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自由與責任

『壹』 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教訓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主要包括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和現代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沖擊和國內官辦工業(包括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1．鴉片戰爭後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工業化的啟動：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向中國傾銷商品，並非法開辦企業(這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工業)。19世紀肋年代，地主階級洋務派應對時代的挑戰，開始了一場包括創辦新式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在內的洋務運動。同一時期，中國的民族工業產生。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認識：洋務運動的歷史功績，在於它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中國雖然在明清時期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但沒有出現工業革命。洋務運動通過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引進了大機器生產，為中國創建了近代的采礦、航運、鐵路和通訊事業。19世紀六
七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它的產生，一方面受洋務運動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國資本主義影響的結果。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擴大了商品市場，形成了勞動力市場，也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貨幣財富，從而客觀上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准備了一定的條件。
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生產方式來看，中國既有封建生產方式，也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國開始融人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中，半封建社會形成。外國資本主義與本國封建勢力相勾結，共同壓迫民族資本主義，阻礙了中國近代
化的發展。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政治上看，中國產生了資產階級這一新的政治力量，他們開始領導中國人民與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進行斗爭，中國進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民族資本企業產生於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多數為一些地主、官僚、士紳、商人、買辦投資創辦；②這些企業主要限於輕工業和小規模的機器修造及采礦業，而且投資較少，規模較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這些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經濟較早解體的上海、廣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鄰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與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既有矛盾，又有聯系。
2．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曲折發展：《馬關條約》簽訂以後，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獲得了初步發展，辛亥革命之後有了比較快的發展，1912—1919年出現了民族工業「短暫的春天」。此後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為尖銳復雜的歷史環境下艱難地進行。這一時期還產生了官僚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工業經濟。
認識：近代前期中國民族資本工業雖然有較大發展，但它在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點有：①民族工業的發展以輕工業為主，小工廠多，大工廠少，表明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還比較薄弱，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②中國的民族工業雖然較前有了比較大的發展，但仍然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③中國的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暫時放鬆對中國壓迫的空隙發展起來的，因而這種發展只能是暫時的、畸形的。有的工業產品服從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需要，反映·了它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性。大戰期間民族工業興旺的景象，只是曇花一現。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為同一時期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也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化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條件。
中國近代工業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進行的，與歐美各國的近代化相比，具有如下特點：①近代化不僅受到內部封建保守勢力的抵制，還不斷遭到外部資本主義列強的傾軋、排斥和摧殘，發展緩慢，歷經曲折；②近代化一開始是由地主階級中的洋務
派領導的，官僚買辦階級在中國近代化啟動時期扮演過微妙的角色，資產階級始終沒有真正掌握過近代化的領導權；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技術、人才和思想的准備不足，它的推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間自發創辦近代企業為先導，通過自由競爭發展資本主義，而主要是依靠政權的力量，以官辦軍事工業為起點，從軍需到民用，從國營到民營，從重工業到輕工業；④發展畸形，近代工業的產業結構不協調、不配套。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很小，重工業特別是鋼鐵、機械、電力、石油等工業尤為微弱；地區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於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
3．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後，經過三年恢復，工農業生產達到或超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的「一五計劃」的完成，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從1957～1978年工業化建設經歷了曲折的道路。1978年十一屆三中
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為我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企業的管理體制和所有制結構發生變化，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開辟，沿海
經濟開放區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使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這一切連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大大地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進程。
認識：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根據總路線制定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正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和重工業極為薄弱的客觀現實，將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一／K"和更長時期內我國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大
戰略方針。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的實施，對建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是在我國建立起了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十分薄弱的基礎工業，「一五」計劃的勝利完成，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對於提高我國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改變生產布局，積累建設經驗，培養建設人才和改善人民生活，有著巨大作用，並從物質技術基礎上為以後的經濟發展乃至今天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中共「八大」制定的國民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片面追求高速度，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條總路線指引下，1958年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起來，從而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終於導致三年經濟困難。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則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正確決策，使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並不斷取得偉大的勝利。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進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經驗教訓：①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②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③搞經濟建設必須遵循客觀規律，不超越生產力水平，不盲目調整生產關系和生產組織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等。

『貳』 中國向外自由發展所遇到的機遇和困難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十年，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多年來，中國經濟平穩增長，顯示了中國經濟強勁的動力。然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問題顯現出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機遇與挑戰。只有認清當前國內和國際的經濟形勢，把握機遇，迎接挑戰，中國才能在和平崛起的路上走得更好更遠。
關鍵詞：經濟形勢 機遇 挑戰
正文：
隨著金融危機的結束，世界經濟開始回暖復甦，在此過程中，中國對世界經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貢獻。然而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式顯現出復雜的變化，歐洲債務風險凸顯，金融市場動盪難平，在各種表象之下，宏觀調控政策兩難、經濟內生動力不強、就業壓力長期持續等深層問題亟待求解，世界經濟的發展無疑會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放緩。
一、西方經濟集體低迷，新興市場增速放緩
放眼美國，失業率持續高位徘徊，房地產業不見改善，公共債務積重難返。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希臘面臨高違約風險，義大利深陷泥潭，西班牙也面臨嚴重困難。日本的災後重建任重道遠。新興市場的增長態勢減弱，通脹壓力上升，外資流出風險加大。
二、主要風險依然存在，世界經濟前景難以樂觀
主權債務危機將繼續制約全球經濟復甦，美、日等國也面臨主權債務的風險。債務危機反映出西方經濟體自身的制度缺陷，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觀。全球失業率居高不下將嚴重拖累世界經濟穩步復甦。通貨膨脹面積擴大日益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挑戰。
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
在此形勢下，雖然國際國內形式發生了新的深刻變化，然而，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沒有因為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沖擊而發生改變和逆轉，中國的經濟仍然面臨諸多機遇。從國際環境看，一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國在全球化調整發展中擁有新的優勢。二是金融危機後，各國致力於發展新技術、新產業，將成為推動全球新一輪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在搶占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的競爭中具有新的機遇。三是新興大國地位上升，中國等新興大國正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經濟全球化有利於充分利用全球資源，推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促進自主創新，擴大對外投資。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同國際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國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勞動力資源等優勢能夠進一步得以發揮，而短缺資源則可以通過國際交換得到彌補，將有利於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對外投資力度，有利於中國建立現代經濟結構。一國經濟發展不僅意味著經濟總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現代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和變革。而參與經濟全球化，為中國調整經濟結構提供了機遇，可以直接利用最新或較先進的科技成果來發展高新技術和改造傳統產業，在較高的起點上發展經濟，繞過傳統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彎路，發揮「後發優勢」在建立現代經濟結構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未來，高新技術大二迅速商業化將開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興市場並激發出巨大的市場需求，這也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和更大的推動。在科學技術不斷快速發展的浪潮中，針對處在突破邊緣的科技領域，中國只要選擇確實有優勢、影響面相當廣，而且帶動力量相當強的領域，比如信息技術、新材料和生命科學，力求重點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實現跨越發展。
整體來看發達國家現在都處於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都力求不斷產業輸出中國佔領先機。從這角度看，它們將製造業向外輸出和轉移，有利於中國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對中國人才的培養和製造裝備業來說有很好的促進作用，對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機遇。
中國的發展正處於乘勢而上的階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各方面從人力上、財力上都處於很好的積累時期，處於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未來幾十年內，中國不僅要解決體制和結構方面的深層次矛盾，還要針對國內外新的環境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進行制度創新，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完善法制，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面對機遇，直視挑戰。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作為一個大學生，我想談談一個大學生眼中目前國內經濟存在的問題和挑戰。
一、中國貨幣購買力增長滯後於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GDP總值，處於世界第二，但目前我並沒有很深的概念，同樣CPI我也很陌生，我相信普通老百姓更關心的是貨幣的購買力的大小，雖然通脹率和匯率與貨幣購買力有著許多聯系，但是大眾的感受不深。經歷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暫不去討論到底發展的速度大還是加速度大，但普通大眾的貨幣購買力確實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甚至有可能是負增長，因為我們可以關注到身邊社會價格的漲幅超過了工資漲幅，貨幣購買力變小。
二、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
中國2005年以前實行的是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這個戰略沒有注重勞動生產率的改善。然而注意到美國，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崩潰，而90年代到2002年左右美元出現了很強的勢頭，這是美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的結果。同時目前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消費率過低。很顯然，住房消費現在是中國民眾最大的消費，然而上學期的房地產評估課上獲知，國家統計局統計時是把住房支出計入投資而不是消費。所以根據GDP=投資+消費+進出口，中國消費低是一個假象，高投資目前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結構特點之一。所以中國真正要做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消費能力取決於收入，而工作收入取決於勞動生產率。
三、中國國內貧富差距問題嚴重
雖然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行業差距、體制里外的差距有著聯系，但是我認為這些差距在當前中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都是允許存在的，所以這些因素不可能造成目前如此大的貧富差距。學者高連奎總結了中國社會財富非正常轉移的更重大的五類因素：職業投機客、非法及不道德的商業行為、政府及企業里的貪污及灰色收入、黑社會及色情業、過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四、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已經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然而許多老年人並沒有養老金，網上經常可以看到老年人的贍養問題，我想這不僅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使老有所養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必須完成的任務。所以中國在借鑒西方消費型凱恩斯主義的同時也應該思考福利型凱恩斯主義。
還有其他的許多風險與挑戰，比如城鎮化和生產要素價格改革、國內資產泡沫化、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價格上漲消費型社會傾向、公共部門追逐利益傾向、外部金融新形勢的攻擊等等，有些我並不明白，有待學習和思考。但我肯定的是，縮小貧富差距讓人民生活有所保障才是中國經濟穩健增長的根本層次。希望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牢牢把握歷史機遇，一一克服困難，繼續實現經濟穩步增長。

『叄』 高一必修2政治生活:如何理解政治自由(自由與法律關系)和權利與義務的關系.

歸納第一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一、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原因：

1. 與資本主義不同:(1)社會生產目的: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2)人與人的關系:平等勞動關系,走向共同富裕(3)分配方式。

2.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和由此產生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生產關系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徵,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國有經濟:1.外沿:國有自然資源,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

3. 地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經濟基礎和國民經濟領導力量3.主導作用體現在控制力上:(1)對國民經濟命脈占支配地位→保證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2）國有經濟要提高自己的整體質量和競爭力。

4. 主導作用的意義：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經濟命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

5. 國有經濟比重下降，但只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就不會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性質。

6. 主導作用實現方式：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集體經濟:1.地位：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2.優越性:(1)把分散的生產資料組織起來,有助於克服個體經濟力量單薄,無力地與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的弱點(2)集體經濟組織是獨立的經濟單位,有充分的自主權,經營方式比較靈活,對市場有較強的適應性,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3.作用:(1)共同富裕原則得以實現(2)吸收社會分散資金(3)緩解就業壓力（4）增加公共積累和國家收入4．農村集體經濟：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1）集體和農戶兩個經營層次（2）實行雙層經營體制的理由：銅我國總體水平低相適應，避免過去大規模經營造成的弊端；適應農業生產特點

『肆』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華文化有什麼關系

以下內容供你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演講人：林毅夫時間：11月4日地點：北京大學·北京論壇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裡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台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台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台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記載了范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准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准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裡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干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希望能幫到你。

『伍』 如何理解自由與個人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經濟好了個人才有發展空間

『陸』 中國經濟政策

中國經濟政抄策的制定和實施襲要保持連續性，左右搖擺的經濟政策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損失；
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要有一定的「彈性」，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必須對經濟政策作相應的調整。經濟政策正確與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正確的經濟政策可以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巨大的推動作用；錯誤的經濟政策則會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破壞。國家或政黨制定的經濟政策主要有：
1、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方針，制定產業政策，以控制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規劃和調整產業布局；
2、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財政與信貸綜合平衡政策，調節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實現社會財力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控制貨幣發行，制止通貨膨脹；
3、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導消費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費的結構，從而使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防止通貨膨脹的產生。

『柒』 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

世界前兩百年的發展是以排碳量多少為標志的發展，從蒸汽機時代，到電氣，石油時代。可以這么說，哪個國家排碳越多哪個多家的發展就最好，美國當然排得最多，在過去的200年裡世界生產力的提高甚至大於之前人類歷史生產力發展的總和，在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偶爾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人均收入的暫時提高，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長，最終吞噬了這部分經濟的增長，又回到原來的零增長水平。
沒有排碳就沒有世界經濟現在的繁榮昌盛，可現在提倡低碳，為什麼低碳，因為人類大量的排碳已經超出了自然界對碳的承載能力。對於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來說，已經從走出現代化，邁進了信息化社會，低的碳排放仍舊可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對於我國而言，正走在現代化進程中，還需要工業的大量排碳才能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低碳就等於遏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的，你美國倒是排夠了，發展得差不多了，過了河你就想拆橋，但我們是無奈的，從環境保護角度來說，我們應該響應號召，從世界貿易角度來說又不得不響應號召，因為你不符合排碳標准要被徵收碳關稅。
如今的發展已經由資源的爭奪轉到了排碳空間的爭奪。中國由於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並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驅使下已成為世界的製造業中心，按理來說，中國勞動力成本低，成為製造業中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中國在國際貿易中低成本的籌碼，但製造業必然與大量的排碳聯系在一起，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現在只有在保證排碳的前提下，不斷創新，用技術創新來替代勞動力的低效率生產，這是我們的唯一選擇，即使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可大部分由於技術替代而取代出來的勞動力就會失業，經濟問題解決了，社會問題又來了，況且，這部分技術創新的生產成果增加是否能抵消失業人員的生活消費需要，這本身還是個經濟問題。這部分勞動力流向哪裡呢，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應該流向服務業，可在短時間內服務業很難容納這么多的剩餘勞動力，所以這些問題的解決雖有大方向，政府也可以指引這一大方向，可時間需要是必然的。
要提高中國的總體發展水平，從區域上說，關鍵在西部，西部大開發不只是個口號，是要千千萬萬個像我這樣的熱血青年付出努力的。當初中國實行了不平衡發展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把資源先配置在最要有效率的東部沿海，現在東部沿海的發展已經見了成效，可西部呈現一種拖後腿的形式。西部發展需要資金，需要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企業家，需要技術人員，需要經濟學家的指導。資金政府可以想方設法撥款，基礎設施建設政府也會跟進，企業家只會在那些具有投資機會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讓企業家看到這種投資的機會，而經濟學家需是出自基層，或了解基層的人，他們的任務是分析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開出葯方，讓政府開葯。

『捌』 中國經濟的現狀

近年來，至少在中文媒體上，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似乎已成為唾手可得的現實。這種使中國人熱血沸騰的預言，不完全是出口轉內銷式的炒作。中國的經濟改革20多年來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國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93年5月10日《時代》在《中國：下一個世界強權》總標題下的14篇文章。周刊總編熱情洋溢地寫道，艾默生曾稱中國為木乃伊與紀念碑，而今天，這一古跡正顯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說，20世紀最後的10多年間，中國崛起的論調席捲世界。在這只開始起跳的超級老虎(德國《趨勢》雜志語)面前，許多對*****政治和自由市場保持堅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緘口難言。

官方經濟學界更是一片樂觀。權威的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2020-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將達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21世紀末，人均GDP和人均社會發展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報告作者以堅定而豪邁的口吻宣告，21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

只有少數研究者指出：中國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虛假繁榮。事實上，一個問題就令人看法實質所在：能源、資源與環境容量能否支撐起一個中國世紀？

中科院的預測是，2050年GDP為89萬億，是90年的50倍。但難以逾越的障礙是資源不足。權威人士證實，建國後40多年來，GNP增長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40多倍。高消耗、低產出的經濟模式可謂舉世無雙，假設GNP再增長50倍，就必須消耗200倍的資源。

中科院學者的預測全部建立在資源低耗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之上，這當然不是事實，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講，即便發生某種奇跡，真的建立了資源低耗型經濟，但中國，甚至全球的資源能否支持中國的經濟規模再增長50倍？最深刻的悲劇可能是---中國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試驗之後，驚駭地發現本國的資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經濟總規模不斷擴大，世界的資源總量已所剩無幾。據「世界觀察環保組織的《1998年世界現狀》報告指出，如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資源將不敷中國對穀物的需求，石油資源也不夠用。世界再也無法依目前的發展腳步繼續走下去了。

再談談中國日趨緊迫的環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長的污染。學者證實，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間，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氣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說社會總產值增長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來，中國經濟總量再增長50倍，污染要增長300倍。就算污染率隨經濟發展而減輕，GNP增長50倍污染量僅增長100倍，中國也絕不是人類可以存活的國度。或者，奇跡般地趕上高科技列車，經濟結構轉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環境也不再適宜人類生存。

簡化地說，如果超過了幾個主要的生態指針---森林覆蓋率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積警戒線0.8畝等，生態系統便可視為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超載運行，趨於崩潰---這正是中國面臨的噩夢。

事實上，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討論如何趕超，實現強國夢，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經濟學界常誇耀的數字有兩個---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長速度世界第一。

幾點評論是：1、這無非是說，世界人口第一、國土面積第三、礦產資源第三的國家，總產值不過名列第7，比義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資源、環境成本，實際居於世界後列；3、所謂綜合國力指針與人民福祉無關，僅能滿足統治者的霸權慾望和民眾的大國心態；4、增長速度存在統計上不實；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式的高速增長得不償失，除了維持就業換取政權穩定外，實為中國經濟之痼疾。在內部，控制速度一直是歷屆政府的努力目標，對外宣傳時才變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絕望的數字卻很關鍵：1、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遞減。200年前，大清帝國極盛時期(1800年)，中國的產品佔全球總量的33%，歐洲佔28%，美國只佔0.8%；100年前清朝崩潰前夕(1900年)，中國佔全球生產總量的6.2%；經歷二戰、內戰、韓戰連續破壞之後，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佔世界總數4.7%；97年，佔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幹了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GDP佔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遠不及衰敗的晚清。數字傳遞的信息是，趕超半世紀，與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國經濟效益極差，無論是與世界橫比，還是與不同時期的縱比，無論實物、資金、還是勞動力等各方面，投入產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來越差。

2、人均財富居於世界後列：人均所得為世界第81名，以購買力計算，也只佔第65名，比拉脫維亞少、牙買加多。用聯合國「人發展指針」綜合比較，中國落到107名，在阿爾巴尼亞之後。據WB研究，全球參加評估的120個國家中，中國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經費和第三產業產值佔GNP比例分別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國家財富的新計演算法(把自然資源貨幣化列入財富總量)，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組數字說明，中國人仍是當今世界的窮人；後一組數字說，由於資源奇缺，中國人未來可能更窮。

把以上數字綜合起來，可歸結為三句話：1、中國是一個處於世界後列的貧窮大國，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因而後勁嚴重不足的貧窮大國；2、經過長達半世紀的高速趕超，中國和自己所曾達到過的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3、如果再考慮到人口、資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對洋溢於官方媒體上的樂觀，有經濟學家如此解釋，少數經濟學家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不管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時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發生時卻不必分擔成本。他們樂觀得很，並為人民描繪了一幅玫瑰色的圖案---增長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 經濟學家海耶克曾說，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忽視了時間因素。他認為，學術界對時間的領會遲鈍，遠不像政客、運動員和演員那樣深知適當的時機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經濟學著作都試圖引入時間的因素，而一般經濟學著作中，時間的關鍵作用卻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時發生？因果之間可能有多長時間？

這同樣是中國人將深感痛切的教訓。我們知道，許多事情可能會發生，如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可能到來之類，但卻忽視了時間---我們還有多長時間？夢想成為現實之際，我們還剩下什麼？以沉船為例，到全體乘客可以投票表決、立即搶修之際，我們還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態崩潰的關鍵同樣是時間---在國土承載力耗盡之前，我們能否扭轉資源與環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趨勢？

從資源超載的角度看，國土承載力的最大極限大約為15-16億人，沒有官員或學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長趨勢，距離這一經濟-生態總崩潰的臨界點還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長而言，政府採取了世界上最嚴厲的政策，今後怕已無能為力了。

從污染超載的角度，美國派駐北京的環保官員估算，如果96年開始投入巨資，04年前須緊急投入3萬億美元，才能徹底解決環保問題。數字相當於建政後前40年財政收入總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億美元---這種規模的投入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慮到每年國有資產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絕望。這也是在說時間---可能來不及了。我們甚至用不著去討論21世紀是否是中國的世紀，那是一種奢侈。我們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紀中國有沒有水喝？

中國人均淡水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嚴重透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半數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數以上嚴重缺水，特大城市幾乎全部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情況還在繼續惡化。
以中國人特別能忍受的國民素質，漸進、常規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並非必定導致社會解體。而漸進災變中的急性爆發將是社會承受力崩塌的關節點。不必等到遙遠的未來，在今日的嚴重水危機上，只要加上一個持續數年的大旱，就可能導致社會解體。歷史上，1638-1641年發生在中原地區的持續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會動盪不寧，飢民組成軍隊，終於推翻了強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發生一個持續三年的大旱，其打擊點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華北地區，後果難以設想，京、津、唐、保等地區是貧水中國的特貧水區。外來觀光者只看見高樓大廈林立，卻不知道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比世界著名的乾旱區阿拉伯半島還要低，也低於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70立方米)---可以這樣概括，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達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國昌就發出警訊：如果供水問題未有改善，只要再來一次大的旱災，華北地區的經濟都可能崩潰。目前，大北京地區完全具備了被水危機摧毀的必要條件；為使首都脫離險境，專家正在緊張討論從1000公里之遙的南方調水的種種應急方案，甚至會遷都。為數眾多的生態學家是悲觀的：一切應急的工程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水資源危機，21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水僅僅是資源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21世紀將是中國走向崩潰的世紀。大難臨頭之際，就可能爆發實行世界范圍內資源再分配的戰爭。

難道沒有挽救之途了嗎？當然有，比如盡快實行私有制，讓每一塊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礦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盡快實行市場經濟，用市場的力量限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無節制的揮霍；比如放棄狂妄的趕超戰略，從人口基數過於龐大、人均資源極為貧乏、環境容量極為窄小等國情出發，走一條有限增長的道路等。

但問題仍然是：還有時間嗎？也許還有一點時間，也許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很難在這種創造性的毀滅之上重組社會，重建家園。退一步講，即便奇跡式的完成較為徹底的制度轉型，生態災難也有其巨大的慣性。如俄國、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交替時期，生態加速惡化。而且，生態平衡的恢復也需要漫長的周期。

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僅僅是水資源危機、能源危機和環境容量危機。而中國早已陷入全面危機：腐敗、資源枯竭、環境惡化、通貨膨脹、股市畸形、泡沫經濟、國企破產、工人失業、農民貧苦、金融混亂、治安失控；在社會的大系統中，任何一環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斷裂。任何一環的斷裂都可能引發整個大系統的雪崩，堵無可堵，防不勝防---一些中國人已預感形勢危如累卵。

21世紀夢精神勝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強早已把不義之財轉移國外，外國護照在手，隨時准備開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則把血汗錢存入早已資不抵債的國有銀行，以備大難臨頭時保命之需。大船將傾人人都想搶塊大點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麼都搶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國，短視氣息彌漫，人們及時行樂，無一不創當今世界之最。這是末日之前最後的盛宴，是災難的直覺。

公有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兩權分離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是毀滅中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護者，給破壞性使用大開方便之門。在完全公有制下，勞動者沒有生產的動力，一般也沒有破壞的動力。 以種種承包制為代表的兩權分離制不僅同樣剝奪人民對山河土地森林礦山的所有權，還為破壞性使用注入了內驅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車，註定損壞最嚴重、最迅速。鄧小 平創造的史所未見的公有私營制，自行車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帶私貨。這樣一來，可以想見破壞性使用之烈！帝王時代，江山社稷為帝王所有，傳之萬世，無人敢破壞，每一具體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場，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護。經典社會主義時代，資源財產完全公有，雖然難以避免經濟學上公有財產悲劇，但勞動者沒有破壞性使用的動力。最壞的是公有私營制，山河無主且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這樣的制度條件下，增長就意味著破壞，高速增長就意味著高速破壞。
既然損失巨痛，何以還要不惜代價地追求高速增長？政府和經濟學界並不弱智。雖然在公開宣傳中對高速增長沾沾自喜，私下卻不斷要求控制速度。官員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長不是好事，而是經濟的災難，因此並非一味追求高速，而僅僅要求適當的高速---速度越高，損失越慘重；速度不高，優越性則無從體現，且失業激增，政權不穩。看來，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長是政權穩定的唯一可能。

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後，經濟學界摸索出一條規律，必須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解決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長就成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證明，現在更成了政權穩定的保證。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只能高速度，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優越性的論證似乎開始受到普遍懷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動經濟繁榮，花錢買穩定。這種局勢下，人民和政權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可以放棄長子繼承權，但總得給碗紅豆粥。新的實踐證明，只能維持(統計意義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緩解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和維持繁榮景像，8%增長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線。
經濟學家深諳個中的奧妙。楊帆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一定要達到8%？經濟學家說是為了保證就業、維持信心。經濟增長速度在國際上本來一個預測數字，到中國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懷疑，因與現實反差太大，反而強化到人人談論的程度。這也證明，經濟增長速度已成為政權穩定的主要源泉。

經濟學家程曉農說，經濟效益每況愈下，國家還鼓勵企事業單位一味增加工資獎金、擴大福利，掏空國家財政和企業的積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來換取民眾的支持。為維持一個政府的穩定，我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過於高昂？誰能告訴我，代價是必須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為產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並非人民幣、美元或黃金，而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

『玖』 經濟轉型升級的中國經濟

1、轉型的四個階段
在某種程度上，全國新一輪經濟轉型浪潮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轉型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先研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後，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了市場經濟，階段性過渡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徵。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一開始並不是朝著市場經濟發展，通常採用「先試驗後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總體上講經濟轉型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也有激進的性質。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其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漸進式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以放開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為核心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同時也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二，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推向了市場，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展開競爭。其三，經濟民營化改革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允許了經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各種所有制的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四，經濟國際化的改革，使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
2、當前全國經濟轉型概況
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正飛速地邁向國際化。在國際化競爭和較量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出現一種新觀念、新技術和新體制相結合的經濟轉型模式。這種經濟轉型模式不僅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還將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前，全國許多地區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構想，並且許多地區還制訂了經濟轉型規劃。其它地區雖然沒有提出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也在做著經濟轉型的工作。整體上看，全國經濟轉型可分為北方的經濟轉型和南方的經濟轉型，並且南北雙方的經濟轉型有著明顯區別。北方的經濟轉型以東北三省為代表，南方的經濟轉型以粵、浙、閩等省為代表。北方是我國的能源基地，改革開放近二十多年來的能源開采利用，許多地區能源開采業進入了萎縮期，由於資源的逐漸枯竭，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東北以阜新市、遼源市、伊春市、大慶市為代表的四個國務院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城市，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減少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國重型製造業基地，但是製造業整體水平落後。面對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態勢，北方工業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發展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其次是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制度創新。也就是說北方經濟轉型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技術進步為輔的經濟轉型。南方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地帶」，盡管如此，南方經濟與世界發達經濟還存在著生產技術、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推進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與世界經濟接軌，參與世界競爭。
3、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
縱觀當前全國的經濟轉型，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實質就是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當前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任務和方向
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的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受到國家產業政策、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不能更好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來。因此，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是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之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轉型的主要任務是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裝備，在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
轉型的方向是發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帶動產業化。當前的世界經濟是高科技主導下全球一體化經濟，高科技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提高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高科技產業化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後我國的產業發展態勢與經濟轉型
加入了WTO後，中國的一些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鞋類、玩具、機電等由於不再受到最惠國、反傾銷之類的威脅，因而得到迅猛發展。這些優勢行業在迅速佔領世界市場的同時，也在發展壯大中佔領了世界生產技術的制高點。以服裝為例，2005年中國服裝在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設限的情況下，許多產品的外貿出口量和2004年相比仍實現了翻番。中國服裝業在向世界市場的邁進中，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水平得到了鍛煉和提升，達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歐盟和美國的服裝生產界感到震驚。因此，在部分地區的經濟轉型中，有的地區（如阜新市新邱區）把服裝行業作為了產業的發展方向，並且完成了一定數量的外貿出口。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未來的全國經濟轉型中，我國的優勢行業將是一些地區的最佳選擇。
6、當今世界經濟轉型的潮流
當今世界經濟的兩個主要特徵就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突起，經濟全球化是對全球資源和市場追逐的結果，經濟信息化則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使然，在這場競爭中世界經濟將轉向以商務電子化為代表的新經濟。新經濟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將發展成為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七大高科技產業為支撐的龍頭經濟。有的學者甚至把這種新經濟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
7、經濟轉型與傳統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轉型的歷史是一部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歷史，又是一部新興產業崛起的歷史。世界各地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盡管有許多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發展，但是除了一些資源型產業因資源枯竭而退出歷史舞台外，傳統產業並不會因經濟轉型而成為終結者，相反傳統產業會在經濟轉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技術、市場和管理支撐，會遇到許多問題。只有在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孕育發展期後新興產業才可能成為某個區域的支柱產業。因而，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融合，才是經濟轉型的最快和最佳選擇。在經濟轉型中，讓高新技術和商務電子技術與傳統產業相結合，來帶動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的流動，從而推進市場資源進行整合，最終促成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是推進經濟轉型的有效方法。

『拾』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其世界命運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其世界命運

在過去30年間，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不斷使用有較好適應性的新策略、新政策。世界在變化，中國的國情也在變化，因此需要新的發展模式，新模式中應涉及四個重要問題：一是對於不平等越來越多的擔憂，包括在農村內部的不平等，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內的不平等；二是對環境的擔憂；三是更加重視創新；四是將經濟從以出口為導向轉向國內消費和投資。

在經濟建設中，對中國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標，這個目標不光是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還有持續提高生活水平，這種提高在環境資源上應該是可以承受的，而不要造成太多的社會壓力，也就是要縮小收入差距。

中國的和諧建設正在強調社會之間不同群體的利益平衡。人們曾經認為整體經濟的發展會使所有人受益，但實際上他們的受益並不平等，這是所謂的細水長流式的經濟，但這種經濟模式並不一定行不通。國家必須採取更好的促進增長的模式。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即使高的增長也不能保障就業的增長，原因是生產率的增長會超過需求的增長。所以它會對富國有利，而對窮國不利。

另一個事實是中國的發展從環境角度來說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增長階段——經濟的增長對環境和資源造成很大壓力，下一階段隨著工業的再發展才會進入知識增長階段，這時候對環境的需求就會減少。如果中國模仿現在工業國家的生活方式，那麼面對的環境壓力是巨大的，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現狀。另一個事實是，出口模式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市場會飽和，而且這種高的出口增長在工業國家受到了政治阻力。中國的出口遠遠大於進口，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中國有理由保持這種儲備，這樣能夠預防國際市場的波動，但如今中國的儲備已經足夠應對各種緊急情況了，這些都要求我們尋找新的策略。

改變賣主借貸模式

出口之所以對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增長起到重要作用，有幾個原因：出口提供了改進技術的基礎，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區別不僅在資源上，還在於知識和創新上。出口會縮小這種差別，包括增加教育和技術方面的投資，但是這與經濟結構也有關系。知識的傳播通過工業部門會比較快。出口工業還幫助中國吸收了西方標准並創造自己的標准。另外，出口增長競爭，而競爭常常會提高生產效率。還有一個原因比較難解釋，簡單地說，就是增長能力超出了國內消費能力的提升速度。通過出口，工業就不用擔心國內需求不足。國內消費能力提高需要金融體系來提供貸款然後得到補償，當然貸款是容易的，問題是如何收回貸款，金融機構很難有辦法分清楚誰是有償還能力的，誰是沒有的。

今天中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新的金融體制正在產生，這種體制能夠提供更為廣泛的消費基礎，中國在技術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差別仍按然存在，但中國已經學會了如何學習，並創造了自己的創新體制，這種新的創新體制是「十一五」規劃強調的重點之一，中國已經創造了富有活力的國內競爭環境，現在需要推出並且實施強有力的競爭法規。

那麼，為什麼今後出口不是那麼重要了呢？舊的體制就像一個賣主借貸——把商品賣給工業國，又把錢借給他們來購買我們的商品。問題在於，既然國內有這么多的需求，那為什麼要借錢給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讓他們過度消費呢？所以，必須推進國內的消費和投資，當然，如果國內的消費需求增長了，也會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那麼，應該如何提高消費呢？中國的高儲蓄率讓全世界都很羨慕，在過去儲蓄率一度達到了40%，這種高儲蓄率導致了中國的高投資率，但高儲蓄低消費又意味著更多地依賴出口。過度儲蓄首先是因為中國社會保險網的不足，中國在教育和衛生方面的投入少於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甚至少於一些中等收入國家，提供更強的社會安全網將使人們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一點對於農村特別重要。另一個提高消費的方式是要改進金融機構，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需要繼續加強，但有一個要警惕的方面，即剝削性質的金融機構和不合理的《破產法》會對社會產生有害的影響。

創造獨特的創新體制

首先是技術創新。中國的城市化正在加速進行，但是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仍然遠低於其他工業國家。因此，城市的設計對於很多人的生活質量將有重要的意義，包括城市交通、公園等等，這些生活質量因素在GDP里是無法衡量的。雖然中國政府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但在這方面的計劃仍是完全有必要的。這些因素往往對市場具有外部性，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場沒有辦法協調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

其次就是創新機制。西方的機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強有力的政府對基礎科學的支持上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雖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嚴重。以制葯業為例，有太多的資金投放在廣告上，而不是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葯品上，而不是挽救生命的葯品上，特別是挽救窮人生命的葯品上。這種創新體制通過專利給創始者以壟斷權，它們對壟斷下的其他創新有時候是起抑製作用的。

我們需要的是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制度，跟其他一樣，「一刀切」的政策總是行不通的。知識產權制度只是創新制度的一個方面，應該有一些工具的組合，包括專利、獎勵和政府支持。應該更多地鼓勵滿足社會需求的創新，比如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更多的激勵措施來促使人們使用知識，並且認識到現有的知識產權總體上說是朝著過度專利化的傾向發展的，而專利化就是把一個公共產品私有化了。

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模式

最後要強調的是信息對一個國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對經濟的運轉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經濟非常復雜，政府經常沒有合適的信息來做決策。私人和政府官員都有可能提供扭曲的信息或者是部分隱瞞信息。實際上美國與伊拉克的戰爭就是一個錯誤的信息所造成的。這讓我們看到了多重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活躍有責任的媒體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要發揮作用就應該被賦予各種信息的接觸權利，國際上都日益認識到應該通過自由信息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反映了中國在轉型期間所採取的實用主義精神，我認為這是中國成功轉型的原因之一。現在中國「過河」已經一半了，我們對河岸那邊也看得更清楚了。市場經濟模式被有些人推崇為所謂的自由市場的模式，事實上是非常極端的，在任何其他市場里都沒有真正地被採納過。比如美國的極端主義者提出社會保險要私有化，這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強烈反對。每一個國家對產權都有很多的限制，並且要求擁有產權者要負一定的責任。中國現在日益認識到它所選擇的方式可以是非常不同的，選擇何種市場經濟就會創造出何種社會來。

即使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創造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與它的國情和價值相一致，那麼也需要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已經反映了這種新的模式，而且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將為提高中國人今後幾十年的生活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