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

1. 全球Fintech的三种监管模式中国是什么型

中国模式是被动型监管(Passive Regulation)。
和美国相反，中国的金融科技以市场和商业模式内为驱动。中国的巨容大市场需求和有待完善的现有金融服务体系，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另外一方面，相对于英美法体系的判例法， 属于大陆法体系的中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依靠成文的法律法规，因此灵活性和时效性相对不足。这种监管的不成熟性，反而给中国金融科技提供了发展的灰色地带。加上新一届政府鼓励创新的整体战略，监管初期采取较为宽松的“黑名单”策略，即明文规定不可为，规定之外允许尝试创新。中国的金融科技在短短3年内茁壮成长，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方支付、P2P的规模已经排在世界前列，孕育出蚂蚁金服、陆金所和京东金融这样的巨无霸金融科技公司。不可否认的是， 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呈现的P2P风险事件，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开始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监管和引导。2016年8月24日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就是监管对P2P乱象的一次整顿。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监管处于“摸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属于被动型，相对宽松的，以发展为主类别。

2. 嘉银金科能够顺利转型成为金融科技公司吗

目前基本已经转型为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3. 嘉银金科能够顺利转型成为金融科技公司吗

可以，目前嘉银金科基本已经转型为金融科技公司，在金融科技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4. 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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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
——亚夫
■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李若愚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
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
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
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
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
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
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
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
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
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
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
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
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
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
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
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
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
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
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
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
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
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
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
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
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
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
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
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5. 大家如何看待现在许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把金融科技作为转型突破口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趋势，比如极融，可以帮助中小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建设消费金融网贷系统，构建大数据风控数据体系与系统，信贷反欺诈与平分模型，对接优质流量等。

6. 《地标70年》节目中，吴晓波为什么选择飞贷金融科技作为深圳典型企业

在讲述南山区这部分的开场，片中吴晓波对唐侠说道，“这里要有一个老朋友，一个典型企业，就选了你了”。

7. 科技型企业融资模式创新模式有哪些

一、金融制度创新

1、加大直接融资力度

发展资本市场是基础设施投融资创新的基本保障。要逐步解决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和创新的力度，要更大范围鼓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市政公用企业发行债券融资；要加快市政债券的发行试点；要鼓励地方优质公用事业上市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通过融资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再投资建设；要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

对于城市基建设施而言，所需资金额度较大，而不少地方的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往往无法满足。这是与它们的资本实力、科技水平、机构布局以及资本充足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等监管指标有关。如果一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占用了中小银行的大部分贷款资金，将不仅影响银行的风险管控，也会影响到银行的盈利水平。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压力较大，竞争弱势明显，缺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后劲和空间，无法为该地区的城市建设融资工作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因此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可以发挥其在撬动社会资金中的杠杆作用。相关省份省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以省级大型企业集团为基础，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通过介入和做大地方性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担保公司等，发挥其在城市建设中的强大投融资功能。适当时机，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改制重组上市，保险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等，发挥这些机构在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功能，推动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和建设。

3、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政府应当鼓励各类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结合地区实际，进行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同样对于规制可以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通过放松规制来激励创新并在创新中改善和强化规制。建立良好的友好型、优势型的市场化筹融资环境，不断创新融资手段。为使城市建设能够融到足够的建设资金，融到低成本的建设资金，应积极推进信托、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搭建城市建设市场化筹融资平台。

二、信用制度创新

1、加强政府的示范与推动

在信用主体结构中，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市场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及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因此，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必须首先以树立政府信用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信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无可替代的示范激励作用。为此，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要迅速“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以规范、高效的行政服务创建政府信用；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解决好依法行政，诚信行政的问题；要将信用环境的建设列入地政府政绩考核目标，促使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和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和维护全社会的信用平台。

2、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在美国，已经生效的金融市场信用管理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实施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十多项。这些法案构成了美国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针对地方政府信用的专项法律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如《政府信用法》、《公平信用报告法》等），以突出政府必须守信利民的执政观念，并有效遏制和惩戒政府信用缺失行为。我国作为一个信用建设的后发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才刚刚起步，漏洞明显，法律的严密性欠缺。地方政府可以从我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信用机构的设置，信用管理体制的模式，信用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政府、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主体在信用体系设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以及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细则和补充，从而为有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

3、加快建立信用公共数据库

信用数据库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的基础设施。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把分散在政府各部门、银行、工商机构的个人的、企业的信用信息收集起来，成为一个信用信息公共数据库，此基础之前，逐渐把信息库组的信息扩大到公检法机关，实现政府、金融机构、业、个人等信用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享共用，使失信者无处可藏可骗，守信者处处可得到授信。地方政府应加快做到完全开放征信公共服务平台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数据库端口与国家征信服务平台正式对接，与国内其他各地区信用信息数据库互连互通，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得益、失信难行的良好环境。

4、要加强信用中介机构建设

信用中介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中介包括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价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保险公司等，其立业的根本都是独立、公正、客观、平等地以客观身份为社会各界提供信用产品或服务。既要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扶持信用中介的建立和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强化职业道德规范，对不讲信用，出具虚假评估、审计、验资等报告，扰乱市场秩序的，要依据有关规定予以清理；对触犯法律的，要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政策有哪些

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政策有：

（一）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二）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三）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社会负担。

（四）为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的政策规定。

所谓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

它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此类企业通常可由单个人或少数人提供资金组成，其雇用人数与营业额皆不大，因此在经营上多半是由业主直接管理，受外界干涉较少。

(8)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扩展阅读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从财税、金融等各方面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取得了很好成效。商事制度改革创造了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投资热情，全国新登记的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

截至10月底，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达800多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加大对新设企业的支持力度，让它们进得来、经营好、留得住，成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总局个体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有4个特点： 一是设计初衷针对新设立的小微企业；二是对支持和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三是注重可操作性，着力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四是首次明确了扶持小微企业的各种政策适用于个体工商户。文件政策集中解决了小微企业面临的税费高、缺资金、用工难、缺人才、场地困难等问题。

9. 联泰基金如何以金融科技携手银行转型升级

日前，由兰州银行与宁波银行主办、联泰基金协办的“百合共融”资金联盟同业交流会议在兰州召开，数十家西北地区城农商行共聚一堂，探讨应对策略、分析市场机遇。联泰基金常务副总裁尹彬彬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小银行可以借力公募基金，并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产品、投研、服务三方面搭建多层次理财产品体系，全面提升客户服务实力。

首先，公募基金可以帮助银行构建多层次的理财产品体系。“投资者‘刚兑思维’难以短时间消除，银行可用类货基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和定期开放式的理财产品强化用户黏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固收打底、权益增强的类绝对收益产品；中长期内，银行还可进一步细分需求、建立适合自身客户的特色产品线。”尹彬彬表示。

其次，银行可以通过投顾、委外及FOF形式快速拓展投资边界、参与投资交易过程、培养自己的投资研究能力。在此过程中，科技手段的运用及智能投研等技术创新，将帮助银行进一步提升自身投研效率和竞争力。

“此外，银行要实现从产品销售到财富管理的转型，需要更加丰富的资产类别和多元化服务。”尹彬彬说，“通过代销公募基金全系列产品，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智能投顾、智能营销、情景理财等多重服务，银行可以进一步完善销售体系布局，提升银行服务客户的能力。”

不过，中小银行由于区域、渠道所限，议价能力参差不齐，较难直接向大型基金公司引入金融产品。即使开展合作并将海量产品接入平台，其技术研发能力与运营经验也很难切实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

对此，尹彬彬介绍说，联泰基金作为持有证监会颁发牌照的独立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始终坚持深度耕耘大资管行业，并通过自身产品、技术、数据的多年积累满足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需求。针对中小银行的需求痛点，公司已在两大应用层面实现技术落地，为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其中，“北极星”作为服务机构投资者的线上金融产品交易平台，针对金融机构在资金流动性、操作便利性、研究便捷性等方面的不同需求，通过线上开户、账户管理、产品筛选、在线交易、流程管控及投后绩效评价等全流程服务，极大提高机构投资者的产品投资与交易效率。

而通过智能金融开放平台，联泰基金将产品、技术、数据、服务打包输出，为中小银行提供包括现金宝类账户、基金超市、智能投顾等在内的一站式零售银行解决方案。目前，联泰基金已与兰州银行、九江银行等多家城农商行达成合作，利用自身丰富的平台搭建经验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协助合作银行搭建金融产品服务平台，为其投资用户提供安全、高效的交易服务体验。

业内认为，金融科技的短期意义在于提升业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巩固和拓展客群，中长期则有利于探索和培育新的细分业务，进而推动银行运行机制与流程的重构。可以预见，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将借力金融科技、优化服务流程、实现自身业务模式的探索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