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金融领域存在的八大事实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八大事实如何解释应对策略是什么
一、金融和谐发展中的八大矛盾
( 一) 金融组织架构与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矛盾。近年来随
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陆续从农村撤离,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独”支农的格局, 这与
地域广阔的农村、数量庞大的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比显
得十分不适应。
( 二)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的矛盾。有资料显示, 目
前, 我国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格局中, 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
比重高达96%, 而直接融资占比还不到4%。这样, 就很难发挥市
场在配置资金方面的优势, 不利于资金的高效优化配置。
( 三) 农村金融与城镇金融发展速度不一的矛盾。我国经
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与此相
对应,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具有二元结构特点。城乡金融发
展速度极不协调,且呈逐年加剧之势。目前占全国80%以上的
农业人口, 只能享受到占全部贷款6%的农业贷款的扶持。本应
加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因资金大量“失血”而受到遏制。贷款的投
放日趋向大中城市的大企业、大项目和垄断行业集中。
( 四) 中央银行管理体制与分支机构履行职责相互掣肘的
矛盾。具体表现在“三个不一致”: 职责范围与管辖区域不一致,
业务管理与行政隶属不一致, 工作责任与对应权力不一致。省
会中支承担管理全省人行金融业务的职能, 但对省内中支( 除
所在城市辖区支行外) 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大区分行只承担所
在省( 市) 业务的责任, 但有辖区人事管理调配、内审监督权。
这种体制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降低了管理效率。
( 五) 实行分业监管与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矛盾。目前我国实
行的是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加入世贸组织、
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 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之间业务
相互渗透, 金融综合经营己成事实。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 将
不可避免地出现监管缺位, 从而增加了金融风险隐患。
( 六) 金融监管激励不足和金融产品创新严重滞后的矛
盾。近年来,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我国银行业的金融产品逐
步走向多样化, 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 出现了个人消费信
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等新的金融业务。但是与发
达国家银行相比, 我国金融业务的创新能力还处于一个比较低
的水平。创新产品主要靠模仿同业的产品, 缺乏自己的技术含
量, 而且创新业务产品种类较少, 难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 七) 金融风险监管责任和权力不统一的矛盾。一方面,
垂直监管的体制降低了地方政府对风险监管处置积极性; 另
一方面,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人民银行风险资金救助制度又弱
化了其它金融监管机构的责任。这种责权不一的体制, 对金
融风险的有效监管和高效处置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
( 八) 金融业全能化竞争与人员素质不适应的矛盾。习惯
于面向国民、分业经营的金融从业人员, 无论在服务意识、服
务能力上, 还是在高科技应用、经营管理上都与外资银行有
相当大的差距。这一问题不解决, 我们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就
很难取胜,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就会受到不良影响。
二、推进金融和谐发展的路径
( 一)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健全金融体系。工作重点是改
造国有大银行、改革中小银行、增设“草根”银行。具体是继续
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授权
授信制度, 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 组建风险投资机构, 扶持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而风险也大的中小企业成长; 在推进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 拓宽农发行经营范围。建立农业政策
性保险机构, 成立农业产业化风险基金, 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
制; 大力组建各种合作金融机构, 满足社会各层次的金融需要。
( 二) 大力完善金融市场。继续扩大债券市场规模, 增加
投资机构主体, 拓展个人投资渠道, 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丰
富债券品种, 鼓励企业发行债券。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可发行长期债券, 继续扩大股票市场规模, 鼓励企业上市融
资,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规范发展民间借贷, 使之成为支持经
济发展的有益补充。通过多种途径, 为直接融资的发展提供
足够的空间, 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合理比例关系。
( 三) 调整中央银行管理体制。建议以“经济区域”设置改
为以省为单位设置, 实现央行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相适
应。实现人民银行体制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设置相
对接, 使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的工作更易得到他们的支持和
配合,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银行在地方金融的牵头作用。
( 四) 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应顺应综合经营发展的影响一: 加息政策使基层商业银行增加融资成本, 减少
盈利能力。目前现存的商业银行县级机构, 贷款权较小, 每
年大量资金以吸储上存方式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存差逐渐
增大的情况下, 加息政策导致存款成本增长大于贷款利息
收入的增长, 势必增加融资成本, 减少盈利能力。与此同时,
加息政策使金融机构“倒单”业务量增加, 一些刚存入或存
入时间不长的存款会取出来重存, 以期增加利息收入。
影响二: 准备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村经济
的发展。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 使基层金融机构, 尤其是农
村信用社在人行存款增加, 可用信贷资金减少, 无疑给农村
信用社带来一定资金压力, 在农村信用社主要支撑县域信
贷市场的情况下, 势必削弱新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 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同时降低农村信用社
资金运用效益, 减少农村信用社盈利水平。
影响三: 加息政策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贷
款利率的多次上调, 企业实际利息等财务费用的支出将会
增加, 加大了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加重了企业经营负
担。虽然贷款利率每次上调幅度较小, 但是频繁的上调贷款
利率, 对于经营不是很景气的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利于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中小企业贷款
难问题, 反而使县域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 对
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影响四: 加息政策对农户贷款和城镇居民住房贷款形
成一定压力。贷款利率的多次上调对于农户贷款和居民购
房贷款来讲, 就意味着还款负担的逐步增加, 新增的利息负
担将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使本来不宽裕的日子更加紧巴。
虽然按银行规定, 房贷利率到2008 年1 月1 日起才能执
行, 但频繁上调贷款利率的政策效应给居民带来的压力远
远大于利息负担。
影响五: 汇率政策不利于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企业的
发展。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
度, 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升值。当人民币升值后, 外商在境内
投资的成本加大, 在短期内招商引资势必会受到人民币升
值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减少。人民币升值后, 由于出
口成本增加, 外贸出口企业利润率、国际市场竞争力必然降
低, 对企业产品出口带来不利影响。
影响六: 贷款利率浮动政策加重了企业负担, 抑制了企
业投资需求。目前基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越来越高,
农村信用社主要支撑县域信贷市场。为追求更大的利润, 在
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 农村信用社对贷款利率一律实行
上浮, 并且利率浮动水平较高,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企业财务
费用支出, 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 致使企业一些投资项目
推迟或取消, 延缓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进程, 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㈡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分析
对于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农村剩余资金转化为农村储蓄，再把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投资。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比较成功的把农村剩余资金转化为储蓄，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过程中受阻，农村较多的资金流出农村。因此，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资金的外流。闲置资金转化为农村储蓄的现状，我国农民储蓄率高，我国农民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较高的储蓄率较大的储蓄额，这是农村金融机构能够吸收大量存款的根本原因，为农村资金外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投资主要表现为贷款，从农业得到的贷款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其不相称。虽然我国农村贷款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其他产业的到的贷款相比，支持率偏低。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农业贷款的相对份额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没有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体系对农业的应有的支持，我国农业贷款仍有巨大的潜力。农村存款大于贷款，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不仅差额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存贷款额逐年增大资金外流严重。相对于工业城市居民城市，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收入低，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捷，造成对农业农户及农村企业的贷款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一些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无法延伸到偏远的农村，甚至从广大农村地区撤出，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十分缓慢。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缺乏足够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机制。由于农业经常面临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变化多端的市场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规避机制或者规避机制不健全，往往是农业生产者及其有关参与者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难以承受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出于理性的选择，有关的农业参与者会减少对农业的投入，农村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减少了对农业的贷款。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使得农村金融机构难以了解农村企业和个人的资信情况，导致农村信贷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盛行，农村金融机构惜贷严重，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和工业。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风险大，储蓄存款向大银行集中的现象比较突出，制约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
㈢ 针对2017中央1号文件，金融业信贷工作应该如何有效结合开展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内容
一、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1.统筹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要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优质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继续调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增加优质食用大豆、薯类、杂粮杂豆等。经济作物要优化品种品质和区域布局，巩固主产区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促进园艺作物增值增效。饲料作物要扩大种植面积，发展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牧草，大力培育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加快北方农牧交错带结构调整，形成以养带种、牧林农复合、草果菜结合的种植结构。继续开展粮改饲、粮改豆补贴试点。
2.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稳定生猪生产，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区域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加快品种改良，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全面振兴奶业，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的家庭牧场，引导扩大生鲜乳消费，严格执行复原乳标识制度，培育国产优质品牌。合理确定湖泊水库等内陆水域养殖规模，推动水产养殖减量增效。推进稻田综合种养和低洼盐碱地养殖。完善江河湖海限捕、禁捕时限和区域，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科学有序开发滩涂资源。支持集约化海水健康养殖，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强区域协同保护，合理控制近海捕捞。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建立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规范各类渔业用海活动，支持渔民减船转产。
3.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促进杂粮杂豆、蔬菜瓜果、茶叶蚕桑、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材和特色养殖等产业提档升级，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大力发展木本粮油等特色经济林、珍贵树种用材林、花卉竹藤、森林食品等绿色产业。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开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建设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基地。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
4.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为依托，科学合理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功能区和保护区内地块全部建档立册、上图入库，实现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抓紧研究制定功能区和保护区建设标准，完善激励机制和支持政策，层层落实建设管护主体责任。制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建立评价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鼓励各地争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坚持质量兴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三品一标”认证，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便利化，强化品牌保护。引导企业争取国际有机农产品认证，加快提升国内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推行农业良好生产规范，推广生产记录台账制度，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使用有关规定。深入开展农兽药残留超标特别是养殖业滥用抗生素治理，严厉打击违禁超限量使用农兽药、非法添加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鼓励生产经营主体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抓紧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6.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完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扶持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研究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7.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建设“生产+加工+科技”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射等功能作用。科学制定产业园规划，统筹布局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功能板块。鼓励地方统筹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相关项目资金，集中建设产业园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建设运营产业园，发展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精深加工、现代营销，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鼓励农户和返乡下乡人员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入园创业就业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分享收益。
8.创造良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统筹利用国际市场，优化国内农产品供给结构，健全公平竞争的农产品进口市场环境。健全农产品贸易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法律法规，依法对进口农产品开展贸易救济调查。鼓励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推动农业走出去。以“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推进农产品认证结果互认工作。深入开展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实施专项打击行动。
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9.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建立健全化肥农药行业生产监管及产品追溯系统，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集中处理，推动规模化大型沼气健康发展。以县为单位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探索建立可持续运营管理机制。鼓励各地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力度，健全秸秆多元化利用补贴机制。继续开展地膜清洁生产试点示范。推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创建。
10.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工程。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加快完善国家支持农业节水政策体系。加大大中型灌排骨干工程节水改造与建设力度，同步完善田间节水设施，建设现代化灌区。大力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集中建成一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稳步推进牧区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严格限制生态脆弱地区抽取地下水灌溉人工草场。建立健全农业节水技术产品标准体系。加快开发种类齐全、系列配套、性能可靠的节水灌溉技术和产品，大力普及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艺节水推广力度。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机制。全面推行用水定额管理，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考核。实施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
11.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施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深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继续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试点。扩大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范围。加大东北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合理设定补助标准。支持地方重点开展设施农业土壤改良，增加土壤有机质。扩大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加快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进度。上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期满后，将符合条件的退耕还生态林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继续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推进北方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12.加强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推进山水林田湖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加快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启动长江经济带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落到实处。继续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推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完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政策。加快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推进沙化土地封禁与修复治理。加大野生动植物和珍稀种质资源保护力度，推进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治理，继续开展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三、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13.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打造各类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发展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大力改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在重点村优先实现宽带全覆盖。完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行业标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监管规范。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维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体风貌，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连片保护和适度开发。
14.推进农村电商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支持农产品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推动商贸、供销、邮政、电商互联互通，加强从村到乡镇的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快递下乡工程。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鼓励地方规范发展电商产业园，聚集品牌推广、物流集散、人才培养、技术支持、质量安全等功能服务。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开展整省推进示范。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快构建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产品产地预冷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完善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体系。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15.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引导加工企业向主产区、优势产区、产业园区集中，在优势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加大食品加工业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加工设备。鼓励食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围绕“原字号”开发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实施主食加工业提升行动，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食品、马铃薯主食产品。加强新食品原料、药食同源食品开发和应用。大力推广“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等产销模式。加强现代生物和营养强化技术研究，挖掘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健全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备案制度。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
16.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支持各地加强特色村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风貌等建设。打造“一村一品”升级版，发展各具特色的专业村。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四、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17.加强农业科技研发。适应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新要求，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一批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推进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基础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大实施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和主要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力度，加快适宜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选育。加强中低产田改良、经济作物、草食畜牧业、海洋牧场、智慧农业、农林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科技研发。加快研发适宜丘陵山区、设施农业、畜禽水产养殖的农机装备，提升农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能力。支持地方开展特色优势产业技术研发。
18.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引入项目管理机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科技推广。鼓励地方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农业技术推广联盟，支持农技推广人员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深入推进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重点推广优质专用品种和节本降耗、循环利用技术模式。实施智慧农业工程，推进农业物联网试验示范和农业装备智能化。发展智慧气象，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平。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一批“星创天地”。加强农村科普公共服务建设。
19.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员兼职取酬等制度规定。通过“后补助”等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深入推进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农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机构。完善符合农业科技创新规律的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建立差别化农业科技评价制度。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20.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水平。科学制定园区规划，突出科技创新、研发应用、试验示范、科技服务与培训等功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人员创业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打造现代农业创新高地。支持园区产学研合作建立各类研发机构、测试检测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技术交易机构等科研和服务平台。支持园区企业和科研机构结合区域实际，开展特色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和监测评价机制。
21.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提高农民工技能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深入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林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鼓励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五、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
22.持续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保护优化粮食产能。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措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持续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建设质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晒场、烘干、机具库棚、有机肥积造等配套设施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允许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标在省域内调剂，按规定或合同约定取得指标调剂收益。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抓紧修复水毁灾损农业设施和水利工程，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和“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平原地区农村机井油改电。
23.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促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选择适宜模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大力度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和改厕。开展城乡垃圾乱排乱放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加快修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大力推进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推动建筑设计下乡，开展田园建筑示范。深入开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工作，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完善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提高补助标准，集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重点对象。开展农村地区枯井、河塘、饮用水、自建房、客运和校车等方面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进光纤到村建设，加快实现4G网络农村全覆盖。推进建制村直接通邮。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和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创建。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实施重点文化惠民项目，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在农村地区深入开展送地方戏活动。支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24.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办法，科学合理确定农村低保标准。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做好农村低保兜底工作。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和保障机制。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25.扎实推进脱贫攻坚。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确保2017年再脱贫1000万人以上。深入推进重大扶贫工程，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统筹安排使用扶贫资源，注重提高脱贫质量，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在所有贫困县开展涉农资金整合。严格执行脱贫攻坚考核监督和督查巡查等制度，全面落实责任。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做法，不搞层层加码，严禁弄虚作假，务求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26.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采取综合措施促进过腹转化、加工转化，多渠道拓展消费需求，加快消化玉米等库存。调整完善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改进补贴方式。调整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科学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国家储备规模，优化中央储备粮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政策性职能作用，严格政策性粮食监督管理，严防跑冒滴漏，确保储存安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科学储粮。
27.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重点补主产区、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收入、绿色生态。深入推进农业“三项补贴”制度改革。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稳定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调整产粮大省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盘活粮食风险基金。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对粮棉油糖和饲草料生产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的补贴力度。深入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健全林业补贴政策，扩大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范围。
28.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着力优化投入结构，创新使用方式，提升支农效能。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发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多层次多形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环节源头整合改革，探索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行以奖代补和贴息，支持建立担保机制，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进省级信贷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尽快建立担保机构，实现实质性运营。拓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支持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农林水利、农垦等项目建设运营。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基金。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符合有关法律和规定的前提下，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建设。研究制定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具体意见。对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小型项目，优先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管护主体，强化农民参与和全程监督。
29.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对涉农业务较多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差别化考核办法。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三农”力度，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严格落实监管主体和责任。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鼓励发展农业互助保险。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创新信贷投放方式。完善农业发展银行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制度，加大对粮食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对达标县域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快完善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研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抓紧研究制定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方案。优化村镇银行设立模式，提高县市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业务。加快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权属认定，推动部门确权信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共享。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鼓励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扩大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兼并重组。在健全风险阻断机制前提下，完善财政与金融支农协作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扩大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发展保证保险贷款产品。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严厉打击农村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
㈣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正规信贷的因素有哪些
一是寻找抵押难。大多农民专业合作成员以家庭承包方式或者经营入股，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合作社的耕地、宅基地、厂房等不动产的抵押又面临法律方面的约束，粮食、水果、蔬菜、禽蓄等动产往往不符合金融机构规定贷款抵押物的标准。在现有的金融机构贷款条件下,金融机构通常会要求贷款者提供相应的抵押，以降低违约的风险，从而使得合作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增加。
二是寻求担保难。据调查，目前农民合作社市场准入门槛比一般企业低，一个合作社只要有5个以上农户就可以注册，且无需现金注册。过宽的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了这几年合作社的迅猛发展，大部分还处在初级农产品生产，销售领域，只能简单地按照市场行情去组织生产、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较高，加上农业项目经营周期长、利润低，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农民合作社的风险过高，造成合作社寻找关联企业担保难，商业担保公司也因其贷款不稳定、风险分散、收益低而不愿提供担保，制约其贷款有效获得。
三是自身规范难。据调查，目前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成长初期，内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机构管理松散，其中还有一些合作社只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在名义上是合法机构，但职能作用不能很好发挥。与金融机构放贷所要求的“企业产权明晰、管理规范、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的条件相距较远，导致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其贷款需求。
四是金融制约投入难。目前，虽然涉农金融机构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其中真正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单一的农村金融融资渠道满足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受金融机构重自身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即期利益轻长远发展、重存贷规模轻发展质量的考核导向影响，基层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短期化，急功近利，缺乏培育、挖掘农村金融市场的环境和动力。再者，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创新激励机制、工作机制以及创新专业人才缺失，无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量身定做融资产品，制约了金融机构贷款的有效投入。
㈤ 农村金融规模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㈥ 我国现有哪些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中国农村金融法正在酝酿讨论中，还没制定、公布。
㈦ 银监局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户均有什么规定
贷款办理条抄件：
1、在中国境内有袭固定住所、有当地城镇常住户口、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65周岁的中国公民；
2、有正当且有稳定经济收入的良好职业，具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遵纪守法，没有违法行为及不良信用记录；
4、贷款用途明确，符合国家规定，且可提供相关证明；
5、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㈧ 国家对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具体扶持政策以及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发展趋势如题 谢谢了
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一是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要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完善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度，逐步提高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和比重。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二是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对小企业新增贷款实行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适当调减小企业贷款利息营业税。三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创办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支持、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鼓励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四是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设立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投资力度。积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融资租赁、典当、信托等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五是加快制定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完善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级财政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在税前扣除。六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和评价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信用等级。完善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快速的查询服务。构建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约束机制，增强中小企业信用意识。七是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稳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保证上市企业质量。培育创业板成为中小企业重要融资渠道，通过创业板市场培育未来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㈨ 如何搞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分类工作
人是生产力中的根本因素。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信贷人员的道德素质、业务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信贷资产管理水平的高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信贷队伍建设上要切实抓好三个重要环节：一是抓好信贷人员的选拔工作。要高度重视信贷队伍建设，加快建立信贷人员准入机制，科学合理地选聘优秀客户经理，真正把人品好、素质高、懂业务的年轻员工充实到信贷队伍中来，不断优化年龄和知识结构，缓解人员不足与业务发展的矛盾。二是抓好信贷人员的培训工作。要制定培训计划，落实培训方案，积极采取集中授课、业务讲座、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信贷人员的常规培训、集中培训和以干代训，形成“全方位、循环式”的常态培训机制。常规培训的内容要涵盖基本制度和操作规程、本单位的实施细则以及信贷文本填写、系统操作等，侧重于流程操作和风险管控，切实解决制度办法不落实、业务操作不熟练及贷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集中培训要侧重于市场营销、宏观政策、法律法规、企业经营情况分析等内容，切实解决信贷人员对政策把握不准、思想观念滞后、知识层次不高等问题。同时，要经常性地组织信贷人员进行工作经验交流，加强工作研究，采取言传身教、以干代训、以考促学等方式，努力提升信贷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通过狠抓学习培训，重点提高信贷人员的“五个能力”：即开展信用评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业务拓展的营销能力，贷款考察的调查分析能力，贷款发放的研究决策能力，贷后检查的风险防控能力。三是抓好信贷人员的使用工作。首先，经济上要提高工资待遇，加大奖励力度。要按照薪酬改革的政策规定，凡被选拔聘任为客户经理的员工，可给予提级升档的工资待遇。进一步落实“三包一挂”的激励政策，加大对客户经理的业务营销、风险管理、贷款质量、利息收入等指标的考核奖励力度，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其次，政治上要开通晋升、授权、提拔的通道，全面推行等级管理制度。对客户经理的业绩、能力、素质等情况，要按年度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及时晋升等级。对不同等级的客户经理，授予不同的贷款调查权限，确定不同的职责。在晋升、授权的基础上，实行优秀客户经理优先提拔为高管人员的倾斜政策。第三，要消除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实行尽职免责制度。制定落实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对信贷人员的不良贷款实行新老划段，区分主客观因素，合理确定不良贷款容忍度，消除客户经理的“惧贷”、“惜贷”心理。只要按制度流程履行了职责，并且没有滥用职权、违规渎职等行为的，要一律予以免责。
㈩ 我国现行的的农村金融政策是什么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一)遵循“普惠制”原则，进一步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
应遵循“普惠制”原则，“加快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方向、力度和政策结合方式、时机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适当的税收优惠。遵循“普惠制”原则，对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都给予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二是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范围。对凡是在农村设立网点的金融机构都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确实需要但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财政弥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财政部在黑龙江等9省(市)开展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试点经验，并不断提高奖励标准。建议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涉农贷款的内涵、外延及特征进行科学界定，解决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涉农贷款不同的解释；其次剖析在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的操作障碍及其根源，进而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有关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确认制度；再次要提高奖励标准，对县域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超过上年的，15%以内部分给予1%奖励，15%以上部分给予2%奖励。四是结合“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要求，将财政、公共性资金存款优先向支农力度大的金融机构倾斜。建议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存贷同比”原则，即按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占比调配相应的财政性存款份额，调动各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五是建立涉农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涉农贷款项目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六是实行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储蓄存款免缴利息税制度，使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遵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原则，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在采取“普惠制”优惠的同时，应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制定一些单独的扶持政策。一是对只要是按照服务“三农”原则设立、改制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都纳入合作制体系，享受统一的政策优惠和行业监管。因为现行的许多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扶持、存款准备金、银行业监管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合作银行享受，而同是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却无法享受。目前，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总体方向是按照市场原则，坚持股份制方向，“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把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无法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享受一样的优惠政策，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变身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事实上，即使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和自身实际，仍然主要承担着服务“三农”的职能，理应获得与合作金融机构同样的优惠待遇。二是逐步取消各种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如近年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而农村信用社却由于政策障碍无缘代理“新农保”基金账户，从而影响了“新农保”业务在农村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末，农信社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的正常好转。应结合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支农实力受限等特点，继续对农村信用社实行税收优惠。四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情况，实行差别的货币、监管政策
总的来说，对农村金融机构应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的货币和监管政策。一是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金融机构，继续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二是在贷款规模和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信贷总量调控过程中，对涉农贷款规模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对农户贷款规模实行单列。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有效发挥支农再贷款引导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的作用。三是实行差别的信贷监管政策。针对“三农”客户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改进、风险控制上进行探索创新。尽快将人民银行、银监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经验全面铺开，在新产品审批、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实行差别的风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对涉农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单独考核。简化核销程序，适当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核销呆账优惠政策的贷款时间范围，并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等更大的权限。五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在网点、服务、贷款等方面覆盖程度监管考核与评价体系。出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考核机制，确保持续稳定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设立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考核监管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绩效考核时，应区别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考核指标，充分考虑涉农业务收益较低的特点，避免在考核上挫伤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
(四)针对农业天然弱质性特点，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必须通过加快农业保险、担保发展，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予以解决。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建设。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制度安排，全面发展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对开展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减免涉农保险营业税。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二是完善“三农”担保机制，切实解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合理分散和转移农村金融业务风险。探索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发展林权、大型农机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和推动动产担保。
(五)针对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来给予支持和保障。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执法工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只有《商业银行法》，没有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应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促进法和监管法，就农村金融性质、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和各项农村金融支持、促进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大对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法治环境，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保护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和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抓紧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违约成本。三是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