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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次贷危机，各国联动解决金融危机的某一典型事例（一定要两国以上联合）

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混乱，各国的应对策略并不统一而且代价高昂。这促使萨科奇、布朗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现任德国总统克勒呼吁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设计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但对这个新体系的需求，取决于各国对这份即将讨论的新协议是否有清楚的认识。

不难看出，人们普遍呼吁遗弃今天的这座全球金融大厦，因为它明显已经摇摇欲坠了。剩余的部分在正常时期看起来越来越不合潮流，而在危机时期则完全不起作用。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了一些让人沮丧的精确数据，指出美国房地产崩溃可能造成的损失，但该组织在解决目前的危机方面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该组织首次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作为旁观者。

取而代之，这次扮演主角的是7国组织，一个由世界上具有中型势力的欧洲各国支配的组织。而在7国组织里，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作为目前全球储蓄的来源，并没有任何发言权。

布雷顿森林会议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其集合了所有的国家，也不是因为各国渴望参与到一个巨大的国际体系中去。凯恩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构者，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在1933年伦敦大型世界经济会议上，各方意见却无法统一。凯恩斯总结道，要想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只有坚持“由一个大国，或几个目标一致的大国集团来领导”

凯恩斯说的基本上正确，但他还应该再补充一点，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如果能够协商，也可以起作用。在过去，通常由两大势力来代表参与国际经济的不同国家，来进行高效的金融双边外交协商。

这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真实的准备情况。虽然有44国参与，其实真正拍板的，只有两大国：英国，及势力更大的美国。协议框架通过英美对话来达成，偶尔由法国和加拿大参与斡旋。

双边对话随后成为每个广泛金融外交协商成功与否的关键。上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制度终结，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还可以发挥作用。新的协议条款由美法重新谈判，美国寻求更灵活的体系，而法国则希望建立更固定、更可预测的体系，比如金本位。

上世纪70年代晚期，欧洲的货币关系陷入绝望，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尝试开展对话，但最后只有法德进行了谈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浮动汇率的波动产生了对新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美日协商后用稳定汇率来解决问题。

那么，今天这种双边谈判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

从国家方面来说，明显的一对组合是美国——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以及中国——世界最大的储蓄国。从理念方面来说，会议需要解决一个新型的问题：各国该如何应对过去40年都是由私人部门调整的巨大的流动性问题。

到2008年，已经有两个似乎比较有效的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这种模式依靠众多受正规监管的银行，受宽松监管的投资银行，以及几乎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来进行资本流动。另一种就是中国模式，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由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积极寻找并参与海外战略投资。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缺陷——并且容易引发政治口角。美国模式的失败，是由于一旦精密的新型金融工具变成了冰山一角下危险的、无法消化的损失，银行体系就容易陷入恐慌。今天的巨额救市也无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充斥着争议，比如要救哪些银行；在为谁的政治利益服务。关于高盛在财政部的影响力，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样的，巨额欧洲救援计划也因为费用的分摊问题引起争论（合计占德国GDP的20%）。

同时，中国模式增加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顾虑，担心主权财富基金可能被滥用，以至于控制重要的战略行业或者经济体的整个战略部门。

起初决定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该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主运行，服从规则管制的机体，这是一个可以用较少的政治力参与稳定市场和预期的方法。到今天仍然如此：暂时接管银行股权以进行资本重组。为了保障资本提供者的利益（例如那些有盈余的亚洲国家），需要在国家与私人部门机构之间，设立一个中立的、非政治的缓冲机构。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在1944年被提出，那时世界还没有出现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动，一国足以承担所有的国际交易。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扩大到为某些私人部门提供救助是当前最首要的任务。同时，接受规则管理的国际机构可以减轻政治对银行资本重组和干预市场货币行动的危害。

② 投贷联动的介绍

贷、债复、股投资联动机制的制本质是具有不同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的金融机构，围绕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的差异化投融资需求，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平台上，在信息、渠道、产品、客户等不同层面展开合作，运用丰富的金融工具，满足企业多元化需求，为企业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