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脱贫

1. 央行定向降准政策延伸到脱贫攻坚和双创等领域了吗

9月30日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表示，原有定向降准的领域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此次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不仅覆盖了上述贷款，还将政策延伸到脱贫攻坚和“双创”等其他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政策外延更加完整和丰富。

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行一直注重创新调控方式，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基础上，适当发挥结构引导作用。运用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支持结构调整就是其中的一种探索，2014年即开始对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实施定向降准政策。特别是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集中在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较早就享受了幅度较大的定向降准政策，其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低于全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平均水平，且满足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达标县域农村金融机构，还可享受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建立了增加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的正向激励机制，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优化信贷结构，这属于一种结构性的政策。同时，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也是符合总量调控要求的，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为经济稳定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三大攻坚战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指的是什么

三大攻坚战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指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防止所谓恶性通货膨胀所导致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

另外一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精准脱贫这场仗当然是必须打且必须赢的一场攻坚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巩固扶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

(2)金融服务脱贫扩展阅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2018年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三大攻坚战“作战图”和盘托出：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加大精准脱贫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3. 如何写发挥金融职能作用,助力打好脱贫攻坚研讨材料

发挥金融的职能作用，助力打好脱贫攻坚，为探讨材料，这是非常重要的

4. 金融扶贫如何推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既是党中央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地方政府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笔者认为，新时代金融业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应当通过金融资源把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产业作为重要基础，坚持将产业脱贫与主导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相结合，探索高效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脱贫的产业扶贫模式：一是重点支持产业扶贫。通过信贷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种养殖专业大户等新型经济体发展链式经营，带动更多的农村贫困户参与其生产经营链，从而脱贫致富。二是合力创新金融扶贫新路径。积极与金融公司合作，创新金融扶贫产品，带动深度贫困地区相关部门参与，共同开发针对贫困户的资产增值产品，通过产品研发主体+合作社+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龙头企业的运行模式，有效解决贫困户无技术、无项目、贷款使用效益低下的难题。三是稳步推进就业扶贫培训。通过信贷支持相关培训机构，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瞄准贫困户的劳动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提高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员技能水平，增加务工收入；通过信贷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能人带动贫困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持续增加贫困户工次性收入；通过信贷支持贫困地区企业、种养殖大户或当地致富带头人，在贫困地区创办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解除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其长期稳定务工，促进尽快脱贫致富。

5. 大国金融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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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十九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的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的国家的行列走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要想维持，就不能仅仅靠等着外国公司的订单、等着外国的投资。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靠什么在中国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日本的ＧＤＰ总量……

6. 央行：坚持房住不炒 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1月26日，中国央行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房价总体稳定，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逐步恢复。9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4.5%，涨幅较6月回落0.4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2.2%，涨幅与6月基本持平。
1~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销售额同比增长3.7%。房地产开发投资逐步恢复。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较上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4.0%。
房地产贷款增速保持回落。9月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48.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较6月末回落0.3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8.8%。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较6月末回落0.1个百分点；住房开发贷款余额9.3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较6月末下降0.6个百分点。
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推动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和创新，联合有关部门逐步落地具体配套政策，精准服务供应链产业链完整稳定。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研究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加快出台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考核办法。推动商业银行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评价，建立健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的长效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制造业的信贷支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7. 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在精准扶贫

首先，金融精准扶贫是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需要。“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离不开资金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逐年递增的大规模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数亿人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当前，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实现到2020年全面脱贫任务时间，紧迫，贫困地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仍需要集中大量资金投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财力总体有限，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难以满足扶贫攻坚的巨大资金需求，迫切需要金融发挥杠杆作用，弥补扶贫资金缺口，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其次，政策性银行应在金融精准扶贫中发挥主导作用。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具有市场失灵和市场发育不充分的特点，特别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低，短期内需要集中投入长期低成本资金，商业性金融或合作金融难以满足。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实施特定战略或弥补市场失灵作出的制度设计和策略选择，应该在金融扶贫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策性银行具有定向特惠、放大政府信用的优势。政策性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贯彻政府意志，根据国家指令，为扶贫开发提供定向、长期、低息的信贷资金。同时，政策性银行依托银行的杠杆化运作，可以将有限的政府资金放大，更好地解决政府扶贫资金不足、时间错配等问题。这既能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又有利于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促进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发育。

二是政策性银行金融扶贫有利于经济稳增长。政策性银行是逆周期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当前国内三大需求萎缩，特别是投资需求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支持贫困地区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既惠及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又可拉动投资增长。政策性银行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特殊机制，加大贫困地区的信贷投入，可以充分发挥政策性信贷投放的结构定向特点，促进经济稳增长。

三是政策性金融是国际上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从国际上看，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还是巴西、印度、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贫穷弱势群体，都建立了政策性金融体系，普遍采取政府增信、贷款期限长、利率低、资金来源成本低、监管差别化、税费减免优惠的运作模式，实行特惠金融支持。

8. 我没有享受到一点扶贫该怎么办

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定决心、扎实推进。扶贫是大事，是善心，更是责任，是一件干不完的事情，也有说不尽的话题。因此，专题询问进行了2个半小时还意犹未尽。虽然专题询问规定限时问答，但是也规定了“答不清可追问”。有的委员一个问题追问了三次，一个部委负责人答不清，另外一个部委的负责人赶紧补充。按照法律规定，专题询问结束后，国务院将对审议意见提出改进措施，并在6个月内，向常委会提出关于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
焦点：如何走出“哭穷带帽”怪圈
对策：改进考核机制建立退出机制
辜胜阻委员的问题来源于参加调查的发现。他说，目前看，一些贫困户存在不实脱贫，主动返贫的等靠要的思想，某些地方甚至打出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这样形成“贫困—扶贫—贫困依赖—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他的问题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
国家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回答辜胜阻的问题之前，首先介绍了我国扶贫开发的相关背景特别是贫困县的基本情况。他说，1986年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扶贫开发，国家成立了扶贫的领导机构，确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在这27年期间，贫困县也进行了三次调整。
刘永富说，总的来看，历次调整进入重点县的，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地区。客观地讲，确定重点县，是我国扶贫开发实施区域瞄准的主要办法。在突出我们扶贫工作的重点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县也确实需要帮助，仅仅靠它自己的力量，是脱不了贫的。形象一点说，重点县有点类似于身份的划定，就是凡是进入重点县的，不仅可以拿到扶贫的资金，而且可以享受到多项的政策支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帮扶力度的加大，部分重点县一些经济指标已经高于或者是接近全国或本省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重点县扶持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有这么多好事，所以很难退出。一旦当上贫困县，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愿意退。
“所以就出现了干部群众普遍不愿意‘摘帽’的情况，一些非重点县也想办法哭穷‘戴帽’。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又必须也应该尽快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扶贫办的“一把手”，刘永富没有回避现实存在的问题。
随后，刘永富介绍了针对这个问题将要进行的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改进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的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作为主要标准，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二是，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瞄准扶贫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贫困户而不是贫困县，甚至不是贫困乡镇、贫困村。要因地因人制宜，分户分类指导，帮助贫困对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四是，开展试点，探索重点县的退出机制。
焦点：如何消除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
对策：针对15岁至24岁孩子着重关注
提问的陈秀榕委员将焦点对准了教育问题。她说，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而且目前孩子辍学现象有所增加。“我想了解如何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回答提问时介绍，在解决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的具体措施上，首先突出了实效性。重点放在15岁至2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实行了农村实用技术、家庭理财、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培训。其次突出针对性。针对城乡、区域、性别、年龄、民族等不同情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教材建设，特别是后续的职业教育的教材的建设和教师的培训，并开发和编写了比较形象、浅显易懂的远程教育资源，重在脱贫致富的技能培训。最后，突出脱盲后的继续教育。教育部配合农业部及有关部门开展了几项计划：《农村实用人才技术培训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东部向中西部招生计划。鲁昕也坦言：“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大山里，学校的建设和师资水平，以及学费和生活费的困难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这些年的教育扶贫应该说有成效，但是问题确实不少。”
焦点：如何让贫困孩子享受同等教育
对策：六项措施实现用教育治本脱贫
针对陈秀榕提出的“贫困地区的孩子怎么让他们享受同等的教育，从教育方面解决治本脱贫”的第二个问题，鲁昕透露，教育部正在采取和将要采取的主要是六项措施。
她介绍，第一，学校工程的建设。包括：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小学远程教育、校舍安全工程、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等职业学校建设。第二，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寄宿制提供生活补助费。通过这个措施，把大山里的孩子接到寄宿制学校中学习。今后，通过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第三，实行了营养餐改善计划。不到两年来，累计投入资金820亿，惠及了片区县的3300万孩子。“这个计划对于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辍学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鲁昕表示。第四，恢复一批农村的教学点。第五，把优质资源通过远程输入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得到同样的教育。着重解决农村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待遇差的现实问题。第六，针对贫困地区的情况，计划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把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条件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要全部解决。同时，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争取建立起贫困地区儿童关爱的全覆盖保障网，使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还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治本脱贫问题。
焦点：如何对农村贫困人口动态管理
对策：研究制定扶贫对象的识别办法
王明雯委员的问题起因于一个数字，1亿。
她说，报告称，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近1亿，并指出这个数据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依据标准让她产生了疑问。她的理由是，随着城镇化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人户分离现象非常普遍。这势必给农村贫困人口的认定带来困难，也对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指出的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数据是否准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做到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和动态管理？如果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份发生变化以后，他是否还能享受扶贫政策？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该如何衔接？”王明雯一口气抛出五个问题。
就贫困人口的数字问题，刘永富解释说：“近1个亿的贫困人口，这个大数是准确的，它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基数是农村的人口，也考虑到返贫的人口和城镇化的因素，是抽样调查的结果，每年按照统计法的规定，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实施。”
刘永富强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平均数掩盖了矛盾和问题。“社会上有一个说法，说一个穷光蛋、一个张百万，平均50万。这个人1分没有，另一个人100万，平均数是很高，好像都脱贫致富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很多贫困人口并没有脱贫。”为了解决平均数下掩盖的矛盾和问题，扶贫工作必须要精准到位。现在在精准扶贫上，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和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特别是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难以做到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和有效监测。刘永富说，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制定国家统一的扶贫对象的识别办法。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
刘永富介绍，城市和农村的扶贫是分别进行的，所以一旦农村的贫困人口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就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
王明雯就此回答进行了追问：“据我了解，现在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了，而这些贫困人口除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扶贫方面的政策。现在城市扶贫方面基本是空白的，下一步怎么样把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衔接起来？”
刘永富回答说：“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到我国2亿多流动的农民工将逐步变为市民。一般来说，只要他能够进入到城市，可能就有谋生的手段技能，所以他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另外，我们实施就业再就业工程，还有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都能解决相应的问题。”
焦点：如何发挥金融资金造血扶贫功能
对策：引导多项金融扶贫政策形成合力
刘振伟是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介绍，为了配合此次常委会审议，农委去了六个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另外随着分管农委工作的两位副委员长去了九个省，地方向调研组提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的实现金融扶贫。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回答说，扶贫开发工作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就是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大头应该有金融的投入和社会其他资金的投入。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人民银行和金融部门按照扶贫开发纲要的要求，也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加大了金融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工作力度。包括货币政策的引导。比如，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大银行低5.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低6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还拿出了再贴现、支农再贷款等一些资金，在分配的过程中也向这个地区倾斜。还有，这几年财政对农村专门安排扶贫贴息资金，到今年9月底全国的扶贫贴息贷款余额是225亿。
郭庆平介绍了下一阶段金融扶贫的主要工作。第一，深化农村改革，健全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一方面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网点要下沉，另一方面发展一些小型和微型的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贫困村的资金互助组织。其次，通过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把电子机具向农村延伸，也能够达到为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目的。第二，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最近人民银行和有关部委正在研究一份新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围绕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何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要提出一些新的措施和工作目标。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所谓两头，一个是抓大。围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金融要有配套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外一个抓小。就是针对农户，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使小额信用贷款，不需要更多的担保和抵押就能获得。第五，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希望地方各级政府在培养信用体系特别是风险分担和担保抵押其他配套性措施方面可以跟进，这样才有利于吸引社会金融上的资金，特别是商业性的金融资金更多地向贫困地区倾斜。
关于金融扶贫，郭庆平赞成刘振伟提出的一个意见，就是扶贫开发工作单靠一个政策不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若干的扶贫产业政策，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做起来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郭庆平在介绍下阶段金融扶贫工作中提到的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网点要下沉的做法，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委员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吴晓灵说：“对于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缺少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他们可以搞信用放款，但是这需要人去服务的，我不同意大银行机构下沉，大银行应该干大银行的事，合作金融机构应该完成毛细血管要做的事。”此外，她还提出大农业项目需要大资金支持的时候，缺少有效抵押物。因为，我国的担保法和物权法都是规定土地不可以抵押，因而农村的资产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从制度上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资金难以进入到农业去，所以她建议相关法律应该尽快修改。“我们能不能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充分地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用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散落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资金需求问题？”她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吴晓灵的一个问题得到了三个部委负责人的回答。郭庆平认为，要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现在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担保权权能实现必须要破解。他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人民银行专门围绕两权抵押担保问题，研究具体的操作措施。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解释说，我们制度上的确是有一些限制，主要是怕乱担保造成一些债务风险。将来在制度上，比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同时，对相关制度上进行研究或者是突破，以便发挥更大的引导效应。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也可以抵押，赋予了其财产权能。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发证的试点，尽快把这件事做好。此外，农业部正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共同推动担保法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