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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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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政府

『肆』 北京宜兴信贷金融有限公司有这个公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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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宜兴同和裕银楼的历史

百年前的中原大银号—— 同和裕银号

20世纪初至30年代，我国的金融体制出现了一种“二元金融”的格局，即传统的钱庄、银号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发挥着作用的同时，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在交通要津和商业市镇纷纷建立，出现了新式银行和旧式银钱业并存的地方金融体制新局面。 中原地区，是我国商业、商品、商人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商战云涌之地。民国初期，河南金融业盛极一时，在49个商业市镇以“同和裕”、“信昌”、“振豫”为首的钱庄就有322家，河南农工、上海、中央、交通、兴业、大陆、中孚等13家新式银行在全省的33个市县设有77个金融机关，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网络而推广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多时达3400余家。在这样的“二元”金融网络中，“同和裕”银号日益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金融业的一颗明星。 同和裕银号的创立 ——新乡起步 随着1906年平汉铁路和1909年陇海铁路的通车，河南省区域市场通过通商口岸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新乡由于水陆交通便利，平汉、道清铁路线贯穿、卫河水运通津，周围各县货物多以这里为集散地。加以外地客商云集，商业日趋繁荣，为钱铺与银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和裕银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同和裕银号于1912年由“中原金融巨鳄”王晏卿创办。王晏卿（1887-1984）原名静澜，1903年随父王廉儒在新乡同和银楼学管账，后转入道生长为学徒。9年间，他经常往来于天津、汉口等大商埠押运货物，采购商品，对经营票号、囤粮放账等业务颇为熟悉。他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后，辞去了道生长工作，与赵安侯、姜含清等集资12000元，在新乡北关顺河沿街创设了同和裕银号，时任总经理。 创办之初，新乡的小钱庄、银号很多。他们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有的也兼搞商业，互相竞争，十分激烈。这些钱庄、银号在业务上都是高利贷，而同和裕实行低利放款，高利吸收存款的方式，同时又紧紧抓住汇兑和商贸两项业务，很快在新乡金融界站稳了脚跟。 由新乡的游、卫、王三家翰林集资创建的裕丰蛋厂生意兴隆，拟增加设备以扩大生产，愿以高息借贷，环孚、荣聘久、益立成、德盛魁、祥盛魁等银庄都争先恐后地给裕丰蛋厂贷款。而同和裕早已派人到天津了解蛋业的发展情况，蛋业经过技术革新已多采用飞黄机生产蛋白粉和蛋黄粉，许多外商已经不再收购液体蛋黄、蛋白，新乡的裕丰蛋厂不了解这些情况，扩充设备仍以生产液体蛋品为目标。同和裕认为该厂前景不佳，有关闭的危险，拒绝向裕丰蛋厂贷款。 果然，一年之后，裕丰蛋厂大批的产品运至天津，外商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撕毁合同、拒收产品。从此，裕丰蛋厂一蹶不振，诸多钱庄因受裕丰蛋厂的连累，相继垮台。而同和裕银号却乘势而起，支持蛋业设备更新，协助蛋厂赴天津采购机器、安装投产，促进蛋业快速发展。从而赢得了蛋业的信任，独占了蛋业金融市场，蛋业的一切往来汇兑、存款等业务都由同和裕承揽。至1920年，同和裕在新乡已经取得了金融垄断地位。当时新乡的商业总资本共约48万元，而同和裕投资的已占一半，用于工业生产方面的投资、贷款更多。 同和裕银号的发展 ——各地分号建立与扩大 道口分号 1915年年初，同和裕设立第一个分号——道口分号。道口镇离新乡不过百里，是一个沿卫河北上的热闹码头，当时商业繁荣，蛋业兴旺。卫河直通天津，同和裕的金融活动亦沿水路展开。同时，为进一步开展业务，专门设立信息联络室，每日联络送信，传递经济情报。可以说，道口分号的建立是同和裕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为同和裕开展金融活动、建立金融网络奠定了基础，是同和裕早期的金融联络、商业活动、信息联络的中心。 开封分号 开封分号的建立同样具有特殊意义。开封是当时河南的省会，商业繁荣。在省会建立分号，可以凭借开封这个河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与各界广泛开展社交活动，大量吸收军政界、工商界以及私人存款，使同和裕社会信誉日高，业务日益扩大。在省内外扩大影响，为同和裕以后建立分号，增设通汇点，巩固在中原金融界的实力地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封分号的建立使同和裕金融活动的开展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郑州分号 1916年冬，同和裕银号建立了郑州分号。郑州位于京汉、陇海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重要，商业繁盛。郑州分号在业务上与其他分号重点不同，其重点一是押汇，二是抵押放款，三是储运调拨货币。押汇主要对象为行商、大商号 ；抵押放款主要对象是新建的大商号、新办的工厂，如郑州裕兴永布店、郑州云礼机制砖瓦厂等 ；储运、调拨货币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占人较多的业务。郑州分号设有专门的地下金库，装运整桶整箱白银、银元、元宝的官车可以直进直出，每日有三四人专门负责来往货币的装运、收储和向各地调拨。郑州分号不仅是货币转运中心，还是各地信息联络中心，每天各地市场情报、货币行市等，均在这里汇集、传递。该分号除接收外地报来的信息外，每天还派出联络人员，专门收集经济情报，传递业务信函。并在新乡西火车站建立办事处，与之接应，及时传递信息。这对同和裕的业务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口分号 汉口分号的建立，曾有一番曲折。当时汉口银钱业正盛，整个市面被浙江帮、广东帮、上海帮以及当地银钱业控制。1916年年初，同和裕令张祥之等三人去汉阳扎庄，被浙江帮和当地金融业排斥，半年换了三个地方均难打开局面。嗣后，同和裕又派王晏卿的同族兄弟王玉甫等五人，携带8000两白银，二次去汉口扎庄。王玉甫在汉口扎庄，不仅受到国内银钱业的排挤，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蔑视和刁难。最后王晏卿亲自前去汉口，把大批现洋摆到柜台上，并登报宣称：“同和裕银号运大批现洋抵汉，持钞票者可以任意前往兑换。”引起一时轰动。以虚张声势、炫耀实力的办法，终于打开了经营局面，把分号建立起来。之后又由郑州分号经理谭伯庥兼任汉口分号经理，使郑、汉两地分号在业务上紧密联系起来。汉口分号的建立，为同和裕打开了通向上海的门户，并可沟通津、沪的金融往来，大大发展了汇兑业务。 上海分号 同和裕在建立汉口分号的同时，王晏卿亲赴上海活动，为与当地金融界搭上关系，原打算在上海银行街（即北京路）租房建号，但官办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北京、大陆、兴业、上海、金城、中南、盐业等私家银行都在这条街上，它们实力雄厚，尤其是当时的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四行联合经营，独霸市场，给同和裕在上海扎庄造成很大的困难。后来，王晏卿从新乡选派陈子宽去当经理。陈到上海后，改变之前的做法，对当地金融界不卑不亢，沉着应付。他的工作人员清一色的长衫、礼帽、手提皮包，出行均乘轿车，排场十足，好像在做大生意。陈子宽又在上海置了豪华住所，结交达官显贵，使人对同和裕刮目相看。其实，当时同和裕在上海只能做一些兑换外地纸票、按汇票支付现金的业务而已。但就在这样真真假假、热热闹闹的表演下，业务逐渐开展起来了。从经济利益上看，办上海分号花了不少冤枉钱，但上海分号的建立，加强了同津、汉之间的金融往来，这在当时军阀割据、国家行政不统一、币值不统一、邮政不统一、交通不方便的条件下，还是为同和裕捞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好处。 天津分号 同和裕在建立道口分号之后，即感到建立天津分号的重要性。因卫河航运关系，常往天津的河南商客很多，1917年，遂派对天津人地熟悉的陈鼎臣前往开辟分号。陈鼎臣先在东安庆里扎庄，主要联络河南客商，买卖从天津到河南的汇票，每千元获利十元。嗣后业务逐渐扩大，门面业务正式分为储蓄、往来存款、放款、汇兑等，从业人员增至三四十人。天津分号的建立与发展，使王晏卿对金融活动前景充满了信心。并决定在京、津一带继续发展分号，从而向东北地区扩展，他曾对人说：“要在天津就地缠（指发展），一直缠到日本去。” 汉、沪、津分号的建立，为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金融活动网开辟了前景。 海州、连云港分号 1923年7月，王晏卿在郑州获悉徐州要往海州修铁路，新浦（及海州）、连云港将成为一个繁荣的商埠。8月，王晏卿即由青岛乘轮船到海州了解情况，看到海州要建一条宽敞的大街，直通连云港码头，大有发展前途，当即决定在海州、连云港建立两个大型分号。1924年年初，同和裕从郑州抽调张运南赴新浦建分号，新浦这个地方土匪、海盗多，张运南率两名学徒在新浦住了10天，被土匪抢得精光，返回河南。王晏卿找到当地商会，请求调解。商会推诿搪塞，甚至闭门不见。无奈，王晏卿多方打听了解地方情况，决定设法联络当地绅士青帮头目仇通三，借仇的力量在当地立足。王晏卿备足厚礼，只身下乡拜见仇通三。经过交流，王晏卿发现仇通三对发展工业很有兴趣，便阔谈徐州铁路将为新浦带来极大的发展前景，可以借此时机大干一番。深谈之后，仇对王十分佩服，仇、王二人很快成了挚友。王晏卿在新浦建立同和裕分号，聘仇为同和裕新浦分号名誉经理。仇积极协助，招募武士在分号内练武以确保同和裕新浦分号的安全。 丰乐镇、安阳等省内分号 同和裕在积极建立了省外分号以外，着力加快了在豫北、豫南一带的发展。其基本做法：一是灵活经营，击败同业；二是为当地军政界摊粮筹款，取得军政界的支持。1927年，建立丰乐镇分号。当时靠近安阳的丰乐镇由于销售六河沟煤炭，形成一个繁华的小镇。由于税捐繁重，很多商户因缴不起税而面临倒闭。同和裕利用时机在这里设立办事处，以贷款帮助商户缴税。这项业务活动用人不多，收益很大，又得到军政界的支持。随后，安阳分号设立，该分号建得晚、发展得却快。王晏卿多次亲临分号，先后采取压低汇水，免收或少收汇费，兼搞商业（如包销煤炭）等措施，使该号很快成为豫北有影响的大号之一。以安阳为基地，沿京汉铁路向北发展，建立了邢台、石家庄、北京等分号。紧接着，又分别在焦作、修武、获嘉、武陟、封丘等地建立分号和汇通点。 1927年以后，同和裕在豫南陆续增设分号。首先，恢复周口分号。该分号1920年设立后，因遭土匪抢劫而歇业。恢复之后，分号业务由原来的单纯汇兑扩展到收受社会存款、商户往来、余存欠贷等，业务量比从前扩大三四倍，成为同和裕在豫南金融活动的中心。1929年前后，又从豫南沿京汉铁路向北发展，建立南阳、信阳、漯河、驻马店、许昌等分号。紧接着沿陇海路发展，建立了商丘分号，又在睢县以及山东曹县、安徽亳县设立了通汇处。这就形成了同和裕在豫南和豫东地区的金融活动网。 济南等山东分号 1927年年底，同和裕为打开通往山东的金融门户，派新乡的王鸿波、郑州的弓益轩赴济南开设分号，但因与山东省民生银行关系紧张，业务活动很受影响。1929年，韩复榘由河南调任山东省主席以后，省政府的要员多是河南同乡，他们都是同和裕在济南的强劲支持者。民生银行不仅不再刁难同和裕，还在同和裕困难时给予帮助。济南分号是同和裕向银行发展的一个标准号，分号建设规模、内部设置、账目分类、营业方式、安全措施、人员配用等，一切均按银行标准来要求，职工生活待遇也高于一般分号。 1930年前后，同和裕又以济南为中心，沿胶济铁路向东发展，先后建立了淄博、烟台、青岛等分号 ；沿津浦路向北发展建立了德州分号 ；向南发展建立了兖州分号 ；向西发展建立了临清办事处。1933年，同和裕在山东省内先后建立分号达八处之多，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基本上都设有同和裕通汇处。 大连、营口等东北分号 为向东北地区发展金融事业，王晏卿多次赴东北三省考察经济情况，进行金融活动。1927年，王晏卿赴旅顺、营口、沈阳、公主岭、四平街、长春、哈尔滨等地了解情况，打算在东北建立同和裕分号。当时东北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日本人对财政金融把持很严，王晏卿只能退往大连。他出2万元在大连买了一个榨油厂，经营半年后，熟悉当地的情况了，即从汉口调王玉甫去筹办同和裕分号。1927年年底，大连分号正式营业。 1930年年初，王晏卿与吴文卓到哈尔滨考察经济情况，打算在哈尔滨建立分号，未成功。后决定还用创办大连分号的办法先在营口建立分号，再步步向前发展。王晏卿到营口后发现苏杭丝绸销路好，回到新乡令同和裕新新织厂将大量丝绸先运上海、杭州染色，再运营口充杭纺销售，打开了局面。6月，从新乡派孙吉甫等去营口开设分号，边经营丝绸，边搞汇兑业务，生意日渐兴隆。 西安分号 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同和裕本无向西北发展的设想。在天津接办环海贸易公司，出口牛、马、羊皮、材料骨、地毯等，获得相当利润后，产生了在西北地区增设分号，开拓业务的想法。1931年夏，王晏卿率两个德国商人，经西安，赴西宁、兰州一带了解经济情况。德商在西宁看到我国西藏出产的地毯特别好，建议同和裕向西北发展银钱业务的同时，在兰州建立贸易公司，经营皮毛、地毯出口业务。出口地毯可与英、美、德等外商订立合同，由外商提供样品，同和裕按合同规定组织生产和收购。牛皮、马皮、羊皮、羊毛出口，由德商包销。如能实现，同和裕仅此一项一年就可赚10万—15万元。此行使王晏卿对开发西北满怀信心。为了加快这一计划的实现，1931年2月，同和裕在河南郏县观音堂销煤处增设金融办事处，对外营业，5月又让潼关销煤处改办金融业务。10月，建立洛阳分号。翌年，同和裕又将陕西解州收银点改为金融办事处，并新建翟州办事处，扩大兑换网点，为向西北发展金融业务铺设了道路。 1932年，同和裕建立了西安分号。这年仲春，王晏卿派清化镇分号经理赵立卿等一行五人赴西安，花9000元在梁家牌楼下买了两座院落，有房20余间。从洛阳分号转运去一批现洋，出告示，挂彩联，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异常活跃的业务活动给当时西安城内的金融业带来了生机。西安分号的建立，成为同和裕向大西北发展的基地。 同和裕银号的转型——银行化 接办大中银行 1930年以后，同和裕为了进一步扩张实力，实现银行化，在积极向全国各地大量扩办分号，加紧与中国、交通、上海、金城、省农工银行等进行业务竞争的同时，逐渐与天津大中银行搭上了关系，借大中银行的力量，发展自己的金融业务。 天津大中银行原在四川，是一家合股经营的商办小型银行，经理孙仲三原是四川的宣抚使。北洋军阀执政时期，该行从四川迁至北京东交民巷，名北京大中银行。1916年，在天津成立大中银行总管理处后，由于军阀混战，该行经营活动很不景气，大中钞票在市面流通大受影响。而同和裕在与官办银行的业务竞争中，常常因为没有钞票发行权和银行这块招牌，感到苦恼。在同和裕领导集团内部激烈争论后，在王晏卿的强烈坚持下，接办大中银行终于在1931年年末得以实现。 接办大中银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发行钞票，而接办后才发现原大中的钞票发行允可证早已被官方查封禁用。要重新取得钞票发行权，按当时规定须有60%的现金准备，另须持有40%的道契、债券或其他可视作准备金的财产。王晏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打通南京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另行发证，取得大中银行钞票发行权。 王晏卿怀着急迫的心情亲自活动印发钞票，并投入各地市场流通，与官办银行的业务竞争愈加激烈。同和裕发行大中钞票以河南为盛，当时在河南发行至各县镇，特别在开封、新乡、郑州、潢川、南阳、周口、漯河等地更是风行。在济南，经韩复榘、张鸿烈大力推行，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各部门通用大中票，向下发军饷以及向各县拨发财政用款，多半都是大中钞票。 与银行业激战 在1932年同和裕垄断了郑州棉花市场金融业务之后，再加上兴办工商企业，特别是对制蛋业、售煤业的垄断，同和裕的实力更加强大，在河南金融界的地位更高，在附近几省如山东、河北、安徽等地也享有盛名。这时的王晏卿雄心勃勃，首先在河南境内加强实力称雄金融界，随后又在全国各大城市争胜。 1933年秋，同和裕在河南以开封为中心，与银行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金融战”。 同和裕针对银行界的弱点，采用银行难以做到的方式灵活经营，利用营业时间差来争取中小商号的业务。营业时间一直从清晨6点延长到夜晚12点，规定凡午夜以前存款进账，都算当日利息。这样，中小商号都很乐意与同和裕往来，有些本来不是同和裕的往来户，也改到同和裕来 ;同和裕还每日把从郑州棉花商那里购买的津、沪、汉汇票送到开封，满足采购商需要，这样又吸引了一些大中商号 ;此外，同和裕对学生、军人、财政汇兑款仍实行免费汇兑，大宗贷款的利息又低于一般 ;再加上大中钞票的发行，社会声誉越来越高，储户逐渐增多，很多储户从银行把钱取出转存同和裕。 同和裕的种种做法，严重地影响到四大银行团和河南农工银行等官办银行的利益，特别是对河南农工银行威胁最大。河南农工银行虽有资金几百万元，并印有钞票，但是仅在河南境内设有12个分行办事处，向全国各地的汇票发不出去。而同和裕不仅在豫境内设分号，在省外各大商埠重镇也设有分号，没设分号的地方，也设有委托汇兑点，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了河南农工银行的业务。这引起了四大银行团及河南农工银行的不满，也为同和裕银号的发展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