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A. 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作用

宏觀調控是為著經濟市場穩定正常運行而制定，是與國民利益息息相關，是為了避免對國家經濟受損，而不是針對政府，但是制約不利的市場規律因素，同樣就是保持穩定，不產生混亂，這樣來想到可以說是政府用政治手段來制約一些對國家不利的投資。同時這是普遍現象，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適用的。多去了解些資本國家曾因發展自由經濟，憑著市場規律而自我調節，而不強調國家干預所導致的數次經濟危機，你就會有深刻體會，宏觀調控的重要意義。
1）宏觀調控是指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以達到一定的目標。
（2）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是：
第一，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是實現國家長遠戰略目標的首要條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條件。因此，促進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最重要的目標。促進經濟增長是在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中實現的。因此，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必須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使之達到基本平衡。
第二，增加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徑。就業的情況如何，關繫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繫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繫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關繫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促進充分就業是我國政府的責任。我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一方面勞動供給數量龐大，另一方面勞動力需求顯得有限。因此必須堅持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長期將增加就業的宏觀調控目標落到實處，並嚴格控制人口和勞動力增長。就業的增加取決於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要增加就業，首先要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是增加就業的基礎。同時還必須提高就業彈性。為了提高就業彈性，要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企業，要大力推進城鎮化，加快小城鎮建設。
第三，穩定物價。在市場經濟中，價格的波動是價格發揮調節作用的形式。但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對經濟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價大幅上升和通貨膨脹，會刺激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片面追求數量擴張，經濟效益下降；如果物價下降和通貨緊縮，則會抑制投資，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由市場決定，但政府可以運用貨幣等經濟手段對價格進行調節，必要時也可以採用某些行政手段（如制止亂漲價、打擊價格欺詐），以保持價格的基本穩定，避免價格的大起大落。
第四，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由於各種交易所引起的貨幣收付或以貨幣表示的財產的轉移。
⒈含義: 宏觀調控是國家運用計劃、法規、政策等手段，對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離宏觀目標的傾向，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⒉調控的主體:國家機關,主要是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
⒊特點:宏觀而不是微觀,間接而不是直接。
⒋採取宏觀調控的手段：
（1）法律手段，指國家通過制定和運用經濟法規來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主要通過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進行調節經濟；
（2）經濟手段，是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計劃，通過對經濟利益的調整來影響和調節經濟活動的措施。主要方法有：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整，2、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規劃、計劃等，對經濟活動進行引導；
（3）行政手段，指國家通過行政機構，採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如利用工商、商檢、衛生檢疫、海關等部門禁止或限制某些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B. 國家政策是怎樣影響地區經濟發展的

這是國家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文化事業的鼓勵政策，相當於政策和資金扶持，體現了國家對欠發達地區的關懷和照顧。

C. 政府的政策支持對企業有哪些影響

1、企業發展在政策的引導下可以更直接、准確的了解政府的導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市場，從而生產出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因此，政府與企業之間又體現出相互依存的關系。

2、政府優惠扶持政策，涉及到了部門招商、稅費減免、融資扶持、優化環境、用工引智等多個方面，直接或間接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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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更多偏重於「門檻管理」，而市場經濟是「誠信經濟」，更講究「信用管理」，政府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遵循市場規律，制定標准規則，加強監管和服務，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更好服務。

國家圍繞打造政府和市場「雙強引擎」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大力推進「不見面審批」等「放管服」改革，發揮了為企業松綁、為創新除障、為公平護航的效用。

D. 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政策與措施。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按照目前的GDP規模，未來幾年中國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實現這兩個「翻一番」的目標。概括起來，支持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仍然存在五大動力。

第一是新型城鎮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未來六、七年，中國新型城鎮化要解決「三個一億人口」的問題。通過將農民變成市民，拉動基礎設施的投資，提升消費能力，增加就業機會，因此可以提振消費。

哥倫比亞大學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經講過，如果把中國城鎮化的機遇和發達國家技術、資本相結合，就可以推動世界經濟發展。這個機遇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中國願意與其他國家分享這一機會。

第二是改革創新的紅利。過去市場機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錯位、缺位。市場分割，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各地方出於本位主義考慮，都在搞各自的發展規劃，導致重復建設，缺乏差異化競爭，沒有找准自身產業定位和戰略定位。

這種低層次重復競爭導致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束縛了生產力，尤其是微觀主體的活力、創造性也受到了極大抑制，通過改革來釋放紅利，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

第三是技術創新的紅利。中國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製造業、傳統農業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還相當大，通過學習、模仿，並通過自主創新，把先進技術應用於傳統行業，就會有很大經濟發展提升空間。

比如，在精細化工領域，中國從韓國、日本等國進口，有將近1000億美元的逆差；在高端製造業和能源進口領域，每年也要花掉將近1000億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發展可再生能源，通過進口替代，可以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

第四是人才紅利。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人才紅利及時跟進。中國是人口大國，高素質人才很多，人才浪費十分嚴重。應該創新相關政策，充分發揮國際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華人歸國，參與國內經濟建設。

第五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比較優勢，如低成本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推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未來中國將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伴隨中產階級崛起，中國將形成一個巨大消費市場。中國企業「走出去」，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將產生新的紅利。

現在美元地位進一步加強，必須將人民幣和美元綁定，這對雙方都有好處。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國是好事，有利於鞏固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要讓美國明白這個道理。在未來20年內，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要努力實現和中國經濟、外貿、投資在世界經濟中比重相適應的地位，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加上英鎊、日元等貨幣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格局，這一相對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外匯儲備越多越好，順差越高越好，這是錯誤的觀點。同時，我們要盤活存量，通過10年或者更長時間消化，最終人民幣國際化，不需要這么多美元外匯儲備了。人民幣走出去就是外匯，要適應這一新的人民幣時代的來臨。就是人民幣既是本幣，也是外匯，可以買世界上任何東西，這是中國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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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為世界作出巨大貢獻

中國經濟的貢獻，體現於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拉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多年保持快速穩定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東方傳奇，佔世界經濟的比重逐漸增加。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國經濟實現了6.6%的較高增速，經濟總量首次突破90萬億元大關。今年前4個月，中國經濟開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長態勢，主要經濟指標數據超出預期，提升了全球經濟復甦的信心。國際社會公認，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穩定之錨。

中國經濟的貢獻，體現於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讓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近年來，中國擴大開放的努力令世界矚目。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又推出5個方面的擴大開放舉措，與會各國工商界人士簽署了640多億美元的項目合作協議，合作共贏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增長潛力巨大……今日之中國，既是品類齊全的「世界工廠」，也是規模超大的「世界市場」。預計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一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中國，釋放著無盡的發展紅利，對世界而言機遇無限，貢獻更大。

中國經濟的貢獻，體現於推動經濟全球化，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挑戰的形勢下，中國秉持「和」「合」理念，倡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活力。

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台，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

中國同一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致力於做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設者，努力為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E.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F. 國家政策的出台會對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產生哪些影響

這里有篇相關的文章可以參考：http://biyelunwen.yjbys.com/fanwen/jingjiguanli/398418.html，打開就能看到。希望可以幫到你，內望採納我的回答。容

G. 國家政策對經濟的作用

據新華社北京2月17日電（記者劉錚）提取安全費用、提高事故賠償標准、存回儲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答……在加大隱患排查、治理整頓和責任追究力度的同時，國家更加註重通過制定並完善相關經濟政策，強化對安全生產的導向作用。

這是記者從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17日公布的《2006年全國安全生產工作要點》中了解到的。

「督促煤礦企業按規定提足、用好安全費用，實施、管好安全風險抵押金。在非煤礦山、危化品等其他高危行業逐步推行安全費用和風險抵押金制度。」安監總局今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

「出事賠得起、預防捨不得」是我國安全生產領域存在的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這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將有助於建立安全生產投入的長效機制，引導企業主更加自覺地重視安全生產，加大投入，預防事故。

今年，安監總局還將配合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以下經濟政策：以儲量計征煤炭資源稅費並與回採率掛鉤；適度提高煤炭成本中資源、環保、安全、科技和勞動保險費用含量；減輕國有煤礦企業負擔；完善電煤價格改革；推進工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改革等。

H. 2016年影響國家經濟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國經濟的主要發展目標和政策基調已基本確立。總體看，2016年宏觀經濟政策將以穩為主基調，強調供給側供給，突出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的結合，強化市場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對靈活性。
宏觀調控：供給為主、需求為輔
近年來，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一些地區甚至出現負增長;潛在風險顯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國際金融危機後外部市場需求變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還是內在因素，即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面對的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政策實現經濟反彈，而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因此，宏觀調控中需要綜合運用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使宏觀調控從僅需求管理的一維政策，升級為同時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二維政策體系。首先確定供給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間的組合，然後確定供給管理政策內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內部具體政策工具的組合。
針對2016年的經濟形勢以及穩增長的政策目標，雖然需求、供給二者都擴張，但擴張的力度不一樣，需求方面是適度擴張，而供給方面則擴張力度較大，因此是以供給擴張為主的雙擴張政策組合。
經濟管理：堅持四項原則
堅持總量調節和定向施策並舉。把握好總供求關系的新變化，保持經濟總量基本平衡，明確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下限，加強區間調控、相機調控，加強政策預研儲備，備好用好政策工具箱。當經濟面臨滑出合理區間的風險時，採取更大力度的穩增長措施，以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堅持在區間調控基礎上，注重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別是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統籌施策、精準發力，推動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努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堅持短期和中長期結合。一方面，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通過預調微調，搞好需求管理，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經濟波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防範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另一方面，著眼於改善中長期供給能力，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化解過剩產能、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加快推動經濟結構優化，不斷提高要素產出效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堅持國內和國際統籌。加快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主動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雙邊國際經濟合作，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國際宏觀經濟治理結構改革。
堅持改革和發展協調。一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主動調控、穩中有為，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有力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務於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要通過改革創新引導宏觀調控方式創新，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難題，著力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
財政：降成本、優結構、促改革
2016年，財政政策一方面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促進適度擴大總需求，力求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是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積極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推進消費稅改革。
二是穩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主要體現在：提高赤字率，擴大赤字規模，相應增加國債發行規模，合理確定地方政府新增債務限額;進一步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堅決遏制各種亂收費，堅決不收「過頭稅」，給企業和市場主體留有更多可用資金;加大統籌財政資金和盤活存量資金力度。
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壓縮「三公」經費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續、保基本原則安排好民生支出。重點加強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力度，加強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幫扶。創新公共服務方式，能夠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提供的，不再直接承辦，能夠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提供的，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場解決。
四是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繼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完善預算管理機制，將政府存量債務還本付息納入年初預算，根據批準的限額編制預算調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及債務收支情況隨同預算公開的常態機制。強化風險預警，督促風險較高的地區制訂中長期債務風險化解規劃，新增債券安排與各地區風險程度掛鉤。
工業：去產能、提效率
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化解過剩產能，與深化改革、企業重組、優化升級相結合。一是嚴控新增產能。進一步加大力度，根據市場需求，設定鋼鐵和煤炭等全國總量「天花板」。原則上停止審批新建煤礦、新增產能技術改造和煤礦生產能力核增項目。二是淘汰落後產能。對環保、能耗、安全生產達不到標准和生產不合格或淘汰類產能要依法依規有序關停退出。三是優化存量產能。理順要素價格市場形成機制，提高產業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態環保標准，促進企業產品升級，加快向高端、智能、綠色方向轉型轉產。鼓勵企業開展上下游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扭虧無望企業主動退出。四是開拓產能利用空間。支持企業利用「互聯網 +」、國際產能合作和裝備走出去等，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五是創造新的就業空間，為企業人員轉崗提供支撐，支持傳統企業開展「雙創」。
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加快結構升級步伐。聚焦《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啟動實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級工程，支持輕工、紡織、鋼鐵、建材等傳統行業有市場的企業提高設計、工藝、裝備、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創新型企業和新興產業成長。促進互聯網與製造業融合進一步深化，使得製造業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水平顯著提高，推出旨在推進智能製造、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等產業發展的多個行動計劃。
貨幣：穩健、靈活、防風險
2016年，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優化增量，保持靈活適度，大力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金融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靈活運用各種工具組合，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又不隨意放水。
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繼續運用抵押補充貸款、中期借貸便利、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機構擴大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投放，引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不斷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加大信貸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全面做好扶貧開發金融服務。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持續釋放改革紅利。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繼續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繼續加強對區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動金融市場規范創新發展。防範和化解經濟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
房地產：去庫存、促發展
在經濟增速下行和高庫存壓力下，政府更加重視房地產在促進消費和拉動投資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於挖掘房地產消費潛能，鼓勵需求入市，進而恢復並帶動投資信心。2016年，將推進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的住房體制改革，把去庫存作為房地產工作的重點。
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鼓勵發展以住房租賃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企業。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繼續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將新安排600萬套棚戶區改造任務。實現公租房貨幣化，通過市場籌集房源，政府給予租金補貼。改進房地產調控方式，促進房地產企業兼並重組。進一步落實地方調控的主體責任，實施分城施策、分類調控。
農業：由數量轉質量，加快產業融合
當前，國農產品中低端供給較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農產品供給又明顯不足。因此，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保稻穀、小麥等口糧，保耕地、保產能，保主產區特別是核心產區的糧食生產的前提下，農業生產將由數量為主，逐步轉向數量質量並重、更加註重效益，更加滿足消費者需求。
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農業支持政策要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惠農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經營主體轉變。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為核心，以制度、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為動力，以新型城鎮化為依託，著力構建農業與二三產業交叉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形成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發展新格局，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
以農牧結合、農林結合、循環發展為導向，優化農業種植養殖結構，建設現代的飼草料產業體系，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加快農業由生產環節向產前、產後延伸，提高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和附加值。推進農業與旅遊 、教育、文化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實現農業從單純的生產向生態、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發展比如像休閑農業、鄉村旅遊、創意農業、農耕體驗等等。
土地：有保有壓、控製成本
為加強結構性改革，服務穩增長目標，2016年土地政策將強化去產能、去庫存、降低企業成本、防範地方債務風險等基調。制定配套政策，盤活企業存量土地，促進「僵屍企業」分類有序處置，穩妥安置分流下崗職工。以煤炭、鋼鐵行業為重點，加快去產能步伐。嚴把土地供應關口，三年內對煤炭、鋼鐵新上項目一律不得核准、備案。與此同時，綜合考慮房地產去庫存和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實施有保有壓的用地政策。積極保障新產業發展用地，對於國家鼓勵發展的新產業、新業態，各地可結合地方實際，納入重點保障范圍。以「先存量、後增量」的原則，優先安排新產業用地供應。多種方式供應新產業用地，差別化保障新業態用地，鼓勵盤活利用現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用地成本問題，合理確定地價水平，防止企業用地價格過快上漲、加重企業用地成本。創新企業用地模式，鼓勵採取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等出讓方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對利用存量土地、荒廢地開展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區域政策：落實總體戰略，加強合作
支持各地發揮比較優勢，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建設頂層設計以及各省(區、市)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全面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穩妥有序推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進交通一體化、生態環保、產業發展三個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協調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和試點示範。發揮京津冀協同發展輻射帶動作用，促進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牽頭的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協調機制，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聯防聯治、產業發展協同協作、市場要素對接對流、社會保障共建共享等重點領域合作。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39號)，認真組織實施即將出台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協商合作機制，高起點高水平合作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推進沿江產業有序轉移和優化升級，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推動上中下游地區協調發展、沿海沿江沿邊全面開放。發揮長三角區域合作組織作用，加快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帶動長江經濟帶協調發展。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三大戰略為引領，積極推動珠江-西江經濟帶等經濟支撐帶建設，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鼓勵其他地區借鑒京津冀協同發展做法，提高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關中平原等城市群內部協同發展水平。推進重點地區一體化發展，支持有條件地區積極探索同城化。根據環境容量和生態空間，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鄰省份發展規劃銜接機制，推動空間布局的協調和時序安排同步進行。
建立區域合作資金保障機制，創新利益分享與保護補償機制，強化區域互助機制。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各地開展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加強區域合作的新路徑、新方式，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豐富區域合作工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