听说听说，你TM不懂就不要给老子胡说八道！美国和日本文化产业排名全球第一，第二位，你说比重是多少？至于韩国，韩国有文化么？就算有点流行文化恐怕还不能和中国比
㈢ 日本美国韩国英国和法国的文化产业投资体制有哪些特点
日本，美国，韩国，英国和法国的文化产业投资体制，他们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只一个人，企业老板。盈利的目的。
㈣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试论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摘要：本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国外在文化产业投资问题上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克服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办法。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
一、投资不足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与进步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投入的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源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从法律、政策与事实上确认必要与充分的投资，这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入的不足，进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三、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一）改革文化产业融资办法，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
我国金融专家汪保健、肖瑞林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大金融的介入力度，假如没有金融的全方位的介入，文化不可能真正走向产业建设。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受资金短缺制约的情况下，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加强文化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为此：
1 应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完善融资手段。在投资来源上，鼓励企业、个人、境外资金兴办文化企业。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独资、合资、合作、合营等多种途径；既可以资金方式投入，也可以土地、无形资产和技术方式投入入股；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文化彩票等方式筹措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联营股本贷款、循环贷款、产权市场上的溢价转让和拍卖、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提升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亦可大胆引进外资。
2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壁垒还比较高，民间投资进入的深度明显不足，这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我国对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区别对待。为了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广开投资渠道，笔者认为：首先，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项目，实现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让市场在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和关键作用。国家（政府）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对文化市场进行引导，再由市场引导分散的企业投资，构建众多的民间投资主体。目前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切实按照国家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特点和文化市场供求情况，将文化产业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真正确定企业是基本的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尽快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型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主要让位于民间投资。通过制定相关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与捐赠，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对文化产业的赞助。其次，对加入WTO以后，我国已承诺对外资开放的文化领域，应同时向民间资本开放，改变文化产业领域当中存在的外来资本“超国民待遇”的状况。凡外资准入的，原则上可视为允许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同时，我国对外资准入时间上的限制，不适用于国内民间资本。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现状的分析，目前应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与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制定有关的文化投资法规、章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监督实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文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文化产业投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大力推进，许多地区都遇到了文化投资的短期效益和长远回报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如何衔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担投资的风险和分享投资效益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3 合股参与，共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与文化企业等投资主体合股参与共同进行投资，不但为企业等投资主体分摊了风险，同时也在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压力。
4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对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对外商来说，投资环境是他们所最为关注的一大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实际是改善播种与收获的联系。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政府就必须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既是政府一项长期的任务与工作，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彭立勋。2003年深圳文化发展蓝皮书[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丁邦开等。科技进步的法律环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3]乐后圣。21Century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经济浪潮[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4]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5]花建。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战略的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2）。
[6]谭震。我国文化产业融资方式的创新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3，（9）。
[7]赵伯乐。浅析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产业[J].南亚研究季刊，2002，（3）。
[8]黄明哲，方良平。我国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江西财经，2002，（12）。
㈤ 关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介绍（有点急）
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时间里，几乎是一夜之间，以韩国大众流行文化为代表的“韩流”一举进占中国文化娱乐市场。“韩流”文化出口主打产品为游戏、电视剧、电影。“韩流”文化产品出口不仅为韩国赚取了大笔外汇，更为国家形象的提升立下汗马功劳。
重建国家形象
为了推动文化产业，韩国成立文化产业专责机构，将文化资产转化为创意产业，并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并从1999年至2002年先后颁布一系列扶持文化法律保障政策。韩国政府出面设立了文化产业研究生院；加强了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大型文化项目进行经济支援，成立管理投资资金的专门公司，做到专款专用；采取措施保护著作权；为缓解部分国家对“韩流”产生的排斥情绪，决定每年引进并上映部分亚洲国家的优秀影片。
推广不遗余力
韩国还设立了许多机构推广韩国文化，从组织上保证“韩流”的影响力。包括：在首尔建立“韩流发祥园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设“韩流体验馆”；由民间专家学者组建“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对出口的文化内容质量把关，防止因出口劣质文化产品而降低外界对“韩流”文化产品的信任度；对“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在韩国多个城市举办过多届“韩流商品博览会”等。通过将“韩流”输出到全世界，韩国不仅提升了本国形象，也使韩国文化在世界风行。而韩国制定的文化立国战略和一系列文化政策，更是带动了韩国各行业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收益。
㈥ 韩国文化产业占gdp
2007年，占GDP7%左右，现在肯定更高。
㈦ 问题:如何理解韩国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出台相关文化保护政策
火烧韩国崇礼门给中国怎样的启示 在中国，有句叫“敝帚自珍”的成语喜欢被人们挂在嘴边，只要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再破也会好好地爱惜。事实果真如此吗？远的就...
㈧ 韩国文化产业是怎么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首先，我个人觉得那并不是文化输出。你可以看看各个国家的文化回发展。文化产业比重答大的基本都是经济衰退的表现。像日本的那些那种电影，在日本地产泡沫之后迅速崛起了。因为产业失衡，大规模失业，只能靠那个了。国内现在走红的各种直播也是一样，确实有一技之长的人来展示才艺，但是大部分完全是搏眼球吸金。韩国的大部分明星根本不值钱，够年轻整个容就包装，这就属于泛滥。是经济倒退的产物。你看现在哪个事业有成或者在上升期的人有空做直播？所以我们要借鉴就把韩国当作反面来借鉴吧，人人事业成功，就不会产生泛滥明星和直播，而是真正的高端文化输出
㈨ 韩流的发展所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我省发展文化产业有何启示
通过韩流，不仅塑造了韩国的文化形象，也扩大了韩国的影响力。
韩流一路高歌的同时，在韩国的土地上则是汉风劲吹。在韩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创办于首尔后，至今在韩国已经发展到了12家。在只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如今有30多万人正以各种方式学习中文。汉语水平考试在韩国已经举办了14年，韩国考生于2007年再创纪录达2。4万人，居世界第一，占海外考试人数的67%。汉风劲吹的另一个表现是到中国旅行的韩国人日益增多，2007年已超过400万，包括商务、观光、探亲等。大批韩国人学习汉语，到中国旅行，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汉风的影响将更具潜力。韩流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为韩国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汉风则尚未在文化产业上形成优势。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韩流不仅是韩国文化产业的集中体现，更是韩国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缩影。韩国宣布，要把韩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由1%增加到5%，而且要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而最终目标就是要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的强国。同时，韩国政府认为，不应该把韩流现象当作单纯的文化传播，而要使之成为亚洲的代表文化。可见，韩国政府已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彰显了发展文化产业和提高文化影响力的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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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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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韩流
香港韩流
台湾韩流
内地韩流
日本韩流
韩流服饰
韩流影响
㈩ 请问韩国文化在其经济中所占比重。
妨比较一下香港的影视业和韩国同业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八年前，韩国和香港一样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韩国政府几近破产。也就是在一九九八年，韩国开始调整文化发展政策及战略，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确立了「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来建立新时代的时候」（韩国文化观光部长语）的宗旨，采取一系列策略，使韩国影片的外销额一下子在几年内增长了几十倍。像《大长今》之类在香港引起轰动的韩剧不仅给韩国带来丰厚收入，而且传播了韩国文化，使韩国成了亚洲的「文化输出国」。反观香港的影视业，八年来步履蹒跚，业内人士抱怨更多的是盗版及非法下载影响影视业发展，其实，看看同在亚洲的韩国，就会受到深刻的启示。非独影视业，韩国的经验值得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认真思考。
韩国人经略海外之踵
作者：赵博渊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7-09-13 浏览：7802
8月13日，从阿富汗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7月19日被绑架的23名韩国人质中的两名女性——金智娜和金庆子获释。塔利班声称，现在发球权转到了韩国政府手上，希望韩国能够说服阿富汗当局释放被囚同伙。
这既是好消息，更是个坏消息。人质获释固然是好事，可塔利班眼巴巴地把赌注全押到了韩国政府身上却让人难以乐观起来。至少，这对于仍未获得自由的19名人质绝非福音。从事发至今的种种迹象来看，韩国并没有能力对阿富汗当局产生多少有效影响。假如塔利班吊足了胃口却未见成效，难保不会狗急跳墙。
被魔盒殃及的信徒
当韩国人质事件发生时，笔者一时也难以相信。因为以往阿境内也发生过绑架外国人事件，但被绑人数通常是三两成群，多半是些战地记者和援建工程人员。而且，每次绑架事件的间隔期也越来越长，恰恰说明塔利班绑架外国人质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为继。现在居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东方面孔的人（多数为女性）在没有武装卫护的情况下被绑，一是说明这些人掉以轻心，二只能说是塔利班进行了精心筹划，对人质行动路线了如指掌，部署也比以往更严密。
更值得说的是韩国人质的身份。与之前的受害者不同，韩国人质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其中，有包括已被杀害的裴亨圭、沈圣珉在内的3名专业神职人员，其余人员皆为普通信徒兼援阿义工。有人认为，韩国人质被绑架乃至被杀害完全是因为跑到阿富汗策动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缘故，并将之上纲上线到宗教冲突的高度。窃以为这基本上是个伪命题，否则，这些年惨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人员又该作何解释呢？在恐怖分子看来，被绑架人质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现实利益。
之前就有多名美国人质在伊拉克境内被杀，但那并不能让美国回心转意，放弃反恐战争。所以，塔利班改变策略，改而向其他盟国下手。今年3月的意大利人质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就软磨硬泡，最终迫使阿富汗政府释放了5名塔利班重犯。这其中就有塔组织南部区的最高指挥官曼苏尔·达杜拉，他也正是7·18德国人质事件和7·19韩国人质危机的策划者。看来，作为当事人的他正是从自身经历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灵感。
可以说，意大利人质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23名韩国京畿道泉水教会的信徒不过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罢了。在塔利班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绑票阴影下，韩国义工无辜得可比那窦娥还冤。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人质自身就毫无责任。从人质出发前在仁川机场的合影中的一副快乐表情看，他们更像是要前往欧洲度假，这恰恰说明他们的麻痹心理：阿富汗局势比伊拉克相对安定些，去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再联系起在伊拉克曾有7名韩国牧师被绑架后获释，阿富汗政府去年夏天曾将1000多名参加和平集会的韩国人驱逐出境一事，与其说人质们不畏艰险，更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
人质之外，韩国政府、泉水教会以及韩国人的国民性也都要分担部分责任。首先，人质当中，正规的专业神职人员寥寥3人，基本可归入民间组织，而对于民间组织的海外活动，韩国外交通商部早在2004年6月金善日事件（金善日在伊拉克为替美军供应食品的韩国佳纳贸易公司当翻译，业余充当“在阿拉伯服务的传教士”，被恐怖分子绑架5天后遭斩首）后就有过规定，特别要求普通国民不要前往战争地区，那么现在这么多人置身危险地区，就要追究海关等方面的渎职责任了。
其次，从23名人质的领队、已故的裴亨圭牧师生前的日记内容来看，此次赶赴阿富汗属于半传教、半援助性质，希图借助无私的援助给苦难中的阿富汗民众带去上帝的福音。冒险传播信仰固然精神可嘉，但这是专业神职人员的分内之事，又何苦把普通信徒也捎带上？教会组织这样做，是否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不择手段？最后，尽管泉水教会已经公开道歉，韩国媒体也努力淡化人质的宗教色彩，然而，一个残留的疑问是，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且不乏虔诚者，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本无基督教传统的东方国家遭遇不测？这跟韩国人的国民性是否也有一定关联？
大国意识的扩张
因为韩国传教士并非第一次遇险，而韩国政府也没有出台更多的限制措施，这当中一定有一种国民舆论在支撑，所以不妨把人质危机放到整个韩国对外交往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从表面上看，传教只是单纯的宗教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宗教复制移植还会带来一些副产品：传教国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譬如公元7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中亚的扩张浪潮不但带去了宗教，更把异质的阿拉伯文明植根于这些地区。直至今日，阿富汗人的姓名仍旧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而在此之前，阿富汗人信奉的恰恰是温良平和的佛教。
再转到基督教上来看，绵延300年的十字军东征反映了欧洲文明早年的血腥扩张；大航海时代耶稣会士在全球范围内的游走背后折射出的是西班牙的全球殖民霸权；19世纪对东方进行渗透的西方传教士中尤以最强大繁荣的英、德籍人士为主。不知在今天的韩国政商两界精英眼中，传教士是否也是韩国人道德感的源泉之一和韩国商品的义务推销员？
在偏执和不宽容等特点上，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谓五十步笑百步。欧洲宗教改革过后，更为世俗的新教统治了欧洲的多数强国，基督教内发的扩张性因世俗化而日渐消退。进入近代，基督教更是逐渐降格为本国世俗政权对外扩张的补充，一般都是搭着大国崛起的便车才重新抬头，并且，传教活动规模越大，自发性越强，越能折射出所在国大国意识的膨胀。
韩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初次接触基督教还是300年前的事。后来，由于频繁的民族苦难导致信仰缺失，再加上美国传教士的执著和友善，韩国的基督徒在日据时期和韩战过后两次剧增。时至今日，韩国基督教信徒约18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加上天主教则已突破50%。韩国已继菲律宾和东帝汶之后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韩国儒家的社会底色。至少，在反映韩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影视剧里，韩国人的言谈举止还是遵循儒家法度。
不过，古往今来的例子说明，一个民族最容易对它新接受的更高级的信仰或文明着迷，并且不遗余力地要外族来分享它成长的秘密和喜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西方传统的扩张道路是一例，如今摆脱苏联近半个世纪铁幕统治，改习美式民主政治的东欧国家对美国以推广自由民主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戮力支持，也是显例。像大韩民族这样的经历了惨重的战争和分裂创伤，一半国民以为经济奇迹是建立在耶稣信仰之上的民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传教的急先锋，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略海外之踵
在韩国60年当代史上，除了贸易，其对外输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样：1960年代派往越南的韩国军队，1970年代远赴中东的建筑工人，以及1990年代开始风靡的文化商品，即中国人俗称的“韩流”。再加上近年来兴起的宗教输出，其演进趋势经历了一个由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到精神，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这几乎是任何大国对外扩张所遵循的三部曲。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罗马曾征服世界三次，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英国和美国的成功崛起也大致佐证了这一定律，为什么当韩国重走这段老路时，还刚刚迈出第二步，就遭受到国人异样的眼光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对韩国的现状做个全面扫描。
还在5年以前，韩国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尤其是它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迅速恢复更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也就是从那时起，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成为了韩国由朝到野的共同心声。然而，在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却迎来了“失去的5年”。
韩国《朝鲜日报》每年岁末都会组织国民用四字短语来概括一年当中韩国的种种得失，从这5年的总结语来看，似乎都昭示韩国正处于低迷压抑的状态中：由于近年来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和韩国在半岛日益边缘化，再加上卢武铉执政失当导致内政陷于空转，韩国的政治外交角色正逐渐被朝鲜取代；由于本国经济结构失调以及劳动力价格居高难下，国内投资持续低迷，资本外流到中、越等新兴经济体，这反过来又造成国内失业率增加，韩国经济也在遭受台湾人所说的“空洞化危机”；在文化上韩国曾一度创造了《大长今》的收视奇迹，日本女性甚至把择偶标准概括为“首尔男人”。
然而好景不长，自2006年开始，作为韩国文化输出最重要载体的韩流也遭遇了寒流——首先，韩流本身属于流行文化，缺乏底蕴，时间一长，难免发生审美疲劳；其次，现实当中韩国的种种做法惹人反感，令人进而对韩国文化产生抗拒情绪；最后，韩国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辐射地带也限于东亚，很难想象一个阿富汗人能够深刻理解韩剧中的前辈可以对晚辈动辄打骂竟也合乎社会伦理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韩国的低迷状态充斥于各个领域，汉江神话正在逐渐泡沫化。
一个国家的扩张所依托的无外乎硬实力和软实力。论硬实力，韩国近年来呈现衰退迹象，更因朝鲜核武器出现而贬值。论软实力，韩国既不能向周边树立其制度范本，在文化上也后劲不足，乏善可陈。试问，一个在文化上先进而充满自信的国家又哪里用得着到处刨人祖坟，把端午节等邻人之物冒认为己有？更哪里犯得着用刀笔对本国历史实施跳跃式的延长和粉饰呢？这恰恰是一个文化弱者自卑心理的体现。
既然文不足以折服友邦，武不足以威慑强邻，除了祭出低成本的宗教旗帜，韩国似乎也没有可用之物了。有趣的是，即便是传教士肩上扛的十字架也非身土不二的“Made in Korea”，而是大洋彼岸的舶来品。然而，比起那些始终局限半岛之内，难得其门而出的国货，基督教好歹还具备更为广泛的普世价值，而价值的普世性恰恰正是大国扩张得以兼容于异国的必要条件。问题是，这个并不正宗的基督教传播者，居然因为政府外交路线的错配，而得不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美国的外交支持。美国答应可以武力解救人质，但就是不允许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换囚”交易，这显示在美国的反恐天平上，传教不过是次要的事。而韩国人在阿富汗这个敏感地点被绑，与美国的利益发生间接冲突，就难免要举国痛悼了。
看来，韩国来做传教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可基督教底子并不深厚的韩国民众还真舍不得他们的孩子牺牲在异国他乡，而韩国的外交资源也还投送不到阿富汗那么偏远的地方。于是，既贪其名，又虑其害，转而怪责美国薄情寡义，实在是他们走不出也躲不掉的鬼打墙宿命。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整天魂牵梦萦“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