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贵州省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二、近年来养老保险中出现的问题
经过多年改革，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已具雏形。但是，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中期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60以上的人口比例，亚洲平均为6.8％，我国为8.9％。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达18％，届时全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老人集中在中国。而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积聚增长，社会负担加重，对国家财政的稳定非常不利。
1、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明显过窄，社会保险的基本定律之一是大致法则，只有当覆盖范围最大时才会最强，目前，就全国而言，除国有，集体企业基本覆盖外，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尚游离在养老保险范围外，还有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至今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问题也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社会保障关于权利保障、普遍性、平等性等基本原则就没落实，部分公民仍未享有相应的养老保险权益。
难题之一：个人帐户出现“老人”无帐户，“中人”帐户资金严重不足，而“新人”帐户给了“老人”，出现了空帐现象。
在总结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践，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积累式筹资模式，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新人是理想的。国家规定，个人帐户按照职工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建立，且企业缴费比例最高不超过20％。个人缴费年不得低于4％，最高不得高于8％，到达退休年龄后，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个人养老金的月标准为本人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月），然而，目前转轨面临的尴尬局面，却是“老人”无帐户，更无资金积累：“中人”个人帐户上资金严重不足，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工作年限，仅仅是视作个人缴费的年限而没有资金累积，“新人”帐户实际运作中现付给了现在的老人，帐户实际上是个“空帐”。显而易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偏差带来的空帐，使得养老保险的运作仍然停留在现收现付上，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省 （区）养老保险的确保发放面临困难，“统帐结合”的改革目标模式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难题之二：养老保险基金单一的来源渠道和单一的投资渠道，使目前基金的筹集与增值方式在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目前，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主要是企业缴费，而企业缴费的大头又来源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停产、半停产和破产企业增多，相当于一部分企业在交纳养老保险时。同时承担着“新人”退休费的支付，在这重负之下效益较好的企业缴纳积极性也受到严重挫伤，使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上面临如下态势。
1、参加养老保险缴费职工人数连年下降，且降幅逐年增加，而离退休人员人数连年上升，且升速加快。
2、根据有关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只限于投资于国债和存入银行，表面上看，这种投资是安全的，而实际上却存在着贬值的风险。一是从1997年以来，我国连续多次下调利率，使存入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很难保值，更谈不上增值。二是国债现券的收益率也在逐渐降低，养老基金投资于国债也会面临亏损。
难题之三：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使现实的养老保险运作面临困难境地。
1、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市地社会保险机构目标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省级统筹的运作苍白无力。
按照国家规定，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了省级统筹，但是运转的效果却十分不理想，由于目前市地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仍然隶属于地方管理，地方政府的利益必然是市地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首选目标，而省级统筹的目标则是综合平衡全省各地方、各行业部门之间利益，这就出现了地方社会保险机构目标利益的一致性，出现了省级统筹应承担责任与其应具有权利相脱节，出现了地方和行业一致对付省级统筹的困难局面。
2、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险工作业务，使现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难以承载。
随着行业统筹下放到地方和地方企业实行省级统筹，加上失业保险的重新定位，医疗保险改革启动，以及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保合一，省以下各级社会保险业务与现实弱小的社会保险机构载体形成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上形成小马拉大车。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使养老保险在运作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需经费改由财政核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运行的结果是一头卡死了，经办机构不再提取管理费。而另一头财政拨付给经办机构的经费却严重不足，这一现象严重挫伤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积极性。
4、现行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严重滞后，使养老保险在运作中缺乏科学的决策基础。
养老保险的深化改革，特别是社会统筹和职工个人帐户、以及省级统筹的实际运转。使养老保险的信息量急剧膨胀。客观上要求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而实施更高一级管理需要拥有数据完备，信息共享、反应快速、计算科学的管理手段和辅助决策手段；从目前情况看，基本养老保险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远远难以满足养老保险业务处理与管理决策的要求。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更需要人才的准备。
三、根本问题是做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一）建立一个以基金制计划为核心的多层次养老金制度
在上述思路下，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将主要由两大层次组成：基本层次是面向“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计划，以现收现付的方式进行融资，按规定发放。现阶段，由于“老人”还是退休者中的大多数，因此这个计划还要占据较大的比重，但长期看，只要这个计划的覆盖面不再扩大，那么它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萎缩，从而把养老金制度的主干部分置于第二个层次的基金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基金制计划可以适时引入更多的子计划，如旨在增加投资回报的增值投资计划，旨在进行有限的收入再分配的填补计划，等等。在第二个层次之上，也可以再建立第三个层次的自愿储蓄养老金计划，以及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等等，作为以上两个层次的主要计划的补充。
在统一制度中，对于制度实施时已经退休的职工已有一定工龄的职工和实施后新加入养老保险的职工有不同给付规定；体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和“中人”过度办法。年支出的估计需要分别估计“老人”支出，“新人”支出和“中人”支出。“新人”支出在1998年新参加工作并加入个人帐户养老保险的职工退休后才会发生，“中人”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和过度性养老金三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与“新人”同，过度性养老金体现“中人”在新制度实施前积累的养老金权利的兑现。
1、“老人”支出
在新制度实施时已退休的职工，以过去制度的规定给付退休金。过去制度以一定的养老金替代宰规定给付水平，同时根据工资和物价作指数化调整。某年某一年龄上“老人”的人均支出等于该年这一年龄上“老人”在退休当年的年工资与制度规定的养老金替代宰之积，并在规定的退休金调整指数下调整。加总所有年龄上的老人支出就是“老人”总支出。
2、“中人”支出
“中人”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和过度性养老金三部分。职工死亡时个人帐户的累计额一次性退还其受益人，其中，基础养老金是退休时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20％。根据1996年社会平均工资，在假设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卑下，可以估计出今后各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年隔热买帐。年个人帐户养老会个人帐户的累计额根据一定的缴费率和缴费工资基数，在假设的个人帐户累计利率下估计。
“中人”过度性养老金采用调整替代宰和指数化调整，指数化调整为原劳动部推荐使用。
指数化调整方法
过度性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计发系数
“中人”临界点之前的本人缴费年限
指数化月缴费工资：“中人”退休时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缴费工资指数
缴费工资指数：退休前各年缴费工资在社会平均工资中的比值之和／缴费和视同缴费年数
3、“新人”支出
按照统一方案，“新人”退休金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养老金测算方法与“中人”相同。“新人”人数根据人口预测，参考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估计。
（二）养老基金要成为资本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
拥有足够的投资工具，是这样的养老基金会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即使基金的投资组合完全是由基金董事会自主决定的，那么，国债也将是二个基本的投资工具，因此。更具意义的将是讨论养老基金应该持有何种股票以及如何持有。
在进一步讨论国有股转化这种办法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探讨一下基金是否可以通过直接入市的方式来增加融资，这本来不应称其为问题，但事实上，以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节余，即使全部投资于股票市场，那么恐怕要有数倍的回报率才能弥补现在的养老金负债。在这样的压力下，实际上很难保证基金会自觉地成为一个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所以，在入市之前，养老金基金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承担起一定风险的资本规模，而增加其资本规模的途径是增持国有股。所以；我们为养老金基金持股所设计的步骤是，首先以增持的国有股实现基金资本的扩充，使其具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尔后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带动保险基金入市。
第二个主要的条件是，养老金基金要有专业的托管机构去管理其投资。因此，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金融机构要指定一批托管人，使他们具备托管养老托管基金的法定资格，由于在基金会和托管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通常要对基金托管人实行严密的监管，这种监管通常是以托管法为法律依据的，在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一部基金托管法，因此需要制定和实施这样一部法律。
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有哪些机构将来可以成为养老基金的投资托管人，在目前的基本养老制度中，政府规定基金要以财政专户存于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所以，这四家银行在担当着与托管机构类似的角色，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托管机构。如果银行要成为真正的基金托管机构的话，那么，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只能分业经营的原则。
其他有条件成为托管机构的还有保险公司、证券机构以及目前仍处于幼稚状态的本土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当然，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于中资金融机构的话，那么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来托管养老基金，也可以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认为，上述各类金融机构，将会成为孕育未来养老基金托管人的母体。
（三）市场化导向：竞争性和价格机制
从完全市场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自然会想到让养老基金会自行决定养老金的缴费率。从原理上讲，当养老金制度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时，是能够形成一个均衡价格的。
为了保证实现这样一个均衡价格，基金会的制度必须是竞争性的。在现实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基金制度的真正困难恐怕不在于能否建立起多个基金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是在于缴费和收益能否在不同的基金会之间自由的流动，流动性不足将会成为建立竞争性的养老金制度的最大障碍，而且，这个障碍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克服。
上段论述的现实依据是，目前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当是实现了省级社会统筹的，假如我们以养老金基金会的建立成本最小化作为首要的选择的话。那么，在省级层次上成立基金会，应当说是选择了新旧制度之间距离最近的两个点架起对接的桥梁。然而，依附于行政架构的养老金基金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一个省的内部来解决，理论上难度会稍微变得小一点，但又有两个新的问题却会随之而来：一个是，实际上或许没有几个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严格符合相关规范的竞争性养老基金会；另一个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了的省级统筹将会前功尽弃。两相对比，基金会还是要在省级规模上建立更为合适。这样问题就集中在如何把现有省级统筹的基本养老基金改造为最终能够导致基金的竞争模式。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各个基金会选择自己的托管机构，进入资本市场，取得因会而异的投资回报率；第二个步骤是，政府的社会保障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部门对各个基金会的会计（特别是其中的管理会计、审计、信息披露以及个人帐户的计帐等各个环节实施统一的规定；第三个步骤是，政府的社会保障监管机构制定规定缴费率（养老金价格）的上下限，但是把缴费率具体决定权交给基金会，这就引入了竞争机制；最后一个步骤是，任何一个基金会都对其他基金会的会员开放，最终启动竞争。
在这样一个架构的基础上，养老金基金的缴费辜和收益率最终会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这将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性价格和受益水平。当然，这里并没有包括管理费用；决定管理费用水平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即要有一个竞争性的托管人市场，政府只负责决定管理费用率的上限，认定托管人的托管资格，对托管人进行外部审计和监督，把对托管基金会的选择权交给基金会，假如这个构想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养老金基金的缴费率（包括托管费用）将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佐价格。如果养老金的受益水平与市场决定的缴费率是精算关联的，那么受益水平不足或过度的可能性在此也会消失。
如果把本文所设想的养老金制度和其他国家的作一个类比，我们的设想在制度整体上应该类似于智利，而基金这个层次上则要类似于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设想之可行性的关键在于这些基金会是否真的能够建立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取决于组织架构本身，甚至不取决于养老金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个制度以外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政府能不能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处理好它和基金会的关系。这不仅是指政府机构是否具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准备，现阶段来说，更重要的恐怕已经是是否具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技术准备。第二个方面是涉及到养老金制度的各种既得利益能否大致达成一个平衡，第三个方面则是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从整体上提高管理的组织效率和技术水平。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方案论证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启动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关于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目前最为急迫的还是要设计一个综合考虑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实现收入再分配和支持经济增长、培植制度本身发育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至少是不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以及兼顾养老金制度改革与配套性制度成长的整体方案，切不可为了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而使本已明确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正确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Ⅱ 贵州省养老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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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养老保险中出现的问题
经过多年改革，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已具雏形。但是，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中期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60以上的人口比例，亚洲平均为6.8％，我国为8.9％。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达18％，届时全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老人集中在中国。而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积聚增长，社会负担加重，对国家财政的稳定非常不利。
1、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明显过窄，社会保险的基本定律之一是大致法则，只有当覆盖范围最大时才会最强，目前，就全国而言，除国有，集体企业基本覆盖外，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尚游离在养老保险范围外，还有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至今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问题也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社会保障关于权利保障、普遍性、平等性等基本原则就没落实，部分公民仍未享有相应的养老保险权益。
难题之一：个人帐户出现“老人”无帐户，“中人”帐户资金严重不足，而“新人”帐户给了“老人”，出现了空帐现象。
在总结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践，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积累式筹资模式，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新人是理想的。国家规定，个人帐户按照职工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建立，且企业缴费比例最高不超过20％。个人缴费年不得低于4％，最高不得高于8％，到达退休年龄后，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个人养老金的月标准为本人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月），然而，目前转轨面临的尴尬局面，却是“老人”无帐户，更无资金积累：“中人”个人帐户上资金严重不足，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工作年限，仅仅是视作个人缴费的年限而没有资金累积，“新人”帐户实际运作中现付给了现在的老人，帐户实际上是个“空帐”。显而易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偏差带来的空帐，使得养老保险的运作仍然停留在现收现付上，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区）养老保险的确保发放面临困难，“统帐结合”的改革目标模式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难题之二：养老保险基金单一的来源渠道和单一的投资渠道，使目前基金的筹集与增值方式在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目前，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主要是企业缴费，而企业缴费的大头又来源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停产、半停产和破产企业增多，相当于一部分企业在交纳养老保险时。同时承担着“新人”退休费的支付，在这重负之下效益较好的企业缴纳积极性也受到严重挫伤，使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上面临如下态势。
1、参加养老保险缴费职工人数连年下降，且降幅逐年增加，而离退休人员人数连年上升，且升速加快。
2、根据有关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只限于投资于国债和存入银行，表面上看，这种投资是安全的，而实际上却存在着贬值的风险。一是从1997年以来，我国连续多次下调利率，使存入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很难保值，更谈不上增值。二是国债现券的收益率也在逐渐降低，养老基金投资于国债也会面临亏损。
难题之三：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使现实的养老保险运作面临困难境地。
1、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市地社会保险机构目标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省级统筹的运作苍白无力。
按照国家规定，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了省级统筹，但是运转的效果却十分不理想，由于目前市地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仍然隶属于地方管理，地方政府的利益必然是市地以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首选目标，而省级统筹的目标则是综合平衡全省各地方、各行业部门之间利益，这就出现了地方社会保险机构目标利益的一致性，出现了省级统筹应承担责任与其应具有权利相脱节，出现了地方和行业一致对付省级统筹的困难局面。
2、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险工作业务，使现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难以承载。
随着行业统筹下放到地方和地方企业实行省级统筹，加上失业保险的重新定位，医疗保险改革启动，以及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保合一，省以下各级社会保险业务与现实弱小的社会保险机构载体形成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上形成小马拉大车。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使养老保险在运作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需经费改由财政核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运行的结果是一头卡死了，经办机构不再提取管理费。而另一头财政拨付给经办机构的经费却严重不足，这一现象严重挫伤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积极性。
4、现行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严重滞后，使养老保险在运作中缺乏科学的决策基础。
养老保险的深化改革，特别是社会统筹和职工个人帐户、以及省级统筹的实际运转。使养老保险的信息量急剧膨胀。客观上要求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而实施更高一级管理需要拥有数据完备，信息共享、反应快速、计算科学的管理手段和辅助决策手段；从目前情况看，基本养老保险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远远难以满足养老保险业务处理与管理决策的要求。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更需要人才的准备。
三、根本问题是做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一）建立一个以基金制计划为核心的多层次养老金制度
在上述思路下，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将主要由两大层次组成：基本层次是面向“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计划，以现收现付的方式进行融资，按规定发放。现阶段，由于“老人”还是退休者中的大多数，因此这个计划还要占据较大的比重，但长期看，只要这个计划的覆盖面不再扩大，那么它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萎缩，从而把养老金制度的主干部分置于第二个层次的基金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基金制计划可以适时引入更多的子计划，如旨在增加投资回报的增值投资计划，旨在进行有限的收入再分配的填补计划，等等。在第二个层次之上，也可以再建立第三个层次的自愿储蓄养老金计划，以及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等等，作为以上两个层次的主要计划的补充。
在统一制度中，对于制度实施时已经退休的职工已有一定工龄的职工和实施后新加入养老保险的职工有不同给付规定；体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和“中人”过度办法。年支出的估计需要分别估计“老人”支出，“新人”支出和“中人”支出。“新人”支出在1998年新参加工作并加入个人帐户养老保险的职工退休后才会发生，“中人”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和过度性养老金三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与“新人”同，过度性养老金体现“中人”在新制度实施前积累的养老金权利的兑现。
1、“老人”支出
在新制度实施时已退休的职工，以过去制度的规定给付退休金。过去制度以一定的养老金替代宰规定给付水平，同时根据工资和物价作指数化调整。某年某一年龄上“老人”的人均支出等于该年这一年龄上“老人”在退休当年的年工资与制度规定的养老金替代宰之积，并在规定的退休金调整指数下调整。加总所有年龄上的老人支出就是“老人”总支出。
2、“中人”支出
“中人”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和过度性养老金三部分。职工死亡时个人帐户的累计额一次性退还其受益人，其中，基础养老金是退休时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20％。根据1996年社会平均工资，在假设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卑下，可以估计出今后各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年隔热买帐。年个人帐户养老会个人帐户的累计额根据一定的缴费率和缴费工资基数，在假设的个人帐户累计利率下估计。
“中人”过度性养老金采用调整替代宰和指数化调整，指数化调整为原劳动部推荐使用。
指数化调整方法
过度性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计发系数
“中人”临界点之前的本人缴费年限
指数化月缴费工资：“中人”退休时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缴费工资指数
缴费工资指数：退休前各年缴费工资在社会平均工资中的比值之和／缴费和视同缴费年数
3、“新人”支出
按照统一方案，“新人”退休金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养老金测算方法与“中人”相同。“新人”人数根据人口预测，参考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估计。
（二）养老基金要成为资本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
拥有足够的投资工具，是这样的养老基金会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即使基金的投资组合完全是由基金董事会自主决定的，那么，国债也将是二个基本的投资工具，因此。更具意义的将是讨论养老基金应该持有何种股票以及如何持有。
在进一步讨论国有股转化这种办法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探讨一下基金是否可以通过直接入市的方式来增加融资，这本来不应称其为问题，但事实上，以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节余，即使全部投资于股票市场，那么恐怕要有数倍的回报率才能弥补现在的养老金负债。在这样的压力下，实际上很难保证基金会自觉地成为一个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所以，在入市之前，养老金基金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承担起一定风险的资本规模，而增加其资本规模的途径是增持国有股。所以；我们为养老金基金持股所设计的步骤是，首先以增持的国有股实现基金资本的扩充，使其具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尔后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带动保险基金入市。
第二个主要的条件是，养老金基金要有专业的托管机构去管理其投资。因此，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金融机构要指定一批托管人，使他们具备托管养老托管基金的法定资格，由于在基金会和托管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通常要对基金托管人实行严密的监管，这种监管通常是以托管法为法律依据的，在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一部基金托管法，因此需要制定和实施这样一部法律。
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有哪些机构将来可以成为养老基金的投资托管人，在目前的基本养老制度中，政府规定基金要以财政专户存于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所以，这四家银行在担当着与托管机构类似的角色，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托管机构。如果银行要成为真正的基金托管机构的话，那么，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只能分业经营的原则。
其他有条件成为托管机构的还有保险公司、证券机构以及目前仍处于幼稚状态的本土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当然，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于中资金融机构的话，那么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来托管养老基金，也可以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认为，上述各类金融机构，将会成为孕育未来养老基金托管人的母体。
（三）市场化导向：竞争性和价格机制
从完全市场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自然会想到让养老基金会自行决定养老金的缴费率。从原理上讲，当养老金制度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时，是能够形成一个均衡价格的。
为了保证实现这样一个均衡价格，基金会的制度必须是竞争性的。在现实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基金制度的真正困难恐怕不在于能否建立起多个基金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是在于缴费和收益能否在不同的基金会之间自由的流动，流动性不足将会成为建立竞争性的养老金制度的最大障碍，而且，这个障碍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克服。
上段论述的现实依据是，目前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当是实现了省级社会统筹的，假如我们以养老金基金会的建立成本最小化作为首要的选择的话。那么，在省级层次上成立基金会，应当说是选择了新旧制度之间距离最近的两个点架起对接的桥梁。然而，依附于行政架构的养老金基金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一个省的内部来解决，理论上难度会稍微变得小一点，但又有两个新的问题却会随之而来：一个是，实际上或许没有几个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严格符合相关规范的竞争性养老基金会；另一个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了的省级统筹将会前功尽弃。两相对比，基金会还是要在省级规模上建立更为合适。这样问题就集中在如何把现有省级统筹的基本养老基金改造为最终能够导致基金的竞争模式。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各个基金会选择自己的托管机构，进入资本市场，取得因会而异的投资回报率；第二个步骤是，政府的社会保障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部门对各个基金会的会计（特别是其中的管理会计、审计、信息披露以及个人帐户的计帐等各个环节实施统一的规定；第三个步骤是，政府的社会保障监管机构制定规定缴费率（养老金价格）的上下限，但是把缴费率具体决定权交给基金会，这就引入了竞争机制；最后一个步骤是，任何一个基金会都对其他基金会的会员开放，最终启动竞争。
在这样一个架构的基础上，养老金基金的缴费辜和收益率最终会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这将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性价格和受益水平。当然，这里并没有包括管理费用；决定管理费用水平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即要有一个竞争性的托管人市场，政府只负责决定管理费用率的上限，认定托管人的托管资格，对托管人进行外部审计和监督，把对托管基金会的选择权交给基金会，假如这个构想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养老金基金的缴费率（包括托管费用）将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佐价格。如果养老金的受益水平与市场决定的缴费率是精算关联的，那么受益水平不足或过度的可能性在此也会消失。
如果把本文所设想的养老金制度和其他国家的作一个类比，我们的设想在制度整体上应该类似于智利，而基金这个层次上则要类似于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设想之可行性的关键在于这些基金会是否真的能够建立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取决于组织架构本身，甚至不取决于养老金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个制度以外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政府能不能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处理好它和基金会的关系。这不仅是指政府机构是否具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准备，现阶段来说，更重要的恐怕已经是是否具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技术准备。第二个方面是涉及到养老金制度的各种既得利益能否大致达成一个平衡，第三个方面则是管理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从整体上提高管理的组织效率和技术水平。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方案论证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启动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关于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目前最为急迫的还是要设计一个综合考虑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实现收入再分配和支持经济增长、培植制度本身发育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至少是不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以及兼顾养老金制度改革与配套性制度成长的整体方案，切不可为了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而使本已明确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正确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Ⅲ 请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金融体制改革
一、金融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从中央银行的建立，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分设；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到证券市场的运营；从拆借市场的兴起，到期货市场的发育；从贷款规模的取消，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等，中国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归纳而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三大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分业与混业经营。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由于银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竞争，一方面导致了国有银行改革动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的融资要求。目前非国有部门占了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增加值，但是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尚不足20％。因此，要对现有的金融体制实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针对非国有产业融资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济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是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当然，国家在发展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时，一定要妥善解决存款担保和行业监管两个问题，把它和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一样公平对待。
(二)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有效导入，所有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而惟独作为金融产品价格之源的利率没有放开，没有市场化，还是由国家指令性调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场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调整，使得判断宏观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货币政策效果好坏缺少了最准确的标准，还影响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宏观经济改革都要求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利率调整机制。
(三)分业与混业经营。自1929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分业格局，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日本。1986年，英国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1998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大地震”，允许各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1999年11月12日，美国以新的银行改革法案代替沿用了50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戈尔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组建全国范围的“金融超市”。至此，分业金融的三巨头都走过了一个由混业到分业，再由分业到混业的历史过程，混业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是在 1995年通过《商业银行法》后才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势，势必面对国外金融业强有力的挑战。同样，国内的各家银行目前也面临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增大、间接融资比重下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业内竞争加剧，造成银行利润率下降、业务风险增大，迫使许多银行不得不考虑从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寻求自身的业务发展，于是各种取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已经悄然涌现，混业经营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鉴于混业经营制度曾经一度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在法律体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能力较弱的状况下，要稳妥地做好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第一，在初步建立金融业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使得各种经营行为都有必要的约束和合理的激励，第三，加快金融企业的上市进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张资本规模，以应对外资金融百货公司的竞争，第四，重视人才培养，要将一批知识结构新、管理能力强、适应激烈竞争的年轻人充实到金融企业的领导和骨干的岗位上；第五，要逐步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加强两市场的内在联系。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为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中央政府已提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人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保留或适当合并现有地、市分行，加强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监管，二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具体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并改善管理办法，(2)健全金融监管责任制，(3)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4)制定统一的商业银行会计科目，(5)进一步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工作，努力提高统计的精确性和实效性。
(二)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推进专业银行的组织制度改革。要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模式，将现在实行的全国一个独立法人，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各专业银行，改造为数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众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具体做法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当放出一部分分支机构，组成由国有商业银行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其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由全国性商业银行控股或持股，但不是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它们各自仍实行总分行制，拥有分支机构，但规模比目前的各专业银行已大大收缩。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面对大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为地方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服务。第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主要措施是：(1)国有商业银行要有法定的资本金，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1998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2)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1998年，央行已决定在国有金融企业中建立监事会。(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由总行垂直领导和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监察体系，完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贷款审贷分离、贷款担保抵押制度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4)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原则反映金融企业的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完善银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修改金融机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第三，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依然存在着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最终的现实选择是实行股份制。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改革方针下，必须从体制外新建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注意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如一些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向全国发展，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一批外资银行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这一切都为体制内的不足做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对外开放前，必须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彻底摆脱政银不分、银企不分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加快步伐，突出重点。当前应该把短期融资市场作为发展重点。目前商业信用不规范，商业票据流动性极差，极大地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近期内，需要加快开发票据市场，为企业短期融资提供市场条件。同时，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使金融业的短期资金融通以市场融资为主，相应缩小中央银行贷款，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展创造条件。在“十五”期间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是长期资本市场，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发展产权流动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规范投资基金管理的基础上，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发展开放式投资基金，逐步开放投资基金市场，扩大证券市场容量，使证券融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五)实行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的利率结构呈现出两头固定、中间变动的格局，即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利率是放开的，已经市场化了，再贷款利率是央行控制的，这是必要的；而存贷款利率也是由央行决定的。由于央行控制着两头 (再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加之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主体有限，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已经放开的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形成一个孤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既然再贷款利率由央行控制，不能也不必市场化，那么，利率市场化的选择就只能从另一头进行。由于目前放开存款利率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放开贷款利率。
放开贷款利率，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完全放开，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一种真正市场化的办法，二是规定利率的最高限或最低限，三是规定利率变动的幅度。第二、三两种办法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过，是一种半市场化的方式，局限性较大。因此，最好的选择也许是采取第一种方式，如果要选择第二、三两种中的一种，则希望上限不要定得太低，下限不要定得太高，活动幅度不要定得太小，否则，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不大。
Ⅳ 我国是否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其应注意哪些事项
构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1、金融体系保持稳健运行。自2003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进金融领域重点行业和机构改革的政策措施，夯实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有效地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而且成效显著。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历史包袱逐步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顺利完成财务重组。高风险证券公司重组和处置取得明显成效。保险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通过多年的改革，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偿债能力和赢利能力呈现良性循环，其内部控制体系、风险控制和市场约束机制正在不断加强，金融市场信心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稳定性与安全性大幅增强。这使得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同时也为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市场环境。
2、金融法制体系逐步完善。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是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实施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的法律依据，也是存款保险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法制化进程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批重要的金融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和修改。随着《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破产法》、《反洗钱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信托法》和《合同法》等一系列金融法规的颁布实施及进一步修改，使我国金融法制体系渐趋完善，金融监管有了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国正进一步细化并完善规范金融业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推动重要金融法规早日出台，这其中包括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构筑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3、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升。存款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作需要有全方位的、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我国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逐步得到完善，而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创新则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对于银行业监管而言，银监会成立后，学习和借鉴了国际通行的监管制度、标准和技术，并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积极改进监管方式和手段，确立并始终遵循“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银行业监管水平的不断提升为存款保险机构的有效运作提供低成本的可持续发展环境。
4、银行业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根据资产风险权重计算风险资产是一切确定评级标准、保费收入等技术性工作的基础，也是基于风险监管、防范和处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银行业从2008年起全面实施新会计准则，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均按照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银行业更加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而银行业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也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的会计制度逐步趋同，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有用性，这不仅有利于分析和评价金融风险状况和财务成果，而且有利于开展各项银行监管工作。银行业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可以使得银行类金融机构会计信息更准确、更规范，信息披露更完全、更透明，从而能更真实地反应其经营状况和风险程度，这也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注意哪些事项：
1、建立存款保险法制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争议较大且需要权衡有关方面利益的改革，只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在法律中确立有关方面的利益，才能有效约束有关各方的行为。一方面要制定一部《存款保险法》，从而使得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有法可依，运作具有清晰的目标和行为准则，也可以使得各监管机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楚，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应在已发展并逐步完善的金融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银行业产权法、破产法、最后贷款人规则等一系列必要的金融法规，从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
2、通过制度安排降低道德风险。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应最大限度的降低道德风险的发生。首先，存款保险机构要充分发挥金融风险的监督防范功能，其应该具有一定的金融检查权及防范金融机构倒闭的干预机制。其次，对不同风险级别的机构实行风险差别费率。对风险较高的投保机构适用较高的保险费率，反之适用较低费率。制定费率的主要指标包括投保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经营和风险状况。最后，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和评级机制。配套的信息披露机制应通过存款保险及投保机构向公众及时、准确、真实地披露相关信息，以有助于监管机构、存款人和股东作出相关决定。此外，要多方面普及存款保险知识，把握好存款保险制度推出的时机。
3、构建与存款保险制度相配套的金融协调处理机制。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将牵涉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的利益和职责，因而存款保险机构的成功运作离不开这些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对此，有必要建立与存款保险制度运作相配套的金融协调处理机制。一是可以考虑设立金融协调联席委员会，协调各方利益，明确分工方式，制定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告的形式。二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有关部门的有效沟通与协调配合，从而减小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三是存款保险机构应拥有比金融监管机构更快的危机反应机制，从而有效地减少监管成本、增强金融机构的活力、及时处置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Ⅳ 如何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及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关系
农村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难以融合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以及科技化等难以实现导致农业抵御风险能力低下；农民增收缓慢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被合称为“三农问题”。由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农民增收缓慢引致的农村市场无法开拓进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城乡“二元化”日益明显导致的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及其他社会问题等，都是因为农村经济发展滞缓引起的，因此如何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三个方面问题，是挡在我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在近年我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
农村主要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及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非常缓慢，除个别经济发达地方外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城市在人才占有、科技技术领先、金融发达、生活便利、资源占有占优、商品流通速度快等方面的优势，城乡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我国城市资本尚处于资本积累阶段，不能直接用城市的资金来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否则城市科技产业将再次落后于其他国家，从而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长远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只能依靠农村金融的发展，通过农村金融的发展，增强农村资金的流转效率、使用效率，使其最终成为能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大动脉。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迅速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笔者认为，首要的应该完善和提升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生态环境的提升促使农村金融能从内部实现质的飞跃发展。
《金融时报》社评文章《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指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
雷和平、林之诠（2005）通过对陕西周至县和澄城县的调研，并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指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金融、经济的发展程度。
因此，我们要发展农村经济，在不可能实行规模性直接政策倾斜的今天，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要发展农村金融，通过农村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存量资金的盘活，加速资金流转，进而实现资金总量放大，推动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因此，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水平。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缺陷分析
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态，尽管不是完全由于农村金融不发达的现实引起的，但是，如果农村金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则一定可以极大的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佳，农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章政远、祁斌昌（2005）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在四个方面存在欠缺：法制环境欠缺而导致的金融债权难以受到保护、征信体系欠缺导致贷款人道德风险加剧、信息披露失实而导致银企关系扭曲、经济金融错位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等。《金融时报》的系列评论员文章也从法制、信息、会计制度、征信体系建设等角度对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弱势部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总结如下。
第一，农村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农村资金外溢现象严重。农业的利润率从来就是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因此农业如果没有一些适当的措施进行补贴，其回报率的低下必然将导致该行业的资金外溢。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是回报率极低，农村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土壤如此贫瘠，如何让农村金融健康的成长？此外，由于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邮政储蓄占有相当的份额，前者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必然将资金从农村通过其上级行贷放，而后者作为政策性银行运营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其在农村吸纳的资金也大部分流出于农村经济循环体系外。资金流动的必然规律作用并且有外流的渠道，导致了我国农村资金外溢现象比较严重，农村金融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第二，法制环境缺失，征信体系建设滞后。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从理论上讲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具体到农村的现实，我们在后两个方面才是真正的缺失，已经有的法律规范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农村法制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顽疾。这样的法制环境必然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一种忽视。诚信环境的缺失则是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的更为直接的原因，诚信缺失导致的道德风险由于不可预见性和对后续贷款行为的有力影响，将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不利的冲击。雷和平、林之诠（2005）在其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这些数据是值得深思的：周至县2004年底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7.6亿元，不良贷款1.7亿元，不良贷款率近25％，而其中的十三类突出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608万元，党政干部和政府的贷款（或担保贷款）就有1656万元，占比近36％，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能不讲信用，不还贷款，并且得不到任何的惩戒，这就是我国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征信体系建设滞后，贷款人诚信缺失。
第三，对农村金融的监管难以深入，农村金融业务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农业贷款的分散性和农村私人放贷的隐蔽性，对其监管难以深入进行，因而不能很好的引导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并同时打击那些不利于正规金融事业发展的地下贷款行为；同时由于私人贷款手续简单，贷款期限较短等优势，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不能实现金融业务创新的现实情形下，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部分资金需要，因而也加剧了非正规金融业务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市场份额不断被侵蚀，外部竞争环境较差。
第四，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滞后。作为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信用合作社由于历史原因定位一直比较低，参与市场竞争较少，因而导致其管理体制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市场竞争意识建设等都比较欠缺。尤其由于业务涉及范围较窄，致使其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不仅不能对业务创新进行预见性的控制引导，就是对传统业务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控制。内控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财务会计制度、人事及岗位管理制度、风险稽核制度、问责制度等方面。这些内部制度的缺失，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实现主动性、创新性发展的内部原因。因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生态环境是失衡的。
第五，农村行政力量的介入较为普遍，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第二点中笔者引用的数据已经从一个事实的层面上说明了农村行政力量的介入——不仅是间接的（打招呼贷款、提供政府担保等），更有直接强行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占用大量贷款资金进行非财政性运作，使得原本有限的农村资金创造出现断层。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不能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市场的准确引导，交易环境较差。三、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若干思考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设农村竞争性金融市场，而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笔者针对前面提出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欠缺点，拟提出以下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大法制建设力度，营造宽紧适度的农村法制环境
第一，加强针对农村经济金融建设特殊需要的立法工作。农村经济金融基础薄弱，需要不同于一般经济环境下的特殊法律保护，尤其在如何保障农民以及相关农村经济体的既得利益、预期利益等方面要加大立法力度，只有用法律来确保农村各经济体的正常经济利益获得，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否则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很难得到解决，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将缺失有效的法律屏障。
第二，加大执法、司法力度。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已有法律框架的约束下的所有领域都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在农村经济金融活动中司法的力度应该加强，不能等上诉，应该强化主动监督功能。
第三，加强对农村金融犯罪的打击。鉴于农村金融案件一般都多而小，如果按照常规法律程序，打击农村金融犯罪的成本将大为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处理农村金融案件的特别简易程序，以期加大打击农村金融犯罪的力度，为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创造一个宽紧适度的法制环境。
（二）以农村信用社竞争意识提升为突破口，营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按照建立此类金融机构的本意——作为农民等农村经济主体自己的银行，或者按照其设立与管理的模式——社员自治，都应该成为促进社员利益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固有的封建残余思想，乡镇、村甚至县级政府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政干预，致使信用社的经营行为不能很好的代表广大农民等农村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一步就是要将信用社的官办色彩剔除，体现民治思想，还信用社经营权于民，促使信用社按照市场规律经营，从而为农村金融市场增添一个有力的竞争性主体，进而促使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也能主动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最终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
（三）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的普遍现实，交易双方对自己的状况比交易对手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双方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进行博弈，一般的结果是社会效率出现损失。因此，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从整个社会资源利用方面看不是最优的交易行为。
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于交易主体尤其贷款方的信用引起的违约问题。如果贷款方或者金融服务的提供方不讲诚信，则可能会导致交易对方的利益在道德风险发生的情况下蒙受损失，但是交易对方可能不会等到损失发生才进行事后追偿，其可能通过增加其他附加条款增加可能违约方的交易成本，以弥补可能的预期损失。这样的交易将进一步抑制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的充分及时利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包括征信数据库、诚信奖励与惩罚体系、追偿制度等完整的征信体系。
（四）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着手，提升农村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风险控制的能力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必要的细分，对农村各经济体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行挖掘，因此，金融创新就是一种必要的和急迫的工作。但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现有的人员和制度下，不仅金融产品创新不能实现，就是通过跟随创新实现了金融业务的创新，创新产品的风险也不能在现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下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力度，尤其在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岗位责任制度建设、风险监督与稽核制度建设等方面；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更加注重引入高素质的金融专门人才，加大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力度，提升风险意识、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业务创新意识及业务创新能力。为繁荣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内部制度和人员保障，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五）建立农村贷款保险制度，促进支农贷款发放，提升农村资金自我创造能力
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一般都只有30％甚至更低，货币创造能力较弱，加上农村商品市场交易通常都是通过现金交易完成，货币流通速度慢，因此，农村资金总量供应不足便不可避免。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的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贷款保险制度可以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趋向最大。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社会条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贷款保险模式。其一，行业协会模式——农村金融机构自主设立行业性、区域性保险基金。如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联合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通过类似上缴存款准备金方式强制各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贷款准备金，形成资金池，并通过招标方式确立区域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资金的运作上采取以安全性为主、以盈利性为辅的方式，当被保险机构发生保险范围内贷款无法收回或其他既定损失情况下按损失金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额直接从资金池拨付予以补偿；其二，政府机构主导模式——以市级人行中心支行和银监局为核心，通过强制上缴贷款准备金的方式设立资金池。具体资金运作上与前一种方式基本一致，只是在资金管理上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或者招标管理，或者自行运作，或者通过指定机构运作等。相对而言，笔者认为第二种模式在当前更为可能，在运作效率上、资金安全性及盈利性等方面都更有保障一些。
此外，科学高效的贷款保险制度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损失评价、损失确认、监督体系，以防止部分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保障下，贷款的发放必然加速，从而降低了农村资金的沉淀，提升了农村货币创造能力。
（六）限制农村金融机构成为资金外溢的渠道，以培育相对独立的、具有完整金融创造功能的区域金融市场
农村资金外溢，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其实也是不利的。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含义上理解，在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金融生态环境绝对是不能支撑当地金融的正常发展。因此，应该从制度层面直接规定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吸纳与运用方式，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激励约束制度，以确保资金外溢状况得到抑制，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能有质的提升。
（七）提升对农村金融监管宽度和深度
农村各金融机构为了达到盈利或者其他目标必然与其他机构发生交易，尤其在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时，有可能做出违规行为，进而威胁到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的平衡。因此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抵抗风险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加强监管，包括两个方面的升华。其一，拓展监管范围即监管宽度。不仅要将农村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纳入，同时也要把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纳入，以减少其可能产生的对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及农村经济的冲击；其二，提升监管水平即监管深度。不仅要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常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同时也要对产品创新行为、制度建设等进行引导，以切实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
（八）加快农村经济体发展，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根本支撑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升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依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线性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种映射。只有农村经济体发展壮大，才能促使农村资金在供应量上放大，同时也会促使农村资金在需求量上放大，从而增强货币创造能力和农村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农村经济体系内资金的稳定、健康、自主、有序的乘数循环流转，从根本上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