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浙江省產業結構現狀是怎樣的
浙江省工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素質性矛盾進一步凸現。
1.改革開放20年來，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部門轉移到了第二產業部門，但是第二產業內部各部門的相對變化較為緩慢。七八十年代，浙江省的主要工業部門是紡織、機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業。但由於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變化緩慢，這種狀況延續至今，紡織、機械（包括電機）和化工這三大工業部門的地位基本沒有變化。
2.在產業發展上，一般的規律是過去的路徑制約未來的發展方向，浙江的資源優勢是擁有眾多的企業家資源，但多數企業家還是缺乏學習過程磨練的原始企業家；與此相適應，浙江的企業組織結構也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角，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這樣的經濟結構將導致投資決策的分散化，這對企業適應需求多樣化的下游產品的市場競爭是有利的，但是要形成以規模效益為主要競爭力的重化工業就有不利的一面。
3.產業空心化問題導致十二五時期浙江經濟增長乏力。企業大量外遷，傳統產業優勢漸失，有的已日趨萎縮。由於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土地緊缺等因素，導致中小企業紛紛向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土地資源豐富、並有較多優惠政策的地區遷移。產業空心化會破壞一、二、三產業的合理比例，造成供求結構失衡，貿易收支惡化或逆差加劇。所以在浙江省的產業空心化問題還不嚴重的時候就應該加以調整。
『貳』 浙江省六大產業是哪些
浙江的六大產業主要有先進裝備製造業、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
2011年浙江加快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溫州今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累計完成投資70億元。規劃到2015年，先進裝備製造業、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將達1500億元，年均增長39%，佔全市工業經濟總產值15%，初步形成具有溫州特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體系。
另外2012年3月份 浙江省政府近日發布《關於「十二五」時期重污染高耗能行業深化整治促進提升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為進一步促進產業的調整做
《意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
一是優化區域布局。六大重點行業新建(含搬遷)項目在符合行業准入條件和環境准入要求的基礎上，原則上進入已完成規劃環評審查的工業園區(工業集聚區)。
二是加快產業升級。堅決關閉規模小、能耗高、污染重、治理無望的企業和生產線，加快或提前淘汰國家和省明確的產業結構調整淘汰類產品、工藝和裝備。
三是加強污染治理。對於水污染物不能穩定達標、超過許可排放總量、影響集中污水處理廠達標排放的企業，除依法處罰外，必須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業，將被責令停產、關閉。
四是規范日常管理。六大重點行業要建立完善的節能環保組織體系、健全的環保規章制度和規范的環保台賬系統，配備專職、專業人員負責日常環保管理。企業每個廠區原則上只能設置1個標准化廢水排放口和1個清下水排放口。
五是嚴格執法檢查。加強聯動，整合資源，嚴肅查處違法建設、經營和違法排污案件，掛牌督辦一批群眾反映強烈、污染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重污染高耗能企業。有條件的地方要在重點行業企業和園區設立環保監督員，嚴防污染反彈。
六是加強長效監管。各地要建立分片包干檢查責任制，落實長效監管責任。實行現場檢查責任制，將歷次檢查的負責人及檢查、監督結果記錄在案，並納入企業一廠一檔環保檔案系統。
出政策支持。
近年來我們浙江的六大產業發展迅速，特別是新興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
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叄』 如何解決浙江產業集聚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將產業集群與復區域創制新體系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2.浙江產業集群需要特別重視培育和創造生產要素。
3.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創新型轉變。
4.要把浙江產業集群整合到全球商品鏈之中。
5.推進柔性生產，抑制過渡競爭。
6.推進有利於產業集群發展的區域制度建設。
『肆』 新疆和浙江經濟發展一樣緩慢的主要原因
路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水源少,冬季時間太長.但我不同意樓下的說法，新疆的治安狀況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好，只是有民族問題，但平時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個人走都沒有危險。
當前中國和新疆正處於一個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革中，城鄉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差別在50倍以上，西部與東部落差越來越引人注目，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成為世界上基層系數同期增長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之一；農民增收緩慢，「三農」問題成為全社會焦點，成為影響和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瓶頸。究其原因，既有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缺憾，更有傳統制度設計上的動因，有些深層次的矛盾是機制、制度造成的。發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嚴重失衡的城鄉關系已成為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一道無法迴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塹，成為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瓶頸。解決不好這些問題，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傾斜的天平就會引起強震帶，就會嚴重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因為城鄉關系問題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尖銳的政治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非解決不可的大經濟大社會大政治問題，它關繫到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正義性判斷。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關鍵是要解決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機制，而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差別的最關鍵途徑，它直接關繫到新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當前新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和矛盾
從宏觀角度觀察，盡管新疆農村社會經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當前新疆城鄉之間關系尚未理順，國家資金、政策、制度等綜合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觀,即是說新疆總體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城鄉之間的分配有失均衡。現就其主要矛盾和問題作些概略分析。
（一）新疆產業結構變動和就業結構變動不協調，城市化進程遲緩，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
從國際經驗看，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就業結構變化，而且二者變化的速率大致接近，這是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必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產業結構的變化方向雖然符合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演進的國際趨勢，但一、二產業明顯落後於全國水平。2005年，三次產業比重演變為19.、46.、35；其中一產比全國水平高6.6個百分點，二產業比全國水平低1.3個百分點，新疆工業所佔GDP比重僅為30.5%，比全國低15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特別是新疆製造業增加值僅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6%，比全國低44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左右，比全國低22個百分點，工業化滯後嚴重影響了新疆城鄉經濟的發展。三產業比全國水平低5.3個百分點，新疆服務業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發展層次低。傳統的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運輸倉儲和郵電業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43.9%，比全國高4.1個百分點；特別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經費支出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3強，比全國高10個百分點。從國際比較看，新疆服務業比重低於中下收入國家或地區近14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約30—4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是城市化最大的推動力，第三產業不發達，阻礙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使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難以社會化，客觀上加劇了新疆「三農」問題。新疆就業結構的嚴重缺陷在於，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相對較小。2005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仍高達54.%，比全國高6個百分點，比相對發達國家高45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50多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雖逐年上升，但就業結構變化明顯滯後於產業結構變化。目前新疆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還不到全部從業人員的1/3，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大都在60%以上，可見，新疆第三產業的就業水平不但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也滯後於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大課題，任重而道遠。
由於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不同步，由此導致新疆城市化進程滯後，城鄉關系不協調。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新疆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總人口）較低的地區，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更大。2005年新疆城市化水平只有37.3%，與1990年相比僅提高了5.41個百分點，在全國的位次也後移了8位，成為全國城市化進程最慢的省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8個百分點，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46個百分點。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的進程都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以此推動城市經濟和社會全面快速發展，城市化滯後制約了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進程。由於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新疆農業勞動力每轉移一個去第二產業，只能帶動0.7人轉向第三產業，而在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的國家，這個指標是2人。根據世界160多個國家統計，城市化與人均GDP有如下對應關系(見表2)，新疆城市化水平比人均GDP相當國家或地區低6～15個百分點；與新疆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相比，低了10.3個百分點，在城市化落後的情況下，新疆工業的發展未能形成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目前新疆約有66%的人口滯留農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的影響,使相當嚴峻的「三農」問題雪上加霜。城市化進程滯後已成為制約新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矛盾，它在客觀上加劇了城鄉、地區、市場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鄉經濟良性循環，導致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
（二）宏觀收入分配失衡，新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自治區分配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一個基本政策取向是改變過去長期實行的「高積累、低消費」方針，不斷提高個人所得份額，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對於妥善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提高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調動社會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於，在個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城鄉之間居民分配不均衡，收入懸殊過大。近年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十分緩慢。來自二三產業的收入僅占純收入的16.7%，與全國相比，絕對數不到全國的1/3，比全國低30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1位；農民增收渠道狹窄，過分依賴種植、養殖，56%的勞動力仍滯留在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農村和農業，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難，導致農民增收困難。1990—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比全國低2.6個百分點；1997—2001年，新疆農民人均收入僅從1504元提高到1710元，5年只增加了206元。2002—2005年由於糧食漲價因素，農民人均收入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與全國平均水平仍差773元。
在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處在一種不斷擴大的趨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整體上處於相對貧困狀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98年5425.1元上升到2005年的10493元，農民人均收入1998年為2162.0元,2005年為3255元，已由1978年的2.57∶1擴大到2005年3.22∶1，前者為後者的3倍多，收入的絕對差距已從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05年的7238元。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為8100元，農民人均收入2005年為2482元，收入差距擴大為3.26∶1，新疆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達561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全疆85個縣市中有30個貧困縣、35個邊境縣，低收入人口達280多萬人。需要指出，由於口徑和范圍不一致，上述指標只反映了城鎮居民的貨幣收入與農村居民的全部收入，如果把城鎮居民享受的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福利和實物收入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而農民收入中又有相當一部分要作為下一年度的生產性投入，以及社會上的高收入群體的收入經常被低估而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收入被高估的情況，事實上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突出,在4-6倍，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一般在1∶1.5倍。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顯示，我國基層系數已由1980年的0.33擴大至目前0.458，「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後，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的警戒線，比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高，屬於世界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和分配不公較為嚴重的國家，改革開放並非「人人都是贏家」(8)，盡管產生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製造了人數規模巨大的利益受損者，這些承擔政治決策失誤和社會改革成本的弱勢群體愈來愈被邊緣化，「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9)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已經到了非採取措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不可的地步。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為懸殊。由於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消費市場呈萎縮趨勢。從消費市場來看，新疆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為4∶1，是全國城鄉消費差距最大的五個西部省區之一；農民消費結構相當於城市居民80年代末的水平，滯後城市15年左右；66%的農村居民僅占消費品市場份額的18.9%，而1/3的城鎮居民卻占據全區8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各種產品在狹窄的城鎮市場激烈拼殺，而有巨大潛力的農村市場卻始終沒有被激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多，收入少，購買力低，造成城鄉地區間的失衡，農村市場啟而難動，當新疆城鎮居民消費向攝像、電腦、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發展的時候，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仍停留在以生存為主的消費水準。此外恩格爾系數下降，表明居民對非食品類（如住房、文化娛樂、交通通訊、醫療保健等）的相對需求增加，對食品類相對需求減少，也就意味著通過食品消費而轉化為農民的收入在減少，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收入水平。
由於宏觀收入分配失衡，農民收入低速增長，不論全國還是全疆城鄉之間的差距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從國際比較看，當前我國包括新疆居民的消費結構大體相當於發達國家戰後恢復時期，新疆與發達國家約有50年的差距。
農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長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嚴重性在於：不利於農民生活的改善，不利於農村市場的開拓,不利於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直接阻礙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通過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整體，阻礙了啟動龐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此外，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也不利於農民增加農業投入和農村社會穩定。因此，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有效控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無疑應當成為下一步國家和自治區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新疆城鄉之間社會發展諸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新疆城鄉不僅經濟差距較大，在社會發展方面也嚴重失衡，就全區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大大落後於城市；就農村看，社會發展又大大落後於經濟發展。
一是新疆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
城鄉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別很大。全區縣級以下（包括縣本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23年，而城市為8.68年；城鎮每萬人擁有的大專及以上人口是農村的8.5倍，現在在校的大學生中，城鎮居民的子女約佔70%，農村子弟約佔30%。這同全區總人口中，農村佔70%、城市居民佔30%的格局正好倒置；農村教育水平低下，2005年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98.7%，居全國倒數第4位，農牧區仍有相當一部分兒童不能接受起碼的基礎教育；初中升學率僅為38.5%，即60%多的初中畢業生喪失了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於全國水平。全區現有文盲人口104萬人，新疆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為7.72%，農村文盲率比城市高3.72個百分點。這表明新疆尤其是南疆農村尚處於「教育貧困」狀態，相當多的農村兒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獲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機會，而與發展、現代化無緣。由於農牧民分散居住，基礎設施落後，生產生活環境差，目前，新疆1260萬農村居民還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視等公共服務。還有8%左右的人口聽不到廣播、看不到電視，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大大落後於城市。農民在經濟上被邊緣化的同時，在社會和文化上也被邊緣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農民仍是「有飯吃，沒錢花；有勞動力,沒勞動；有需求,沒市場」的格局，很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新疆在城鄉基礎教育投入上差別也很大。城市基礎教育的資金投入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列入城市財政預算。而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則主要列入縣鄉財政的支出和農村教育集資。這表明農民事實上成為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一個重要承擔者。由於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不足，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新疆農村、特別是一些貧困邊遠地區中小學危房率較高。另一個問題是新疆農村教師收入遠遠低於城市。即使如此，相當一部分地區農村教師的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可以說，當前新疆教師工資拖欠問題主要發生在縣鄉基層。
二是新疆城鄉醫療衛生發展水平的差距。
城鎮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費醫療或在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內。而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經解體，有合作醫療的僅佔15%左右。廣大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著傾家盪產」的狀況。農民獲得醫療保健衛生服務的能力要遠遠弱於城鎮居民。目前，新疆公共衛生資源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比較欠缺，特別是農村衛生和醫療保健十分落後，15%的農村基層村沒有醫療保健點；農村有40%以上的人口不能保證有及時的醫療服務；58%農村人口尚未飲用自來水，96%的農村家庭沒有洗浴設施，42%無廁所，貧困農村地區婦女患病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有近15%的農村嬰幼兒沒有享受免疫接種，傳染病發病率、嬰兒死亡率均高於全國，嬰兒死亡率達53.69‰，離初級小康標准(31‰)差距較大，比全國高23‰，比美日等國家高10倍。新疆城鄉人口健康狀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預期壽命相對較低。
三是新疆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
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盡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還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全區有140.80萬城鎮職工參加了失業保險，181.88萬城鎮職工及離退休人員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有211.85萬人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有62.87萬貧困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占人口近70%的農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四）新疆與東部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之間的總體發展差距呈擴大趨勢。由此決定，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的差別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徵是：在東部發達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小；在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新疆不僅與全國及東部地區的絕對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與原來條件與我區相近的西部某些省區相比，也出現了差距有所擴大的趨勢。
1.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與東部的差距
一是人均收入差距。我國是世界上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表現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新疆整體上屬於中國的第三世界，但南疆三地州、邊遠農牧區仍屬於第四世界（人均GDP低於3578元）。2005年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全國水平低2393元和773元，特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的全國第10位跌到第25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市的一半；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高於全國及東部地區，比上海市高45元，到2005年上海已是新疆的2.5倍，再加工資外收入，差距則更大，真可謂今非昔比。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差距。1979—2005年，新疆GDP年均增長10.1%，比經濟增長最快的前五位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分別低3.2、2.9、2.8、2.2和1.5個百分點。特別是實施西部大開發的1998—2002年，新疆GDP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7.8%，其中1998年居全國倒數第1，2001、2002年均為倒數第2。出現了西部大開發，新疆經濟發展反而減緩的奇怪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三是經濟實力差距。從經濟發展總量看，新疆GDP總量位居全國第25位，與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東部省市的差距分別擴大到7.3倍、6.7倍、6.6倍、4.8倍和3.4倍。從綜合競爭力看，新疆地區競爭力均居第25位，基礎設施競爭力位居第26位，生態環境競爭力位居第27位，表明新疆在全國不具有競爭優勢。2.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落後於西部主要省區與西部省區相比，1979—1995年，新疆經濟發展速度在西部處於領先水平，特別是「八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比陝西、甘肅、內蒙古快2.1、1.8和1.9個百分點，與四川省持平；但「九五」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低於西部其他省區，經濟增長率在西部12個省區中居倒數第1位。
二、現行政策、制度是城鄉發展失調的原因和城鄉關系不合理的關鍵因素
（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戶籍制度是決定城鄉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項根本性制度。我國自195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起，就將全國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農民，在城鄉之間人為地掘出了一條「鴻溝」,築起了一道「壁壘」,使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遷移,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這種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國構成了典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結構（10）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對立、城鄉分割、城鄉勞動力流動隔絕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在就業、收入、養老、社會福利、子女上學等方面都享有優惠待遇，而具有農村戶籍的農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現在能進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視。建國以後,為了加快工業建設,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從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農村集中有限的資源,形成工業和城市建設資金的原始積累。這樣做,盡管在當時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使我國用不太長的時間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主要的一個負面結果就是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工業化變成了城市的工業化,直接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拉大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同時城鄉分割體制阻斷了農民進入城市工作的途徑,造成並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消費差距。近年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動,已使不少農民工可以臨時到城市工作,但他們的「根」 (戶口)仍在農村,起碼從現實政策上講,他們終歸還得回到農村去。這說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分割體制並未得到根本改變,多年形成的城鄉「鴻溝」和「壁壘」仍在起作用。長期以來，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隔離開來發展，在二元經濟格局下形成了城鄉分割、各自獨立發展、互不平等的經濟制度，導致了決策的城市傾向、就業的農村歧視和產業政策的「重城輕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抑制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將廣大農民限制在農村，強化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農戶駕馭市場的能力低，抗風險能力弱，面對競爭激烈和瞬息萬變的市場無所適從。時至今日，歧視農民的二元社會結構仍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社會保障的對象應是低收入的社會群體，但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只對城市人口，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等都與低收入水平的農民無緣，農民生老病死的開支只能靠自己。市民失業有救濟金，農民失業無人問津。還有一個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對待農民進城子女的「就學歧視」。既損害了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也不利於城市的發展，因為不少農民工子女，將來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學歧視造就的文盲，決不是城市發展所希望的。國家、自治區及烏魯木齊市已開始明文規定廢止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歧視，這當然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所期盼的，但城市高昂的學費，仍使相當多的農民工子女望洋興嘆。改革開放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新疆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迅速，但由於長期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緩慢,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總體上呈擴大趨勢。長期積累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已成為新疆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制度壁壘和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壁壘，加速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換，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掃清制度障礙。
（二）從宏觀經濟政策考察，城市和工業過度地汲取農業、農村剩餘是造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農產品短缺問題解決之後，農業基礎地位受到挑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潛在的農村市場難以成為現實的市場，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傾向和國有工業傾向，而這種傾向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農村資金、價值流向城市有四條渠道:一是財政渠道,即國家財政對農村取多予少；二是金融渠道,即金融系統將農村存款的一部分轉貸到城市和工業；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農村的金融機構承擔著從農村吸收資金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職能，為農村和農業提供的貸款服務微乎其微。改革開放27年來,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農村獲取信貸支持的能力嚴重不足。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農村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斷增多。農村存貸年均差額由「八五」時期的1071億元增加到「九五」時期的2566億元，1980-2004年農民資金經過信用社渠道凈流出累計14000多億元，加上郵政儲蓄渠道，這一期間農民資金凈流出合計18000多億元。問題在於農村金融資源外流，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國家銀行和信用社）很難得到貸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間借貸，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終影響農業和農村資金的發展。三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即通過城鄉產品的不平等交換,轉移走農村創造的一部分價值。據一些學者測算，建國後為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推行的城鄉二元化戰略，主要通過糧食價格的「剪刀差」（11），城市從農民「積累」走至少12580億元人民幣。據測算，從1952年到1997年46年間,總共有32467億元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雖然將不同年份的資金、價值加總在一起是不合適的,但該數據還是比較直觀地反映了46年間有巨額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從而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城鄉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是農民土地的廉征貴賣。最近十多年間，城市大興土木、經濟開發區熱引發的一浪高過一浪的「現代圈地運動」，通過「廉價征地」這一把「金鉸剪」，城市從農村也就是從農民手裡蠶食走了2萬億元人民幣，全國現有各級各類開發區6015個，其中經國務院和省級政府批準的只有1818個，佔30.2%，其餘4197個均為省級以下開發區。1997年至今，開發區佔地從1.2萬平方公里擴張到3.6萬平方公里，六年激增2倍，已超過現有全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總和。「很多地方借『開發區』『大學城』『工業園』『城市擴建』之名亂占土地已經到了『荒誕』的程度。」
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蒙受了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這些資金足以建起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土地資產數額巨大，具有價值增值功能，又屬於不可再生資源。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土地的供給稀缺性與需求的無限性，便成了經濟轉型時期權力尋租高額暴利的肥肉。
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失業的農民難題就愈突出。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喪失。一般每徵用一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我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約35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專家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於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而從動態來看，這一數字最高可達8000萬人。這是我國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難題。
『伍』 當前我國或浙江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十一五」時期浙江省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分析 內容摘要：產業政策是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和一定時期內產業的和變動趨勢，以市場機制的作用為基礎，對產業結構、產業組織和產業布局等進行規劃、干預和引導的一系列政策的總和。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明確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點，是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本文試以我省「十一五」規劃為依據，對我省產業政策主要內容與特點作一闡述。 關鍵詞：浙江十一五產業政策主要內容特點 根據我省「十一五」規劃，我省「十一五」時期產業政策主要內容與特點是：順應集群化、信息化、國際化和生態化發展趨勢，抓住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推動產業結構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走出一條互動互補、集聚集約、創新創優、高質高效的產業發展之路，成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先行區。現將有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加快產業優化升級。一是以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按照「優農業、強工業、興三產」的總體要求，提升發展傳統產業，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臨港工業和新興產業。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中心環節，圍繞打造先進製造業基地、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創建生態省、發展循環經濟、海洋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等戰略重點，採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等多種自主創新形式，組織實施一批關鍵技術、共性技術及重要裝備開發項目。加快創新成果運用，逐步實現由初級簡單生產和貼牌生產為主向自主創新、自有品牌為主轉變，培育一批知名品牌、龍頭企業和優勢行業，打造品牌大省。二是加快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圍繞環杭州灣、溫台沿海、金衢麗三大產業帶建設，加大國家、省級各類開發區（園區）的建設力度，積極引入孵化器、研發服務等各類創新創業載體，構築全國一流的產業集聚和發展平台。整合提升塊狀特色經濟，形成若干總量規模、創新能力、裝備水平、市場份額等居全國前列的製造中心和特色產業基地，培育國際性產業集群。努力在電子通信設備、生物醫葯、交通運輸設備、環保專用設備、大型石化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批大企業、大集團，充分發揮對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的引領和帶動作用。三是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把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作為我省現代農業建設的主攻方向，科學制定高效生態農業產業發展規劃，努力形成區域化布局、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的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大力推進科技興農，實施「種子種苗」工程，加強資源節約、綠色安全和加工增值技術的推廣應用，探索農作制度創新，建立健全農業標准化體系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管理體系。加快優勢產業和品牌產品培育，大力發展專業大戶和專業合作社，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對農戶的帶動力。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和農產品市場。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強糧食市場體系和儲備體系建設，確保糧食安全。 四是大力發展服務業。把服務業發展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結構調整的戰略重點，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充分發揮我省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壯大商貿物流、金融保險、旅遊會展、文化和房地產等優勢服務業，加快培育信息、科教、中介、社區、公共服務業等新興服務業。適應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和產業升級需要，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進一步加快體制機制創新，放寬市場准入，引導各類服務業向產業化、社會化、信息化、品牌化方向發展。努力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加強浙港澳台服務業合作，大力發展國際服務貿易，不斷提高服務業發展整體水平。 二、統籌城鄉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強化資源要素保障。繼續推進「五大百億」工程，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結構優化、功能完善、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體系。加強水利設施建設，加大水資源保護和合理開發力度，全面規劃和建設安全飲水、治污凈水、節約用水、科學調水等「四水工程」。加強電源與電網的配套建設，優化發展火電，積極發展核電，大力開發利用天然氣、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力爭實現電力供給適度超前。合理圍墾灘塗、開發低丘緩坡，積極開展土地整理，盤活土地存量，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大力發展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管道等多種交通設施，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樞紐，高速公路、電氣化鐵路、干線航道為骨架的立體化綜合交通網路。重視改善城市交通，有條件的地方積極發展軌道交通。積極推進通信、廣電、計算機三網融合，打造大容量、高速率、智能化的信息網路平台，全面推進政府、企業、社區和家庭信息化。強化沿海防颱御潮、高標准城市防洪、主要水系和流域治理、抗震及地質災害避險等重要工程建設，健全預測預防和緊急救援體系，全面提高綜合防災減災能力。 三、積極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一是形成功能布局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按照統籌區域發展的要求，進一步明確區域發展功能定位，合理引導生產力布局和要素流向。進一步提升環杭州灣和溫台沿海產業帶發展水平，加大金衢麗產業帶建設力度，促進杭湖寧沿線經濟加快發展，積極保護和合理開發山地海洋生態區。繼續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充分發揮縣域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與區域規劃、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的銜接，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發展潛力，明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區劃，逐步形成功能定位清晰、發展導向明確、開發秩序規范、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區域開發格局。二是增強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積極推進城市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強化城市要素集聚和經濟輻射功能，充分發揮城市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龍頭帶動作用。完善省域城鎮體系規劃，繼續加快杭州、寧波、溫州三大中心城市和浙中城市群建設，積極支持區域中心城市做強做大。鼓勵大中城市通過城際快速幹道等連接周邊小城市，形成組群式城市發展格局。鼓勵更多的縣城和中心鎮發展成為功能健全的中小城市，加快培育小城鎮，使之成為連接城鄉的節點和繁榮農村、服務農業、集聚農民的重要載體。三是支持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立足優化全省區域經濟布局，著眼縮小區域間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差距，加大統籌區域發展力度，努力使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成為我省經濟新的增長點。繼續推進山海協作、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和百億幫扶致富工程，支持欠發達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和生態經濟，促進下山移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走人口內聚外遷、自我積累和借力發展相結合的道路。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不斷提高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能力，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山區和海島經濟社會發展。四是建設海洋經濟強省。認真貫徹落實《浙江海洋經濟強省建設規劃綱要》，以濱海城市和陸域經濟為依託，統籌陸海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加快寧波、舟山港口一體化進程，加強沿海港口建設和整合，充分發揮港口的帶動作用。加快外貿物流、戰略物資儲運基地建設和以能源、石化、鋼鐵、船舶、汽車等為主的臨港工業基地建設，積極發展海運業和海洋旅遊業。優化海洋漁業結構，加快漁民轉產轉業。深入實施「科技興海」戰略，建設海洋科技創新體系，培育海洋新興產業。加大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推進「大島建、小島遷、陸島連」，加快海島水源和海水淡化工程建設。科學合理開發灘塗資源，建立海洋生態自然保護區和海洋特別保護區，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一是逐步形成節約資源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以節約利用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率為重點，以發展循環經濟為基本途徑，促進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不斷減量，促進形成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著力構建節約型產業結構，控制高能耗項目，禁止高污染項目，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後生產工藝和設備，扶持發展污染小、消耗低、效益高的資源節約型產業。堅持集約、節約利用土地，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水資源。推廣高性能、低耗材、環保型的建築材料，建設節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築。開發和使用環保型運輸工具，建設綠色交通系統。大力倡導健康文明、有利於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增強全民節約和環保意識，鼓勵使用能效標識產品、節能節水認證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消費綠色標志食品和有機標志食品，減少過度包裝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形成節約型消費模式。建設節約型政府，發揮政府在節約型社會建設中的引領、示範和表率作用。
二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發展循環經濟的地方性法規和評價體系建設，制定實施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總體規劃以及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等循環經濟專項規劃。充分發揮價格、稅收、金融、財政等經濟政策對循環經濟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完善資源價格市場形成機制和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及補償機制。全面推行清潔生產，促進污染防治從末端治理轉向預防和全程監控，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積極推進廢棄物回收和循環利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和利用體系。大力實施「991」行動計劃，抓好重點領域和重點項目，形成一批示範企業、園區和城鎮。
三是加強環境治理和保護。深入實施浙江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加大對重點流域、重點區域和重點企業的環境污染整治，強化企業的環保責任，依法有序地解決突出的環境污染問題。加大八大水系及杭嘉湖、寧紹、溫黃和溫瑞平原河網等重點流域污染治理，抓好造紙、化工、建材、醫葯、皮革等重點行業的污染整治，減少農業面源污染，落實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加快水污染控制設施建設，全面推進水污染防治工作。強化對大氣污染、固體物污染、噪音污染的綜合整治，加大核安全和輻射環境監管，推廣資源化、無害化的垃圾處理方式，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積極推動重要生態功能區建設，加強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濕地保護和生態公益林建設，提高植被覆蓋率和林相質量。 四、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省屬國有企業為重點，以產權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積極推進規范化公司制改造，全面完成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系，完善出資人制度，規范國有產權轉讓行為，加強非經營性國有資產監管。大力支持和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加強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更好地發揮民營經濟在發展經濟、擴大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文化產業等領域。支持民營企業通過相互參股、收購兼並、外資嫁接等多種途徑加速發展。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相互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五、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繼續鞏固和發展商品市場優勢，大力推進資本、土地、技術、人才等要素市場建設。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交易方式和新型流通業態，改造提升傳統商品市場，打造若干區域性、國際性貿易中心。深化金融改革，把地方性金融機構建設成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行安全的現代金融企業。積極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繼續抓好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推進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繼續做好企業上市和債券發行工作，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增強「浙江板塊」的影響力。推進產權交易市場建設，發展風險投資和產業投資基金。發展和規范各類行業協會、中介組織。建設「信用浙江」，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健全失信懲治制度。健全產品質量監管機制，打擊制假售假、商業欺詐、偷逃騙稅和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整頓規范市場秩序。 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一是做優外貿、做強外資、做大外經，不斷提高經濟國際化水平。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一般貿易結構，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加快發展服務貿易。擴大資源性產品、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的進口，更好地發揮進口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斷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創新引資方式，擴大引資平台，繼續推進「以民引外」、「以外引外」、跨國並購、海外上市，大力引進對我省產業升級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大項目、大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動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承包海外工程，開展國際勞務合作。積極開展境外資源合作，強化我省境外重要物資保障。積極運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和協調職能，應對國際貿易摩擦。擴大口岸開放，加強外貿「大通關」建設，加快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保障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二是加強國內經濟合作與交流。積極推進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推動浙滬、浙蘇主要城市的市場互通、產業互補、設施共建、信息共享、環境共保，加強長三角金融合作。積極參與中央關於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等戰略部署的實施，繼續做好對口支援和對口幫扶工作，深化與東部沿海省市和港澳台的合作與交流。鼓勵企業在省外投資創業，建立糧食、能源、原材料和製造加工基地，充分利用省外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發展平台，拓展發展空間，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鼓勵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鼓勵浙商回鄉投資創業，積極引進國內先進企業，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良性互動。七、建設科技強省。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建設科技強省的核心內容。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擴大科技交流與合作，加快建設各類科技創新平台，構築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緊密結合的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優化整合技術創新資源，推進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的聯合攻關，努力在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裝備製造等領域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強化高校和科研院所創新功能，引進大院名校共建創新載體，鼓勵大企業建立研究開發機構，繼續大力培育發展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技術市場，辦好中國浙江網上技術市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強科普工作，提高全社會的科技意識和公眾的科學素養。八、促進就業。把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積極發展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各類所有制的中小企業，增加就業總量，實現比較充分的社會就業。完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健全就業服務體系。加強各類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勞動者的就業競爭能力。 以上是我省「十一五」時期產業政策主要內容與特點。概括起來，我省「十一五」時期產業政策的核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陸』 浙江省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基本現狀是怎樣的
浙江是電子復商務大省，傳統產業及制社會各領域電子商務應用快速推進，技術、支付、物流等支撐服務取得重大突破，各項主要指標均處於全國前列。
1、產業規模和專業化程度全國領先。
2、傳統產業電子商務應用不斷深入。
3、經濟社會各領域電子商務加快應用。
4、電子商務支撐服務取得重大突破。
5、電子商務發展環境不斷改善。
『柒』 限制浙江第二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改革開放20年來，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部門轉移內到了第二產業容部門，但是第二產業內部各部門的相對變化較為緩慢。七八十年代，浙江省的主要工業部門是紡織、機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業。這種狀況延續至今，紡織、機械（包括電機）和化工這三大工業部門的地位基本沒有變化。
浙江省製造業的產業結構沒有太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需求結構的變化緩慢，其二是供給結構的變化緩慢。由於中國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決定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將長期存在。統計資料顯示，當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浙江省，都還有40％以上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這表明勞動力過剩的格局還將長期存在，中國的供給結構的變化過程和需求結構的變化過程一樣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捌』 如何提升浙江的產業結構
如何利用FDI提升浙江產業結構
2008年以來，浙江經濟發展面臨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全省經濟在持續6年的13%以上增速後，出現明顯的高位回調態勢，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低於全國、全省的平均水平，這預示著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宏觀背景下，浙江現有的產業結構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必須適應新的宏觀環境與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進行經濟轉型升級，增強經濟發展能力。
從浙江工業產業結構發展演變的情況看，大致是從三個方面路徑發展起來的，一是源於原有的產業基礎。如浙江的服裝、皮鞋等行業。二是承接外來的產業轉移。如浙江的製革行業、打火機行業等。三是現有行業的轉型升級。如化學行業、電氣及電子元器件行業等。總之，溫州產業路徑依賴比較明顯，大多源於原有的產業基礎，承接外來優勢產業轉移不多，產業結構比較傳統，產業升級相對比較緩慢。
浙江產業經濟現在正面臨轉型升級的新機遇：（一） 浙江民營經濟在轉型升級中的機制優勢。許多民營企業已經增加科技投入，自覺調整產品結構，開發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逐步實現轉型升級；（二）外部資源價格下降帶來的良好機遇，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國外經濟受到重創，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下降，國外許多知名企業頻臨破產，這正是利用這次危機的機會，兼並國外企業，收購知名品牌，引進國外設備技術與人才的良機，這為我市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外部助力。
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總體方向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新格局。向高技術、資本密集產業演變升級論。就是說浙江的產業升級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有傳統產業逐步升級論--就是說在溫州現有的傳統產業范圍內，從低技術向高技術、從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價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價值發展，目前只能通過提升服裝、皮鞋的品牌，提高市場佔有率。當前，溫州經濟發展面臨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趨緩、本地資源要素制約加大、省內先進城市競爭實力提升等多重壓力下，浙江產業轉型升級已經進入關鍵時期，也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
FDI吸引了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需求集聚，集中區域對高素質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上升。要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既要考慮產業結構高級化，又要順應要素市場要求，注意利用好勞動力豐裕的優勢，使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從而促進整個經濟發展。同時，鼓勵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支持外資企業實施人才本土化戰略。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打破外資企業技術封閉壁壘，鼓勵外資企業向國內企業轉移技術。真正地將浙江企業由原先的勞動力密集型改變為技術密集型。
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不僅在與改善環境喜迎FDI,更重要的是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技術含量，只有這樣，才會真正地持續地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玖』 1897年浙江產業發展好的原因
改革開放20年來，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部門轉移浙江省製造業的產業結構沒有太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需求結構的
『拾』 浙江產業集聚存在哪些問題
浙江產業集群的這種原生性的特點，雖然具有根植性強，共生性好，不易移植等的優點內，但是其缺點容和問題也是很明顯的。
1、產業集群地域發展不均衡
2、產業集群的載體主要在小城鎮，企業規模小、創新能力差、難以形成核心競爭力
3、國際化知名品牌及區域品牌匱乏
4、產業集群的優勢還是表現在成本優勢
5、很多集群屬於資源消耗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受資源環境的嚴重製約
6、地區間的競爭壓力日益加劇
7、企業中高層次人才資源嚴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