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外比较

① 中外社会保障比较

题目太大了，你没复有感制觉到吗？
1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共产主义有着同样的东西，是非常主观，也有着历史的局限。
2 民国，孙文先生也是理想很多，但中国国力不许。
3 宗教，也应该分别对待比如佛教比较彻底的对待财产的大众化，基督教差点。
4 凯恩斯更注重市场自然调节作用，反对认为干扰。
5 美国与英国的最大区别，体现在福利制度上，美国更注重鼓励创新，而不是保守的享受福利。英国要保守的多。德国有点象北欧，社会福利非常好。

② 所有者权益的中外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对企业所有者权益单独制定过会计准则。一般只是在其它会计准则中就其相关的所有者权益问题作出规定，往往也只是涉及所有者权益在会计报表中的披露，或者简单地要求企业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法律已经对涉及所有者权益事项的处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对涉及企业所有者权益的重大事项的处理作出了规定。考虑到在一个单独的准则中系统地规范涉及所有者权益事项的会计处理，便于企业实际操作，因此我国将所有者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准则项目。
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特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将其作为法律或会计准则的重要规范对象。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核算有独特的要求，《公司法》等法律也较明确，为此，我国具体准则将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核算单独作为一类进行表述。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但其涉及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为此，我国所有者权益具体会计准则将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合并为一类进行表述。
我国的所有者权益具体会计准则包括引言、正文和附则三个部分。引言主要说明了本准则所规范的范围，即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报表揭示。正文部分为定义、所有者权益的构成、投入资本、增加资本、发行费用、接受捐赠和资产重估、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减少资本、应揭露的事项等九个自然段。定义一段为准则的进一步展开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理解并使用准则提供了依据。所有者权益构成一段指出了所有者权益包括的内容，而后分别规范了投入资本、增加资本、接受捐赠、利润分配及亏损和减少资本的会计处理。发行费用一段介绍了企业发行股票时，股票承销费、注册会计师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公共场所涉及广告费用、印刷费等费用在股票平价发行以及溢价发行时如何处理。应揭露的事项一段落地所有者权益应揭露的事项进行了说明。附则说明确准则的解释权归属和生效日期。 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所有者权益部分称之为业主权益和股东权益，它的构成如下：
（1）实缴资本，即股东实际缴入的股本；
（2）资本盈余，即股票溢价；
（3）资产增值，即由于价格水平变动，对企业资产重估而形成的盈余；
（4）留存收益，即企业收益支付股利后的剩余部分；
（5）非股东对企业的捐赠。
与我国所有者权益比较，实缴资本与我国的实收资本是基本相同的。资本盈余、资本增值、非股东捐赠的资产均与我国的资本公积概念相对应；留存收益与我国的未分配利润相对应。我国有“盈余公积”概念，属于所有者权益的内容，代表从利润分配中提取的有关金额内容。在我国，财务制度规定要从税金利润中按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并将这两部分提取的金额放入“盈余公积”之中，而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税后利润进行股利分配，剩余即是留存收益。
美国所有者权益一般分为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实收资本即股东权益，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若存在超面值缴入股本则将其单独列为一项。
日本所有者权益即为资本。资本必须划分为属于资本金部分和属于盈余部分。资本金部分应当列示其法定资本额。对于已发分为资本公积金、利润公积金及其他公积金，并分别列示。资本公积金包括由于股票发行转入的盈余。利润公积金包括来源于利润的盈余。其他公积金包括任意公积金和本期末分配利润。
英国的所有者权益一般包括资本及准备。通常分为已缴股本、股本溢价、重估价准备、其他准备及损益7部分。其他准备包括资本收兑准备、自有股份准备、按公司章程提取的准备等。 这里所说的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即所有者向企业缴入的注册资本。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美、英、荷等国家采取“授权资本制”，根据这种资本制度，公司资本被区分为“额定资本”和“已发行资本”。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中载明授权资本的数额，但一部分，其余留待日后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决定是否发行。所以授权资本不代表公司实际拥有的资产，而只是公司有权通过发行股份而募集资本的最高限额，是一种名义资本，而发行资本才是公司真实的资本。
法、德等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取“法院定资本制”，根据这一制度，公司章程中所载明的公司资本额在公司设立时必须由认股人全部认购完毕，否则公司不得成立，公司如增加资本必须修改章程。法定资本制有利于保证公司拥有充实的资本，防止利用公司进行欺骗、投机，但其要求过于严厉，已不适应现代股份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授权资本制，如日本公司法规定，公司在设立时需发行股份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即可，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当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予权发行新股增加资本时，可以一次或多次完成，但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我国实行的是注册资本制度，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的注册资金应当与实用资金相一致。注册资本是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资本为限，所以注册资本亦称为法定资本。公司法对各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在其经营期内，注册资本只能增加、转让不得减少，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减超过20%时，应按资金使用证明或验资证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擅自改变注册资本或抽逃资金等，要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
对于所有者投入资金的核算，股份有限公司设置“股本”科目，其他企业设置“实收资本”科目进行核算。所以必须明确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的区别与联系。实收资本是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者已投入的资本总和。企业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一般不是在认定后一次全部投入，而是根据合同或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随着企业基建、生产和经营的开展而逐步分批投入的。只有当按规定缴足出资额后，企业的实收资本才等于注册资本。虽然，投入资本核算的内容只能是实收资本，而不是注册资本或投资总额。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资者超面值购买股票时，股票的溢价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而“股本”账户只记载股票的面值。这时，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子资本为“股本”账户记载的金额，而投入资本则包括股本和溢价两部分。其他形式的企业在收到投资者投入资金时将其金额记入“实收资本”账户，所以，其它收资本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在投资者按规定缴足出资时是一致的。 我国会计制度中规定的公积金实质是企业所有者共享的但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的权益。资本公积是与缴入资本相关的但又不享受权益的资本投入。由于资本是一个法定数额，标志着所有者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权益，只能单独列示，不能混淆，因此，凡是不能标有限责任也不能享受权益的资本投入必须分开列示。盈余公积则与国外的法定准备相同，属于限制利润分配的一种手段。
美国的拨定留存收益完全是公司自己的事，其比例大小由股东大会决定，法律对此未作任何强制规定。拨定留存收益对利润分配作一限制，不须划拨相应的资产。对于与缴入资本相关的但又不享受所有者日常权益的资本投入，分项列示，如“超面值缴入股本”、“捐赠资本”等。
日本的商法要求公司设立下列准备：（1）资本准备。即前面提到的资本公积金。包括股票溢价和因资本减少或兼并而产生的正差异。如果兼并时所产生的正差异等于法定准备与被合并公司其他留存收益之和，可以不作为法定准备，而在资本准备下列示。（2）法定准备。即前面提到的利润公积金。日本的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至少按支付的现金股利的10%计提法定准备，提满股本的25%为止。
法国的准备主要包括法定准备、约定准备、重估价准备以及管制资本利得准备等。法国公司必须按股本的10%提取法院定准备；约定准备是根据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提取的准备或类似的任意准备；重估价准备是根据1975年法定重估价而设立的，一般显得并不重要。管制资本利得时，如果将利得列入准备，公司就可以要求15%的特别税率。但若用于分配时，必须纳全额的税，例如，100法郎的利得，15法郎税金，85法郎准备；若用于分配，税率为42%，多付27法郎，可供分配的利得为58法郎。分析人员应将27/85分配给递延税收，58/85作为永久性权益。
我国公积金分为两类，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资本公积金包括资本溢价、资产重估价、资本折算差异、捐赠资本。资本折算差异为外商投资企业所持有。盈余公积分为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按税后利润的10%计提，提洪注册资本的50%后可不再提，任意盈余公积由股东大会决定提取比例。我国还有一项既不属于资本公积也不属于盈余公积的项目-未分配利润。按一般理解，税后利润在提取各项准备后，即是可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既然是可分配利润而又没有分配，似乎不易理解。如果未分配利润理解为利润分配时的限制，就应当是不可分配的利润，即任意盈余公积。 我国规定所有企业均要按程序进行利润分配。而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税后利润是直接向股东分配股利的。

③ 中外证券市场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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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外会计准则比较的介绍

《中外会计准则比较》是由庄恩岳编写，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处出版的一本书籍。

⑤ 中外政府经济职能的对比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提出的挑战

中国成功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更加全面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趋势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府传统的经济职能提出了诸多挑战,要求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这些挑战包括:

第一,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存在,如行政管理环节多、效率低下、缺乏透明度、可预见性差等。①经济全球化要求带有传统计划经济色彩的层级式经济管理体制向信息时代的网络化、社会化管理体制过渡,以提高效率和增强透明度,增加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与国际规则和区域性规则相适应、相协调,建立市场化的经济管理体制。②

第二,对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障碍的大幅度消除,又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意识到,创造与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比实行强力干预和产业政策更重要。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应当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让市场发挥作用,通过市场力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本国经济的竞争力。③

第三,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挑战。从经济发展政策定位的角度讲,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的基础从各国的资源禀赋转变为包括政府的效率、市场机制完善的程度、劳动者掌握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受到政策影响的市场规模等内容的后天因素;使国际分工模式从依据比较优势的安排转变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这些变化促使各国政府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重点放在为本国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促使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向本国流动方面,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④从经济发展政策执行手段的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策执行的手段必须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政出多门、区域政策多样化的状况显然不行,以前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也难以再用了。⑤

第四,对法律和政府法规体系的挑战。法律和政府法规是政府经济职能实现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和政府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但是与国际规则和惯例还有差距,如我们有些法律和政府法规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或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制定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法律和政府法规对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还是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分别制定的,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色彩,分割了全国统一市场,这些与国际规则和惯例都是不相符合的。⑥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具体内容,即政府应该履行哪些经济职能,是现阶段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专家学者们对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标准众说纷纭,并且所采取的分析角度多种多样,所界定的具体内容的范围大小不一。

邓苏等人认为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包括:(1)浅层次职能——制定游戏规则和保护产权。这是政府的首要即最根本的职能。(2)次深层次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强化宏观调控。(3)最深层次职能——消除对经济改革的阻碍与对抗。这是过渡经济时期的特殊的边缘职能,或转型经济时期公有制政府特有的“准职能”,它客观地反映着政府是主动的或被迫的“改革者身份”,具有政治与经济一体性、交叉性和过渡性特征,但它却是过渡时期最具有革命性和深远意义的特殊职能。(4)外延层次职能——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14)

连云等人认为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包括:(1)第一层次——“守夜人”职能。“守夜人”职能是政府经济职能中力度最浅层次的职能,其职责是做到: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2)第二层次——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职能是政府经济职能中力度次浅层次的职能。它是指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一国政府通过它所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等)来影响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引导市场中的各行为主体自动按政府意图行事的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3)第三层次——政府管制职能。政府管制职能是政府经济职能中力度较深层次的职能。政府在执行这一职能时,不必通过市场参数去间接诱导市场主体按政府意图行事,它可以简单地直接命令各市场主体去从事或停止某项活动。(4)第四层次——直接经营职能。直接经营职能是政府经济职能中力度最深层次的职能。在执行这一职能时,政府通过兴办国有企业或向社会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方式,使自己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以此来实现政府的各项经济、社会及政治目标。(15)

张岩森等则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一般有四方面经济职能:一是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当好“调控员”;二是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当好“裁判员”;三是提供社会服务,当好“服务员”;四是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当好“管理员”。其中,政府职能转变后,宏观调控就成为政府的一项主导职能。(16)

(五)外部经济环境分析派的观点。该派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化,这样的一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他们倾向于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未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职能内容基本符合“结构主义”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否定在经济未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不过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需要履行新的经济职能:(1)要求或寻求国际联合干预国际游资的流动。(2)使国内经济法规与国际通行的规则相适应,因为规则的冲突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带来困难。(3)运用各种力量渐进性地调整或修改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非公平的原有的国际经济规则。(4)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努力打破经济发达国家对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格局,以使新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具有公平性。(5)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动用政府的力量为国内企业发展国际贸易提供有利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在国内是单纯的政府,但在国际上,政府应该具有企业的性质。对企业而言,政府不是中立者,而是企业的庇护者、保护者,应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有可能对本国企业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干预。(6)动用政府力量努力争取生产要素的对等流动,促进低质要素的输出和优质要素的输入。(17)

以上分类并非绝对,有很多学者混合采用了多个分析角度,得出的政府经济职能涵盖了上述两个或多个类别的内容,但并没有超出上述各派观点总的范围。另外,各种分析角度并非相互排斥的,因此不同学者所界定的政府经济职能的范围也存在交叉。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是实行“混合式经济”，即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但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其混合的程度也不同。大体上说来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政府调控作用比较有限的美、英模式；一种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政府调节作用和范围比较大，国有经济成分比较高，社会福利比较多的欧洲模式，它以法、德以及北欧国家为代表；第三种则是政府干预程度更高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它以日本为代表。

一、美国式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作用

美国是一个强调自由经济，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数不多的垄断集团和大企业（即100家核心企业）支配着整个美国经济的命运，但政府的干预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始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的罗斯福“新政”。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就为政府的干预奠定了法律基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侧重于宏观调控，运用的手段主要是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四个：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当然，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的不同，政府调控的首选目标和中心任务也不完全相同，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方式也各有侧重。比如，战争结束至60年代末，政府调控的目标大都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为中心，所采取的调控手段则主要以扩大政府支出、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刺激需求等的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促成了资本主义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黄金时期”，而这一“黄金时期”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滞胀的出现，政府则逐步改以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大幅度减税的财政政策相配合，辅之以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在80年代解决了通货膨胀，在9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时，却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一支独秀的局面。

正是由于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的职能的扩大，导致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世纪初叶的10％多一点迅速上升至60年代的30％左右，此后则一直稳定在30％多一点的水平上。尽管80年代以来，美国多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但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实际上却未见大的下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尽管美国一再标榜自己实行“自由经济”，并以种种手段强迫别的国家打开国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一旦威胁到它的根本利益，它往往又会以种种借口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以国家的力量保护本国利益，比如70年代压日本达成的“广场协议”。近年来美国与欧盟、日本等国家的贸易战，与我国的“纺织品贸易战”及中石油收购优尼科的风波等，都能够看到美国所标榜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虚伪性。

二、法国式的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作用

法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实行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特点是以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为基础，以国家调控和国有经济为补充，自由竞争与国家计划相结合，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相并存，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法国之所以实行国家干预色彩较浓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法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法国，国家干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国的经济政策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到20世纪30、40年代，仍有许多法国人持国家主义。此外，法国的左翼力量比较强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法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30、40、70、80、90年代，法国社会党都曾上台长期执政。左翼政党极力主张扩大国家干预，实行国有制，把计划作为“经济的总的调节因素”，使“无政府状态的宏观经济”转变为“有组织状态的宏观经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和主张在不同程度上为法国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加之，法国在二战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战后重建任务繁重，而当时又面临物资匮乏，百业待兴。因此，计划指导和大规模的国有化也就应运而生。正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所讲：竞争和集中是法国经济“必须遵循的法则”。正是在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法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适应了法国的国情，使法国经济在50－80年代的30年中，以比战前更快的速度发展（年均增长4.5％，其中有些年份的发展速度仅次于日本）。1950年，法国的GDP（折合成美元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0.1％，英国的77.1％。到60年代末期，法国的经济实力逐步超过英国，7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14.5％，英国的115.6％。到8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24.96％，英国的125％。

法国的计划化。法国被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发源地。在战后，法国率先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计划并开始实行，以后逐步完善，并从60年代起，把领土整治和社会问题纳入计划，80年代又将文化发展列入计划，从而由单一的经济计划发展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全面计划。法国的国家计划一般都是中期计划，计划主要采取指导性指标，同时也确定少量的指令性指标。其计划的主要特点是战略性、协调性和广泛的社会协商性。其实施计划的手段，一是通过财政支出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消费与投资。二是通过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折旧优惠等手段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三是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税收调节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同时，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良好的社会条件。

法国的国有企业。法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战后两次国有化高潮形成的。一次是战后初期，当时的戴高乐政府将能源、公用事业、航空、化工以及银行、保险等部门的许多大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是在80年代初，当时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执政期间，将12家工业大公司、2家金融公司和35家大银行收归国有。这两次大的国有化运动使法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法国也成为西方国家中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职工人数占全国的1/6，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全国的1/3，增加值占全国的1/5，利润占全国的1/4，出口额占全国的1/3，综合性指标达到全国的1/4。2.国有企业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公司和大银行、大保险公司。3.国有企业分布范围广，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而且不仅包括垄断性行业，同时也包括竞争性行业。在法国，一般来讲，在国有企业中，决策权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保证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领导权，又要让企业拥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和特点主要是：1.行使资本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这主要集中反映在对企业的人事权、财务管理权和监督权上。2.对垄断性与竞争性企业实行分类管理。3.以计划合同方式具体落实国家和企业双方的责任。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也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比如，根据1986年的两个法令，将9家工业公司、42家银行和金融公司、13家保险公司、2家大众传媒企业实行私有化。90年代以来，将法航、里昂银行、法国电信公司等实行私有化。

三、德国式的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作用

前西德战后以来一直以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而闻名于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以通俗简单的方式表示，就是“市场竞争＋政府调控＋社会保障”。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渊源来源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历史学派，其实践基础来源于30年代大危机和德国战时的统制经济的失败，其制定和实施者则是被誉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战后初期的前经济部长、后来的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

按照艾哈德所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学派的观点，新的“社会市场经济”既不是古典学派亚当•斯密所鼓吹的不要政府调节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不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而是走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人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就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必要调节，并以社会公平为保障的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艾哈德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建立的经济结构是要消除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现象，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调节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制度调节，即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为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良好的环境。二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即采取必要的、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金融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宏观调控。三是国家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调节，承担起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职能，即运用各种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繁荣果实

正是由于建立了这种适应德国国情的经济社会体制，从而促进了德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繁荣，创造出了50－60年代中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价稳定的“经济奇迹”，而且在60年代以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成为西欧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德国经济社会制度中最富有特色的是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社会公正方面，德国政府一贯强调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友好的“社会伙伴”关系，并通过各种法律强制资方实行“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实行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的制度，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缓解或消除了劳资双方的利益对立和矛盾，实现了社会公正。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德国是西方国家最早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它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1881年德国开始建立医疗保险，1884年建立工伤保险，1889年建立伤残和养老保险，1911年医疗保险的范围扩大到农业劳动者，1923年又建立采矿业保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又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助、青少年资助和战争损失补偿。二战以后，福利项目中又加进了劳动促进、教育补助、住房补贴和儿童津贴等。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中的弱者给予必要的帮助，以达到社会平衡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艾哈德就曾经指出：现代社会阶级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一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正是要打破这种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让绝大多数人共享经济繁荣之果。德国的《基本法》中也明确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制国家。社会福利的意义对联邦德国的建设和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

德国这套社会保障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普遍推行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北欧三国，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范围更广，项目更多，由此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然而，这样的制度在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资本将大量的制造加工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而广大民众也绝不愿意轻易放弃经过多年“血与火”的奋斗才获得的权益，由此导致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压力，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状况。

同样，这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加以重点研究的一大问题。房宁先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德国的考察文章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在于它的六大基石，即政府调控市场、限制竞争、社会福利、法制民主、宗教协调和科技立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六大信条》乌有之乡2005.7.23）。

四、日本式的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作用

日本式的市场经济与欧美的市场经济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日本这种“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或者称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或“大日本股份公司”体制（这种体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适应了日本的国情，使日本在战后创下了飞速发展的奇迹。在短短20、30年里，经济实力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干预所依据的主要理论是“市场失灵论”、“高速公路论”和“后发展优势论”。“市场失灵论”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其不足。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科技发展等，都不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其次。许多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因素，也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如垄断组织所导致的垄断价格的出现，现代货币制度使通货失去受黄金储备自发调节的机制等。“高速公路论”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完全靠各个部门、企业自行其是，这就好比城市的交通一样，如果没有红绿灯和警察指挥，就会导致互相撞车和塞车，因此，政府应当确定合理的目标，选择最佳的路线，这就像修筑一条高速公路一样。而“后发展优势论”认为，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后起性一方面使它具有享用后发优势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经济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工业化起步晚的国家通过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吸引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等，用较小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发展新的优势产业，与先进国家一争高低。

在日本政府的宏观干预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实施产业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战略产业的扶持，以带动经济全局的发展，从而达到经济赶超和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能选为扶持对象的战略产业通常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瓶颈产业”，第二种是支柱产业，第三支是先导产业。当然，这三种产业的选择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政府对这些战略产业实行的扶持政策主要有：对幼稚产业和战略产业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为主的保护主义政策；引导和促进投资的“倾斜式的金融、财政和税收”政策，为发展战略产业服务的政府公共投资政策，“倾斜式的”振兴出口政策，“倾斜式的”产业技术政策，政企之间经常性的“恳谈制度”等。

此外，还应当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持经济长期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一直比较重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尽管日本很晚才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战后日本企业所实行的事实上的“就业终身制”、“年功序列制”，政府所实行的所得税制、遗产税制等等都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社会两极分化，创造了社会长治久安的发展环境。迄今为止，日本的贫富差距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比较小的。

客观地讲，日本的这套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超过许多老牌的发达国家，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创造出这样一种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迅速的“脱贫致富”之道。当然，这种官产学一体、银企紧密渗透的体制，也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如政经勾结、金权政治、银行界与产业界的沆瀣一气等。

这些也是我国在发展中应当吸取的他国教训，并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避免的。

五、总结与评价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全面介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经济与社会调节的角色。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破了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的古典经济学神话，暴露了市场机制的严重缺陷，以及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为了缓和经济与社会危机，最终避免资本主义灭亡，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肩负起调节经济与社会的职能。有关经济方面的调节已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作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西方国家对社会方面的调节。众所周知，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现象。比如，19世纪中期以来不断发生的工人罢工，以至导致1871年的巴黎公社暴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人运动，1917年的俄国革命，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各国发生的不断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等等，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并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统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逐步采取了节制资本，缩小分配差距，缓和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率先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30年代大危机以后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的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在不少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免费教育、医疗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从而逐步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危机，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了有史以来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

⑥ 近代以来各时期中外科技、经济比较。50分求好的回答！

19世纪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国是从落后西方到逐渐赶上西方的过程

⑦ 中外票据法比较

从与国际通用惯例比较的角度简析我国《票据法》的若干不足
刘成伟
【学科分类】商法
【关键词】个人签章；金额书写；无因性；行为期限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从与国际通用惯例比较的角度简析我国《票据法》的若干不足
刘成伟※

我国《票据法》因其在制定时大量参考了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因而其大部分内容与国际通用惯例规则相似；但由于我国当时金融体制的某些特殊规则，该法某些条款与国际惯例有很大不同或也可以说是其不足之处。
关于票据的国际立法目前主要包括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公约两大体系。（1）日内瓦公约体系，主要包括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和本票的日内瓦公约》和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的日内瓦公约》等四项关于票据的国际公约。该体系主要依据大陆法传统制订，是调和日尔曼法系（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之间分歧的产物。采用日内瓦体系的主要包括大陆法系国家、日本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2）联合国公约体系，由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因其立法传统和实践与日内瓦公约体系存在巨大差距而一直拒不参加，因而日内瓦公约体系没能达到统一各国票据法的目的。为了促进票据法的统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自1971年起经过近20年的努力，于1988年12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第43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公约》。但该公约不适用于支票，并且目前因接受国不足公约规定的十个而尚未生效。尽管如此，该公约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示范法为当前各国票据立法的趋同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通过《票据法》与这些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票据立法的通行做法的简单比较，笔者发现我国《票据法》至少存在以下几点严重制约票据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充分发挥其市场融资功能的地方：
一、票据的个人签章
对于票据的个人签章，《票据法》第七条规定，票据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而国际通行做法则仅是“手写签名”（Handwritten Signature）。例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公约》第五条规定，签章是指手写签名或其摹本（Facsimile）或通过任何其他形式表示的同等证明（Equivalent Authentication）。由于个人印章不同于法人公章，其制作环节上缺乏监控因而很容易被伪造。而根据《票据法》即使只有“盖章”而无签名也可以，这无疑加大了票据被伪签的风险；另外，实际上有手写签名就已经足够了，“签名加盖章”之规定由于盖章本身的证明力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显得画蛇添足。
二、票据的金额书写
对于票据的金额书写，《票据法》第八条规定，票据金额必须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而且二者必须一致，不一致的则票据无效；而国际通行做法则很少由于票据金额的书写瑕疵而导致票据无效。例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公约》第八条规定，票据金额既可以用文字（Words）和数字（Figures）两种方式同时记载，也可以仅以数字或者仅以文字一种方式记载；当用两种方式同时记载而文字数额与数字数额之间存在差异时，则以文字记载为准；当仅用一种方式记载但是在多次出现的该记载之间却存在差异时，则以较小数额为准。尽管存在金额上的记载瑕疵，也并不因此导致票据无效，而是找到一种适当的解决途径。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立法者对票据安全性的考量要远远大于对其流动性对其市场功能的考量。
三、票据的行为基础
对于票据的行为（签发、取得和转让）基础，《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且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国际通行做法除了同样强调诚实信用原则外，则很少关注有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更强调票据的无因性。我国的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票据的无因性特征，因而也就阻碍了票据的流通性并因此降低了其市场融资价值。
四、票据的行为期限
我国票据的行为期限，尤其是关系持票人权利的期限普遍短于国际通行做法，这也不利于票据充分发挥其市场融资手段的功能。例如提示期限，我国见票后定期付款汇票的提示承兑期限、见票即付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均为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票据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而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公约》则均规定为一年。再如追索权期限，《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期限为自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而日内瓦公约则规定为1年。对于这些关系持票人权利的行为期限，从鼓励投资人投资票据因而需要适当平衡持票人对其持票安全性的担忧的角度来看，似乎不亦过短，以免削弱票据的投资价值进而降低其流通性和市场融资功能。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已有特定先前行为或事件使得持票人处于谨慎及时行使其权利的地位，则从规则不应有利于权利懈怠者的角度考虑，此时似乎反而需要将有关期限适当缩短而更强调约束持票人对其权利的行使，才能更有利于促进票据的流通性。例如，《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再追索权的期限为三个月，该期限明显短于追索权的六个月期限。这是因为当持票人（原始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的被追索人）自其向原始追索权人清偿后或者被其提起诉讼之日起，便因特定先前行为或事件的提醒而负有了谨慎及时行使其权利的义务。同样的原理，关于非见票即付汇票（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票据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为自汇票到期日起十日内，而《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公约》则规定为到期日当天或其后两日内。考虑到非见票即付汇票一般都要求事先必须有提示承兑程序，而经过提示承兑后持票人便处于了谨慎及时行使其权利的地位。因而从约束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的角度讲，对于这类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似乎越短越有利于促进票据的流通性。
以上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头脑中触发的几点思考，似乎缺乏学术严肃性。仅以随笔的的形式写就，望不吝赐教。

作者：刘成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100872；中国人民大学9-01硕士一班
E-mail：[email protected]

⑧ 对中外证券公司收入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一、国内外券商收入结构比较 从收入规模来看，仅美林、高盛、雷曼兄弟和摩根斯版坦权利四家券商2004年的收入总数就为1033.72亿美元，同年我国所有券商的总营业收入为260亿元，只占美国四大券商收入的25.15%，规模方面差距悬殊。这主要是我国券商起步较晚造成的。 二、国内外券商收入差异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交易通道和发行通道制度。由于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券商的“通道”实质上成为了一种垄断资源，这造成了证券公司的收入曲线与市场走势高度相关，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加大了经营风险。其次，它使得券商的收入严重依赖于通道的数量和通道的使用率，压抑了证券公司创新的积极性，使很多券商都缺乏内在的动力去开发新的业务和产品，进而导致我国券商业务同质化。

⑨ 比较中外财政支出的结构

题目：国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及其困境比较分析
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都构成了其整个国家各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财政则是各级政府维持其自身运转和发挥各项职能的关键性因素。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根据受益范围可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后者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当前,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准则之一。政府间事权财权明确划分、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拥有较为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财政拥有相对独立性是财政联邦制的基本要求。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受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文章在对国外若干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部分国家地方政府财政发展困境及其走向。在国别上主要涉及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联邦制国家和英国、法国、日本等单一制国家,以及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在联邦制国家中通常指联邦成员单位以下的政府单位,如美国地方政府是指州政府以下的各政府单位,包括县、市、乡镇、学区和特别区等。在单一制国家中的地方政府是指相对于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单位,如法国的地方政府单位包括大区、省和市镇政府。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国家(政府)除行使政治统治职能外,承担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因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在不同层级政府间有着较明确的事权划分,地方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提供相对于上级政府更具体、更贴近公众需求的公共物品。支出分配、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安排的核心要素且紧密相关,职能决定财政的支出,职能的履行依托于财政收入[1]57。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各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教育、公共安全、交通通讯、社会福利等事权的支出,但不同国家间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对此支出结构没有统一的标准衡量优劣,主要看是否较好的满足了当地居民的需求以及财政安排的可持续性。
(一)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单位构成较为复杂,名称多样,在区域划分上存在重叠现象,但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能够较好的协作分工,较好的满足了辖区内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在事权支出上,主要负责辖区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支出。在美国,公共物品供给上存在着明确的分工,通常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全国性、受益范围广的事权支出,如社会保障、公民保健、医疗照顾、国防、国际事务、利息支出等。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包括约占政府支出总额30%的教育支出;各种公共福利、住房和社区服务设施、娱乐文化;用于维护地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警察、消防和交通通讯的支出;用于维护地方政府运转和其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等。以1998年为例,教育在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占43.3%,其它的如安全保障占11%、医疗卫生8.9%、社会服务和福利7.8%、交6.0%和一般公共服务5.7%、文化娱乐3.4%、住房2.0%。总体上地方支出占整个政府支出的1/4。而加拿大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主要由警察、消防、中小学教育、环境公园、卫生和地方公路等。1998年教育支出占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最大(42%);其次是交通和治安服务支出;在其它领域(包括医疗卫生、农业、林业部分支出很少)的支出处于适当水平,且分布均匀;债务服务利息在地方支出中占到6.8%[1]11-16。而德国地方政府层级主要包括乡(市)镇和县级政府。地方政府事权支出范围主要为地方行政事务及行政管理支出、地方公路建设和公共交通事务支出、水电和能源供应支出、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支出、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支出、卫生和医疗保健支出、地方公共秩序管理支出等[2]。德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由社会服务所主导,在1996年,地方政府1/4的支出用于社会保障和服务,其次是用于医疗卫生和教育(14.5%和13.0%)、住宅(15.3%)、交通(6.0%)、文化娱乐(5.7%)、治安(3.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支出中社会服务的支出处于增长之中,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却有所减少。
(二)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构成较为单一,层级性强,辖区划分明确,主要由单一政府单位负责公共产品提供。其地方政府构成如法国的大区、省和市镇,英国的郡和区,日本的都府道县和市町村。在法国,地方预算支出主要内容为:行政管理经费、道路、文教卫生事业费、房屋建筑费、警察、司法、社会福利和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等。作为中央集权的行政国家,法国地方政府在预算支出上用于一般行政、警察、国防、造船和火灾保险方面的开支比重较大,超过地方预算总额的1/3;其次是用于交通事业、旅游和住宅建设方面的支出约占12.6%;保健、医疗卫生项目的开支达到11.6%;干预地方经济的支出达6.6%;地方预算在住宅建筑和修建方面,特别是为劳动人民修建低租费住宅方面的投资占国家总预算的20%。通过上述支出结构发现,法国作为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国家,其一方面倾向于加大在政府自身运转的行政经费的预算支出,同时在为公众修建住宅方面有较大的偏好。
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为固定预算(经常
帐户)支出和贷款预算(资本帐户)支出两种。固定预
算支出主要包括教育经费支出、卫生保健支出、法院
及警察局经费支出、债务利息支出等。其中教育支出
包括学校午餐和牛奶、大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等,是地
方财政支出中总额最大的项目,约占40%以上;债务
利息支出包括对中央政府和其他贷款者的利息支
出,约占14%-22%;公共事业支出,包括道路、公共
照明、排水及垃圾处理、公园和娱乐场所等经费支出
约占14%-14%;法院及警察局经费约占10%以下;
其他支出约占14%左右。贷款预算支出主要包括住
宅、学校、医院、道路、桥梁等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并
且比重较大,约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0%以上。具
体为:住房占48%左右,道路桥梁占18%左右,教育
设施占17%左右,其它支出近年有所上升,占48%以
上[3]312-316。
而日本政府间财政支出划分上,倾向于“大地方
政府”,即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大的事权和支出,强调
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大约70%的政府支出是通过地
方预算安排的[2]258-259。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基础
设施、社会福利、教育、卫生保健等。具体来说作为日
本地方政府单位的都府道县和市町村政府,其财政
支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3]314:第一,用于公共投资
的支出规模较大。在1999年都府道县和市町村政府
预算中,公共投资分别占22.5%和11.3%。第二,政
府机关费用。其中,一般行政费占83%,司法、警察和
消防占80%,都府道县负责警察人员经费支出,市町
村负责消防人员经费支出。第三,国土保全和开发
费。第四,产业经济费用,包括工商费、工业基地建
设、旅游设施建设、农林水产等支出。第五,教育经
费,包括学校教育费和社会教育费。都府道县的教育
支出用于教职员的工资,而市町村的教育经费开支
用于学校设施的建设费。第六,社会保障费用,包括
老人儿童福利、卫生费、住宅费等支出。
(三)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北欧国家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芬兰、挪
威和瑞典(下称北欧国家)四国。北欧国家的政治体
制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特征,其公共部门支出在国内
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60年代与经合
组织国家(OECD)相当,约为30%,20世纪80年代
上升到50%[4]。增长主要用于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
等基本福利供应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北欧国家的政
府层级为中央政府下的一级或两级并存但互不隶属
的地方政府,如丹麦、挪威的郡(地区)政府和市镇政

⑩ 中外戏剧的比较

俯视与仲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详细内容

观众心态视角不是指观众从某种学科角度(如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去看戏剧演出，而 是指观众与戏剧演出之间的心态落差造成的视角。观众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定的位置去 观看戏剧演出，而观众的心态位置与演出在观众心中的位置不是完全平等的，这种落差 造成的视角就是观众心态视角。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 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 ；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
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 。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 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 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 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 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
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 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 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 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 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 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 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 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 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 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 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 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 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 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
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
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 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 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 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 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 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 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 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 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 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 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 、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 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
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 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 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 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 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 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 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 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 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 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 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 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 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 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 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 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 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 ，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 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 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 仰视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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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 《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 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 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
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 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 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 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 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 ，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 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 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 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
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 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
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 ，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 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 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 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 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
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 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 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 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 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 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 ，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 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 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 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 ，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 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 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 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 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 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 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 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 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 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 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 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 ；P15
[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
[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
[7][10]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P542；P558
[8][9][英]尼科尔著 徐士瑚译《西欧戏剧理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P1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