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經濟學

1. 學習能源與氣候變化經濟學，有哪些推薦的入門書籍

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以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均衡狀態是穩定的，價格機制是一切調節的原動力，從而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總之，它們十分強調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認為經濟發展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實現均衡發展。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政策主張，有三個基本觀點：一是主張保護個人利益、強調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自由放任；三是主張經濟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觀點集中於對經濟周期問題的分析。在這方面，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又分為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貨幣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如果政府改變總需求的政策是被公眾預期到的，那麼總供給曲線就隨總需求曲線的提高而提高，從而抵消總需求對產出的影響。因此，預期到的貨幣沖擊隻影響價格水平而不影響實際產出。如果貨幣供給沖擊是沒有預測到的，在人們對價格預期既定的條件下，來自於貨幣增加導致的總需求增加可以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之所以人們對價格總水平的預期不能隨時調整，原因是市場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備。因此，貨幣因素是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根據這一分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認為政府的政策一般來說是無效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從實際因素的變動解釋經濟波動。該理論認為，貨幣數量是適應產量的變化而調整的，產量的變化引起貨幣存量的變化，從而引起經濟波動。導致實際產量發生變化的因素有生產技術的革新、新產品開發、氣候變化、原材料和能源價格變動等。關於經濟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反對政府的支持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盡管該理論也承認政府政策對產出和就業會產生影響，但由於經濟當事人理性預期的作用，這種影響的效果也難以界定。因此，該理論主張借鑒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

2. 當一年氣候變得風調雨順時，農民應該是喜還是憂，經濟學

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風調雨順，獲得豐收，是喜，但是產品充足，供大於求，不一定賣的高價，也可能是憂。

3. 氣候變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用經濟學原理如何解釋

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原理中的幾個原理來解釋：
1、購買力平價問題專。雖然這些貨幣屬可以兌換，而作為美金的美國工人肯定是拿的是最高的。但是實際購買力卻未必是最高的。何解呢？朝鮮的產品，是朝鮮的價格，中國的產品是中國的價格，美國的產品是美國價格。在中國花一塊錢買到的東西，可能在美國就需要1美元，雖然他們在價格上有差異，但是實際的一美金和一人民幣購買的產品都是一樣的。這會造成不同國家物價不同。
2、工資水平高低和勞動者單位時間的產出有關系。美國機械化自動化水平高，工人工資高。
3、勞動者的工資還和勞動供給關系有關系。勞動者多，競爭激烈，工資低。勞動者少，工資高。
4、工人保護組織的強大與否。涉及到工人和資本家對工資水平討價還價的能力。美國等西方國傢具有強大的工會組織，也會要求高工資。

4. 能源與氣候經濟專業屬於經濟學類嗎

能源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一個新的分支，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沖擊。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環境問題的凸顯，能源可持續性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同時，國外一些著名大學如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等紛紛設立能源研究中心，開設能源經濟方面課程

5. 霧霾天里，"氣候經濟學之父"在復旦說了些啥

3月18日，被譽為全球氣候變化政策奠基人、「氣候經濟學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問學講堂」，聚焦【應對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新常態」】這一熱點話題並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現在看來，十年前我測算的溫度和GDP的關系，可能還是非常保守的，還低估了氣候變暖對經濟帶來的威脅。」
十年後的3月18日，在黃色預警的霧霾天里，這位氣候經濟學之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來到上海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達了擔憂。
到達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達北京，他特別注意到當天PM2.5到達了300了。「這是災難性的。」斯特恩認為，氣候變暖和空氣污染雖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燒化石燃料直接相關，「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況，身處糟糕的空氣，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煙一樣，燃燒化石燃料確實會在每一年傷害很多人，數以百萬計。」斯特恩說。
雖然憂心忡忡，但斯特恩認為和十年前的悲觀相比，他的心態已經有了積極變化。他認為過去十年中太陽能、風能等一些清潔能源的應用，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越來越多得引領者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讓他看到了一絲希望。「過去十年，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下降了90%，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還指出，曾經的每一次氣候峰會，都讓他感到失望，唯獨去年的巴黎峰會，成果遠超預期。「它讓我看到了朝著更好的方向變化的跡象，尤其是中國政府，讓我覺得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有很強的責任感。」
剛剛發布的中國「十三五」規劃，有專門章節提到應對氣候變暖、抑制碳排放增長的內容。斯特恩表示，中國的行動表明中國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地方環境污染、地方自然資源壓力、產業政策、競爭力等等其他一系列問題是相關的。「總體而言，中國一直能比較成功地通過五年規劃來制定和實施宏偉的經濟目標和氣候目標，因此中國的氣候行動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當前經濟的時候，應當及時與如何發展低碳、效益及氣候適應結合起來。

「其實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環境成本這個角度來說。」斯特恩建議中國應發展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及時拋棄煤炭作為主要能源，低碳經濟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對此，斯特恩還算了一筆賬，當前美國市場1噸煤的價格是50美元每噸，燃燒1噸煤產生的碳排放，在美國的市場需要排放者承擔20美元，因此燃燒1噸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成本還會越來越高。而發展低碳經濟，現在風能、太陽能的成本已經在一些地區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會隨著低碳經濟發展，越來越低。

6. 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誰

北京時間10月8日17時55分許，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Romer)，以表彰二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經濟學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資源。自然要素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而我們的知識將決定我們如何解決這些約束問題。今年，諾德豪斯和羅默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通過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和知識的互相聯動，拓寬了經濟學分析的范圍。

關於技術變化：羅默的研究顯示了知識將如何成為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當年增長率在數十年間都能保持一定增長率的時候，「知識」這個要素將改變人們的生活。

過去的宏觀經濟研究強調了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是並沒有理論模擬經濟決策和市場條件將如何決定新技術的創造。而羅默則通過展示經濟力量如何支配公司在創新創造上的意願，解決了這一問題。

羅默在1990年就發布了這一成果，成為了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理論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實用的，因為它解釋了同一種創新想法對不同商品的意義是不同的，並且將理念變為實踐的過程，需要市場提供相對應的具體條件。羅默的理論有為促進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繁榮的法規和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研究。

關於氣候變化：諾德豪斯的研究結果涉及社會和自然的相互影響。上世紀7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越來越擔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將會導致氣候變暖，諾德豪斯正是在那時開始研究這一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首創了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即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經濟與氣候之間的相互作用。

該模型整合了理論和來自物理、化學和經濟學的實證結果。諾德豪斯的模型如今已廣泛傳播並用於模擬經濟和氣候共同發展。它可以用於測試例如碳稅等相關氣候政策干預經濟的後果。

羅默和諾德豪斯的貢獻集中於方法論，他們的研究為經濟學提供了日後研究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因與果的基本視角。盡管這兩位獲獎者無法對問題給出確鑿的答案，但他們的發現讓我們離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新聞來源：澎湃新聞。

7. 從經濟學角度說明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應對全球氣候日益變暖的問題

多種樹，另外提倡人們節約用能並加強法律制定規范人們的行為

8. 《經濟學人》：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和一年前低調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相比，人們對下周在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大會更加失去信心。一方面是由於去年的峰會以失敗告終，另一方面是因為公眾的期望急轉而下。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後，更多的人認為各國難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一致。也許幾次反常的氣候災難之後能夠有助於推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難以在氣候問題上達成一致並不意味著無動於衷。進化史上，生物不斷地努力適應氣候和環境的變化，不幸地是適應往往以大規模的死亡告終。人類比大多數物種都幸運，我們能夠思考並應對將要發生的變化。面對現在氣候變化的局勢，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雖然目前削減排放量的步伐穩健，但截至本世紀末，地球溫度很有可能將比工業革命時代早期高出至少3攝氏度。熱浪襲擊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生物系統將隨氣候變化而改變，可能導致物種瀕危。降雨將在一些地區加強，帶來洪水災害；而在乾旱地區，旱災的問題加重，也許使這些地區荒漠化。兩級冰川將在夏天時加速融化，將導致凍土無常變化和海平面的持續上升。氣候的變化無疑將給大部分地區帶來災難，乾旱和洪水塗炭生靈無數，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一些人認為最好的保護全球變暖的方式就是全球經濟的繁榮。面對氣候的變化，人們可以搬遷或種植另一種農作物。隨著人們更加富裕和健康，才能夠有能力承擔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投資發明新的農業技術和遷移到更加適宜居住的地區。發達的經濟體對於農業的依賴更少，從而不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但是經濟發展並不能夠輕而易舉的解決氣候問題。不少發展中國家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氣候變化的問題並不能夠阻止他們經濟發展的步伐。對於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應該在解決氣候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幫助貧窮國家發展。這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出於公平。畢竟發達國家是現在的氣候問題的罪魁禍首。 此外，依靠經濟發展來解決氣候問題還有另一弊端。雖然經濟發展能夠保護貧窮國家免受氣候災難，但是也許會加速氣候問題的惡化。隨著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面對這個問題，發達國家可以伸出援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綠色能源技術。這將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需求從風能、水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得到滿足。 除了鼓勵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以外，政府還需要格外注意基礎建設、移民安置和食物供給三方面。荷蘭在預防洪水災害上有幾百年的經驗，已經計劃進行基礎設施以減少海平面上升帶來的洪水災害。此外，政府需要評估氣候變化將給城市帶來的影響，包括高溫、強降雨、嚴重颶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而且，隨著氣候問題的加劇，人們可能需要移民安置到其他的國家，發達國家可以吸納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對於易受氣候影響的脆弱地區，比如佛羅里達州海岸地區，政府應該減少對這些地區的保險補貼，鼓勵人們搬離脆弱地區。 食物供給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了應對氣候的變化，人們需要更多抗旱的農作物種子，這就需要基因技術和政府的資助。除了種子以外，還需要更好的土壤保護、種植技術和天氣預報。全球農作物市場應該努力向更加穩健的方向發展，以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這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在廢除農業保護主義上達成共識。 然而，這一切都不能確保人們成功控制氣候的變化，這仍然是人類史上最瘋狂的一次實驗。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溫度計的汞還將持續上升，人類只能竭力和氣候問題斗爭。（安吉）

9. 西方經濟學原理分析氣候好壞對農業的影響

1 氣候變化導致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氣象災害造成的農牧業損失加大；
2 氣候變化導致中國農業生產水資源問題日益嚴峻；
3 氣候變化對中國的有關重大農業工程可能產生一定影響，重大工程安全運行的風險加大；
4 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的影響還表現在其他的多個方面；
5 氣候變化使中國海岸農業生產受災機會增大；
6 強降溫和大范圍雨雪天氣會對還沒有收獲的農作物和各種家畜造成凍傷，嚴重時會致命，給農戶造成經濟損失，可能導致市場供應緊張。分享給你的朋友吧：i貼吧 新浪微博騰訊微博QQ空間人人網豆瓣MSN
對我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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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對環境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

環境是公共產品，很易產生「搭便車」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經濟學家考慮的是，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
21世紀的人們已經愈加認識到了環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潔環境的價值和治理環境的成本。這其中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很多產品價格只反映了其內部的經濟成本，但沒有包括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即對環境的污染，或負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環境是一個公共產品（public good），有公共產品的特徵，很容易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的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
如何使產品價格體現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總和；誰承擔成本、誰享受好處都是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問題。任何政策選擇和取向都會有深遠的影響，影響一大片人的經濟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什麼樣的政策是最佳選擇呢？
馬丁•費爾德斯坦教授講完開放經濟部分（美元與貿易赤字）以後，請來了肯尼迪政府學院環境與資源項目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斯達溫思（Robert N. Stavins）來講環境問題，一共四堂課。
斯達溫思於1988年獲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是環境問題專家，曾任美國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2002）。
斯達溫思開門見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學生介紹，經濟學家是如何分析環境問題的，並如何利用經濟學框架及理論幫助設置解決環境問題的機制。
他原以為每節課有90分鍾（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課程大多是90分鍾一堂），走進教室以後，助教才告訴他只有55分鍾，所以不得不消減他准備好的30％以上的內容。即使如此，最後一節課講氣候問題時，他也只能蜻蜓點水，非常倉促。兩個層面
介紹任何領域都是從定義和分類開始的。討論環境污染有兩種層面：一個是時間層面，一個是地域層面。
從時間層面上說，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個時間都等於存量加增量，減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氣中會存在幾十年，所以一般來說，只考慮它的存量和增量。
從地域層面上說，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對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會傳的比較遠，對較遠的區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們時常會看到有的工廠的煙筒建造得出奇的高，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想讓排出的廢氣影響周圍的空氣質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廢氣排入高空，隨風帶到更遠的地方。
還有的污染源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溫室效應的氣體。解決這種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搭便車」的問題：沒有為減排付出努力，卻可以享受到別人減排使得空氣清新的成果。思維框架
經濟學家總是考慮，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根據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的微觀經濟學原理，我們得出結論，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總收益最大。
具體到環境問題，當減少排污的邊際成本等於減少排污的邊際好處時，減少排污的好處總量最大。
但是，減少排污的好處很難定義，更難量化，所以經濟學家就把問題加以轉換，變為如何減少減排成本的問題。
衡量環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壞，有多種標准：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決策需要的信息；執行和監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隨科技變化的靈活性；分配經濟和環境影響時的公正性如何（誰多承受成本，誰少承受成本；誰多享受好處，誰少享受好處）；政策的目的和性質是否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給公眾等等。
現在假設我們只考慮一種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勻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個排出二氧化碳廢氣的廠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隨減排量而變化的成本結構，他們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減排的成本曲線是什麼樣的。
假設政府的政治任務是減排x立方米，這個減排指標應該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這個指標平均分配給所有產生這個污染源的廠家，表面看起來，每個廠家都是平等的，但問題是這種辦法沒有把每個廠家不同的減排成本考慮進去，所以整體來說，這不是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覺告訴我們，那些減排成本更小的廠家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成本更大的廠家承擔更小的減排任務。數學證明顯示，只有當這些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一樣時，各個廠家的減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與經濟手段
這種方法與其他環境政策手段有什麼不同呢？通過行政命令達到環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靈活機動。
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必須使用的技術標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個汽車上都必須裝有廢氣監測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監管容易，壞處是不能直接地達到目標；而且只能用現在的技術，不能夠靈活地隨科學技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不是最經濟劃算的。
另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業績標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據技術指標，看看各個廠家是否達標。一般來說，這樣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為政府沒有辦法知道廠家減排的成本曲線。如果政府詢問他們，即使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結構，他們肯定也會說，減排的成本高得難以承受。所以這不是最好的方式。
經濟學家更傾向，通過給予經濟鼓勵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讓經濟個體酌情而定，從而在整體層面達到減排目的。經濟學家通過兩種方式改變經濟個體的決策動機，一種是對排污征稅，也就是經濟個體要向政府購買污染環境的權利；另一種是限制排放總量，經濟個體之間可以自由買賣排放配額（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過征稅，調整價格（price control）；後者是通過配額，調整數量（quantity control）。
假設政府對每單位數量的污染征稅額為t，那麼每個廠家就要選擇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決消化多少污染。每個廠家的目的是使繳污染稅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數學證明顯示，每個廠家都會選擇減排的邊際成本等於t時所相對應的減排數量。通過設置t，政府使所有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過征稅減排可以達到成本最小化。而且當有新的科學技術出現時，廠家有動力採用新技術以減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稅。這和行政命令有顯著區別。
（一）資源環境配置方式分析
配置資源有兩種基本方式，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主體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價格和競爭機制推動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在產權明確，市場主體明確的競爭性領域，通過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很有效率，但市場經濟在自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領域存在「失靈」現象，需要政府用計劃和行政法律手段來發揮作用。
環境資源問題的重要特點，在於其存在「外部不經濟性」和「不可逆性」，即市場主體行為對環境資源的不利影響由該行為主體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後代人承擔，其個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一次性能源的利用，生態物種的消失都不可能實現可逆。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每個市場主體都會無節制地開發、利用環境資源，多個市場主體的共同行為最終必然導致環境資源的枯竭、污染、毀滅，對全體開發、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公用地的悲劇」。「外部不經濟性」則成為環境問題的重要經濟根源，「不可逆性」成為我們必須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原因。
環境費用應該體現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定上。目前的現狀是把環境作為「免費品」，並把代價轉嫁給社會的其他部分，轉嫁給其他國家或未來幾代人，這種趨勢應該逆轉。因此，面對市場在環境資源領域的「失靈」，政府必須加以干預，採取有效措施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通過行政、法律、法規等直接手段，來保證「總量控制」，使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達到社會所期望的環境目標；實現「十一五」規劃約束指標，這是解決環境資源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
（二）資源環境系統控制方式分析
資源環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對資源環境系統進行調節和控制主要有三種類型：直接控制型、間接控制型和自我控制型。
直接控制就是採用計劃管理，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保證計劃實施的控制方法。其突出特點在於其技術性、嚴格性、強制性，即污染環境者或者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者必須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否則會經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國是採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國家，通過「確立法規標准——頒發許可證——監督實施——對違法者進行制裁」程序來保證控制目標的實現。
間接控制就是採用經濟手段，其實質在於通過產權制度，按照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和「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外部不經濟性」，通過市場機制，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生產者、消費者承擔相應的經濟代價，從而將環境成本納入各級環境影響主體分析和決策過程，促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者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選擇更加有利於環境資源的生產、經營和消費方式。
自我控制就是通過宣傳、教育、合作與交流等，鼓勵公眾、非政府組織、工業企業等環境參與主體改變其損害環境的行為。
直接控制、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在實現環境資源控制時，應以直接控制為主，以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為輔，促使區域建立循環經濟、生態工業、落實清潔生產。一般來說，行政控制的適用具有普遍性、基礎性的特點，而且隨著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強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會增強。而經濟手段的適用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補充性：某些對公眾身體健康危害極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學品、重金屬等，經濟手段失去了應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為唯一的控制手段。因此，環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礎性主體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經濟手段往往只能使嚴厲的直接控制方案變得「溫和」而有助於其實施，屬於「自願」基礎上的經濟技術強制措施，是對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與補充。人們普遍認為環境經濟手段和制度有利於提高靈活性和效率，能夠為進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術進步提供持續不斷的壓力並刺激創新，因而更加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至於「自我調控」手段的補充地位，則極為明顯。
發達國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法律實踐
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公害泛濫促使各國相繼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為主的法律法規，確立了計劃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礦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時間內達到排放限額標准（普遍實行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同時還要求政府機構的決策過程中考慮其決定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如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聯邦政府的一切機構，在採取會對人類環境產生明顯的重大影響的聯邦行動時，應當編制一份詳盡的說明書，其中應包括擬議中的行動將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由於各國污染控製法規大都採用了嚴厲的「技術強制」處理方式，即強迫現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額，強迫新污染源採用「最佳實用技術」，該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國家大多數城鎮的空氣比20世紀60年代干凈得多；一些原來污染嚴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復和保護；有害廢物、有毒化學品和農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資源的開發、保護方面，政府的規劃、計劃、事先審批以及許可證等行政管理方法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國法律確認，應當對某些特殊性質的地域、特殊種類的動植物提供特別保護。這些資源的保護相對於它們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優先權，取走或使用這些資源，只有在某些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先後進行了環保戰略的重大調整，從實行了20餘年的以「末端」處理為主要內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轉向以實行「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全程式控制制」為主要內容的污染預防政策，形成了當前世界環境保護的新潮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也於1989年制定了清潔生產計劃，致力於向全世界推行。 「清潔生產成為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所確認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積極推行以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為目的生態工業、循環經濟、清潔生產，並已經開始取得成效。美國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預防（即清潔生產、源頭削減）的國家，並且特別重視環境技術的發展。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90年污染預防法》，宣布以污染預防政策取代長期採用的以「末端」處理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礦企業必須通過「源頭削減」減少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並從組織、資金、技術和宏觀政策等方面授權美國國家環保局執行聯邦政府的新環境政策。與美國的做法相類似，德國、法國、加拿大、荷蘭、瑞典、丹麥等國家也都高度重視科技進步在實施污染預防、清潔生產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主要通過法規管制、經濟刺激、人才培訓、信息交流等途徑推行清潔生產。而在企業界，許多公司已經開始轉變觀念，努力在減少廢物排放和減輕對環境的危害的同時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由於直接行政控制的缺乏靈活性，經濟手段在實現環境政策目標時能同時兼顧靈活性、效果和效率，能夠對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和採用清潔生產工藝技術產生持續的壓力並刺激創新，能夠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循環經濟產生促進，從而更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主張利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等非行政手段的呼聲很高。但是，即使在目前變革環保戰略、強化環境經濟手段的新形勢下，歐美等國的政府依然普遍認為「行政控制」措施仍舊是環境管理的首要手段。他們強調必須根據推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