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发展效益明显提升

⑴ 未来十年中国的十大热门行业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棉言麻语，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精彩资讯分享给你。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未来十年中国十大热门行业有哪些？哪个行业最吃香？

未来十年中国十大热门行业：财务规划师，人力资源经理，电子商务工程师，网络营销，网络媒体高级编辑，企业高级规划师，公关经理，游戏，动画设计工程师，公务员，职业规划师， 律师 。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第四 职业顾问的职业门槛很高。它需要结合市场信息研究能力，职业规划，个人职业评价，心理研究等专业知识。它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相关的专业教育和工作背景以及各种行业。人才需求众所周知。

目前，国内注册律师远没有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法治的要求。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加强。资产重组，兼并重组，以及大量中小企业的涌现，会增加很多法律事务，对律师的需求会迅速增加。

⑵ 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有哪些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强合作社人员培训，各级财政给予经费支持。

将合作社纳入税务登记系统，免收税务登记工本费。尽快制定金融支持合作社、有条件的合作社承担国家涉农项目的具体办法。

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让农民更多分享加工流通增值收益。

中央和地方财政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对农户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基地建设、质量检测。鼓励龙头企业在财政支持下参与担保体系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龙头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

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技能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纳入相关就业政策支持范围。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

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对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要提供临时救助或纳入农村低保。同时，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

(2)农村产业发展效益明显提升扩展阅读：

惠农政策补贴

农业部发布《2014年国家深化农村改革、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50项政策涵盖种粮直补、农机补贴、产粮大县奖励等多项支农惠农政策，其中仅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补贴等四项补贴资金规模达到1600亿。

以2014年明确的资金数和2013年基数统计，四项对农民的补贴金额为1638亿元。除了对农民直补，中央财政每年会对产粮产油大县实施奖励政策；

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产粮(油)大县奖励320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奖励力度，对产猪大县的补贴预计也会达到2013年35亿的规模。仅以上这几项资金，就达到2000亿的规模。

根据公开资料，我国用于农业补贴的资金从2002年的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000多亿元规模，随着各种补贴政策的完善，补贴资金还会进一步增长。

参考资料：惠农政策-网络

⑶ 怎样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问题重述：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形势?
问题解答：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上半年经济增长11.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2%，涨幅呈现上升势头。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看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要全面地看，不能片面地看，防止出现以偏概全
这一轮经济增长，从2002年底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了10%或略高于10%的增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没有出现大的起伏。今年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增长11.9%，经济增幅基本在1个百分点的区间内波动。二季度经济增速加快，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比预期要好，近期IMF已将今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从4.7%调高到5%。加之部分企业对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的提前反应，抢在7月1日前突击出口，使二季度贸易顺差增加较多。下半年随着异常因素的消除或减弱，出口增速归于正常，从年度看，增长有望回复到正常水平。
近五年，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波动较小的时期。其间，我们克服了“非典”的冲击，消除了国际市场原油和部分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不利影响，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经济总量从2002年的12万亿元跃升到20万亿元以上，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应该说，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
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四年多来，国际市场原油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暴涨，原油价格从2003年海湾战争前的25美元/桶左右，跃升至70美元/桶以上，平均价格水平超过了60美元/桶。其它初级产品价格都程度不同地上涨。影响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年均上涨4.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年均上涨7.6%，而居民消费价格年均只上涨2.1%；核心CPI基本稳定在1%以下。2004年CPI的短期上涨，今年5、6月份CPI的上涨都与农畜产品的价格波动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对我国传导性影响，加上去年肉价偏低，导致生猪存栏、出栏下降。今年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后的核心价格指数仅上涨0.9%。因此，价格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且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在回落。总起来看，总供给、总需求关系并没有发生突变。回顾1973年和1982年两次石油危机对当时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冲击，对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宏观调控必须高度重视的目标之一，在一个13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尤为重要。2003年至2006年，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空间，四年内城镇新增就业近4000万人。今年以来，我国在面临就业高峰压力比较大的形势下，就业人数仍不断增加，就业形势继续向好。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已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70%；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6%；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4%。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就业增加，为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打下了稳固的基矗
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十分重要。从2005年开始，我国贸易顺差明显增加，并呈继续发展的态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汇率弹性，两年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8.6%左右。同时，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开征出口税，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促进进口。全面清理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放宽居民、企业用汇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我们既要看到贸易顺差持续增加是我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综合表现，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劳动力就业，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减少贸易摩擦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当前我国贸易顺差增加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客观反映，也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看，一些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都经历过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美国在1874至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是顺差。德国在1952年至2005年连续54年保持贸易顺差，日本从1981年以来连续25年顺差。需要特别重视的是，要充分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综合考虑我国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就业压力比较大等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关系中，求得协调和平衡。
总之，2003年至今的宏观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物价基本平稳、就业增加较多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矛盾，有的已经有效缓解，有的正在采取措施，形势是好的。
二、判断经济形势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条件和基础上，要看到多年来特别是过去四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带来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不能静止地看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消费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明显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过去四年来，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40.5%上升到43.1%，采掘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轻纺工业相互促进，快速发展，投资大幅度增加，仅制造业投资就有9万亿元左右，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制成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还形成了大量出口能力。与之相适应，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明显加强。四年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增加2.6亿千瓦；铁路营业里程增加0.5万公里，而且随着提速，总体运能增加；公路里程增加169.2万公里，特别是高速公路增加2万公里，综合运输体系的协同效应明显增强。煤电油运紧张状况明显缓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基本消除，使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不断释放。
进入新世纪后的这几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过去四年，城镇化率由40.5%上升到43.9%，城镇人口新增7494万人，年均增加1874万人。城镇人口和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有效扩大了社会需求，既包括城市教育、医疗、交通、通讯、食品等一般消费需求，也包括城市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需求。这些需求都扩大了市场的容量。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明显增强了要素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保证了要素成本没有过快上升，提高了总供给能力和水平。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过去四年，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矛盾逐步缓解。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断健全，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贷款下降，内控能力增强，银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股权分置改革卸掉了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包袱，直接融资能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力、支撑力、带动力增强，盈利能力提高。与此同时，非公经济快速发展，活力增强。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四年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9.8%。累计引进外资2374亿美元。对外开放度明显扩大，这一方面有效增加了总需求，也改变了需求结构；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总供给能力。在我国出口总额中，2006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58.2%；进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占比达到59.7%。
过去五年，是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既有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从今年情况看，世界经济增长比预期的要好，预计将达到5%。美国经济增长有望在2.2%左右；欧元区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全年经济增长将接近2.3%；日本经济快于上年，全年经济增长大约在2.3%左右；亚太、东欧、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大体接近上年的增速。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提高的外部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四年多的快速发展是总需求水平不断提高、总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的结果；是不断克服发展中的矛盾、消除发展瓶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潜力不断释放的结果。
三、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只看增速，还要看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民生等方面的改善情况。要从综合的视角看，不能孤立地看
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是近几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今年以来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协调性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初步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的幅度收窄。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快于东部地区。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生产增长19.1%，比东部地区快1.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19.7%，比东部地区快1.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35.6%，比东部地区快13.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30.2%，比东部地区快7.9个百分点，呈现出东部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轻重工业比例有所改善，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生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上半年，重工业生产增长19.5%，轻工业增长16.4%，重工业生产增速快于轻工业3.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缩小0.9个百分点。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20.1%，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继续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在连续三年保持20%左右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26118亿元，同比增长30.6%，比上年同期加快8.6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加快3.9个百分点。企业实现利润在连续五年保持20%以上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9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76亿元，增长42.1%，同比加快16.6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改善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明了经济发展的成就。过去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2%和6.2%，随着就业增加，工资水平提高，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2%，增幅高于上年同期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同比增加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4个百分点，高于一季度1.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长态势。此外，社会保障事业继续得到加强，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人数继续增加。
总之，尽管经济运行中一些领域、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问题，但从全面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一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过去四年多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及时的、必要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取得了积极成效。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还比较突出，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比较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的压力；食品价格的上涨受畜产品生产周期及国际粮价影响，近期难以回落，价格上涨压力还比较大；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消耗较多，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短期内还很难根本缓解。对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扎扎实实、不折不扣地贯彻好、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使国民经济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
发改委报告：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仍应稳中偏紧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再次呈现增长“偏快”的趋势，宏观经济运行再次面临由“偏快”向“全面过热”转化的风险。在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又出现通胀压力有所加大、资产泡沫由房市向股市蔓延等新问题。在持续紧缩的宏观背景下，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运行出现反复性“偏快”的根本症结在于持续性流动性过剩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张，两股强大力量的结合给宏观调控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有效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未来一段时间，应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重点运用利率政策，抑制投资及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同时，要把节能降耗作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适当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发展。
——谢伏瞻：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问题补充：详情可以参阅《2011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一书，该书由科技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编辑。
希望采纳

⑷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⑸ 关于株洲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株洲市改革发展进程阶段性特点比较明显，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阶段。即从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一阶段主要以农村和农业改革为主。1983年“南四县”划归株洲市管辖后，通过6年的大力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建立，全市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127万吨增长到1984年的162万吨，年均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99元增加到1984的400元，年均增长26.2%。这一阶段全市GDP年均增长8.7%，短短6年时间，全市GDP总量接近翻番。

第二阶段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即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标志着改革的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和工业，全市从此掀起了一场城市和企业改革热潮。株洲市因国有企业众多，被国家列为“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期间国民经济得到较大地发展。虽然1988-1992年期间市场物价出现了较大波动，但全市经济年均增幅仍然保持了7.9%，1992年经济增幅高达16.7%，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三个增幅超过15%的年份之一。到1992年全市GDP达到74.4亿元，8年时间GDP总量再次实现了翻番，与1978年相比，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多。

第三个阶段为“初步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即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初步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市场经济主体得到了迅速壮大。特别是1992年国务院批准株洲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场前所未有经济建设从此拉开了序幕。从1992年到2000年的8年里，全市GDP总量先后突破100亿元、200亿元大关，到2000年全市GDP达到285.4亿元，为1992年的3.84倍，年均增幅为11.8%，较前两个阶段增幅提高了3-4个百分点，其中1993年增幅达到了18.3%，为改革开放30年来增幅最高的年份。

第四个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即从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党的制定的“十五”计划发展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路子，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入新世纪后，经济总量一年一个台阶，连续7年超过两位数增长。2007年全市GDP总量突破700亿元大关，达到751.3亿元，为2000年的2.63倍，年均增幅为12.1%，为改革开放30年来增幅最快、效益最好、质量最佳的一个发展阶段。

二、株洲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株洲市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极大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对外经济日趋活跃，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1、经济总量不断做大。30年来，株洲经济总量增长了54.6倍，翻了近6番，2007年全市GDP总量达到 751.3亿元，年均增长10.1%，比全国和全省快2-3个百分点。从全市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看，四个阶段分别为8.7%、7.9%、11.8%和12%，经济增长平稳，处在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全市人均GDP由1978年的469元增加到2007年的20387元，年均增长9.1%。在2006年全国百强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列第56位，跃居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之首。

2、财政收入大幅攀升。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财政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2.27亿元增加到2007年67.6亿元，增长28.8倍，年均增长12.4%，其中，一般预算收入37.6亿元，年均增长14.4%。全市财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由“取国家之财”向取“众人之财”的转变。国有经济对财政收入的的贡献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7%，逐步调整到目前的40%，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及个体经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已上升到60%。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58.8%提高到2007年的80%，财政收入质量得到了质的提升。2007年全市人均财政收入为177元，财政收入总量和人均财政收入指标均居全省第二。2007年全市财政支出73.7亿元，为1978年的33.5倍，年均增长12.9%。目前全市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科文卫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已占财政收入支出的60%。

3、人力资源充分利用。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劳动就业环境得到了全面优化和创新，呈现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趋于合理的特点。2007年末，全市从业人员达216.2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196.1万人，年均增加6.8万人；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比重从1978的58.3：24.3：17.4调整为2007年的39.3：28.9：31.8。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

（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增长质量稳步提高

1、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全市通过确立“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定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城乡结构趋于合理。三次产业比例由1978的 33.7：50：16.3调整为2007年的12.9：52.7：34.4。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2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提高2.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18.1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66.3%上升到2007年的87.1%，形成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2、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2007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404.2亿元，已占到GDP总量的53.8%，比1978年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其中非公工业已占到全部工业的58.2%，非公贸易占全部贸易81.2%，非公投资已占到全社会投资67.5%，解决二三产业就业人员131.3万人，占全社会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73.1%。

3、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高。随着“两个根本转变”、“五个统筹”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针政策的先后提出，全市在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正逐年得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煤电运等瓶颈制约进一步缓解，现代服务业不断得到发展，节能减排成效明显。2007年株洲市GDP能耗为1.496吨标煤/万元，比2005年已下降7.65%，年均下降3.75%。

（三）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社会商品极大丰富

1、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全市农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4.5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 96.6亿元，增长21.2倍，年均增长5.53 %。1994年醴陵市成为全市第一个成建制过吨粮的县级市。1995年全市170万亩双季稻田平均亩产达到1024公斤，株洲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季稻亩产成建制过吨粮的地级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的1号文件，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到2007年，全市粮食产量达188.3万吨以上，比1978年增长71.1倍，人均产量比1978年增长15.8倍；出栏生猪487.3万头，比1978年增长24倍，人均产量增长5.35倍。到目前为止，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000余家，加工产值近60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78年7.7万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 190万千瓦，增长23.7倍。

2、工业经济快速增长。2007年，全市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800亿元，为1978年的65倍，年均增长15.5%；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7.6亿元增加至2007年的1063亿元，增长60.4倍，年均增长15.2%；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6.14亿元增加至2007年的347.1亿元，增长91.3倍，年均增长11%。全市有规模工业（年销售收入过500万元）1111家，其中产值过10亿元的企业11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92家，产值过5000万元的企业181家。株冶集团成为全市第一家、全省第七家年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2007年产值达到150亿元，较1978年翻了近7番。全市已形成了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服装、陶瓷、烟花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2007年全市工业增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为45.1%，居全省第一，工业创造的税收占全市税收70%以上，工业就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40%多。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株洲市新型工业水平稳步提高。在2007年全省新型工业化考核评比中，株洲市荣获全省第二名，新型工业化水平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3、第三产业长足发展。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2.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58.4亿元，增长117.4倍，年均增长12.4%。其中2007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增加值为43.1亿元，年均增长11.7%；批零贸易餐饮业增加值为67.9亿元，增长85倍，年均增长12.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为10.2亿元，增长36.4倍，年均增长8.6%；房地产业增加值为24.2亿元，增长268.9倍，年均增长15%。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公共服务等其它服务业也迅猛发展，各种新兴服务业应运而生，2007年增加值达到113亿元，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3.3%。

（四）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72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完成投资500多亿元。近年来，围绕“双百”城市发展目标，按照“东提西拓，合拢三角”的总体思路，大力实施城市发展带动战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07年全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7平方公里，比1978年扩大了1倍多；2007年城镇化率为47%，比1978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全市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园林绿化城市、综合治理先进城市等光荣称号。

（五）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2007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03元，比1978年增长了33倍，年均增长12.9%；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044元，比1978年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14.5%。2007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0797元，比1978年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13.1%。2007年，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2.9%，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和42.8%。2007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7.6亿元，比1978年增长133.4倍，年均增长18.3 %。2007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22.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55.9平方米。2007城市居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64部，家用电脑49台、照相机44部、家用轿车4台；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摩托车68辆、电冰箱41台、移动电话119部。改革开放短短30年，城乡居民家庭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

（六）对外开放成效显著，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1、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全市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 0.54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0.95亿美元，增长19.3倍，年均增长10.9%。2007年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发展到180多家，出口产品主要以机电产品、有色金属、硬质合金、陶瓷烟花和精细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国家和地区扩展为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北美等在内的 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达13.2亿美元，到2007年全市有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100余家，注册资本20多亿元。

2、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以市场为取向的各项改革。累计投入30多亿元，对省、市和县属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前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及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全面完成。61家市属工业企业完成改制，引进资金28亿元，置换资产17亿元，安置职工6万余人。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投资、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形成。

3、和谐社会稳步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空前加大。2007年全市城区、县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530元/月和460元/月，城乡低保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12.7万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足额发放。新农合覆盖农业人口257万人，平均参合率达87.9%。全市初中升高中学生比例为80%，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全部免收学杂费。全市拥有国家级技术（工程）中心7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2.4%。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7%。投资6亿元的市体育中心胜利建成，有一批优秀运动员在国际、国内赛事中夺得奖牌。2007年市区空气良好天数达到316天，湘江株洲段水质保持三类标准，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下达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目标。

三、株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30年来，株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骨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回顾。

一是坚持从市情出发，走特色发展之道路。立足实情，量力而行，稳定发展，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株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根本的经验。株洲市历届班子都充分认识到株洲的工业优势、人才优势、区位优势，在准确把握形势和民意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确定“产业兴市、科教先导、城镇带动、文化提升”四大战略，带领全市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株洲实际、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科学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株州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一切。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两型社会”实验区的历史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对市情的认识，研究制定适合株州实际的经济发展思路，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坚持改革开放，走富民强市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民巨大成就，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30年来，株洲经济总量翻了近6番，年均增长10.1%。这就充分说明：改革开放是振兴株洲、发展株洲之路。改革开放不单是经济社会的开放，更多地是思想观念的开放。在推进跨越发展、构建和谐株洲的进程中，就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法宝。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敢于打破旧的，勇于接受新的，善于创造好的，加快发展和谐株洲的新视野，新理念，新举措就会层出不穷，国民经济就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走和谐发展之路。株洲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通过大力发展“两型产业”，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争取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交通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文明城市”等目标成功，让株洲更美；继续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工作目标，加快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让株洲更和谐。

改革开放30年，是株洲辉煌的30年。随着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株洲将站在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平台上实现科学跨越发展。全市人民将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保二争一”工作目标，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力争到2010年，完成“四个一”目标（即市区人口达到100万人、建成区面积100平方公里、财政收入100亿元、经济总量1000亿元）;到2012年，提前实现全市人均GDP比2000年翻二番目标，GDP总量达到1500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50亿元；到2020年，按“两型社会”要求，把株洲建成一个开放、文明、富裕、和谐的特大城市。

⑹ 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我国的第一产业明显落后,第二三产业明显提高了它的地位,由此,你想到了什么

答: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应该大力加强科教兴国战略

⑺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⑻ 电线电缆的行业发展

电缆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1.
行业发展态势
电线电缆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重要的配套产业之一，应用于电力、铁路、轨道交通、煤炭、石油、冶金、建筑、通信、船舶、汽车、国防等领域，是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电线电缆行业成为我国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行业。“十五”期间，中国电线电缆制造业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电线电缆总产值已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电线电缆生产国
支撑线缆行业持续发展的利好方面:
(1)“十二五”期间就将进行的智能电网改造，长江三峡水电站及西部水电站的建设，西电东送和全国统一网的形成，核电建设，给架空线、电力电缆和核电站电缆发展带来机遇;
(2)根据我国长远规划，我国的通信事业继续大力发展，将促进通信电缆及光缆的持续发展;由于光纤应用的日益普及，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城域网、接入网和驻地网等光纤用量明显增长，通信行业“光进铜退”的态势愈发明显，我国光纤光缆市场近三年来需求年均增幅在20%以上。我国3G牌照发放以及FTTH(光纤到户)和NGN(新一代网络)的发展必将会进一步拉动通信光电缆市场需求
(3)建筑工业在21世纪初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给建筑用线及其电气装备用线缆带来较大商机;
(4)汽车工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汽车用线及漆包线获得快速发展;
(5)我国铁路装备水平的提升，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电气化机车铜合金接触线、机车车辆用
(6)线、绕组线、专用光缆、数据传输电缆等提供了市场;
(7)舰船及海上石油开采的发展将给船用电缆带来商机，同时船用电缆的更新换代也将提速。
2.
行业企业形态
电线电缆行业的整体集中度不高，且产品技术含量较少，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国有企业呈逐步退出状态，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已经成为电线电缆行业中最重要的力量。以资产计算，国有经济成份仅占15%，三资企业占近25%，而民营经济成份达60%以上。在电线电缆行业销售收入前十名的企业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华东地区成为电线电缆产业最重要的制造区域，占全国50%的资产和产值形成60%的销售额，并赢得行业70%的利润额
我国电线电缆企业数量众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个数为3399家，更小规模的企业则更多。电线电缆行业生产集中度低，最大的企业所占的市场分额也不过在2%~3%。前十名线缆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不足15%。行业品牌影响力薄弱，真正能够在国家重大项目上具有中标能力的只有50多家(注:《2008年中国电线电缆制造产业研究报告)。上上电缆2008年完成的销售额70亿，占电力电缆5600亿总规模的1.25%。
光缆生产企业与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不同，市场生产集中度很高。国内生产规模前五名的光缆生产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60%以上(注:摘自第三届中国通信光电线缆产业高峰论坛暨中国光纤光缆三十年大会会议纪要
2007年9月16日于浙江富阳)，现在，我国具有年产近2000万公里光纤的预制棒生产能力，年产近4000万公里光纤生产能力，年产近4000万芯公里的光缆生产能力;具有近百家光纤光缆、设备制造、材料生产企业，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在生产出口产品。

⑼ 畜牧业养殖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各类生活资料的需求也被激发出来。与之相应的畜禽养殖产业也由散户小规模养殖的方式转变为规模化的集约养殖模式。规模化养殖能够明显提高养殖效率，并且可以在相同时间内为养殖户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与此同时，畜禽大规模养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基于此，广大养殖户朋友在改变养殖模式的同时，应当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预防和治理。以此，保证经济效益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健康相互平衡。

1、位置迁移破坏生态环境

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养殖过程中改变养殖地区以及缩减养殖面积，造成污染扩大和养殖粪污无法有效处理，继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2、使用各种饲料添加剂和生长促进剂

为了避免畜禽发病，造成养殖损失；为了缩短养殖周期、降低养殖成本等，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等增强畜禽免疫力的做法相当常见。而过量的抗生素类物质残留在肉蛋类产品中，直接导致人类的身体免疫力降低、各种致病性细菌病毒的耐药性提高。

有统计显示，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总量90%用在了食源性动物身上，致使细菌耐药性和药物残留等问题日益突出。

一、国家在行动

1、我国已制订《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要提高抗菌药物科学应用与管理水平，遏制细菌耐药发展与蔓延。同时，国家农业农村部正式出台全面“禁抗”决定。

2、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第194号，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

3、我国也在加大科研力度组织实施重点攻关，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维护食品安全。

二、治理畜禽养殖----我们能做什么？

“饲料中全面禁止添加抗生素，这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动物营养与保健，调整饲料营养设计，选用新型绿色添加剂产品。”刘宗平说。

而提高养殖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改善养殖环境、建设“替抗”方案等，是降低饲料“禁抗”后对养殖业的影响，为人们提供质量好又安全的绿色食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最有效途径。

1、发展科学的养殖技术

不得不说，畜禽养殖是一门技术活！例如：养羊需要抓好秋膘及时配种；养鸡需要强制换羽并进行整群；养猪需要紧抓疫病防控等等。

科学养殖及关键在于（可能不全面，希望您的补充和指导！）：

（1）科学选址

适合养殖的场址，能让养殖事半功倍！既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又便于养殖粪污处理、养殖产成品销售！

（2）改进饲料配方及加工方法

畜禽只有吃的好、吃的健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育肥效益、降低畜禽发病率等。

现阶段，国内主推的秸秆饲料广受追捧。究其原因，大家看看本号以往的文章便可得到答案！（微生物发酵秸秆饲料）

（3）优化养殖环境

许多的畜禽常见病都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的温度、湿度、风、光照、空气质量等因素导致的。例如：低温过低导致的雏鸡拉稀；

（4）科学管理养殖密度和周期

养殖密度是一定养殖空间内所能容纳的生物量的红线范围。超过这个限度，则养殖效益和投资成本成负相关！

（5）运用有效的生物调控技术

养殖环境绿化、物种多样化等，是近些年逐渐发展起来的有效的生物调控技术，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调控机理应用和发展的。我们在常规的养殖和种植过程中可以多多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发现，及时更新自己的养殖技术体系。只有这样，广大养殖户朋友的养殖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同时，根据一定区域内的实际情况，适时适当的建立完整的养殖制度。让养殖效益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

2020年的一场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步伐，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创造更多可能的开始！

无抗饲料时代的到来，必定是绿色养殖、绿色农业发展的最好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