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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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然在对于城镇化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扩展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渠道，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动力。论文将以城镇化的定义和内容为主线，从理论角度来全面阐述金融支持与城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通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不足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新型农村机构不断进行深化变革，除了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之外，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对象，特别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来阐述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情况、业务经营情况、国家政策、自身发展的主要问题等方面来分析制约其健康发展的因素，从金融业务产品的外部因素到金融人才、内部管控等的内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最终从政府、各金融机构本身、市场外部环境、内部管理改善等各个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从而可以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并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的寻找解决的办法，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优势也越来越显现，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国家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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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业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欧洲模式；（2）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美国模式。1999年11月12日，美国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严格分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在美国实行了70年，并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对世界金融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走向终结。混业经营是金融企业为了实施多元化经营，加强综合竞争力所采取的重大变革。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这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也预示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一）80年代，我国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是由于当时金融监管法规不健全，金融经营者素质和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缺乏内控和约束制度，一些金融机构产生了严重的经营问题，大量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作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分业经营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首先，分业经营增加了金融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只能在狭小的存贷款领域从事基本的存、贷款业务活动，通过存、贷利差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另外，大量贷款也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进一步减少了收益。证券类金融机构由于缺少必要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非法筹资或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分业经营不利于我国金融业发展。近几年，在全球金融证券化、电子化、信息化和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格局下，完全割裂资本与货币两个市场，只会严重束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使我国年轻的保险业和证券业停滞不前，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培育和健康发展。
（二）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央银行金融调控手段的市场化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如借鉴国际经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取代贷款规模指令性管理；大幅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时多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扩大中小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稳步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等等。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建设明显增强。这些都为混业经营创造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实行混业经营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的，出于业务便利和财务经营保密等方面的考虑，一般都优先选择能够提供优质全能服务的金融机构，即全能银行作为其主办银行。全能银行在面对客户时，可以向客户提供包括存贷款、投资、发债、资产管理、咨询、电子服务、抵押、保险等内容的一条龙服务。其次，发展混业经营，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优化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收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产生优势互补、连动效应，依靠中间业务增加盈利。面临加入WTO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业。只有把我国的金融业壮大为能提供多种服务的全能型金融集团，才能抵御国外银行带来的冲击。
当代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呈现自由化、综合化、国际化的新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购并浪潮呈现出新的特点，金融购并不再是简单的同业合并，而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购并，形成了许多跨国金融集团。随着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大批的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将会涌入我国，而这些银行或公司大多是全能企业，其业务领域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信托投资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因此，只有在外资金融机构全面进入我国市场，广泛开展各项金融业务之前，塑造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与国际金融集团抗衡的金融机构是迎接“入世”挑战的必然选择。
（三）随着我国金融结构的逐步调整和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管理层逐步推出一系列以市场深化和放松管制为基调的改革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已突破了有关严格分业经营的限制，原来的一些政策禁区逐渐被打破。如开辟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其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信用拆借、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以股票质押取得融资；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回购交易，以及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都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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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市场是黄金生产者和供应者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场所。世界各大黄金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其构成要素，从作用和功能上来考虑，可分为：
（1）为黄金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场所
欧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市场里的黄金交易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比如伦敦黄金市场，整个市场是由各大金商、下属公司相互联系组成，通过金商与客户之间的电话、电传等进行交易；而苏黎世黄金市场，则由三大银行为客户代为买卖并负责结帐清算。伦敦和苏黎世市场上的买价和卖价都是较为保密的，交易量也都难于真实估计。
美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市场实际上建立在典型的期货市场基础上，其交易类似于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其它商品。期货交易所作为一个非赢利机构本身不参加交易，只是提供场地、设备，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对交易进行严格地监控。
亚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一般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场所，同时进行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交易，交易实行会员制，只有达到一定要求的公司和银行才可能成为会员，并对会员的数量配额有极为严格的控制。虽然进入交易场内的会员数量较少，但是信誉极高。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为例：其场内会员交易采用公开叫价，口头拍板的形式来交易，由于场内的金商严守信用，鲜有违规之事发生。
（2）黄金市场买卖参与者
国际金商：最典型的就是伦敦黄金市场上的五大金行，其自身就是一个黄金交易商，由于其与世界上各大金矿和黄金商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其下属的各个公司又与许多商店和黄金顾客联系，因此，五大金商会根据自身掌握的情况，不断报出黄金的买价和卖价。当然，金商要负责金价波动的风险。
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仅仅为客户代行买卖和结算，本身并不参加黄金买卖，以苏黎世的三大银行为代表，他们充当生产者和投资者之间的经纪人，在市场上起到中介作用。也有一些做自营业务的，如在新加坡黄金交易所(UOB)里，就有多家自营商会员是银行的。
对冲基金：近年来，国际对冲基金尤其是美国的对冲基金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黄金市场上，几乎每次大的下跌都与基金公司借入短期黄金在即期黄金市场抛售和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及黄金期货交易所构筑大量的淡仓有关。一些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利用与各国政治、工商和金融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较先捕捉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利用管理的庞大资金进行买空和卖空从而加速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从中渔利。
各种法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里既包括专门出售黄金的公司，如各大金矿、黄金生产商、黄金制品商(如各种工业企业)、首饰行以及私人购金收藏者等，也包括专门从事黄金买卖的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等。从对市场风险的喜好程度看，又可以分为避险者和冒险者：前者希望黄金保值而回避风险，希望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如黄金生产商、黄金消费者等；后者则希望从价格涨跌中获得利益，因此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如各种对冲基金等投资公司。
经纪公司(Brokerage Firm)：是专门从事代理非交易所会员进行黄金交易，并收取佣金的经纪组织。有的交易所把经纪公司称为经纪行(Commission House)。在纽约、芝加哥、香港等黄金市场里，有很多经纪公司，他们本身并不拥有黄金，只是派出场内代表在交易厅里为客户代理黄金买卖，收取客户的佣金。
（3）有关的监督管理机构
随着黄金市场的不断发展，为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公平，保护买卖双方利益，杜绝市场上操纵价格等非法交易行为。各地都建立了对黄金市场的监督体系。比如：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香港的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
（4）有关的行业自律组织
世界黄金协会：是一个由世界范围的黄金制造者联合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各大黄金市场都设有办事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导黄金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化(例如：消除税收，减少壁垒，改善世界黄金市场的分销管道等)来尽可能提高世界黄金的销量。对世界黄金生产形成稳定的支持，并在所有实际和潜在的黄金购买者之前树立起正面的形象。
伦敦黄金市场协会(LBMA)：成立于1987年，其主要职责就是提高伦敦黄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及扩大伦敦黄金市场的影响，为伦敦招商，促进所有参与者(包括黄金生产者、精炼者、购买者等)的经营活动。同时与英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如英国金融管理局，关税与消费税局等共同合作，维持伦敦黄金市场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⑸ 论文帮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现状与改革
摘要：政策金融是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的，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之后，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转型问题已成为国内金融改革的又一个焦点。本文阐述了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并从总体上描述了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最后对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作出了简单评价及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 现状 改革
一、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产生的。1994年，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家决定设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同时将原四大国有银行所负有的政策性职能分离出来，切断基础货币与政策性业务的联系，为加速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和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创造条件。由此，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建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自成立以来，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3月7日，该行是一家以国家重点建设为主要投融资对象的政策性银行，办理政策性国家重点建设（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及贴息业务。除了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之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财政担保债券和由金融机构认购金融债券筹措，此外还包括部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吸收的存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 1994 年11月18日，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
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成立于 1994 年7月1日，作为贯彻国家外贸政策的政策性银行，其主要业务是为大型机电设备进出口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为成套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信贷贴息及信用担保。其资金来源除国拨资金外，主要以财政专项资金和金融债券为主，其业务活动由有关部门组成监事会进行监督。
我国政策性银行自成立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机制。在发挥贯彻政府意图、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经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
(一) 经营行为显著改变
适应形势需要，政策性银行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经营管理体制。,政策性银行把“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金融风险”作为经营原则，防范风险的意识不断增强，自主决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同时，加大了贷款管理、本息回收和风险防范力度，经营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 资产质量明显提高
政策性银行在运营过程中，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择优选择支持对象，建立信用结构和信用约束机制，强化信贷管理。同时通过采取上门催收、资产保全、法律诉讼等多种手段，加大催收不良贷款的力度，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截至2006年1季度，国开行的资产总额达到了25185亿元(折合3140亿美元)，表内不良贷款率为0.82％，拨备覆盖率为288％，资本金为500亿元，资本充足率约为9.15％，而一年前其资本充足率是10.5％。截止到2004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表内和表外的信贷资产余额合计达到2754.3亿元，资产总额达到3058.7亿元。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按五级分类标准，年末自营业务不良贷款率为5.28%，连续六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绝对额和比率的“双下降”目标。截止到2005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产总额8502.1亿元，贷款余额7870.73亿元。按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798.6亿元，比年初减少458.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2%，比年初下降7.3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贷款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三) 业务经营范围和支持领域不断调整
为适应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变化,政策性银行积极调整业务经营范围和支持领域。
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三农”和金融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大了信贷支农力度，贷款投放快速增加，主要业务包括：粮油信贷业务、棉花信贷业务和其他储备信贷业务。并且还积极拓展新业务，2005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增加了国家和地方化肥储备、地方糖储备、地方肉储备新业务。目前，除粮棉油专项储备外，其他储备信贷业务共六大类九个品种。截至2005年末，其他储备贷款余额91.6亿元，较上年增长88%。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中间业务也迅速发展，其保险代理业务险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全部险种。
从1994年成立之处到2005年末，国家开发银行88.9％的贷款用于支持电力、公路、铁路、石油石化、煤炭、邮电通讯、农林水电和公共基础设施等行业。2005年，国开行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市场建设；加大对社会瓶颈领域的支持，缓解资金压力；进一步大力推动管理资产业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继续提升内部管理能力；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其中间业务也发展迅速，主要有：财务顾问、债券承销、证券化、高科技风险投资和基金管理。
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业务有：出口信贷业务，包括出口买方信贷和出口卖方信贷；对外优惠贷款业务；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业务；对外担保业务；国际国内结算业务。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的进出口发展。其中间业务发展迅速，2004年9月，银监会批准进出口银行开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成为第一家获得该授权的政策性银行。
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
今年年初，央行年度工作会议确定，按“一行一策”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同时，年初的银监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加快政策性银行改革”作为今年金融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今年的“两会”，又首次将“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已成为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又一个热点。综合各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国家高级金融官员对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评述，可以大体看出我国今年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
（一） 重新定位：一行一策
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的初步设计系由中央银行研究局人员参与，在行长周小川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矫正决策层和业界人士对政策性银行功能定位的传统理解：即按国家指令开展业务，亏损由国家兜底。将三家政策性银行统统定义为国务院直属、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为目标的具有开发型功能的国有金融机构。这种职能定位意味着三家政策性银行特别是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将大幅放宽。
（二）分账经营管理：国家帐户和银行帐户
在分账经营管理方面，央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采用分账管理。所谓分账经营管理，是指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交办业务，另外一类是市场化业务或银行自营业务；同时，在政策性银行内部设立两个账户，一个是国家账户，专司政策性业务；一个是银行账户，统筹《商业银行法》允许开展的所有业务，不享受政策优惠。两类业务分别核算。在分账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只对国家账户内的亏损进行补偿，对银行自营业务的经营状况不负责任。
（三） 补充资本金。
三家政策性银行普遍存在所有者权益比率及资本充足率过低的问题，因此，新方案包括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本金补足机制方面的内容。从目前中国状况说，既然确定了“纯国有血统”不变，那么，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只能由财政注资、汇金公司注资以及在国内外市场发债券这三个方面构成。在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由于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大量的10年、20年以上期限的贷款。因此，风险暴露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从现在看，其资产的不良率只有2％左右，其状况要优于许多国内一流的商业银行。 但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却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处置表内不良贷款。进出口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估计不足百亿元人民币。而农发行由于体制、政策等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贷款总额肯定要高得多。 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赖账所造成的农发行的巨额贷款损失，还可采取和地方政府谈判，用债转股的方式，以粮食购销企业的房地产产权抵股的办法来解决，如此等等。一旦确定了不良资产的处置办法，就应该根据处理数额的难度确定计划完成期限，如2年、3年、5年，等等。在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设计中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银行由于指令性任务和安定团结目的而造成的纯粹政策性亏损，中央财政应当认账并给予相应解决；而由于政策性银行本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贷款损失，则应当由今后的经营利润转拨备的方式进行抵补。
三、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思路的简单评价及建议
首先、对我国当前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准确定位。政策性银行作为借助国家信用实现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工具，是进行市场化运作但又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支持、市场化运作、非盈利性应是新时期政策性银行的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政策性银行需要国家信用支持。这是因为政策性银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利用国家信用可在国际市场以相当低的成本赢得资金，有利于其政策性业务发展；其二，实行市场化运作，可以避免政策性银行过度依赖财政而导致经营效率低下，并运用市场化方式弥补体制性缺损和政策业务的市场风险，从而增强其应对集中、大额、长期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新型政策性银行与传统政策性银行的最大区别；其三，政策性银行经营目标不是盈利最大化， 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上述共性基础上，“一行一策”的原则，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能较好的调整现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持作用。
其次，在明确定位的前提下，尽快为三家政策性银行立法。因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区别，大部分国家均为政策性银行单独立法。我国目前只有国务院（1994）22号文件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依据，具体内容已不适应发展要求 ，应 尽快颁布专门法规，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鉴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繁杂、机构特点不一致， 宜由同一部法律来规范，立法应针对各行不同特点分别进行，单独制订。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各类政策性银行作为国家信机构的性质、地位、业务范围、经营宗旨、资金来源和使用，以及会计制度、融资方式、利润处理办法、监管体制等，促进政策性银行自我约束、自主决策和健康发展。调整业务范围、通过制度来分离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加强机构自身建设。
再次，两个账户之间必定要设立隔离机制。划分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是世界上几乎大部分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行的做法。政策性金融代表公共利益，或者准公共利益，是服从国家的特定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或者战略意图需要的。此外，随着资金来源、融资方面市场化的扩展，许多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进行改革，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事商业性的投资业务，但商业性业务是有限的。分账经营管理有助于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和政府意图，同时又能使各大政策性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牢固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两个账户之间必定要设立隔离机制，防止商业账户的损失转嫁到国家财政头上，这也是设立分账经营管理体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治理结构和内在运行机制改革。一旦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这三家银行的治理结构也应当参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除了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或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外，其高级管理层也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相应的机制设计，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思考，如董事长和行长是分设还是一人兼任；副行长由董事长、行长提名还是上级组织部门直接委派任命；管理团队的报酬水平可否与业绩相应挂钩；经营管理的问责制度如何设计，等等。
参考文献：
[ 1] 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转型和发展方向：沈凡，理论建设，2006年第1期
[2] 政策性银行走向何方：赵江山，经济参考报，2006年05月09日
[3] 三大政策性银行转身财政汇金联合注资：吴雨珊，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5月6日
[4] 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今年启动 周小川亲自指挥：李卫玲，国际金融报，2006年02月27日
[5] 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实录：http://finance.people.com.cn ，2006年04月28日
[6] 数据来源：三家政策性银行网站及其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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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健康、高效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依法经营、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
1．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
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 年对73 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 发现有13 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 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 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 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 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 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
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 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 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
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3.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
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
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4.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
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二）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确立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更具专业化，并且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1.分业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并存，监管绩效不够高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同时，机械的“分业监管”、“多头监管”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严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运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不仅易于积聚同质风险，而且也不利于鼓励金融创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再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本身也存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内容和手段不够规范等共性问题，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监管的准确性、有效性难以保障。而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分业监管应对混业经营，必将大大降低以金融行业划分为基础的
分业监管体制的绩效。
2.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等法律形式构成的。一方面，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设计，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方面也是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它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很显然，长期的法外运行，不仅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
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二、造成金融监管不足的原因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
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
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
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
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 金融监管措施不力
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 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
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
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 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
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三、解决我国金融监管不足的完善对策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上是参照美国体制建立的，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多头监管模式”，其对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安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促使我们在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缺陷、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现状的同时，不得不认真研判我国金融监管今后的走向。我们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勇于开拓，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迅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在分业监管的现实基础上，逐步趋于目标导向的统一监管模式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前我国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分业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统一监管的紧迫需求尚未形成。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开放的比例和规模也非常小，国际合作多限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合作与合资；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还是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尚处于探索和试点过程中，金融“混业”的规模和比例也很小，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仅仅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金融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而针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分业监管的弊端，短期内则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有效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现象，逐步进行完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和金融深化的突破口。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如房地产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性要求，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从长远来看，我国必将建立以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和有效为目标导向的统一(混业)监管模式，这样有利于整合监管力量，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规范金融机构影响市场稳定的行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合理确定监管内容，改进监管方式，鼓励金融创新。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央行对全社会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防范金融创新和准金融业务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
(二)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工作，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同时，在保持分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监管机关的沟通，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针对金融业必将实行混业经营的趋势，未雨绸缪，为金融监管实现混业监管做好法律上、制度上、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金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面临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混业经营等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顺应金融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1．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 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顺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管；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交流与发展。
3.要转变监管理念，将谨慎的风险监管确定为央行监管目标，对金融机构法人以风险监管为主，实行并表监管，对其分支机构以合规监管为主。
4.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非现场监管网络，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风险监管，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减少金融管制，正确区分金融创新和金融违规，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
（三） 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 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首先，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 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再次， 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要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使其具有处罚的自主权。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国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的联系，严格审查外资银行的经营水平，经营业绩和风险状况；严格审查其拟任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在我国的扩散。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及时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监管准则、方式和手段，在人才培训、信息沟通、工作交流等方面提供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大力提高监管水平。
（五）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银行公会、美国的基金联合会、台湾证券投资顾问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我国金融公会组织尚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工会在行业内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在金融监督与矫正方面的成本。受现阶段银行信息披露质量、监管成本、监管资源等因素制约，法定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与实际情况总存在误差。应该借助社会审计等部门对银行的财务报表和会计记录进行检查，并在条件成熟时强化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社会检查与监督机制。
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使其具有处罚的自主权。对于跨境银行，通常的做法是，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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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收集2006年11月至2016年11月的月度数据，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响应程度。结果表明，在滞后阶数取2时，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股票市场价格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短期内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冲击影响较大，中长期以后这种影响迅速降低至0附近。相反，股票市场价格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中长期冲击要大于短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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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给传统金融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冲击。面对这一新变化、新挑战，金融机构应该如何看待与应对？本文从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表现形式及最新发展出发，分析其对传统金融业发展方向、结构转变及战略创新选择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字：互联网金融
传统金融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互联网金融浪潮的兴起，对传统金融部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交易结构，甚至整体金融架构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机构的相互竞争，涌入的"搅局者”不断增多，尤其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抢食包括信贷、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证券保险等在内的金融业务，给传统金融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冲击，面对这一新变化、新挑战，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拟对此作粗浅的探讨。
一、互联网金融的内涵
目前，有关互联网金融内涵的表述有多种，界定尚不统一。在此，笔者初步归纳认为：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介入传统金融业务过程的一种混合金融。从广义金融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包括但是不限于为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从狭义的金融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是涉及货币的信用化流通支付的相关层面，也就是资金融通依托互联网来实现的方式方法都可以称之为互联网金融。当前互联网金融格局由传统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组成。
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主要包括传统金融业务的网上银行创新以及电商化技术创新等。非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主要由凭借商业性互联网技术进行资金运作的电商企业、人人贷（P2P）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理财类的手机理财APP 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组成，是以互联网体系与思维去打造类金融业务，运用互联网的特性去完成金融的渠道、借贷、信息、销售、客户管理等工作。传统金融人有一种看法认为，传统银行早已采用了数据化、互联网技术电子银行管理体系，所以银行也就是互联网金融。但实际上，笔者认为，由银行操控的电子网络或利用的互联网应称为金融互联网。
在此，本文侧重探讨非金融机构组成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和表现形式
第一种模式是银行网银，
当前商业银行借助互联网渠道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服务，互联网在其中发挥渠道作用。第二种模式运用电商的平台，依据大数据收集和分析进而得到信用支持，以交易参数为基点的综合交易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P2P 模式，这种模式提供了中介服务，把资金出借方与需求方2 结合在一起。平台的模式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担保机构担保交易模式，此类平台作为中介，不吸储、不放贷，只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由合作的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提供双重担保。如人人贷,此类平台的交易模式多为"1 对多”，即一笔借款需求由多个投资人投资。二是"P2P 平台下的债权合同转让模式”的宜信模式。可以称之为“多对多”模式，该模式通过互联网撮合投资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实现个人对个人贷款。
第四模式通过交互式营销，充分借助互联网手段，把传统营销渠道和网络营销渠道紧密结合，使金融业实现由“产品中心主义”向“客户中心主义”的转变，共建开放共享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第五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基金模式，以支付宝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余额宝为代表，用户能随时把自己支付宝中的钱支付到余额宝中，不但免转账手续费，还可以获得收益。
三、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发展方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随着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金融业的融合，“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在研究初期，众多学者，例如Allen et al.(2002)、Fight(2002)等，只将互联网视为实现金融服务与交易的一个新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互联网对金融业的影响。当然，如果只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该问题，相对于传统的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凭借在信息收集及处理、产品交付与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优势，必将革新传统金融业，但归根结底，这种影响只可概括为：更快。随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互联网对传统金融组织、运行方式的冲击，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是继传统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之后的第三种金融模型
四、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结构变化及其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HFT)和“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 AT)持续增长。这一方面增加了交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金融产品的同质性。以美国为例，2003年的日均交易量为30亿股，2009年已上升为日均100亿股。与此同时，传统交易方式的占比显著下降，纽约证券交易。(NYSE)的市场份额2003年1月的80%下降到2009年12月的25.8%(Angel et al., 2011)。与交易量的大幅上升相反，电子交易可以减小平均交易规模，从而在交易大额头寸时更有效地节约成本。传统上需要借助交易所交易来隐藏实际规模的大额交易，如今可以通过电子交易系统的“暗池”(darkpools)控制其指令的暴露(exposure)，持续地通过较低的成本完成交易。电子交易在以”光速“进行，距离对交易的影响至关重要。Garvey & Wu(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电子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有显著的关系。距离交易所较近的股票市场交易员能够获得更高的指令执行质量，数据传输速度限制导致电子交易的速度产生差异，具有速度优势的交易员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结构的变化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直观上看，电子交易扩大了市场规模，可以为提供更多流动性。Hendershott et al.(2011)的实证研究证明，算法交易提高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流动性，而且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也变得更加充裕。在市场波动时，算法交易相比人工交易更倾向于释放流动性。然而，电子交易在增加流动性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流动性需求，而且后者还可能减少市场流动性并导致利差扩大(Kumar et al., 2011)。
第二，电子交易通常在收市时平仓，交易员会在交易日结束的最后一分钟里卖出大额头寸，这有可能导致价格的显著变化，从而增加市场波动性。而且，高频交易的交3 易策略，如动量策略（momentum strategy)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的短期波动。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5月6日道琼斯指数的”闪电崩溃“。虽然高频交易并非引发崩溃的原因，但其随后的反应引起了巨大的卖出压力，加剧了市场波动(Kirilenko et al., 2011)。然而，观测期改变会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如Chaboud et al.(2009)对外汇市场的研究发现，算法交易与市场波动性负相关。第三，对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Hendershott & Riordan(2009)认为，电子交易作为稳定投机者(stabilizing speculator)，其对流动性的供给和需求使市场价格更加有效。“暗池”交易会损害价格发现的有效性，同时降低市场的波动性(Ye, 2011)。引入流动性因素后，Zhu(2012)的模型证明，"暗池"可以提供价格相关信息，有助于价格发现，但会降低流动性。
五、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的战略创新选择
（一）积极提升银行传统业务优势，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不容否认，当今银行在经济调控、风险控制、社会征信、庞大的线下客户及专业服务等方面还具有强大优势，但也存在不少弱性和缺失。因此，金融机构要积极创新，不断提升银行的传统业务水平，改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存贷款流程等基础性金融服务，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二）积极开拓电子、移动、智能银行。银行要加快转型步伐，提升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支付工具功能，依托移动通讯、互联网，改进和开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iPad 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银行“家族”业务，提供客户远程服务，向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
目前，北京银行已推出“直销银行”，光大银行推出“智能银行展示中心”，广发银行推出了“智能金账户，具备自动余额理财、自动申购赎回货币基金、自动还信用卡等功能。这些环节均需银行开放端口和数据，目前，互联网金融产品还很难实现。
（三）
加强互联网金融合作。互联网线上天量客户以及大数据优势，对传统金融偏爱的线下模式形成巨大冲击。银行要取长补短，积极把握与互联网企业及平台的合作机会，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数据量大的特点，把握客户信用记录，提高客户信用评级精确度，了解客户购买力与消费习惯，提供更合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方案。近期，民生银行已与阿里在理财业务、直销银行业务、互联网终端金融、IT 科技等方面开启合作战略，以传统基础金融优势激发互联网金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