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去产能信贷政策

1. 为什么压缩去产能制造业信贷

因为有些行业产能过剩，或者重复建设，或者环境污染严重，所以政府要压缩这些产业，到时候面临倒闭破产等风险，那个银行金融机构敢贷款给他们？资不抵债或者还不上贷款，容易造成呆账烂账。这种窟窿你堵上啊？

2. 钢铁产业去产能还需处理好哪些关系

1、局部与整体
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防止苦乐不均现象发生。正如河北省钢企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反映：“钢铁去产能是国家意志，应该是全国性的，不应只由河北省承担。”据他们反映还存在一些省份企业来河北购买已拆除的二手钢铁生产装备等现象，加剧了钢铁去产能任务重省份企业及员工的不满心理和抵触情绪，极不利于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因此，在钢铁去产能工作上，中央政府应做到全国一盘棋思维，在制订去产能任务上一碗水端平，防止顾此失彼现象发生，让全国不同省份的钢铁企业均等享受市场利益，共同承担去产能责任；尤其真正做到全国一把尺子量到底，把那些不适合发展钢铁的内陆地区产能和落后产能淘汰掉，为钢铁去产能任务全面完成腾挪出更大空间。
2、企业与企业
要处理好企业相互间关系，防止厚此薄彼不公平现象发生。目前河北省钢铁去产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在确定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时欠公平、透明，如省里确定的11家钢铁僵尸企业，都由政府认定，具体企业并不知情；尤其未被列入工信部名单的企业装备不被压减，压减的依据标准是什么，企业不清楚，有不满情绪。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去产能时，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又要增加市场色彩，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消除行政之手包办一切。同时，在压缩企业产能时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认真倾听企业和员工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掌握好去产能政策标准及政策实施边界，做到先压完不合规产能生产线之后再压减企业合规生产线产能，平衡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彻底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不满情绪现象发生，增强企业去产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政府与企业
要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防止因补偿和安置问题诱发新的社会矛盾。目前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出现的矛盾是：补偿不到位，出现职工上访问题；民营钢铁企业因身份问题，装备淘汰、职工安置都得不到任何政府补贴，对去产能抵触情绪大；此外，还存在补偿过低及员工安置不到位等问题，都对钢铁去产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对此，各级政府应认真落实中央政府对去产能实施的有关奖补政策，把落实奖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抓落实，将财政奖补资金直接与企业压减产能挂钩，在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提高企业去产能积极性，防止各种截留挪用现象发生。同时，给下岗员工提供就业培训与引导，为他们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并买好下岗员工失业保险和医疗养老保险。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不是划分企业性质，防止产生“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并给民营钢企下岗职工同等待遇，减小钢铁企业去产能产生的社会震荡。
4、银行与企业
要处理好银行与企业关系，防止抽贷压贷导致钢铁企业更加困难现象发生。从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情况看，企业担心因为去产能导致产能规模急剧缩小和行业排位退步，银行会根据钢企在全国的排位提供授信和贷款支持，钢企一旦退出某个位次，将面临银行抽贷，这是钢企去产能面临的隐性压力。尤其政府加大去产能舆论声势，提前把将要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上网公布，银行会据此判断企业成了政府的打压对象，极易引发抽贷、断贷行为，造成产能还没压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已经垮掉。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企业去产能过程中，应坚持“外紧内松”原则，讲究去产能策略，严把去产能舆论宣传关，防止因去产能信息泄露对银行产生误导；对去产能企业以内部掌握为主，任务完成后再对外公布，从而减少对企业冲击。同时，银行应客观理性对待钢铁企业去产能，制定科学信贷对策，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对该支持的应坚决支持，消除去产能“风声鹤唳”行为，防止出现去产能信贷“一刀切”误伤所有钢铁企业，减少钢铁企业心理压力，确保去产能有序推进。
5、当前与长远
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关系，防止新的钢铁供求脱节矛盾发生。目前钢铁业内人士认为，未来5~10年国内钢市稳中趋升，且炼铁高炉、炼钢转炉的服役年龄约15年，目前国内现有钢铁产能基本建成于2010年前后，即使没有政府之手强力去产能，行业自身在2020年至2025年也将进入装备集中淘汰更新期，要警惕到时国内缺钢现象发生。对此，中央及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钢铁企业发展现状及去产能实际，确定一个钢铁生产的合理规模，不能一味为去产能而去产能，防止去产能用力过猛“急刹车”，导致将来可能缺钢现象发生；尤其就防止到时“拆旧建新”或“建新拆旧”导致的影响市场供需和资源浪费现象发生。但同时，又要做好企业宣传引导，防止企业因钢价暂时上涨产生“东山再起”的幻觉、盲目扩大钢铁产能或不认真落实去产能任务，影响整个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

3. 如何实施实施结构调整，加强授信业务管理

目前，银行对信贷资产质量要标本兼治，重点需强化前瞻性的信贷战略布局、严防信贷结构性风险、夯实风险管理基础，走出一条稳健发展的新路子。
一、问题的提出
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目前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仍在不断攀升，已逼近2%，不良贷款与逾期贷款“剪刀差”还在扩大，潜在风险贷款持续增长。同时，快速处置不良贷款的损失越来越大，处置回收率不断创出新低，尤其是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处置损失巨大，给银行的经营效益和财务成本带来较大负担。简单地遏制不良贷款，只是延缓或推迟风险暴露，在当期或短期内减缓不良率上升幅度，治标不治本，没有脱离产生不良贷款的外部环境，消除风险隐患，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贷款产生的内部因素。
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基本状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较大程度上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反映。尽管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会立刻反映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上，但当经济增长出现较长时间的下行或疲软态势，或者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扭转，最终会对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造成实质性影响。
按现行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规定，一般是按季结息，融资期限大都是6~12个月或1年期以上。当贷款出现欠息或到期后超过90天不能偿还时风险才会暴露，才会被确定为不良贷款。对于一些问题贷款，银行为保全资产通常还会采取再融资、展期、签补充协议调整原合同要素等方式来使贷款风险延期暴露。此外，很多潜在风险贷款还要受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触发才会暴露。因此，从贷款发放到劣变为不良，一般都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在经济增长放缓初期，信贷风险暴露会比较缓慢。但当经济增长出现持续乏力，不仅新的信贷风险会加速暴露，部分缓释的信贷风险还会再次向下劣变，累积的潜在风险也会转为现实的风险，从而使银行信贷风险暴露显著加快，贷款劣变率快速攀升，甚至可能持续地超过银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幅度，严重时还会触发流动性风险。
从目前的态势分析看，经济增长放缓的基本要素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不确定因素没有消除，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在继续累积，持续影响着银行的信贷经营环境。比如，一些技术含量低、工艺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的在不断增多。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资产重、负债高，调整转型难度大，效益下滑的局面可能长期存在。一些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实体商场商城，随着新兴市场业态的变化出现了萎缩态势。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在经济上行期市场需求大，尚能生存发展，但当经济波动时就会最先受到冲击，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且这种情况又会传导到其上下游领域，致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金流不足或断裂，导致信用风险在客户、行业、区域等维度呈持续扩散态势，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此外，交易对手风险、合作机构风险、民间借贷与银行融资等风险交叉传染、蔓延扩散，大量外部风险的跨业跨界涌向银行，成为新的信贷风险源，使得银行信贷风险管控的难度和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上升的势头将难以遏制。
另一个问题是，银行信贷经营状况并没有随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改善，新增融资的风险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经济下行，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大幅减少，制造业仍在深度去产能过程中，消费只能渐进式增长，出口则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回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一般都通过发行超短融、短融、中票以及各种企业债来归还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这意味着正常经营的企业不仅降低了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而且还偿还了原有的贷款，直接减少了贷款余额。为确保信贷总量不减少、增速不降低，银行除了要补上企业发债偿还的贷款外，还要再寻找新的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这类企业大多是一些经营相对困难、潜在风险较大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按惯性和传统方式不进行调整就投放贷款，风险可能会更大。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银行出现的信贷风险问题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就银行自身的反思而言，决不能就此了事，或至多认为是一些分支机构或有关人员不尽职、业务操作不到位所引发的信贷风险，而应从自身风险管理上作深层次分析。这其中有些风险暴露看起来似乎是由外部因素造成，且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突发性，或是某些企业或某类型企业、某些分支机构，或者某个区域等的个案问题，但其实质是一些银行忽略了对信贷战略风险的管理。
目前，商业银行间的新增不良贷款并非呈均衡分布，不良贷款率的差异很大。在同一区域，外部环境相同，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也不均衡，有些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高，有些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低。导致这些银行及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信贷结构的差异。不同的信贷资产分布结构具有不同的风险，若信贷资产在某些风险较高的领域或板块占比过大，那么相应的不良贷款率也就会比较高。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区域风险，钢铁、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风险，银行信贷产品中的商品融资风险、暗保理风险，以及贷款保证担保方式中的互保、联保、关联担保风险等。由于信贷资产的背后是信贷客户，客户违约便表现为信贷资产劣变。所以银行间不良贷款的差异，实际上是信贷客户结构的差异。信贷的客户结构差异越大，信贷资产质量的差异也越大；并且这种差异大并非短期形成，也不是一两笔业务就能调整过来的。
所以，评价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不能只看逾期贷款率、不良贷款率，它们只反映当期信贷资产的质量，并不能反映长期的信贷质量。当期的逾期贷款率、不良贷款率比较低，不能说明其未来的风险就可控，信贷资产质量就一定好。事实上，只看当期不良贷款率本身也不全面，因为其中包含了核销处置的因素。要判断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优劣与稳定，必须深度地分析信贷结构，包括信贷资产的客户分布结构、行业分布结构、区域分布结构和产品分布结构等，才能搞清楚银行信贷资产的真实质量及潜在风险，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一家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优劣，才能结合外部经济环境判断未来贷款劣变压力的大小。
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银行间信贷结构的差异实质上是信贷战略的差异和战略风险管理的差异。不论是理性的战略风险防控，还是风险偏好的决策判断，信贷的战略风险及其结构性风险必须要事先防范，一旦发生战略性的风险就很难再进行有效控制。这也是当前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些银行尽管当期出现了不良贷款率上升，但从信贷战略风险等长期因素来看，风险仍然可控；有些银行虽然当期的不良贷款率不高，但从长期的信贷战略风险等因素看，潜在风险很大且有的已很严重，极有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强化信贷战略风险管理
尽管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这并不是说对此银行就无所作为，只能消极等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抓住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机，加快自身信贷经营的转型，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标本兼治，切实解决制约和影响信贷风险管理的深层次问题；既要防控和压降当期的信贷风险，更要强化和完善长期信贷风险的管理，调整和明确信贷战略，防控好信贷战略风险，使信贷业务能有一个稳健的长久发展态势。

所谓信贷战略风险，是指未来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的信用风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极为重大，甚至会导致银行的破产。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就是要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的风险偏好，确定信贷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以防控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带来的战略性信贷风险。
从信贷战略层面来分析信贷风险和不良贷款，就不难发现每家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其信贷战略及其风险管理密切相关。其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一些银行事前缺乏明确的信贷战略、理性的信贷布局和对信贷风险隐患的防控要求，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为完成当期的经营指标，过多地向某些收益较高领域投放贷款，形成了大量高潜在风险的信贷资产。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便深陷风险持续、大面积暴露的困境。因此，为标本兼治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严格防范战略性信贷风险，商业银行要在对外部经济环境和自身信贷经营条件、风险识别能力等有足够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本着审慎的风险偏好来制定信贷战略风险管理规划，确定信贷总量和结构目标，并做好长期充足的风险损失准备。
银行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关键，一是要明确规定在一定时期内适度的信贷总量增长，确保风险总量可控。即风险总量与风险准备、财务承受能力相匹配，这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充分体现，更是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倘若信贷业务在短期内发展过快，风险管理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潜在风险就会相应更快地累积。尤其是目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还未到位，一些新市场尚未形成实际的信贷需求，如果银行新增信贷总量过多，包括对新客户的贷款和老客户的增量贷款，稍有不慎就会顺着惯性继续投向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甚至是一些工艺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产能过剩严重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成本上升、资金链趋紧，会有较大的融资需求。如果贷款投放过多过快，风险暴露的压力就会增大，极易导致新的不良贷款。因此，合理适度的信贷总量控制应是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
二是要尽职守住信贷战略风险底线不动摇、实现信贷战略目标不动摇。当然守住风险底线也是有成本、有代价的，要尽可能地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市场机会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避免发生大面积或板块式的信贷资产劣变；只有这样，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性、信贷资产分布的匹配性、客户风险的可控性、综合收益的可持续性，才能有基本的保证。
三是要在信贷总量内确定未来的信贷结构目标。信贷结构及各组成板块的集中度风险防控是信贷战略风险管理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把控好新增贷款投向结构的度，避免出现结构性或集中度风险。特别是目前投资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逐步向投资与消费拉动转型，银行也要相应调整信贷战略，加大消费信贷板块的投放比重。另一方面，要对存量信贷的客户、行业、区域、产品等结构及集中度等进行全面分析，对其中的潜在风险及时完善防控措施，并不断优化调整。
从客户维度看，信贷客户的质量结构是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础的基础。客户的质量好、结构优，就说明银行长期的信贷资产质量有稳定的基础。客户的选择主要由银行的风险偏好决定，不同的风险偏好会有不同的客户选择。关键是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识别不了实质风险就难以选择合适的客户。在实施信贷客户战略时，银行要充分利用数据沉淀和技术处理上的优势，通过大数据实现对客户的风险识别和精准选择，有效预判和控制客户风险，提高优良客户占比，这将成为银行未来创新和市场竞争的重点。同时，要对识别出来有潜在风险因素的存量客户，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较传统、缺乏核心竞争力又过度融资的客户，需要加快退出。小微企业客户较特殊，不仅要以商业原则来评价其实质风险，对其融资总量要与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还要从战略角度来培育客户，不能过度强调风险底线而放弃小微企业客户。
从行业维度看，信贷行业分布对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有很大影响，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发展周期、不同的风险表现，所以行业板块的布局要与经济发展及走势相契合。目前就是要把信贷资源投向新兴产业、弱周期行业等长期融资风险相对较低的行业，提高其结构占比；对严重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环境安全、工艺技术严重落后的行业，要尽快减少信贷总量，降低结构占比；对周期性较强的行业，要严格控制，避免占比过大。还要关注一些以往盈利较大的行业，这些行业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当这种简单的高盈利模式成为共识时，就会转变成低收益的行业，风险也会随之陡升。如果这类行业的融资占比较高，那么未来信贷资产劣变的压力就会较大，因此须抓紧调整压缩。
从区域维度看，信贷战略风险管理中，还需关注区域信贷总量与区域GDP的比例关系，该比例过大的区域，潜在的信贷风险也会加大。目前由于投资效率下降，企业的利润率下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要比过去增加更多的投资，使得信贷总量增速与GDP增速的比率在某些区域快速拉大，同时风险也在快速累积。银行对各区域的信贷投放，要区别不同情况。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比较顺利的区域，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充沛的区域，可继续保持适度的信贷增长。而产业结构较单一，工业化、城镇化潜力不大的区域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洼地，信贷资源投放需审慎把控。如果过多地把信贷资源投向边际效率较低的区域，那么未来的区域信贷风险就会加大。
从产品维度看，信贷产品结构也是影响资产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风险较低的融资产品可以保持信贷资产质量稳定，而风险较大的融资产品尽管收益较高，但需审慎，占比不宜太大。尤其在经济增速放缓或下行期，一些收益较高的传统信贷产品不仅风险增大了，市场需求也缩小了，总量应稳步压缩。同时，应根据市场变化，适时推出新的融资产品，特别是要积极创新，开拓消费贷款市场，推出一些风险可控、适合市场需求的消费类融资产品，提高消费类融资产品的占比。
三、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实施的必要条件
确定了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目标，并不等于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有配套的环境与条件，包括用新理念、新机制、新要求来对信贷战略风险进行管理。要有防控大板块、大面积信用风险的预案及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制度。
（一）完善信贷风险管理机制，明确风险管理责任
要实现信贷战略风险管理所确定的目标，必须完善信贷风险管理运行机制，既防控当期信用风险，还要对战略风险进行有效防控，并保证客户服务的高效率。不仅要解决现行信贷风险管理中存在的管理层级多、操作流程长等效率问题，更要解决前中后台部门相互制衡异化为风险管理职责不清的机制性问题。
必须明确信贷风险主要是客户的违约风险，所以信贷风险管理也必须以客户为中心来明确部门及员工的岗位职责，落实风险责任，谁管客户就由谁来承担风险责任。在整个信用风险管理中，前台市场营销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营销客户、维护客户关系、全过程管理客户，并对客户风险承担主要责任；中台风险审查部门的独立审查主要是协助市场营销部门对客户风险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把关，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台监测监控部门主要责任是统一客户视图，对客户风险进行全方位监控，并及时向市场营销部门提示在贷前与贷后需关注的客户风险动向，帮助做好客户风险控制。通过三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形成以市场营销部门为主体，风险审查部门、风险监控部门为辅佐，互为前提、相互制约、责权统一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只有完善信贷业务各环节中的责任机制、明确各自的职责，才能有效保证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顺利推进实施，确保该进入的客户、行业、区域能高效率地进入，该退出的客户、行业、区域能有策略地退出。
在现行以区域板块管理为主、业务条线管理为辅的银行经营管理体制下，必须明确各信贷业务部门的基本职责是为各级机构的风险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以及相关政策、产品等服务，主要承担风险揭示不充分、风险防控或缓释、政策要求不到位的责任。对客户的融资业务做还是不做，须由机构负责人决策。因此，各级机构负责人是信贷业务的最终决策者，应承担风险决策的主要责任。
在明确了责任机制的基础上，需同步完善责任与权利的匹配机制。市场营销部门承担客户风险的主要责任，就必须给予充分的授权。不仅要有权进行客户授信及债项业务的尽职调查与日常贷后管理，严把客户真实信贷需求、真实风险缓释、真实贷款用途，还要负责信贷业务政策指引、客户或业务准入、贷款定价、产品创新发起等工作，牵头协调各产品部门及各区域资源的统筹配置和调度，以及对与法人客户相关的个人业务及其风险开展跨部门延伸营销管理等。
为提高对客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避免分支机构的信贷客户准入选择风险、信贷投向偏离信贷战略目标风险，要相对集中营销资源，调整营销方式与策略，对信贷战略影响较大的板块、新兴业务领域以及个性化需求较强、产品结构复杂、风险防控难度大的业务，要在统一客户选择标准、服务标准、风险识别标准、业务操作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信贷顶层布局、高层决策的直营机制，提升客户直营层级。除小额、零售信贷业务外，基层机构主要是对客户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辅助上级行做好客户营销工作，以更完整、更专业、更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金融服务，彻底改变现行实际由各基层机构依据当地市场需求决定信贷投向和信贷结构，甚至造成逆向调整的问题。
（二）创新信贷风险管理方式
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完善责任机制，还要有完善的创新机制，通过创新把有限的资源投到信贷战略风险管理上。在当前内外部复杂环境下，要保持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只有通过创新转型，才能激发防控风险的活力，提高风险防控的效率。从理念、布局、管理、方式、产品等角度考虑，信贷战略风险管理本身就充满着创新。当所有的创新汇集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创新红利，表现在信贷战略风险管理上，就是信贷资产质量长期保持稳定优良态势，贷款单边劣变持续减少，潜在信用风险得到有效化解，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信贷资产收益进一步提升。
一是对部分信贷业务进行标准化运营。即把风险可控、市场潜力大的消费信贷、小额信贷以及其它风险较低的信贷业务进行标准化改造，作为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创新的重点。由于这类业务量大面广，操作起来费时费力，因此需对现行的信贷业务运营方式进行调整改造。依据这类业务的不同风险特点来设定防控措施和操作流程，利用先进的技术创新业务办理方式，以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风险管理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采取“数据+模型”的方式，通过网络化、自动化等手段，以纯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模型、参数自动筛查或与线下审查结合等进行风险防控措施，实现客户融资业务自主或半自主办理。这样既可方便客户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办理融资业务，又可以缓解基层机构大量的业务操作，充分体现小额、风险可控业务走短流程的原则。
二是创新融资业务的组合风险管理。由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形成了以单项业务、单一品种为基础的信贷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方式，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政策制度，使得银行在具体信贷业务经营上过于部门化、产品化。不仅客户的金融需求被人为切割，银行的一些融资产品也被切割，难以同步交叉销售，而且对同一客户的信息、风险防控也被分离不能共享。事实上，对客户进行某项金融产品的营销既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也是了解和掌握客户信息的有效途径，是风险防控的重要措施。信贷风险管理就应寓于业务发展之中，不能把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截然分离，银行就是在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其有效的风险管理。因此亟须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单一业务管理方式，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实施好客户战略。加快实现商行与投行、自营与代理、表内与表外、本币与外币、境内与境外等融资业务的整体营销和综合金融服务，创新出更多的融资新产品、新方案和新模式，同时可以更完整地了解客户信息，强化组合风险管理，从信贷战略上防控客户风险。
三是拓展融资新领域、防控新风险。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市场融资需求的变化，按传统惯性思路看市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信贷市场。昔日旺盛的需求不复存在，普遍的过度融资以及大量的风险暴露已把不多的市场需求掩盖，所看到的一些需求也大多是风险大、收益低、难管理的业务。因此，要以创新的思路来审视市场、细分市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就会发现大量的市场机会和融资需求。关键是要从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视角来把握新时期的市场特点，借助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来识别风险、防控风险，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新的产业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风险表现。比如，对信贷战略结构布局有重要影响的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服务业以及其它各类轻资产领域的融资需求潜力很大，PPP方式下的新项目融资需求也很大。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其中的风险又怎么防控，都需要创新、需要智慧。又如，现在银行都在想办法处置不良资产和问题贷款，其实换个思路，把其作为一种资源包装成一个新产品来经营，就会开拓出一块新市场。
（三）完善员工行为风险管理
员工行为风险管理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也是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对信贷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管好了员工行为风险，信贷风险也会大幅降低。只讲业务风险管理，不进行员工行为风险管理，信贷风险管理也很难真正落实到位。事实上，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就是整体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不只是具体一笔债项业务的风险防范，因此需要全体员工持续尽职努力才能实现。
员工行为风险管理就是要使员工在信贷业务经营的全过程中做到合规、尽职，这也是员工行为风险管理的核心。从目前银行出现的不良贷款案例分析来看，虽有各种内外部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由于员工不合规、不尽职等行为风险因素造成的，使得一些原本完全可以有效防控的风险未能避免。合规与尽职并非一个层面的事情。合规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该做就必须要做到位，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这是红线不能逾越。与尽职相比，合规尤其是表面的合规容易做到，但把规定动作都做了，也不一定就尽职了。从本质上讲，合规可以防控操作风险，但不能完全防控信用风险。尽管不少信用风险是由不合规的操作引发的，但无论合规要求有多具体，也难以覆盖复杂的信用风险，合规管理不可能替代对信贷实质性风险的尽职防控。
强化员工行为风险管理，首先，要对员工进行职业操守培训，敬畏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敬畏风险管理。明确其职业行为规范，恪守高标准的职业操守，自觉履行岗位职责、勤勉尽职。这也是员工行为风险管理的基本内容。其次，要对员工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全面推进信贷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将专业资质作为从事信贷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办理具体业务的刚性约束。做到让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不具备风险管理能力和素质的人员坚决予以调整。其三，要强化对风险管理专业人员及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业务技能培训、岗位考核等工作，使风险管理专业人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数量、质量与信贷业务发展要求相匹配。形成风险管理人员职业化、机构负责人专家化，把风险管理专业人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队伍的梯度建设真正落实到位，才能有稳定的信贷资产质量，这是实现信贷战略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
（四）监管部门应关注银行信贷战略风险
当前监管部门不仅应把经济上行期的监管政策要求调整到适应经济增长放缓条件下的监管政策要求上来，更需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强化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避免由局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引发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需要关注各区域的社会融资总量、结构与其经济发展的匹配性，分析是否存在严重过度融资风险，是否有潜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还应重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战略风险的监管，分析其信贷资产总量及其分布结构，对可能引发大面积风险的因素及早做好风险隐患的化解和防范。
监管部门要尽职监管，就必须对监管对象的信贷战略风险进行有效监测，对信贷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管，发现有异常情况就应立即采取监管措施，不应等风险都暴露了才进行监管风险提示。没有具体的监管检查、监管处罚等监管威慑的严格跟进，很难能真正发挥监管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限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规则，是保证道路交通安全最基本的措施。信贷风险暴露与交通事故一样，大都也与速度有关。从目前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分析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原因，就是无论某项信贷业务增速过快或是整个信贷业务增速过快的机构，或某个区域的融资增速过快，其不良贷款暴露得也多。信贷业务短期内发展过快，不仅很难持续，而且风险隐患会很大，随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快速上升的态势。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信贷业务发展应有一个合理的度，超过了就一定有其特殊原因，很有可能是风险，至少有潜在风险。如发生钢贸融资风险、融资担保（圈）链风险以及民间借贷等较大风险的部分机构或区域都曾有过一段高速的信贷业务发展，且当时的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等质量指标还都很不错。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发展速度应有监管限制，哪家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的信贷业务发展过快，包括某项信贷产品发展过快，监管部门就应进行合规检查，看是否存在不审慎或不合规的问题，且不能简单地做一些风险提示就了事。

4. 如何处理好去产能与稳增长的关系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5. 央行紧急政策的四层深意是好消息吗

2月16日下午，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此文对于工业领域乃至实体经济而言，都是一次信贷机构的大调整和大部署。
同一天，央行发布201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今年第一个月，央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创下历史记录。
这两个重大信号意味着，2016年刚刚开始不足两月，中国货币政策已经随着以去产能、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发生重大改变。就此，2016年中国货币政策格局基本形成，具体总结，将呈现以下4个趋势，而这也正是央行联手八部委分文背后的4层深意。
一；整体货币投放量将会大幅提高；
二；工业信贷两极分化、产能过剩领域信贷更加两极分化；
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
四；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
趋势一：2016年货币投放大幅提高
央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42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1.61万亿元和1.37万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
2.54万亿这一惊人的贷款记录，比中国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份，还要超出了9000亿。这是2015年10月开始取消存贷比政策后，银行的放贷冲动在各种主客观条下的一次大胆试验。
今年1月初召开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等。其中，对货币政策操作的表述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1月当月看，“稳健”不但变成了“宽松”，而且是“超乎想象的宽松”。
开年第一个月的放贷量，说明整个2016年都将会采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以确保工业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双重任务所带来货币需求。尽管从2月份开始，货币投放增速会逐渐降下来，但第一个月的规模，已经确定今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都要比2015年多很多。
从实际操作上看，2016年货币政策绝非稳健，而是非常宽松。当然，宽松是相对的。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信贷有保有压的基调和具体领域。
简单从1月份信贷结构看，贷款直指实体经济。在实体贷款增加2.54万亿的同时，各类票据投放占比非常少，这与2009年1月的货币投放中，票据占比30%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说明，央妈对当前困难重重的实体经济的出手，比2009年更加“快、准、狠”。
当然，1月货币投放猛增也是有原因的。
历来每年1月份基本都是年度信贷投放最多的月份。而2016年1月份的天量货币投放，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于季节性和需求猛增两个重要变量、
1；季节性因素包括两点：2015年12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3%，增速比当年11月末低0.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5979亿元，同比增长14.3%，比上月低0.6个百分点；普遍低于市场预期，这其中可能包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进行的主动调控。但12月却是中央各种稳增长投资项目密集下放的窗口期。
货币投放的下降和项目投放的增加，这个一降一增之间所产生的信贷资金的供需匹配，亟需在2016年1月完成。此为季节性因素一。
其次，大量的稳增长投资项目在2015年最后两个月集中释放，中央财政资金已经到位，亟需信贷资金跟上。
同时，商业银行目前盈利能力降低，亟需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有两种途径：中间业务和放贷。放贷环节，在短期利息上升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只能增加放贷规模，1月份放贷，意味着全年的利息周期。此为季节性因素二。
2；需求猛增：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大量稳增长投资项目需求资金匹配，以便尽快开工；去产能和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给工业实体带来的波动和阵痛，需要用信贷熨平，为破产清算、兼并重组、产能退出资金准备和机会选择。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2015年10月，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取消，让银行的放贷冲动进一步释放。
不过，尽管有各种因素导致2016年1月份信贷猛增，但不妨碍，这对2016年全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整体预判：宽松、谨慎的宽松、非常的宽松。
趋势二：信贷呈现明显两极分化
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两个层面的信贷差别化操作：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整体工业领域：
1；保：七大重点领域
这七大领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汽车等消费产业。
具体措施包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入、金融业全方位服务、适当降低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的贷款首付比例，合理扩大汽车消费信贷；
以及，鼓励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加快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股债结合等资产管理产品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提供资金支持等。
2；压：五大产能过剩领域
五大领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炭。
具体措施包括：
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一律不得给予授信；
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
强化目录管理、标准管理等手段的约束力，提高“白名单”、“黑名单”的信贷参考价值；
第二层面，具体针对五大产能过剩行业：
1；保：三类企业；
这三类企业是指：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
具体措施包括：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帮助有前景的企业渡过难关；
制定银企对接行动方案，积极推动银企信息对接工作；
大力发展能效信贷、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碳排放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业务；
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
完善并购贷款业务，进一步扩大并购贷款规模，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对于暂时困难、未来现金流有合理市场预期的工业企业，通过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有效降低其债务负担和杠杆率。
2；压：三类企业。
具体包括：手续不合法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
具体政策包括：停贷、停授信、强制破产清理。
趋势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
上一轮中国呆坏账核销大潮还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堪称史上最大一波国企改革登场，中央以极大的决心、魄力和代价启动了一轮主动出击的国企破产、重整、下岗、债务核销的改革计划，现在看这一国企改革计划，虽然当时代价巨大，但却让此后的中国经济收益匪浅。
不过，这仍是一次不彻底的国企改革，而且当时的“入世红利”和投资驱动的“黄金十年”熨平了改革的阵痛。但这一次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则面临不一样的局面：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了，但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还没有来到窗口期。
但要完成这次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彻底淘汰，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资源、信贷和金融资源解放出来，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方能见到成效。
因此，此次央行、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银行要准备出手各种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但同时又要注意处置风险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央行基调也是近年罕见：用足用好现有核销政策，加快核销进度，做到“应核尽核”。
从2014年到2015年，随着钢铁、光伏、造船等行业接连出现企业破产案列，其实银行已经启动了债务核销。只不过，在2016年，债务核销将会更加集中化和规模化。
以《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为喊话筒，央行在给一直畏手畏脚的商业银行松绑，意思是，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方面，要放开思想包袱，大胆干。
但债务核销将也将会是有选择的，具体看：
1；国有企业将会优先考虑。
一是因为国情；二是因为政策操作相对好推进；三是为了防止出现“恶意脱保”等负面效应，以及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营“道德风险”。
2；“僵尸企业”将会优先并坚决地予以考虑。

那些“类僵尸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将会更多的通过“多兼并少破产”的方针，推进债务重组。或者，干脆直接按照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进入破产程序。
不过，按照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的难点在于，究竟该如何界定僵尸企业？
呆坏账核销和处置是此轮去产能的关键点和敏感点，尤为关键，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如果没有明确清晰的界定和处置标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操作。
趋势四：不良资产、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开推
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此前，关于资产证券化呼吁颇多，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大多是围绕一些优质资产进行操作。而进入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领域试水，是此次金融力量发力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不过，此次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试验，不会得到很大力度的推开，范围应该也很小。毕竟因为涉及环节较多，而中国的诸多从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市场尚不完善，良好的信用体系尚待很长时间的构建。
央行的态度也很谨慎：“在审慎稳妥的前提下，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
此外，央行等8部委的文件还提出，加快推进住房和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
不管步子究竟能迈出多大，但改革毕竟又前进了一步。

6. 经济学里“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是什么意思

去库存化分成两类，即狭义库存和广义库存。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6)金融机构去产能信贷政策扩展阅读：

去产能的重要性

1、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2、当前，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对于中央提出的化解产能过剩的要求，发改委将从五个方坚定不移地落实：

1、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严禁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

2、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

3、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

4、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5、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

7. 如何实施实施结构调整，加强授信业务管理

为确保信贷总量不减少、增速不降低，银行除了要补上企业发债偿还的贷款外，还要再寻找新的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这类企业大多是一些经营相对困难、潜在风险较大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按惯性和传统方式不进行调整就投放贷款，风险可能会更大。上述分析表明，当前银行出现的信贷风险问题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强化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尽管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这并不是说对此银行就无所作为，只能消极等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抓住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机，加快自身信贷经营的转型，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标本兼治，切实解决制约和影响信贷风险管理的深层次问题；既要防控和压降当期的信贷风险，更要强化和完善长期信贷风险的管理，调整和明确信贷战略，防控好信贷战略风险，使信贷业务能有一个稳健的长久发展态势。

8. 当下的去产能化是什么意思

在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业的去产能过程中，应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关注经济发展和人员安置等全部问题，为产业后续坚实发展铺路奠基。应落实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政府联合金融行业，确保去产能过程中经济平稳发展。企业明确去产能以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断臂求生，响应行政指令。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对相关企业进行奖补，妥善处理人员安置等相关问题；引导鼓励企业寻求转型升级，以综合性的手段，达到去产能的现实目标，完成结构性调整，保证未来产业升级的可行性。
制造业是产能过剩的集中区域，传统制造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取得行业相对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替代性产品出现并以其更低廉的价格和可获得性抢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使制造业相对竞争优势衰减，行业利润率下降。
在传统制造业中，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的代表。经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的产能大规模扩张阶段之后，需求不振的现状给了钢铁行业沉重一击，供需矛盾尖锐，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
2011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需求疲软，我国钢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2015年，我国粗钢实际产能约1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0%。2015年钢铁行业由盈转亏，全行业亏损，累计销售利润率-2。23%，同比下降2。86个百分点。2015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及业绩预告显示，在已公告业绩的钢铁企业中4家亏损额在40亿元以上。
春节后，受宏观经济企稳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刺激，钢铁价格持续上扬。相比2015年低点，钢铁价格已经反弹近一倍。北京地区螺纹钢价格上涨至近3000元/吨，比去年最低的1560元/吨上涨近一倍。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纷纷复产锁定上半年订单，沙钢作为建筑钢龙头频频提价，4月下旬单旬涨幅超过500元/吨。
在经济下行趋势下，稳增长是首要目标，需求下降导致传统制造业陷入产能过剩危机，短期供求改善导致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不可持续。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的大势下，淘汰落后产能才是恢复企业盈利水平的正确出路。

9. 如何破解去产能与企业增产扩张的矛盾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10. 银监会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的内容是什么

4月8日，为进一步指导银行业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相关工作，尤其是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加大支持力度，银监会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

为给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营造有利条件，《指导意见》提出，监管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自律组织要积极推动和配合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优化外部环境，重点工作有：一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守信联合激励。二是完善多方合作的增信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大逃废债打击力度。

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指导意见》还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核评估、促进沟通交流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以畅通政策传导路径，做实做细工作机制，促进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